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楠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

文学史的积累使得怀古咏史文学在唐代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也为作为历史遗迹的“赤壁”从物理空间到文化空间的递迁创造了条件。纵使存在着延绵千年的地点论战，“赤壁”在指涉三国战事的基础上，仍逐渐成了一个常见的艺术主题，该主题也因此具有了相对固定的怀古叹今的文学模式和情感意涵。而使得赤壁怀古文学达到难以逾越之高峰的，无疑是北宋士大夫苏轼的“赤壁三绝”：《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赤壁三绝”一方面引发了对赤壁文学主题的广泛应和，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多元媒介的流转，在其问世的940年间，形成了“一时谪向黄州去，四海传为赤壁图”（张之翰《赤壁图》）的独特艺术景观。

经过时间的淘洗与现代性的祛魅，“经典”是如何在众声喧哗之中成为“经典”的,其原因并非自明。深入考察“经典”问世初期的文本接受、作者形象以及其与历史塑造间的互动关系，以还原经典之流传情境的必要性日益凸显，而“赤壁三绝”取得其历史成就的原因，亦借由宋代经典化过程中的张力关系得以展露——它首先体现在“赤壁三绝”的文本特性与其所处文学环境的交锋中，其次体现在苏轼克制的传播意愿与受众利用多种艺术媒介积极助推的矛盾上，最后体现在强权意志对苏轼的接受与苏轼的实际文化影响力的错位中。

虽然已有学者通过定量统计的方式计算出历代词选对“赤壁三绝”的选择总数、点评量与唱和量，为验证其突出的文学地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数据[1]王兆鹏、郁玉英：《宋词经典名篇的定量考察》，《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但“赤壁三绝”施加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实并非一蹴而就地产生的。在“作者—读者”的授受关系之外，诸多环节和媒介的存在，使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性事件。比之试图找寻文本与意义之间精确的对等关系，或者不假思索地接受统计数字带来的科学结论；深入系统的过程，以其尽可能关注细节的中立立场，更能靠近意义的生成场域。此种狄尔泰式[2]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认为历史研究的根本愿景是充分、全面地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他坚持人本主义导向，认为“归根结底，在历史的任何一个关节点上产生某种影响的，都是存在于人类本性的核心和宽泛的历史生活所具有的普遍脉络之间的互动，而且，存在于生命本身和历史之间的最根本的联系，就是这种互动”。这一观念对当代历史研究影响深远。参见[德]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的发生学视角既是人本主义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亦是本文重估赤壁文本传播史中所存张力的根本动机：文学的本体指向人的生命存在，文学的周遭世界和历史空间亦如是。

一、“赤壁三绝”与文风之变

从吴国史官韦昭的《伐乌林》到庾信的《哀江南赋》，从李白的《赤壁歌送别》到杜牧的《赤壁》，历朝历代都留下了传唱甚广的“赤壁”名篇。及至北宋，在话本小说的助推下，三国旧事更从故纸堆中走到寻常巷陌。苏轼曾转述友人的言论描述三国故事在大众当中的流行程度，“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3]苏轼撰，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页。。《苕溪渔隐丛话》中引北宋学者王得臣《江夏辨疑》说：“周瑜败曹公于赤壁，三尺之童子，能道其事。”[4]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八，清乾隆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由此可见，三国主题通俗文学的普及创造了广泛的情感共鸣，而激起鲜明爱憎的善恶二元叙事结构在其中功不可没，这进一步在阶层、数量及年龄方面拓展了苏轼“赤壁三绝”可能的受众范围，雅俗共赏的认知基础是前朝仅作为怀古诗题的赤壁文学所不具备的传播土壤。

“赤壁三绝”的文体风格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以文为赋”“以诗为词”，是理解“赤壁三绝”文体风格的有效途径，尽管它是一种简单化的表达，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苏轼改变了过去的赋与词的写作方式。从铺叙为主的汉代大赋到工巧的六朝俳赋，再到讲求对仗的唐代律赋，赋体始终未能摆脱音律押韵的限定；但苏轼的《赤壁赋》与《后赤壁赋》在保留古赋特征的同时，以长短错落的句式和融为一体的写景、问答、议论打破了文体的桎梏，使赋文像行云流水般恣意纵横。《念奴娇·赤壁怀古》也不复“念奴娇”词牌内容以往的婉媚承平，其中的英雄形象和历史视野锻造出空前旷达的气势，为长期被视作艳俗小技的宋词带来巨大革新。这种改变出于苏轼的自觉，他有着向以柳永为代表的柔媚风格“宣战”的意图。在与陈慥的通信中，苏轼这样自得地看待自己的创作——“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5]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册，第1569页。。而他的写作风格也的确丰富了词作的体式、语言、题材和意境，开辟了豪放词的新流派。

《赤壁赋》《后赤壁赋》对无限时空的沉思，《念奴娇·赤壁怀古》对过往历史的追念，均表达了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也突出呈现了新文体背后的根本思想特征——“以意为先”。苏轼曾引申孔子所谓“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辞达而已矣”，认为文章应以达意为宗旨，以规矩章法来衡量文章的标准是错误的，“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1]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第4册，第1418页。。他还曾在《文说》中总结性地把不泥典故、不拘小节的创作过程比作万斛泉涌，强调一种不为体裁桎梏的自由表达。这种观念与文学的整体变革密切相关，北宋初期文坛延续了晚唐的华丽诗风，盛行风格秾丽的西昆体。但时代风潮下知识分子对义理学、性理学的青睐，促使韩愈的“道统”论再次盛张，以周敦颐为首的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古文运动由此兴起。经过欧阳修领导的文学改革，北宋中期的诗文已具有骈散结合、朴素流畅、自由徐缓的新文风。“文以达意”的审美追求，是革新浪潮中的又一面旗帜，而文风的平淡素朴，正是苏轼标榜的“绚烂之极”。在《清波杂志》的记载里，苏轼曾用浅俗的类比解释唯一的作文之法，“譬如城市种种物，欲致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2]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12页。。这种看似平铺直叙的表达方式恰恰代表着文学航向的彻底转舵。

正如所有改革和创新一样，这种变化带来的不尽是时人的溢美之词。对于苏轼的文学风格，友人陈师道批评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3]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09页。有必要指出，《后山诗话》是否为陈师道所作，自南宋陆游起便存在争议。但谷建在《〈后山诗话〉作者考辨》一文中对疑者论据予以有力驳斥，指出尚无确凿证据可证其伪，本文采纳其说。参见谷建：《〈后山诗话〉作者考辨》，《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学者对苏轼的负面评价还集中在其辞赋“不入律吕”的特点上，如南宋张戒因为“子瞻以议论作诗”而直言诗“坏于苏黄”[4]张戒：《岁寒堂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55页。。但陈师道与张戒眼中的缺点，恰是苏轼文辞传播的优势。不事雕琢的风格和晓畅简明的韵律使它获爱于当时的精英阶层，并更容易被大众记忆和传唱。北宋江西派诗人晁冲之曾对章楶与东坡的作品作出直观比较：“章楶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花》，其命意用事,清丽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声韵谐婉，便觉质夫词有织绣工夫。晁叔用云：‘东坡如毛嫱、西施，净洗却面，而与天下妇人斗好，质夫岂可比耶！’”[5]朱弁：《曲洧旧闻》，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8页。曾敏行在《独醒杂志》中所录轶事更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苏轼在徐州时，曾惊诧地发现他刚完成还未示人的词作已在城中哄传，询问得知，词曲是从夜间巡逻的士兵队伍中传出来的。苏轼于是召见士兵询问，对方答：“某稍知音律，夜宿张建封祠，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也。”[6]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第597页。“不知何谓”竟已满城传唱，此一例足以说明苏轼词文在声韵上的易散播性和潜在受众的广泛性。即便如陈师道一般直白的批评，也难免将苏轼与一代文宗韩愈相提并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苏轼作品“不能不谓之别格”的突破价值。

二、“沉默”的作者与主动的读者

（一）再论苏轼对“赤壁三绝”的态度

有研究指出，苏轼在世时，《念奴娇·赤壁怀古》并没有引起重视，谈及它的词话、笔记非常罕见[1]张劲松：《〈念奴娇·赤壁怀古〉宋代传播考论》，《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但“前后两赋”在当时便被广泛传颂，甚至儿童亦能背诵[2]“照僧九岁，举止如成人，诵《赤壁赋》，铿然鸾鹤声也，不出十年，名闻四方。”参见苏轼撰，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第38页。。究其原因，作者本人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词与赋二者在传播效果上的差异。

苏轼的友人李之仪称：“东坡自以前后《赤壁》为得意。”[3]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册，第43页。而这其中并不包含《念奴娇·赤壁怀古》。而且，苏轼的确常于兴酣之际吟诵《赤壁赋》，这甚至是他的日常之乐。僧人金镜曾记录与东坡的交游情景道：“（东坡先生）饮半，剧述前望游赤壁之胜，起而抚松长啸，朗诵《赤壁赋》一过。”[4]李日华：《六研斋三笔》，邓子勉编《明词话全编》，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2436页。另一条史料也能彰显作者的偏好，当苏轼向他人分享美食做法与品鉴顺序时，也不忘以吟咏赤壁佳篇作结：

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糁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东坡在儋耳，独有二赋而已。[5]朱弁：《曲洧旧闻》，第153页。

伴香茶吟咏平生得意之作，这一自得而无碍的片刻能带来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满足。但是，苏轼一生创造的名句数不胜数，何以言“独有二赋”？二赋包含着苏轼的人格气象，在谪居海外的岁月中，正是凭借这种随化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才得以在芜杂世务中保有乐天精神，而这同其在饮食上的创造力亦互为表里。

除了口头传播，苏轼还多次书写二赋。在不间断的政治风暴中，若说苏轼将赤壁文本主动寄赠，是不符合实情的；但是畏缩而不敢流出片纸，却也不是苏轼的性格。元丰六年（1083），苏轼书写《前赤壁赋》赠予傅尧俞（图1），此外，至少还有滕达道、范子丰兄弟、潘大临兄弟等人邀请他将赤壁之作挥毫落纸。元人王恽也曾得观一卷苏轼《赤壁赋》，并透露当时还有另外一卷《赤壁赋》书法流传下来，是东坡谪居惠州时的醉笔[6]王恽：《王恽全集汇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82页。。

图1 苏轼，《前赤壁赋》行楷长卷，北宋，纸本，23.9厘米×25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作为当世文豪的得意之作，“前后两赋”也深得苏轼的友人们喜爱。但经历“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深切明白自己是因言获罪，他对作品的钟爱是一回事，将作品散布又是另一回事。《西园闻见录》记载，苏轼在从湖州被押解回京的途中，“亲朋皆与绝交，道出广陵，（鲜于）侁独往见，或劝将平日往来文字书问焚之”[7]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第598页。。无论是试图搜罗苏轼新罪证的政敌，还是钦佩和爱护苏轼的友人，对他和他文章的关注并没有因为远谪而平息。苏轼自黄州移居汝州，偶作辛词，当地太守即刻拜访劝解，请他缄口自保，切勿示人[8]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第609页。。

这是何等谨小慎微，却很必要。贬居儋州之后，苏轼怕连累亲友，对问好的书信都不敢轻易作答[9]在给李之仪的回信中苏轼踨蹐不安地写道：“辱书多矣，无不达者。然终不一答，非独衰病简懒之过，实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无益寒温之问，玷累知交。然竟不免累公，惭负不可言。”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十二，第4册，第1541页。。所以在赠傅尧俞的《前赤壁赋》卷末，苏轼才会请求傅将手书“深藏不出”，因为自己“多难畏事”，仅有一二人见过他过去一年写就的赋文。

种种迹象表明，在贬居时期，苏轼仅欲与至亲好友分享赤壁之作。不过，这些应邀而作的书法仍然为“赤壁三绝”的传播提供了源头式的介质。笔者过去的研究指出，“赤壁三绝”几乎是同步进入了绘画表现的领域，现存美国纳尔逊—艾尔金斯博物馆的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卷是存世最早的“东坡赤壁”主题画作，它与传为苏轼“出子”的北宋宦官梁师成、皇戚赵令畤有莫大关联，而朝臣画家李公麟、驸马王诜也极可能在元祐年间（1086—1094）描绘过同一主题的作品。这些书画作品与苏轼的文人集团及当世的追随者紧密相关，可被视作圈层互动的私密产物[1]王一楠：《历史中的“龙眠赤壁图”与“晋卿赤壁图”》，《荣宝斋》2017年第9期；王一楠：《意义阐释与图式变体：传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新论》，《中国美术研究》2020年第3期；王一楠：《图像之外：乔仲常〈后赤壁赋图〉流传史中的记忆钩沉》，《中国书画》2022年第4期。。

虽然苏轼对“前后两赋”的“偏爱”影响了当时读者的择取，但后者在传播媒介的选取方面也展现出与作者意愿的差异。与书画收藏的近交性、私人性不同，“赤壁三绝”经典化进程中的重要媒介——石刻与文集更具公共效力，后两者极大增强了前后《赤壁赋》的传播效果。

（二）书写、刻石与出版

苏轼在赠傅氏的前赋书卷中声明要再写的后赋，清代时还见于高士奇的著录[1]孙承泽、高士奇：《庚子销夏记·江村销夏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但并没有流传至今。徐州博物馆存有这一作品的石刻，其上说明：“去年作《赤壁赋》，未尝轻出以示人。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楷书前赋以寄。后赋笔倦未写。今日钦之来持期卷索二书二赋，故复走笔。此二卷虽一挥而就，然几不能胜其任。钦之加意迷藏，方见爱我之深也。元丰六年（1083）十月廿四日，眉山苏轼并记于黄州临皋亭。”[2]参见苏轼行书《赤壁赋》石刻，现藏于徐州博物馆。从中可知，由于对方一再请求，苏轼难以推辞才有了这卷手书。此后又有黄庭坚、朱熹、魏了翁、邓文原等人题跋，后为清代官员杨映权收藏并上石。尽管碑上的书风与苏轼现存笔迹有较大差异，但它彰显了后人对赤壁文本的传播热情。刻石者的动机应与后人为羊祜立碑存言的愿景相同：即便纸墨俱亡，碑刻仍使文本长存，这种最接近永恒的保存方式具有其他媒介不能比拟的象征意义。

早在宋代，《赤壁赋》便以石刻的方式流传。元丰七年（1084），苏轼得诏移居汝州，在离开黄州前应潘大临、潘大观之请，以小楷写前后《赤壁赋》。他本意是写《归去来辞》，但兄弟二人犹求二赋，当时便磨好碑面准备刻石以传。南宋的朱熹也曾见过《赤壁赋》石刻[3]黎靖德编，王兴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册，第3115页。。明清时期碑刻《赤壁赋》的热情比宋代更高：上文提及的杨映权显然是将真伪莫辨的《后赤壁赋》书法当作珍宝，寓意永存；清人李光暎所撰《金石文考略》对赤壁诗、赋石刻有专门、翔实的记录；残存于黄州赤壁景区的碑刻有百余块之多。不单苏轼的手书被铭刻，苏轼文人集团对赤壁文本的书写同样以碑碣的形态被保留。藏于山东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的“黄庭坚写《赤壁怀古》”便是一例；而明代文学家吴宽为一件石碑所作的题诗甚至显示，与苏轼一同游览赤壁的客人的注文亦获后代珍藏[4]“西飞孤鹤记何详，有客吹箫杨世昌。当日赋成谁与注，数行石刻旧曾藏。”参见俞弁：《逸老堂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第1300页。。

除石刻外，另一具有普及意义的媒介是盛行的苏轼文集。北宋时期私人刻书业骤盛，杭州、开封、成都和闽中四个中心聚集了大量从事图书刻售的商人，书籍变得易于获得。苏轼曾不满道：“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5]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一，第2册，第359页。这其实是教育普及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冠以苏轼之名的书稿在书商中备受追捧，盗版在街肆中泛滥。苏轼曾致信陈师道抱怨：“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当俟稍暇，尽取旧诗文，存其不甚恶者，为一集。”[6]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十三，第4册，第1574页。当时的苏轼还没有预料到，这些刻本会成为他在“乌台诗案”中的罪证。尽管北宋印刷术与刻书业的勃发为苏轼带来了直接的困扰，但以今日眼光看待，这种变革间接地改变着整个社会的文化及教育水平，为苏轼和其作品带来了更多的平民阶层读者,更不用说宋代精英阶层对汇辑苏轼文章的巨大热情了。北宋僧人惠洪在《跋东坡缄启》中说：“东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编集已尽，虽予之笃好者，亦以为无余矣。佛鉴辄出此帙为示，皆中朝士大夫集中所无者。”[7]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3469页。可见即便是在苏轼遭受贬谪的年岁中，也不乏有人对苏轼文章穷搜博采，甚至到了“编集已尽”的程度。孔凡礼的研究还指出，至迟于元符三年（1100），京师印本的《东坡集》就已行世[1]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73页。，这一时间远早于南宋郎晔汇编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从作者本人的吟咏、手书，到友人后学的绘画、刻写及出版，虽然苏轼对“前后两赋”的偏爱影响了当时读者的择取，但读者在传播媒介的挑选方面也展现出与作者意愿的差异。媒介的复杂性使赤壁文本快速突破了苏轼身边的私密圈层，走向了公共知识领域，并召唤起广泛的回音。这是否也契合了苏轼隐秘的愿望？

三、皇权投射与文化影响的错位

在上文的讨论中，还有一类特殊的读者没有包含在“赤壁三绝”的传播过程中——最高统治者们，他们“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以个人好恶决定朝臣的政治命运，也将强权投入文学的生命力中。当作者不幸成为一种官方禁忌时，其作品的传播也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涉，文学史中便有诸多经典作品不显于当朝而正名于后世。苏轼的情况总体符合这一论断，但在宋代出现的与政令相违的传播现象，成为使文本价值与作者形象间的离合关系附着在“赤壁三绝”上的又一重吸引力。

苏轼弱冠之年便已声名显赫，被欧阳修视作文坛的接班人[2]“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参见朱弁：《曲洧旧闻》，第204—205页。，最高统治者亦对其青睐有加。《宋史》称：“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仁宗的继任者神宗也欣赏苏轼，读他的文章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但时局弄人，正是这位倾心苏轼文采的统治者将他下狱、流放。宋神宗去世后，实际最高权力者高太后主持了元祐更化，推翻了神宗倡导的新政。元祐六年（1091），苏轼被起任翰林承旨，高氏召他入殿，问其何以历经多次宦海起落还能再任重臣之位。苏轼捉摸不透，惶恐不已。高氏为他点破玄机：“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很难分辨这是出于真心，还是古今帝王家擅使的驭人之术，抑或是太皇太后为故去的儿子保留的一丝残念。在《宋史》描述的这一场景中，不久后倒转时局的哲宗亦在场，在“轼不觉哭失声”时，“宣仁后与哲宗亦泣”[3]脱脱等：《宋史》卷三三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册，第10819、10811页。。

值得注意的是，传颂和模仿苏轼文章在元祐年间（1086—1094）已成为一种潮流，故而对于苏轼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巨大影响力，统治者不可能不知情。与苏门交游甚密的李廌记载了几则有代表性的故事。苏轼的门人学习苏轼作赋，作品却被外人调侃道：“伏其几而袭其裳，岂为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是苏公。”尽管是戏言，却将苏轼与孔子并举，二人不分轩轾的权威地位似乎无需赘言。李廌又注解说：“士大夫近年效东坡桶高檐短，名帽曰子瞻样。”[4]李廌：《师友谈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12页。可知文学上的仰慕者爱屋及乌，以至于苏轼的衣着都成为流行。苏轼的领袖形象甚至出现在舞台上。苏轼陪同宋哲宗在醴泉观看杂戏，一处情节中，戏子们自夸文采：“一优（丁仙现者）曰 ：‘吾之文章，汝辈不可及也。’众优曰 ：‘何也？’曰：‘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扮演苏轼的丁仙现是历经三朝最负盛名的杂剧演员，他和子瞻帽的这一桥段起到了很好的现场效果，皇帝也被逗笑了，“上为解颜，顾公久之”[1]李廌：《师友谈记》，第12页。。

但在年轻皇帝开怀后的凝视之中，是否有着尖锐的深意？哲宗亲政后，为了表明自己的权威，立刻将祖母高氏维护的旧党一扫殆尽，苏轼也概莫能外。哲宗对苏轼的不满，其实在亲政之初便尽显无遗。元祐八年（1093）苏轼外任定州，于情于法均应上殿面辞皇帝，但哲宗以“本任官阀，迎接人众”的牵强理由拒绝了他。哲宗在位时期，党派倾轧更加残酷，他不但在朝廷上收缩言论空间，也开始有意识地消除元祐党人的文字。徐度《却扫编》记录：“东坡南窜，议者请悉除其所为文，所在石刻多见毁。”又赵令畤在《侯鲭录》中记：“绍圣间，贬东坡。毁上清宫碑，令蔡京别撰。”[2]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第637、625页。该“上清宫碑”当是指元祐八年苏轼奉旨所作的上清储祥宫碑。

这一阶段关于传唱“赤壁三绝”的直接记载并不多见，但坊间流传着诸多关于苏轼生死的传闻，侧面反映出聚焦在当世文豪身上的高度关注。宋徽宗继位后，又三次命令蔡京主持书写元祐党籍碑的工作。党籍碑不仅立于皇宫内外，也扩及地方的监司长吏厅。随着各地党碑的树立，对异见者的精神凌迟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着。更为严格的文禁随之而来，诏曰：“苏轼、黄庭坚诬毁宗庙，义不戴天，片文双语，并令焚毁勿存，如违，以大不恭论。”[3]李埴撰，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正》（下），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34页。不过，即使在党禁时期，苏文依然十分盛行，禁令甚至起到了反向的推动作用，“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4]朱弁：《曲洧旧闻》，第205页。。

如果说苏轼的亲友留存其作品尚有合理性，那么大量普通民众不惜忤逆国家政策参与其中又该如何理解？一个显见的目的是为苏轼鸣不平，但是真实情况远比这一看法复杂。譬如，《梁溪漫志》称“申禁东坡文字甚严”的时候，有人偷带苏轼文集出城，被抓至官府。当时的行政长官发现文集背后有一首诗，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谩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于是长官为此人的义气和情怀打动，但因为怕会惹祸上身，所以偷偷地将他放走了事。除了各地因苏轼而涌现的志士仁人群体，这则记载中还有一个奇异情形应该引起注意——“京尹义其人，且畏累己，因纵之”[5]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第638页。。为何本是忠于职守的官员，却担心履行职责会连累自己？

根据之前党争反复的情况，一旦高层权力发生更迭，难保如今受到压制的一方不会再次起势。这一可能情形显然在这位京尹的考虑之内。而苏轼作为当时实际的文化领袖，其因言获罪的遭遇即使算不上冤屈，也远不能让其门人和广大的倾慕者感到公平。换言之，他仍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同样是该官员面对的隐形压力。以上这些因素造成了禁令执行中的灰色地带。

还应注意到苏轼带来的使众人趋之若鹜的名人效应和经济效益。苏轼在徐州时曾建造黄楼，与苏辙书写赋碑立于楼中。党禁开始后，当时的太守不忍心毁除，于是将它放入护城河中隐没。水落石出之时，不少人去摹拓此碑。新太守上任后，令人起碑出水，“日夜摹印，既得数千本”，然后命令下属将石碑打碎（另一种说法是太守厌恶黄楼上日以继夜的拓碑声，于是将它毁坏）。新太守的真实意图已不可考，但这出人意料的举动带来的后果却是“人闻石毁，墨本价益增”[1]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第637—638页。。对苏轼遗作引发的非理性市场行为，陈师道在《黄楼》绝句中评价道：“楼上当当彻夜声，预人何事有枯荣。已传纸贵咸阳市，更恐书留后世名。”[2]陈师道撰，冒广生补笺：《后山诗注补笺》，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94页。由此可见，基于苏轼的文化影响力和其所属政治集团未卜的命运，即使对普通人来说，保存遗作也是一种值得冒险的行为。

党禁在一种矛盾的基调中延续着，尽管崇宁五年（1106）彗星过天，元祐党碑遭雷劈裂，徽宗恐惧天象，下令除毁石碑，解除党禁，但一直到宣和年间（1119—1125），东坡诗文仍属忌讳。政和年间（1111—1118），“（徽宗）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辞墨迹。一时士大夫从风而靡”[3]陈岩肖：《庚溪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第171页。。徽宗本人对丹青笔墨的喜爱也使这一传闻颇为可信。《挥麈三录》还详尽描述了宋徽宗秘密召见苏过的情形，接待规格之高，暗示出某种具有官方色彩的正名意图。无论如何，此后市场上的苏轼文稿愈发增值，“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4]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第643、637页。。

宋室对苏轼态度的转变和地位的认可，还与敌对政权金朝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褒崇元祐党人首先是金朝的宣传口径，为其发动侵宋战争提供了借口。在这样的情形下，苏轼与黄庭坚被金朝当局昭为“忠烈”，并因此被赋予政治上的正统地位。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之后，金的统治重心移至中原，更有意识地祭出苏学大旗，推行汉化。袁桷云：“方南北分裂，（辽金）两帝所尚，唯眉山苏氏学。”[5]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17页。通过金朝统治阶级的推波助澜，苏学逐渐“盛于北”。金代的文化领袖如蔡松年、赵秉文等人都是苏轼的坚实拥趸，相应地，作为苏轼得意之作的“赤壁三绝”也在金朝脱颖而出，成为象征作者人格的典范文本，伴随对苏轼的普遍致慕行为广泛流传。金章宗承安年间（1196—1200）的进士卫文仲“平居好歌东坡《赤壁词》，临终，沐浴易衣，召家人告以后事。即命闭户，危坐床上，诵《赤壁词》，又歌末后二句，歌罢，怡然而逝”[6]元好问：《续夷坚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页。。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金朝对苏轼自上而下的正名行为无疑威胁了宋政权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合法性。当时新旧党争已平息，金盘踞中原、继承北宋文学与绘画之盛，俨然以汉文化的合法政权自居。在这样的情形下，南宋首位皇帝宋高宗一方面坚持与金议和以保政局稳定，另一方面积极为元祐旧党平反以笼络人心。他甫一继位，便“赠（苏轼）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7]脱脱等：《宋史》卷三三八，第31册，第10817页。，同时大肆搜求苏轼残留的辞章书画，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中便有高宗于常州报恩寺喜得苏轼壁题的逸闻[1]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第640页。。此外，宋高宗还亲自书写《后赤壁赋》，与宫廷画家马和之的《后赤壁赋图》同装（图2）。

图2 赵构，《草书后赤壁赋卷》，南宋，绢本，含画29.5厘米×143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宋高宗的继任者孝宗皇帝也是苏轼文学的拥护者，对苏轼颇有惺惺相惜之感。纂修过《十三朝会要》的李心传在所辑《朝野杂记》中记录：“孝宗在寒翠堂，尝曰：‘子瞻以风月为无尽藏，信哉！’上雅敬苏文忠，居常只称子瞻，或称东坡。”[2]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第639页。辽宁省博物馆藏有孝宗草书《后赤壁赋》长卷一件，以泥金书于瓷青绢上，行笔严谨流畅但无连绵苟且之气，字字分明而变化有致（图3）。苏轼尝云：“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3]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十九，第6册，第2206页。孝宗的这件草书作品恰恰能够印证苏轼所讲的这种对法度的重视。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还藏有一件行楷书苏轼诗句团扇，上写“平生睡足连江雨，尽日舟行擘岸风”二句，亦是出自孝宗之手的可靠真迹。

图3 赵昚，《章草书后赤壁赋卷》，南宋，绢本，26.1厘米×101.1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无论高宗与孝宗重新青睐苏轼是否出于争夺文化正统的目的，这样的策略都对苏轼文本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宋初年，元祐学术变得极为兴盛，甚至出现了苏文的传播高峰。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4]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第638页。未在苏轼生前同《赤壁赋》一样获得重视的《赤壁怀古》词也在这时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对它的高度评价出现在《苕溪渔隐丛话》《邵氏闻见后录》《诗人玉屑》等品评笔记中。这一变化契合了国家权力意志在文学界延伸的倾向，展现出新形势下文艺品评对展露英雄气概的文学作品的重视。

结论

文本特性与文学环境、作者意愿与多元媒介、权力投射与传播效果的张力，内在于苏轼“赤壁三绝”在宋代的经典化过程中。

“赤壁三绝”别开生面的风格如《宋史》中的评价一般，“浑涵光芒，雄视百代”[1]脱脱等：《宋史》卷三三八，第31册，第10817页。，难以被时代所忽略。尽管文体和声韵的晓畅对时人来说构成了文学观念上的挑战，但却成为文本得以普及的巨大助力。何况赤壁怀古题材的累积产生了代际相传的广泛情感共鸣，三分天下、英雄争霸的通俗故事牵动人心，为“赤壁三绝”的传播进行了良好的受众准备。在苏轼本人对词与赋的偏好之外，读者作为文学接受视域下的真正主体，主动选择、接纳了赤壁之作，利用绘画、书法、刻石及音乐等多元媒介扩展了作品的传播途径，使作品的价值在宋代便得以显现。而特殊的政治际遇则改写了苏轼的命运，因而间接诱发了“赤壁三绝”的创作，也在其身后深刻地影响了文本的传播效力——不仅是同在宦海沉浮的士人对其遭遇心有戚戚，各个阶层也都参与了赤壁文本的经典化过程。阴晴不定、渗透着不可控力量的际遇几乎是所有人都要面临的人生命题，因而更能引发共鸣。苏轼在宋金时期政治形象的巨大变化，以及其 与实际文化影响力的错位，在这重意义上增添了“赤壁三绝”的独特魅力。

由此可见，文艺经典的生成是一种创造性、开放性和系统性的产物。尽管“赤壁三绝”文本中所呈现的深刻人生体验为其自身赋予了不与世移的美学价值，但对它们在宋代传播情境的具体探析，依然勾勒出这种生成史同变化的社会、多元的媒介、人的情感和愿望之间的深度交织。事实上，正是这种存在于生命与历史之间的广泛联系，形成了今日对文艺经典的视野与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