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秋

二、天怀境界

虞博士是传统文化的人物标本，每个细胞都充盈着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他备受尊崇，被称为“书中第一人”， 是“上上人物”。在传统文化被批判的年代，他也挨批判或遭冷落。如今，以上两种年代都过去了，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公允地评价他。这里仅从他的乐天乐道和执中贵和之斑，以窥全豹。

1.乐天乐道

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不是要你消极地听天由命，而是要“尽人事听天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首先要“尽人事”，竭力“谋事”，把应当做和可能做的都做了，至于结果达到何种程度，那就“成事在天”，只有听凭客观必然性——“天命”了。这是对客观条件的限制持一种旷达的态度。

虞博士的人生哲学就是这样的，既然等级结构包括科举制度改变不了，为避免其负面效应，就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他也考童生、秀才，坐馆教书。到三十二岁那年没馆可坐了，他妻子就问怎么办。虞博士说：“不要紧，我自十四岁出来坐馆，每年大约有三十两银子。假使那年正月里说定了，只得二十几两，我心里焦不足。到了四五月的时候，少不得又添两个学生，或是来看文章，又有几两银子来补足这个数。假使那年正月多加得几两银子，我心里欢喜，今年多一些了吧，偏偏家里遇到什么事情，把这几两银子用完了。可见有个一定，不必管它。”

虞博士的乐天精神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落实到心态上的一种表现，所以虞博士被评论为“天怀淡定”。这里强调“天怀”是有讲究的。在中国的传统宇宙观里，包括人在内的整个宇宙是一整个有机的生命过程，人的生命是构成宇宙生命的一个有机部分，天地生身为人。沟通天和人中间的桥梁是诚。心诚则灵。诚，既是君子追求的道德境界，又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天怀境界，是虞博士的重要禀性。虞博士先在山东巡抚衙门做幕僚，这时候正好天子求贤，就是“征辟”，要有人推荐。有个同僚劝他请巡抚推荐，这在古今的士人中是很常见的。虞博士认为求人举荐是没有品行，不愿意做。同僚又劝他：“就算你不想做官，推荐上去以后，或者去见皇帝，很荣耀；或者你不去见皇帝，辞了官不做回来，也是你的高明。”虞博士很严肃地说：“这样一来，要他推荐我，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这叫作什么呢？”他还是不愿意做。

虞博士就是这样，他四十来岁中举，中举以前，也过着像周进那样乡村塾师的清苦日子。妻子有病，他无钱买药，每天只吃三顿白粥，但他安贫乐道、安详和乐的心态，跟周进完全不一样。如果士人都能像虞博士这样人格自足，就不会为了追求功名富贵而发疯痛哭，也不会因趋炎附势而寡廉鲜耻。

2.执中贵和

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乐天乐道的世界观的框架里，虞博士的处世态度是执中贵和。在儒家思想中，中庸之道已成为人生准则。虞博士既不像范进、周进那样受利益驱动热衷于功名富贵，又不像杜少卿那样对科举制度、中举之人嫉恶如仇。他不对功名富贵耿耿于怀，也始终不放弃举业，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都做。他不追慕做官，但也不拒绝做官。他以仕代农——以做官代替务农，活着总得吃饭啊；欲而不贪——有欲望而不贪婪。他既不是追权谋利的禄蠹，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是个平凡人物。虞博士以儒道互补，求得了心态的平衡、平和。

虞博士有一次看见一个农民跳水自杀，如果要写虞博士英雄行为的话，这是个好机会。可是虞博士嘱咐船家去救人。救起后问其自杀原因，农民说父亲死了，没钱下葬。虞博士悯其孝心，就资助他葬了父亲。面对这情况，如果是吝啬汉，一毛不拔，我救了你了，你自己走吧；如果是杜少卿，又会倾囊相助。虞博士都不是，他没有一毛不拔，也没有倾囊豪举，是量力行善，老老实实地告诉被救的农民：“我这里有十二两银子，是坐馆的酬金，但是我不能都给你，我还要留作几个月的家用开支。我送你四两银子，你回家买棺木下葬父亲。”虞博士的做法很适中，无过无不及。后来人家问他姓名，他也如实回答，压根儿也没有施恩不望报、做无名英雄的想法，一切都很自然，仿佛是性之所至，天性的流露。

中庸追求以自然的生命节律来控引人的欲望，追求自然、社会、个人三者和谐的状态。虞博士也中举了，但其反应和范进截然不同，他听到报喜后很平静，和娘子商议拿几件衣服去当点钱，托邻居打发报喜的人。他没有像杜少卿那样不屑一顾，也没有欢喜得失去平衡。遇到最可气的事情，他不动气；遇到最可喜的事情，他也不大喜。

吴敬梓把他悬为一面镜子，来照射等级结构中争权逐利、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这个形象植根在传统文化土壤中，在传统社会中容易被体认，但现在的人对他已经很生疏了。过去研究《儒林外史》只重视批判性内容，对正面的、肯定性的现象不重视，现在应该扭转这种局面，应该有新的觉解。吴敬梓主要是从传统文化寻求精神家园，但他也在做破茧的努力。

三、觉醒境界

正是痛心疾首于功名富贵牢笼着士人，吴敬梓让迟衡山斩钉截铁地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这两句话是在呼唤文化回归、精神回归。封建朝廷正是靠“功名”“官”羁縻读书人、统驭一切学问。如果在朝廷功令之外再讲什么“学问”，那岂不是越轨出格？

实践这种出格的，首先是以作者自己为原型的杜少卿。当时解读《诗经》，官方以朱熹注的《诗集传》为准，而杜少卿却批评“而今”“只依朱注”是“固陋”。他也像现实中的吴敬梓一样，写了一部《诗说》，常翻朱说。如朱熹说《溱洧》是“淫奔者自叙之词”，他反驳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他务要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说出自己的话。从前述背景看，他是在实践“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要摆脱朝廷功令的羁绊，挣脱名缰利锁，冲破“泥定”朱注的文化专制主义，通过独立的学术，培育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这是他追求人格自立、精神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待学问的态度上，杜少卿与马二首先形成对照。

在对待朝廷功令的态度上，杜少卿与马二也形成对照。马二是八股举业的虔诚信徒和传教士，几十年科场不利，他非但毫无怨尤之心，而且弥久弥笃，自觉自愿地让功名的笼头越套越牢。离乎此，他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别的价值。杜少卿则鄙弃八股举业，一提到县里的秀才，他就骂他们是奴才。当马二之辈把受朝廷征辟去做官视为无上荣宠时，他却冒着欺君之罪，“装病辞征辟”，执意不受朝廷的牢笼，声称自己是“麋鹿之性，草野惯了”。辞征辟后他索性连秀才籍都抛弃掉，再不参加科举的各类考试。挣脱各种“爵禄之縻”后，他高兴地说自己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他妻子问他为什么装病不应征辟。他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只有从摆脱封建统治的羁縻、追求独立人格的角度，才能理解这段话的积极意义。在南京游览姚园，他“竟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得“目眩神摇”的人，大笑着，情驰神纵、惊世骇俗地走了一里多路。可见他对妻子说的“同你出去看花吃酒”不是单纯的玩乐，而是带有明显挑战意味的举动。“五四”时期女作家冯沅君写她与丈夫同行都被世人侧目讥笑，何况在吴敬梓时代。“竟”敢如此？就是敢如此！他颇有一股“豪杰”情怀，夷然不顾窃窃私语，昂起头走自己的路。

杜少卿之外，小说中还有一批奇人的剪影。“奇”女子沈琼枝被盐商宋为富骗娶为妾，她不甘“伏低做小”，携带宋家财物逃奔南京，靠卖诗、刺绣独撑门户，自谋生计，什么礼教的清规、妇道的戒律、人言的围攻、官府的迫害，她都夷然不顾。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裁缝荆元合称“市井四奇人”。他们身份微贱，被世俗所轻，因而激为狂狷。王太去看下围棋，被大老官鄙夷轻贱，他偏要杀败不可一世的“大国手”，把大老官惊得目瞪口呆，他认为这才是天下最大的“快活”。傲岸狂狷实是一种扭曲的反抗性格。他们还以恣情任性为特征。季遐年写字“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请他写字要看他的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荆元要做同自己“性情相近”的事，认为裁缝职业并不玷污读书写字，他很以自己的职业自得：“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这种生活情趣具有反对封建束缚、反对权财异化、要求个性自由发展的积极因素。杜少卿、沈琼枝以及市井四奇人，都是从传统中氤氲化生着的欲破茧而出的形象。建设精神家园的努力将一代代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