◎唐勇

湘西民族地区民间手工技艺分布范围相对广泛，文化形态也各有特色。如织锦与挑花类就有土家族织锦、侗锦织造技艺、花瑶挑花、湘西苗族挑花等；扎染与印花类也有蓝印花布印染技艺、踏虎凿花、凤凰纸扎等种类；在木雕与石雕方面，也有宝庆竹刻、土家族竹雕、湘西木雕、洞口木雕、泸溪傩面具等多个种类；而陶艺与竹编类也是种类繁多，包括湘西土陶制作技艺、中方斗笠竹编技艺、会同民间手工竹编技艺、湘西竹编技艺等；建造技艺则有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等。手工技艺不仅能真实地反映湘西人民的真实生活，表达湘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且还能反映出湘西人民真挚朴实的技术及艺术魅力，是湘西各族人民的艺术结晶，极具地方特色及价值。

一、湘西民族地区民间手工技艺的内涵

（一）承载了湘西民族地区的历史集体记忆

从文化遗址考证来看，湘西地区早在人类社会最初阶段就有古人类活动，而且长期在这一带繁衍生息。[1]几千年来，湘西各民族人民通过长期生活积淀而形成的文化意识及心理特征被有机地融汇于民间手工技艺作品中，这些技艺不仅世代相传，而且所创造出来的作品内容相对固定，并体现出先人们在一定时期内的迁徙经历、生活、风俗民情、人文地理、民族故事等。苗族挑花就有学者指出：湘西苗族挑花纹样与北方仰韶等地出土的陶罐纹饰相比，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如苗族挑花纹样的“蟾蜍花”，与马家窑文化出土陶罐上的蛙形纹饰大同小异。[2]由此可见，苗族挑花艺术的图纹符号是沿袭着远古陶纹演化而来，并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不仅流传历史在距今5000至7000年的仰韶文化以远，同时也印证了苗族是一支由北往南迁徙的民族。又如土家族织锦、湘西苗族服饰、侗锦织造技艺等，是其民族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民族文化艺术，内容涉及历史、民俗、婚恋、祭祀、生产、生活等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各族人民在自然、社会、历史变迁中的种种感受，表达了他们崇尚自然、追求和谐的理想，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参考价值。我们透过这些手工技艺及作品原始、质朴、怪诞甚至野蛮的表象，会发现其本身蕴含着大量的湘西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湘西人民的历史集体记忆。

（二）展示了湘西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

湘西民族地区民间手工技艺牢牢根植于湘西人民的生活中，与湘西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其制作原材料往往取自本地，并依据材料的质地、色泽、特殊物质组成等进行制作，满足了大众对生活美的需求，具有浓郁的地域特点，充分展示出湘西的风土人情。苗族花带多用于苗族人自身的装饰，如围裙带、巴裙和小孩背带、斗笠带、腰带等。同时也常作为礼品赠人，寄托情谊，特别是青年男女，花带是相互联系爱情的纽带。又如苗族挑花就根植于湘西苗家女性的生活中，充分展示出苗族对美的热爱、崇尚与创造。苗族女孩自小便跟随家里长辈和同辈一起学习织布、挑花等，到豆蔻年华时，便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嫁妆，这些嫁妆包括头上戴的头帕、胸前的围裙、做客用的方巾、床上的被盖、帐檐、枕头等，甚至连婚嫁后小儿出生用的穿戴也一并准备妥当。婚前女子还要准备钱袋、烟花包、头帕等挑花工艺品，一方面能显示出女子的聪明才智，成为美化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些物件也是婚前男女双方珍贵的定情物。姑娘们在编织定情纹样时，几乎倾注了她们的全部情感，用一针一线编织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爱情的坚贞。[3]苗族银饰锻制技艺则展示出湘西苗族女性对银首饰的喜爱，因为它是光明、吉祥、美丽、富有的象征。每当节庆或女孩婚嫁之时，她们就会将银饰从头到脚佩戴起来，银光熠熠，格外美丽。踏虎凿花不仅应用于服饰装饰，还广泛出现在苗族地区的各种祭祀和婚丧仪式之中。它受盘瓠图腾崇拜和苗巫文化的影响，带有神秘色彩，并渗透到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凿花艺人世代以此为业，手摇铃鼓，肩挑篾箱，走乡串寨，逢墟赶场，凿花卖花，足迹踏遍湘、鄂、川、黔。

（三）弘扬了湘西民族地区的工匠精神

手工艺品往往以艺人的手工打造为主，就地取材，需要在成百上千次的练习和经验积累中完成学习和成长。这一过程中，工匠精神起到了关键作用，匠人们需要有较高的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并且从一而终，表达出对工作的尊重，对技艺的精益求精，对手工制作的专注，对表现内容的继承和创新等诸多方面。工匠精神在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苗族银饰锻制技艺，制作的银饰造价昂贵且花式繁多。银饰的式样和构造也经过了匠师的精心设计，从绘图、雕刻到制作成型共有30多道工序，制作流程繁杂，工艺水平极高。湘西苗族挑花主要流传于泸溪、吉首、凤凰、古丈等市县境内。湘西苗族挑花图案常用的有60种之多，工艺材料只有家织布和针线，从第一针起到一幅图案挑成，针线全部在布料表面行走。数纱行针，经三纬四，不能数错一根纱，是极其细致而严格的手工艺品，这样的挑花针法已在湘西自成一体。宝庆竹刻制作时，艺人将竹子去青去节，削出竹黄，经煮、晒、碾等工序后，压平贴于木胎或竹胎之上，再抛光打磨，运用不同的手法在上面雕刻人物、山水、花鸟。雕刻技艺种类齐全，题材丰富，手法别致，仅刀法就多达20余种。宝庆竹刻的历代大师擅长于将自己高超的艺术表现技巧与文人的审美情趣和中国古典书画的意境融会贯通，创造了无数精美的竹刻艺术作品。侗锦分素锦、彩锦两种，都以手工操作织成，需要经过轧棉、纺纱、染纱、绞纱、绞经、排经、织锦等工序。侗族妇女通过织锦展示她们的聪明才智和精湛的手工技艺。湘西手工技艺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体现出了湘西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孜孜不倦的工匠精神。

（四）蕴含着湘西民族地区的独特审美

湘西民族将自然物加工成艺术品的进程，实际上是手工艺品的生产过程，对艺术孜孜以求的过程，以及对崇尚自然的表达。在这样的进程中，一方面是文化欣欣向荣的表征，另一方面是回归自然的成果，朴素且独特的自然审美。如湘西苗族挑花俗称数纱，其构图浑厚饱满，严谨对称，造型抽象中富于变化，朴实而单纯的色彩对比，神秘而古老的几何图形，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强烈的民族色彩，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对称性与装饰性是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花瑶挑花以动物类图案最为常见，构思奇巧，造型大胆夸张，布局均衡对称，色彩黑白分明，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又如湖南隆回的滩头年画，使用纯正的乡土材料和独到的工艺制作，其画面艳丽、润泽，画中人物古拙、夸张、饱满，非常具有个性，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凤凰县和邵阳县的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分纯蓝花布印染和彩蓝花布印染两大类：纯蓝花布布面素净，没有花纹图案；彩蓝花布有复杂的花纹图案。蓝印花布纹样古朴，点线细密，注重大面积对比和细部刻画，风格清新淳朴，审美独特。

（五）彰显了湘西民族地区人们的精神信仰

湘西民族民间手工技艺因地处偏僻、交通闭塞、经济滞后，保存相对完整，往往既是生活的需要，又蕴涵着民族的信仰、生活习俗、故事传说等，是历史长河中民族文化精神积淀的结晶。如土家族人信仰天、地、神、龙，大凡有木雕的建筑和家具都有天、地、神、龙出现，湘西木雕无处不体现出土家族人的信仰、追求和价值取向。又如踏虎凿花应用于服饰装饰，它受盘瓠图腾崇拜和苗巫文化的影响，带着神秘的色彩，广泛出现在湘西苗族地区的各种祭祀和婚丧仪式之中。湘西苗族挑花图案常用的有60种之多，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型：一为氏族崇拜纹样，如枫叶花、蝴蝶花、蟾蜍花等；二为图腾崇拜纹样，如狗纹花、葫芦花；三为自然崇拜纹样，如阳球花、葛藤花、珍珠花等；四为吉祥纹样，如福寿花、年鱼花、龟寿花、龙凤花等。这些挑花图案正是湘西苗族图腾崇拜的代表，是民族精神信仰的符号。而苗族银饰锻制技艺则展示出了湘西苗族女性对银首饰的喜爱，因为它是光明、吉祥、美丽、富有的象征，早已成为苗家人民的财富标志和精神寄托。侗锦织造技艺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侗锦图案蕴含着侗族的历史文化，反映了侗族人民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以及避凶趋吉、消灾纳福，与自然和谐共存等民族文化心理。

二、湘西民族地区民间手工技艺的文化生态学透视

文化生态是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某种社会文化系统内部，各种文化样态之间处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和状态。[4]文化生态是由“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组织环境”三个层次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复合结构。

从文化生态学透视湘西民族地区民间手工技艺，其传承与发展对文化生态保护的诉求大致可以表现在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人的活动即社会发展水平三个重要因素上。

就自然环境而言，湘西地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不论是武陵、雪峰两大山脉，还是沅水、澧水，其支流汇聚，形成了典型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都直接影响着手工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手工技艺的原始材料来源于属地，往往通过地域、季节等条件的筛选，依据材料的类型和特点，并针对生产生活的现实需求而进行手工改造。如湘西木雕发自永顺县，自江西彭氏入主溪州，带来了攻木之工，木雕艺术得以发展。永顺山清水秀，各地有大量的木材，寨前寨后的山林，房前屋后的竹林，都是木雕艺术的重要材料来源。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特定的地区，手工艺制作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更不可能衍生到挖掘、利用、保护、传承和发展。另一方面，湘西地区高山阻挡了人们与外界的联系，自然环境决定了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人们接触外界的困难程度高，工业化生产及发展速度较慢，这恰恰让这一地区的民族民间手工艺品得以最大限度地延续，形式保存相对完整。

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这种生产方式往往是从农业时代开始，其生产方式的落后，造成了经济发展落后。而在这一阶段，生产的过程依靠人类个体的经验积累，与产品相关的手工技艺的发展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传统手工艺在某些阶段往往以个体为主，依靠民间艺人的手工制作，在用料、工艺方面十分考究，工序繁复，并呈现出独特的魅力。泸溪的苗族挑花多用于头帕，是以当地苗族妇女自己纺纱、织造的“家织布”为面料挑绣而成。家织布所采用的棉纱较粗，在穿着方面并不贴身，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苗族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用品。然而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后，生产产品依靠工业机器，生产速度快，产品被大量地复制，产品质量保证了统一性，许多手工艺品往往因为制作周期长、价格昂贵等因素，而被现代化机器所代替，并面临消亡的境况。与此同时，手工艺品由个体创作带来的独特精神和气质在这个工业流水线上被机器消解掉了，民族文化内涵被抽空，现代化生产下的所谓“手工产品”俨然成为形式的“秀场”。

就人的活动即社会发展而言，人们的生活半径越小，其获取资源的难度就越大，资源利用效率就会越高。湘西地区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人们面向周边寻找和选取生产材料的能动性就变得尤为突出，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就越大。人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生存环境的苛刻程度。人对自然物质的改造，加大了手工技艺的延续和发展，也在一定阶段促进了手工技艺生命力的勃发，实现了真正的活态化传承，这是一种良性的积极的传承方式。与此同时，人们在活动中更注重于生产资料的消耗和补给，注重于生产经营活动规模的大小，这使得生态在一定范围内能保持平衡。因此，人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就真正成为主体，维持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营。作为手工技艺的传承人、保护者，我们更需要认清手工技艺发展中人的重要性，人的活动、社会发展对于手工技艺保护传承的目的和内在规律的影响，要在尊重手工技艺生态变迁规律的基础上采取有效的方法。

三、结语

由此可见，在湘西民族地区民间手工技艺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自然环境变迁、经济发展、人类社会活动增多与其原生态性的矛盾，这也正是当今社会研究手工技艺时，不得不考虑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调发展的原因，而基于湘西地区民间手艺资源生产及经营者、政府和消费者三方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此过程中，我们更应当关注民间手工技艺资源开发中“生态链与产业链”的协调措施和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