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 凡

短短几百字的墓志，让我们有机会跟随历史学家的笔触，一窥这位生活在1500 年前的普通女性的漫长一生。

没有她，历史就不完整。

——在新书《漫长的余生》中，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罗新这样写道。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关于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在书中，罗新把目光对准了历史上一位普通的宫女——王钟儿。30 岁那年，她因战乱被掳入北魏皇宫成为奴婢，在深宫高墙内，又被卷入权力斗争的旋涡，直到86 高龄终老。幸运的是，她留下了短短几百字的墓志，让我们有机会跟随历史学家的笔触，一窥这位生活在1500 年前的普通女性的漫长一生。

相比埋头书摘，罗新更喜欢远行。罗新被读者所熟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我真的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带着这样的自问，历史学家踏上了450 公里旅途。在书中，他记录了自己从北京出发，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最终抵达上都，用与土地的亲密接触，获得另一种看待历史的视角。

而新书的写作，用罗新的话说，同样也是一次漫长的旅行。

让“小人物”被看到

本科就读于中文系的罗新，一直有一个文学的梦想，纵使在成为历史学家之后，这个梦想仍然萦绕于心：他有一种冲动，想要突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传统历史叙事，让历史上那些看上去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被看到。

“我以前给同行们、历史学界的年轻朋友提过，我们今后应该少关注帝王将相，多关注普通人，关注那些受迫害、得到极大不公正待遇的人。”罗新曾多次这样表示，“从历史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应该在他们死后，继续增加这种不平等，我们要多少给他们找回一点公道，把这些人叙述出来，而不是让他们消失在历史的虚空里。”

罗新治史，主要研究的是草原、游牧民族，而这些主题在传统史学中一直位于边缘的位置。

“他们向来被当作外敌，总之在文化上是受歧视的，在道德上是被贬低的。”罗新如是说，“我一进入这个领域就意识到传统史学的特点，它是如何对待边缘、对待他人、对待权力之外的人，这种意识能帮助我反思传统史学的种种特点或缺陷。”

罗新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十六国的，那个时候他也用“少数民族”这类话语来写，罗新自认为这篇论文写得“很糟糕”，因此在毕业后很长时间里，他都在反省：对于史料，是否应该用另一些眼光去阅读？

于是他就开始去接触西方的阿尔泰研究，学习阿尔泰语言，通过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成果去认识阿尔泰人群。他不再站在中原看长城以外，而是主动走到长城以外看向中原，这构成了罗新在个人学术上巨大的转折。

从那之后，再回过头来读中原历史的时候，就会看到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存在的问题与荒谬，这让罗新开始转变，不再把眼光盯着皇帝，而是转向去看那个社会，看那个时代真正的模样。

常年与史料打交道的罗新当然也知道，绝大多数“小人物”都不可能被记得，“他们没有名字，他们只是一些数据。但是，对于好不容易留下名字的人，我们就应该讲一讲他们的故事，讲一讲他们和那个时代之间的关系”。

早在读博期间，罗新在赵万里所著《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中，读到了一份20 世纪20 年代出土于洛阳北邙山的北魏碑文拓片，由此瞥见了一位北魏宫女的一生。根据《魏故比丘尼统慈庆墓志铭》，这位出身于南朝刘宋中层官宦之家的女子经历了战乱、被掳、入魏宫为奴，参与养育了两代北魏皇帝，在皇宫生活了56 年，见证了北魏王朝三代政治和权力的更替。

这份墓志打动了年轻的罗新，因为王钟儿的一生“撞到了历史的各个关节点”。她亲身抚养了后来孝文帝的继承人宣武帝。在孝文帝去世之前，她被迫出家，成为一位比丘尼（尼姑），法号慈庆。宣武帝继位之后，孩子老是莫名其妙地死掉，他相信这个抚养过自己的比丘尼，于是就让她来抚养新的、将要出生的皇子。王钟儿以70 岁的高龄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把孩子带大，并于86 岁去世。

罗新发现，在王钟儿的身上，他可以把他过去几十年所受的传统学术训练，和新的自我要求结合起来。“我找到了一个真实的人物，她的确见证了历史，她的确参与了历史。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完美的个案。所以我就抓住不放，觉得应该用它来讲这一段历史。”

“我想换一种讲法，做出新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自己有了一点突破，我给出一个不同的视角，一个不同的讲故事的线索，那就是一个普通的、底层的、边缘人的视角和叙事线索。”罗新如是说，也就是这个时候，王钟儿进入了罗新的写作计划。

2020 年春天，因为疫情困居家中的罗新开始写作，断断续续花了六个月时间，分了三年，才终于在2022 年初定稿。7 月，《漫长的余生》出版，罗新感觉自己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如何书写历史

《漫长的余生》问世后，罗新收到最多的反馈，无外乎如下几句：书中有北魏孝文帝、冯太后这些大众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有惊心动魄的宫廷争斗，按照通俗历史的写法，这些部分应该更吸引读者，为何偏偏着墨不多？

而在罗新看来，这些“卖座”的内容，恰恰是他极力想避免的部分。“人们一想到著名皇帝，比如梁武帝、孝文帝、乾隆帝、雍正帝，就会想帝王们如何如何。我对这些已经感到很厌恶了，我非常讨厌历史学家对皇帝们的过度热情，所以我尽量不写。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要抗击民间阅读的这种热情。传统治史的倾向，一般是围着皇帝来说话，我不想再做那样的事情。我认为，如果现在的历史学者还在忙着写皇帝个人的和他的伟大等这套东西，要么就是他的学术境界不够，要么就是他太注重市场了。”

罗新认为，一个学者怎么写历史，讲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其实涉及他怎么看现实、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希望现实当中的普通人也被人注意，我们不要只看那些达官贵人、首富领袖，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教师，一个出租车司机，一个看门的，一个扫地的，他也有他的价值，他的故事说出来也是有意思的。在现实当中，我们也希望未来更是这样，更是希望人们能够在价值观意义上重视普通人，我们要消除这个社会的种种不平等，提倡社会公正、正义。作为历史学家，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过去的普通人当个事儿。就像大卫·格雷伯说的那样，我们就是要改变历史，从哪里开始改变？从过去开始。过去没有普通人，但是从现在起，我们讲的过去有了普通人，过去王钟儿不是历史中的一员，从今以后就是了。”

近年来，秉持类似方法论创作的历史学者也不少，并在历史写作中掀起了新的热潮。这也是罗新乐于看到的。在他眼中，历史永远没有固定的写法，每个人都会讲自己所认可、所理解的历史。在传统意义上，这些历史可能不会被认可，也不会被传播出去。“我相信，过去数千年，有许多人都写下了自己想写的历史，但最终能被国家权力认可、允许留传下去的，还是很少。在现代史学产生之前，在传统的历史叙述里，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为谁写历史，而在于你写的历史会不会被有权力的人认可。有人在控制历史。”

而现代社会变了，不再有谁能真正控制历史，所以，写作者有机会讲各种各样的多元和多样化的历史。“归根结底，历史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人来写，以各种形式来传播。现代史学所说的历史，是一个竞争的历史，各种声音都在竞争。”

这样的竞争，学界、读者都会卷入其中。当声音越来越复杂，究竟什么样的历史是好的历史？历史的学术性与通俗性是否存在平衡的可能性？

“我没有什么心得和办法，也不认为这是一个不好掌握的平衡。对我来说，遵守自己遵守了几十年的原则是不难的事情。这是我的底线，如果哪天我对同行的评价都不在乎了，我可能做的事情就有点没底线了，今天讨好这些读者，明天就要讨好另一些读者了，很快就会出大问题的。”罗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