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玮 崔珊珊

基层干部是政党组织的基本细胞，亦是政权运行的“基础设施”，其整体素质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一个政党能否上传下达、灵活运作，甚至成为底层政治与社会治理的关键要素。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即非常重视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开始有意识地积极吸纳一大批乡村优秀分子参与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以往学界关于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涉及中共基层干部论题者不少，而对其在新婚姻政策实践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则关注不够。(1)如傅建成：《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岳谦厚、董春燕：《抗日根据地时期的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张志永：《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与婚外性关系》，《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岳谦厚、罗佳：《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女性离婚问题——以晋西北(晋绥)高等法院25宗离婚案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0年第1期；岳谦厚、徐璐：《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军婚问题》，《晋阳学刊》2014年第1期；岳谦厚、宋儒：《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基层干部待遇与廉政建设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4期；岳谦厚、杜清娥：《华北革命根据地的军婚保护制度与实践困局》，《安徽史学》2015年第1期；岳谦厚、王斐：《妇救会与中共婚姻变革的实践——以华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岳谦厚、张婧：《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女性婚姻关系解体时的财产权》，《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