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贵伦

春节的北京总是寂静一些，这让新年的钟声显得格外清澈。钟声悠悠，思绪悠悠……

我与钟声有缘。在悠悠的钟声中，我的思绪回到了童年，想起了小学时候的钟声。我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长在冀南平原小乡村。那时的农村一片寂静。不要说晚上，就是白天，村内鸡犬之声可闻，邻村钟声喊声可传。那时的农村，只有学校和生产小队有钟。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当班长，一直到高中毕业，有幸当过五年小学的敲钟人。预备钟“铛、铛……”一声一声敲；上课钟“铛铛、铛铛……”两声两声敲；下课钟“铛铛铛、铛铛铛……”三声三声敲。那时的钟，跟电影《地道战》里的钟是一样的，是生铁铸造的，挂在大树上或房檐上。敲钟也是技术活儿，先轻后重，逐渐敲响。如果开始用力过猛，就容易把钟敲坏。轻者声音破裂，重者变成哑钟。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敲钟的。那时我们村小学只有一个闹表。我每次敲钟前都要跑到校长室看表。开始估计不准，一堂课跑出去几趟看表，生怕超过下课时间。久而久之，我练就了一个功夫：生物钟特别地准。我上大学三年级时才有手表。那时许多同学戴电子表，大都是地摊儿货，走时很不准。于是，同学们常找我这个没手表的人对时。几十年来，无论早起，还是午睡，我都没用过闹钟。哪怕午睡15分钟，也能准时自己醒来。讲话、讲课超时的事情更不会发生，而且还能把预定时间用足、用好。

我与钟声有缘。在悠悠的钟声中，我的思绪回到了少年，想起了上中学时的钟声。上中学后，虽然仍当班长，但不负责敲钟了。有专门负责后勤的老师敲。记得一位退休的白发老师敲了多年钟，还负责分送报刊书信，很有责任感。老师和同学们也很尊敬他。后来，学校配上了电铃，就按铃声上下课了。但这期间，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当年参加高考时，我们那里的中学教室还没有钟表，学生也不可能有手表。电铃也只能考试完毕再响。为了让考生们准确把握时间，我们的监考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钟表。开始每半小时、后来每一刻钟涂改一次表针，静悄悄地提醒大家。用这无声的“钟表”，默默传递浓浓的人文关怀。在中学期间，我还兼任过几年生产小队记工员，直到恢复高考卸任。每天晚上记工分，也是敲钟提示。第一次敲表示开始，第二次敲表示催促，第三次敲表示结束。生产队钟敲的人多，坏的也多。尽管很小心，我也敲坏过两次。主要是钟已有伤残。敲着敲着就突然不响了。

我与钟声有缘。在悠悠的钟声中，我的思绪回到了来北京后这四十多年，想起了那一段段与钟声有关的经历。1979年，我从家乡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北师大的校徽标志是木铎金钟。据记载，我国夏商之后就以木铎金钟响器传令。木铎为木舌，文用，用以宣政布政；金钟为金舌，武用，用以指挥军队。孔子以木铎自况：“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第三》）后来，木铎成为教师的代称。2002年北师大百年校庆时，将一座木铎金钟矗立在京师广场，以此激励和警醒广大教师和代代学子不忘教书育人之初心使命。我从当年的北师大学生，近几年也成为北师大的教师。木铎之声时刻在我心中敲响。1983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当时城市污染和噪音还不那么大。在平安里前毛家湾宿舍楼阳台上，清晰可见北京电报大楼、清晰可闻电报大楼钟声。后来，到中宣部工作，在六部口的办公楼距电报大楼仅仅几十米，钟声就在耳畔了。后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委工作，离电报大楼也只有一、两公里，钟声也听得很清楚。再后來，到北京市委工作，特别是在东单民生银行大厦办公那几年，从我所在的十五层办公室，可以清晰看到北京火车站的钟楼、清晰听到每个正点和每个半点的报时钟声。节假日伴着钟声在办公室独自看书思考，也是一种享受。

我到北京这四十多年，一直没离开北太平庄——平安里——西单——东单这条直角线，一直没离开22路这条公交线，也没离开过这一路的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