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资本是通过可信承诺和互惠期待构筑的关系网络，它不仅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绩效，而且也是促进社区和谐及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旧城改造、城市拆迁、人口流动以及由此导致的社区异质性的增加，社区社会资本不是在积累，而是在逐渐流逝。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再造社会资本就成为促进社区善治和社区繁荣的重要条件。创造居民交往的条件、建立社区志愿服务组织、提高合作收益、发挥乡贤的引导作用和政府的助推作用、完善有利于合作的制度安排以及发挥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将是从因变量上重塑社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善治与社区繁荣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区治理；生人社区；熟人社区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2）12-0056-08

社会资本概念的使用尽管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然是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关注和钟爱的具有潜力的科学概念。经济学家使用它，是因为它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样具有增殖价值，并且能够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因为社会资本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它能够影响现代化进程，能够决定一个地区经济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创造性、能否产生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政治学家使用它，是因为政府绩效与社会资本有关，它能够解释相同政府体制下为什么有的地区有良好的政府绩效、社会稳定，有的地區没有政府绩效、社会秩序混乱的问题。管理学家使用它，是因为利用这一概念可以使组织运转得更加有效，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组织由于缺乏社会资本而运转缺乏效率的问题。社会学家使用它，是因为使用这一概念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某个时期公民政治参与度高，民主运转良好，而在另一时期公民政治参与度低，民主政治无法有效运转的问题，也可以解释家庭问题、青少年问题、公共安全问题、公共卫生问题等。在社区治理中，我们使用这一概念，是因为信任、互惠嵌入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能够在政治、经济领域，而且在社区领域一样会带来回报和治理绩效，它能够解释为什么有的社区能够建立和谐的社区关系，能够实现社区善治、促进社区繁荣发展，而有的社区秩序混乱、日益走向衰败的问题。

一、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释义

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最早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是汉尼芬（Hannifan）。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且被感受到的资源，是有利于个体与社区发展的资源［1］，他提出了这一概念，也强调了交往对于社会资本的重要性，社会资本随着邻里之间的交往而不断增加。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区分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把他1979年定义的社会资本（社会联系、社会荣誉、社会尊敬）进一步明确为一种拥有相互熟知和认可的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关系的资源。他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三个层次：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与持久网络有关，这个持久网络是由默认的或承认的关系组成的；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2］3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在《美国社会学学刊》上从功能的视角给社会资本下定义，他认为，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社会团体、社会网络、网络摄取）构成社会资本，它有五种表现：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造的社会组织。它能增加个人利益，也能为集体行动提供便利，另外它还有不可转让性和对于受益者的公益性两个特性。［3］354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也研究过社会资本问题，她认为，社会资本是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4］27相互沟通是人们增强信任的前提。没有沟通就没有信任，没有社会资本，就难免出现集体行动中基于机会主义的公地困境。

综上所述，现在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资本概念。但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还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社会资本定义：社会资本是建立在彼此信任、互惠期待基础上的关系网络，由于这种关系网络，能够使集体行动（积极参与）、减少集体行动困境（公地困境）成为可能；由于这种网络的存在，在关系网络中的每个行动者在提出自己的目标要求的时候，它就可以利用这个网络动员其中的资源协调行动，从而减少内耗和交易成本。它包含这几个含义：首先，社会资本以信任为基础，由于信任，每个行动者都有对其他行动者行动的良好预期；其次，社会资本以互利互惠为行动者的期望，每个行动者只是由于对互惠互利具有良好期待，才有动力交换自己的资源并参与集体行动；再次，由于这两者的存在，社会资本才能构成关系网络，社会资本是社会主体对社会关系网络的投资，每个主体通过对关系网络中的其他主体贡献时间、金钱或其他义务而获得其他主体的信任而对其他主体的同样行为抱有期待，这个过程就是构筑互惠关系网络的过程。比如甲与乙一开始只是一般关系，当甲为乙做了某事、尽了义务，乙对甲就产生亏欠，如果乙再为甲做某事进行回报，甲、乙就发生了互惠交易和信任关系，甲、乙双方渗透着信任和互惠交易的关系网络就建立起来了，这种关系网络对于甲、乙来说就是他们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如果甲为乙做了某事，甲只是期望乙在未来对其尽义务，甲只是拿着一个信用卡，而乙却没有任何反应，那么，这种信任关系网络就无法建立起来。总之，一个人的义务和贡献与另一个人的回报构成最低限度的社会资本和信任关系，但这是积累社会资本及进行重复性、持久性互惠关系的最基本条件。

总之，社会资本只能存在于关系之中，没有关系则没有社会资本，而且，只要有两个人的关系，就存在社会资本，亲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组织间关系等都适用这个定义条件。但只有关系还不够，这些关系必须是由信任和互惠期待构筑的，其中，互惠期待是关系网络构建的微观动力，只有人们能够在构筑的关系网络之中利用稀缺资源达到自己的目的或促进共同利益的实现，人们才有动力构筑这样的关系网络。

在外延上看，社会资本又分为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或个体层次与组织层次：个体层次是指个人创造社会关系并能够从这种关系中获取一定资源的能力，或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关系网络和通过关系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包括亲朋好友、邻里街坊之间的信任关系和资源利用等，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中也更容易取得成功；组织层次的社会资本则是指个人通过参与某个社会组织网络并从这个组织网络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或者是组织之间建立关系，某个组织能够通过这种关系获取其他组织资源的能力，在社区中表现为社区组织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并且在某个组织行动时能够借助或动员其他组织的资源实现自己组织目标的能力。无论是个体层次还是组织层次，与社区治理相关的社会资本主要有：“（1）制度规范，指法律制度规范、道德约束规范、个人自律规范等；（2）关系网络，指邻里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等；（3）居民参与，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组织活动和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能力与频度；（4）信任度，指存在于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以及社区内组织与社区外的其他组织和个人之间的信任程度。这些制度规范、关系网络和信任度等都对社区治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28这样看来，居民相互之间、居民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信任度的增长、关系网络的发展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行动规范就是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衡量社会资本的尺度还在于个人及组织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与影响力，如果它比起其他关系中的主体具有更多的物质资本、身份地位、社会声望，那么，它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就会拥有比其他主体更多的社会资本、更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在社区治理中就处于更为主动和重要的地位。可见，个体或者组织本身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声望，决定了它在社区关系网络中的地位，从而决定了它所获取的社会资本。

二、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在社区中，社区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呢？一是外部权威提供奖励或惩罚。不管个人或组织愿意不愿意，只要外部权威强制你参与集体行动，每个人就不得不做出对集体利益有关的正向选择。二是信仰的驱动。具有共同信仰的人，在信仰的驱动下自愿地参与集体行动。三是社区社会资本的凝聚作用。在互惠的行为期待下，相互信任的社区人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积极参与、采取集体行动，从而给集体带来共同的利益。在这样三个类型的集体行动中，最原始的、最容易受人忽视的往往是人们自发的集体行动，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认为公共事务是人们最少关心的事务，人们只是关心与己有关的事情，为此，当今在西方世界中发展出公地悲剧理论、公共牧场理论，好像除了私有化和权威的强制就无法激发集体参与，无法摆脱公地困境。但事实上，在没有国家权威也没有私有化的情况下，在国家、私有制之前，集体行动就已存在并依靠集体行动把人类在进化中保存下来，只是在现代，人们想到了集体行动更为简单的办法就是权威强制与私有化。但是，在互信基础上的集体行动则是基于人类本能的最原始的集体行动。在社区集体行动中，如果通过信任和互惠构筑关系网络，每个人把对自我利益的追求与他者的利益、社区集体利益一致起来，那么，情况就会向好。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时候遵守社区规范，扩大集体利益，那么，互惠、信任这些社会资本的因素就会不断积累和发展，整个社区就会因每个人的行动而变得更加美好。

（一）社区和谐取决于社会资本

如果每个人都参与合作，那么，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如果每个人都选择背叛，那么就会打击彼此间的期望。［2］155每个人都从自己利益最大化出发，最终的结果不一定是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有时是损人不利己的囚徒困境。这与古典经济学中的原理是不同的，在那里，每个理性人追求自我利益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善果，从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都坚持这样的观点，但在社区中，理性人追求自我利益、非合作交往的结果往往是社区的撕裂和衰落，为了集体利益的参与、理性人的合作则能够促进社区的和諧和繁荣。但参与、人际合作的前提之一就是可信承诺，它是权威之外网络关系的主要黏合剂，而在信任、基于可信承诺的规范基础上每个人积极参与、选择与其他人合作则能够弥补社区的缺陷，提高社区共同的生存技能，带来共同的善好。最初的社会资本产生于家庭和家族之间，互利互惠的家族成员可以帮助彼此克服社会困境，共同受益，提高他们的生存技能。在家族之外的社区中，社会资本是改善人际关系、减轻人际关系紧张的道德资源，在一个积累社会资本的社区，人们的生活会更和谐、更融洽，所以它是改善社区生活质量和驻区单位工作环境的公共产品，是社区的软生态。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促进团结合作的非正式规范，使得处在这种规范约束下的人们相互之间能够产生行为期待，约束着处在这种关系中人们的行动，使每个受规范约束的主体从中受益。在社区关系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互帮互助可以为社区提供便利、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社区，社区居民就会提高自己的共同体意识和社区认同感，社区就会充满关怀和温度，每个居民的生活相对容易些；社区组织之间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可以共同创造大家共有共享的社区生态，社区组织容易完成组织的使命，促进单位业绩的实现。

（二）社区善治依赖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作为促进和协调集体行动的关系资源，它通过协调集体行动、调动社区资源促进社区共同问题的解决，在这里，关系网和信任成为分配社会资源的重要条件。激发每个主体成功而有效的集体行动往往需要通过三个机制实现。一是条带状的自上而下的等级指挥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有一个集中的权威从中发挥指挥作用，下级绝对服从上级，通过指挥秩序使得各个独立行动的主体为了共同的目标集体行动起来。二是通过横向契约关系实现，在市场中，每个自主活动的主体在法的规制之下，通过契约关系自发合作，在有序的集体行动中，在追求各自利益的积极性中实现着社会整体福利的增长。三是通过横向的信任关系实现的集体行动，没有“利维坦”的强制，没有契约关系的约束，集体行动也能够成功，行动者通过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也能实现集体行动，并能够通过集体行动的合作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这样几种集体行动都是经验的，每一种都不可能代替其他，但是，相比较而言，通过可信承诺实现的集体行动在小范围的社区中更容易实现。

通过长期互惠机制和面子作用，居民个人或单位组织由于社会资本的存在而对其他居民或单位组织具有可预测的行为期待，由于自我的行为可以预测他我的行为，使得每个我可以完成社会资源的没有规范硬约束的交换，减少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搭便车现象。社会资本使得社区中各个居民、各个组织中物质资源、精神资源和人力资源变得更有价值，资源效用达到最大化，从而促进社区集体行动的实现。

现代社区治理不是政府单一主体，而是复合主体，它不能单靠上级指挥下级的等级命令，而更多依赖平行主体之间自愿的互动合作，而且这种合作不是熟人、亲缘之间的，通常是生人之间的。社区治理既然是陌生主体如政府、市场、社会、居民个人、驻区单位等通过协商自愿互动创造社区秩序的过程，那么，就离不开相互之间的信任、互惠与合作，每个主体只有通过自己的可信承诺赢得关系网中的信誉和互惠关系，才能扩大合作范围，提高集体行动的效率，获得互惠的收益。没有陌生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互动合作，各个主体消极行动或者不行动、不作为，就不可能有有效的社区治理，所以，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之间具有很高的重叠性，以主体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是保证社区治理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没有以信任、互惠的规范为基础的社会资本，那么社区治理就难以推进。［5］26

三、社区社会资本的流逝

既然社会资本是产生和存续于关系中的资源，邻里关系网络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治理资源。一切有利于产生正向关系的因素都会有利于社会资本的产生，而一切侵蚀社会关系的因素都在促使着社会资本的流逝。

（一）舊城改造和房屋拆迁导致社区社会资本流失

现代化的城市建设是以旧城改造和房屋拆迁为主要特点的，但旧城改造、房屋拆迁改变了传统社区结构，城市在不断拆迁和改建，原有的老旧小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城市建筑。现代化城市建筑讲究个人性和私密性，居住在现代小区里面的居民与原来居住在平房社区的居民相比，交往在减少，在人们居住品质提高的时候，也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亲密关系，而传统紧密的社会网络和亲密关系正是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一个健康的社区不能没有亲密关系，有了亲密关系，社区成员才能够相互扶持、守望相助并不断集聚社会资本。

（二）现代技术发展侵蚀社会资本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市场化服务和居民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能够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在线上很容易得到解决，人们需求的满足越来越依赖于电子商务，因而越来越便捷化、私人化和个性化。人们花在电视和网络的时间越来越多，但它的副作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少，使得现代居民原子化生存，邻里之间往往只有空间上的联系而缺乏实质性的互动关系，亲密关系日益被生人关系所取代，居住在一个社区的人们就像一袋袋的“马铃薯”，在口袋里它们在一起，但又是各自没有互动联系的独立存在主体，人们在享受现代技术发展的同时丧失了一个个邻里互动和积累社会资本的机会。在单位制衰落和人口迁徙加速的情境之下，由于居住在同一社区的居民只有地缘、法缘关系，而没有血缘、情感、业缘关系，这种防卫性的社区结构和对个人私密空间的强调实际上在另一方面削弱了熟人关系的形成，更使得邻里相互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互动，没有实质性的互动就缺乏相互间的信任和在相互信任中形成的共有规范。

（三）个人流动性、社区的异质性削弱着社会资本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促进了城乡间以及城市内部的社区流动，流动性使得人们在不同的社区之间迁徙而不断扎根，不断改变人际关系和网络联系，从而导致了人际交往的表面化和社会资本虚拟化，正如科尔曼所说的，个人流动将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2］33流动性改变着社区的社会结构，从而导致了社区异质性的增强。社区异质性意味着社区成员交往的匿名化、非人情化以及互动联系的减少，多数社区成员倾向于信任熟人、同事、亲戚朋友，文化层次、收入水平、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语言等同质性的“似我”的社区居民之间更容易产生互动联系，提高集体效能，异质性、“非我”的社区居民之间容易相互猜忌、相互提防而不是相互信任，受教育水平、宗教信仰、民族习惯、语言、收入水平不同的社区居民更难以进行社区交往，这个差距越大，居民之间越难以跨越交往的鸿沟，越难以建立信任关系，越难以容忍差异性的社区行动，越容易引起心理上的设防以及行为上的摩擦。总之，社区人口的异质性降低了社区社会资本，使得社区集体行动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四、再造社区社会资本的模型

如上所述，信任、互惠、社区社会关系网络也是一种财富和资源，它们决定社区的命运，也是社区繁荣发展的基础，而社区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邻里间的关系、对社区居民生活方式差异化的容忍程度、社区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状况、驻区单位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则是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如果居民之间的信任程度高、对社区事务积极参与、邻里关系和谐、对邻里之间生活方式差异化足够容忍、志愿服务组织积极发展的社区，驻区单位与居民融合、共生的社区，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单位组织间的关系就是正向强关系，社区社会资本雄厚，相反，社区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是弱关系，社区社会资本匮乏。再造社区社会资本，就需要我们根据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形成社区社会资本的措施。

（一）社会交往

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汉尼芬提出，社会资本随着居民之间的交往而增加；奥斯特罗姆教授也认为，即使简单的廉价的协商也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作出承诺的机会，为彼此交往中的信任打下基础，面对面交流沟通，尤其是重复性的交流沟通能够有效促进合作，提供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为此需要促进社会交往和建立熟人社区。社会资本生成和存续于人际关系网络之中，没有社会交往以及由社会交往形成的关系网络或关系网络解体就没有社会资本，所以，形成社会资本的首要条件是促进居民之间重复性的合作性交往。关系互动的范围有多大，互动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就有多广；行动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也与互动密度有关联，互动频繁的关系网络更容易催生社会资本。博弈论证明，在重复性的互动中，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行动就会减少，集体行动中的互动频率与机会主义行动呈反相关，因为这是与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期待呈正相关的，当人们倾向于相信未来会频繁互动合作的时候，人们会倾向于相信其他行动者的行为有可信性，如果每个行动者在互动行为中都具有可信行为，那么，信任就在互动者中间产生出来并持续下去，由于信任所产生的关系网络和行动规范也会持存下去。所以，机会主义、搭便车行动在熟人社区比在生人社区少，在农村社区比在城市社区少，在城市社区中的单位制社区比在三无社区少（单位制社区具有丰厚的社会资本这一点确信无疑，它是工作、生活、地缘、情感的多重组合，它还有一些优点，如多阶层混合居住、职住一体——解决了职住空间关系问题、绿色交通、减轻交通压力等），已经形成熟悉的街坊邻里关系的社区比那些新建社区少。人们之间积极交往和合作越多，就越倾向于相互信任，居民持续性的积极社会互动有利于形成相互之间的信任、网络和规范。但居民互动的动因是什么呢？居民参与的动力机制是需求、利益或兴趣，没有相互需求、利益或兴趣驱动，居民就不可能产生强参与动机。实际上，每个人心中都有参与共同体、帮助他人和受他人帮助的互惠意识，这是最原始的善好和社会资本，因为每个人都具有自己不能自我满足的需求以及由这种需求所催生的相互交往以及互惠的意识。所以，我们的社区工作者需要发掘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的互惠意识，在相互需求、利益或兴趣的驱动下，由居民参与结成网络，建立组织，加强交流沟通，这是形成社区社会资本的第一步。

（二）志愿组织

志愿组织是产生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家庭、家族等血缘共同体尽管也是产生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但是，它们排斥非血缘关系，具有社会资本外延的有限性，而志愿组织则是建立在非血缘关系基础上公民之间的关系网络，它有利于在广泛基础上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当这些志愿组织在社区中生长发育的时候，它也会把这种信任精神搬运到其他社区之中，从而产生增殖效应。由自由结社所形成的社会资本被称为“社会资本的托克维尔模型”，托克维尔在考察19世纪美国的民主时曾经肯定民众自组织对于乡村自治的作用，认为民众结社的艺术具有积极的自治价值，培育了社会资本。帕特南也主张通过建立合作社、兴趣组织等把分散的个人利益集中起来，促成集体行动。［6］215我国社区社会资本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区型志愿组织的缺乏，为了建立社区型志愿组织以及自组织，不仅需要共青团、妇联、残联、老年协会等机构深入社区并在社区里面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更需要根据居民自己的利益和兴趣建立自己的志愿组织。社会资本本身是蕴藏在居民间、组织间的关系资本，居民自组织的建立可以把具有共同利益、共同兴趣的成员组织起来，形成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和兴趣共同体——业委会、社区志愿者协会、社会福利组织、慈善机构等，而且哪个组织能代表居民业主的利益和兴趣，哪个组织就更能够培育居民业主的社会资本，不仅组织与居民业主之间容易建立信任关系，而且居民业主之间也容易建立信任关系。在组织活动中，具有共同旨趣的居民就有机会由生人关系发展成熟人关系，进而形成规范、互惠和互信。社会资本形成的“托克维尔模型”就是这样的主张，民间组织促进了成员间的持续互动，培养了成员间的互动与合作，在社区中，民间组织的建立可以有效治疗社区居民相互冷漠、互不关心，缺乏责任意识、共同体意识的不良倾向，并且可以有效避免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的积累就是通过一个个的利益共同体、兴趣共同体日常活动表现出来和延续下去的。

（三）合作红利

对公共物品的需要催生社会资本，大家面临共同不利的情形可以使大家团结起来，面对共同的问题，社区居民就会产生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兴趣，在共同利益、共同兴趣面前就容易激发共同的行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理性与集体的理性之间就容易调和，不至于出现奥尔森（Mancur Olson）关于个体理性导致集体无理性的情形。个体的理性就是集体的理性，在共同的行动中采取互惠关系的人越多，就越容易产生互联的组织网络以及信任关系。在这里，社区社会资本或许不是人们有意识的创造，而只是作为人们解决共同问题时的副产品，但人们解决共同问题时产生的合作收益事实上有利于社区社会资本的产生和积累。本来互相没有来往的社区居民，由于面对共同问题、产生合作收益而结合在一起，由生人关系变为熟人关系，进而产生信任和合作，而信任是在过去合作收益基础上对他人行为的期待，这种期待一旦变现，那么会进一步增进信任，一旦背叛，信任关系即宣告结束，合作收益为零，也不会产生任何意义的集体行动。当然，一旦信任关系建立就会产生集体的合作，这种结果使得每个参与者或共同体中的个体都受益，这就是信任与合作所产生出来的互惠效应，它是合作的红利。由于合作的红利激励着每个共同体成员，它也就成为个体参与集体行动时激发个体与集体结合的核心规范，因此，每个人合作的经历，他所经受的互惠历程决定他是否进一步合作，而每个人或组织所获得的信任、信誉则决定他未来行动中能否成为吸引合作伙伴的潜在因素。激发个体与集体结合的另一核心规范是源自共同体惩罚所导致的搭便车内心的压力意识，如果参与解决问题、提供公共物品的每个人都去惩罚搭便车者，就能形成共同体内的舆论压力，使得每个理性人不能不去合作，不合作就意味着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在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案例，都激发了社区社会资本的生产。

（四）乡贤魅力

创建一个组织、组织一次活动都需要像经纪人一样的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需要具备像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型人物的人格魅力。这些具有个人魅力的克里斯玛型人物，比起一般人，他们具有卓越的才能、过人的胆识、超出常人的旺盛的精力和高贵的品质，他们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唤起大众对他们的信任和服从，他们能够聚集群众情绪，能够激发个体的剥夺感和对集体利益以及成员资格的感知，从而激起集團认同、集体亢奋和集体行动。在社区行动中，这样的社区领袖人物也需要具备不一样的人格魅力，这样群众才可能信任他，相信他的人格，他才能够在反映问题、组织集体行动时一呼百应，创造组织网络、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以及组织内部的行动规范，这样的人物本身就是社会资本，或者说代表了社会资本。在社区调研中发现，凡是有具有这样人格魅力人物（乡贤、社区领袖、有社会声望的长者）的社区，在其集体行动中往往能够一致行动而成功解决社区问题，维护居民群众的利益；而那些缺乏具有这样人格魅力人物的社区，集体行动就难以组织起来，即使一时组织起来也往往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

（五）政府助推

社会资本的产生需要像经纪人一样的主体从中把分散的个体聚集起来，促进主体之间的互动，除了克里斯玛型人物，政府也可以充当这样的角色。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需要社区体制的转换与政府主动性介入，在居民缺乏自组织能力和自组织传统的新建社区，政府有意的、自上而下的主动介入可以弥补居民关系的结构缺陷，促进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从而对社会资本的增殖产生积极的效应。政府创造和谐社区的政治需求与广大居民群众建设和谐社区的社会需求在积累社会资本的目标中产生了交叉点和最大公约数，而现代社区的特点则使得政府创造社区社会资本变得必要。如前所述，现代社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血缘社区和族群社区，而是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语言、不同传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职业特点的异质社区。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特点、不同生活方式往往成为人们相互交往的障碍，使现代社区更难以形成关系密切的组织网络，影响着人们的相互信任。政府的助推作用不仅表现为制度设计和体制改革上，还表现在政府购买服务上。例如在北京市的一些街区，由社区居委会上报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通过社区服务中心组织项目评审和资金支持，引进承担社区公益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政府通过购买环保型、居家养老型、扶贫济困型、居民调节型等社会组织的方式孵化社区组织，引导这些社会组织为居民服务，对于积累社区社会资本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经验事实也证明，那些越善于把握居民需求，购买社区服务，善于设计增强居民归属感、认同感和互帮互助意识的社区组织活动的社区，社区的矛盾和纠纷就越少，社区就越有可能成为文明社区、和谐社区，而那些不善于营造社区和谐，不善于积累社区社会资本的社区，往往矛盾和纠纷不断，成为矛盾纠纷得不到解决、上访不断的问题社区。

（六）有效规范

与政府充当中介人的软性角色不同，政府还是促进社区社会资本形成的硬约束条件。在上面我们谈及社区社会资本流逝的时候，假设了几种情况，包括现代城市社区的建筑结构以及社区的异质性等情况，但是，这都是一种抽象的假设。即使这些情况存在，如果发挥政府对社会资本的创造性作用，社区社会资本依旧会积累起来。有一些理论观点指出社区居民的自治可以形成秩序，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我国居民的自治往往是失灵的，尤其是在生人社区和文明程度较低的社区，人们的合作欲望和合作程度较低，即使存在一些集体合作欲望的个人，我们也必须假定每个社区人都是冷漠的和有限道德水平的理性人，在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和互惠期待而又没有形成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社区人的行动往往表现为社区囚徒困境，从而导致社区矛盾纠纷不断。制度设计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路径之一，当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起作用时，规范就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行为期待，建立了信任，社区人就能够从规范创造的共同体中使用社会资本达成集体行动的目标。

不仅不同的制度设计决定着集体行动的成败，而且制度设计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也是缺乏效力的。在纯商品房社区，如果不依赖有效的物业管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在老旧小区，在没有物业管理的社区，混乱的社区秩序就只能依赖政府的兜底治理。“以法治为基础的良好的政府治理不仅是构建企业间信任关系的重要社会机制，更是构建值得信任的国家的制度基础。……一个社会的异质性越大，正式机构越弱，对于欺骗的社会惩罚越是无效率，那么这个社会的信任水平也就越低。”［7］如果政府管理到位，用社区规则、声誉受损、道德约束使得居民规范自己的行为比放纵自己的行为能够得到更多的益处，社区居民就会约束自己的不良行为，从而形成良好的社区秩序；如果社区规则不能惩罚背叛者、投机者，不能奖励信守承诺的人，那么，所有的居民都会倾向于停止合作并且不再合作。“互惠是指人们在社会困境中所使用的所有策略的总称，包括：（1）鉴别集体参与人的构成；（2）估计其他参与人合作的可能性；（3）如果其他参与人在某种条件下愿意合作的话，那么，作出倡导合作的决策；（4）拒绝与那些不提供互惠的个体合作；（5）惩罚背叛承诺的个体。”［8］所以，制度设计内涵惩罚策略，没有惩罚背叛者就没有互惠。惩罚背叛承诺的个体也有多种手段，一種是所谓扳机策略，一个个体背叛承诺，导致所有的个体受到惩罚，有可能导致合作协议失败；一种是对等惩罚原则，或特定性惩罚原则，即根据违反承诺的程度进行相应惩罚，轻度的背叛给予口头警告，从而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合作。

在我国，制度设计还包括社区党建的智慧。其一，社区党建不仅联系退休党员，也把在职党员整合在一起，依靠理想信念的作用，不仅可以在党员共同体中创建足够的信任和互惠的关系网络，还能通过党员的约束和自律发挥表率作用，创造良好的社区秩序。其二，社区党组织与驻区单位在共同的理想信念之下的合作也是创造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路径。经验表明，社区与驻区单位建立的党建联合会，发挥了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智慧，促进了社区与单位之间的信任和关系网络的建立。在一些老旧社区建立党建物业联合体，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促进居民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基础上把小区管理得井然有序。这样，社区中人与人的关系、居民与居委会的关系、业主与物业的关系、驻区单位与居民间的关系通过信任和互惠的观念联系起来组成社区网络，通过各就其位、相互协作就能形成优良的社区秩序，即使是一些异质性很强的社区，如果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建立居民、物业、驻区单位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也一样能够积累社会资本，建设美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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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宋桂祝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级课题项目“多中心视角下的社区治理研究”（2021C6685），主持人张洪武。

[作者简介］张洪武（1962—  ），男，山东潍坊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