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斯春 杜宝吉

今年是开国大将张云逸诞辰130周年，对于这位比毛泽东还大一岁的资深革命家，人们经常提起他在担任新四军副军长兼2师师长期间创办新群烟厂的故事。这个烟厂生产的“飞马牌”香烟，成为新四军的钱袋子和硬通货，其他师纷纷效仿也陆续办了几个烟厂，效益都不错。

1984年，在张云逸逝世10周年之际，韦国清、张劲夫、胡立教、朱云谦、陈锐霆等新四军老同志在发表的纪念文章中说：“他调回军部专任副军长前，指示2师供给部办了飞马烟厂，有力地配合了政府开展对敌经济斗争。”

定计黄花塘

黄花塘是位于盱眙县城东南30多公里的一个村庄，原来叫“黄昏塘”，1941年张云逸率领2师师部驻扎在这里后给改了名，叫“黄花塘”。

当时部队供给标准很低，伙食、服装费无法保证，军械费、津贴费、杂餐费就更加缺乏了。每人一天一斤粮、三钱油，这个很低的标准有时也达不到。

在黄花塘师部，新四军副军长兼2师师长张云逸召集部队干部开会时，尽管窗户都打开了，但是师部会议室里面仍然烟雾缭绕，张云逸被呛得不时地咳嗽。张云逸很清楚，这些干部抽的所谓的香烟，其实大多是用树叶或者豆叶代替烟叶卷起的喇叭烟，和柴草锅差不多，吸在嘴里连嗓子都是火烧火燎的。散会后，张云逸看到有几个战士钻入会议室，竟从地上捡烟头。因为大部分干部抽的是树叶，而真正有烟丝的烟头，那是从前线缴获的，很稀少。

张云逸

战士们的行为让张云逸深受触动。张云逸虽然不抽烟，但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张云逸找来2师供给部部长胡弼亮说：“咱们当领导的要关心干部战士的生活问题，吃的、穿的、用的都得关心解决。咱们能不能办个烟厂，解决干部、战士的抽烟问题？”

胡弼亮向张云逸报告说：“我们也有这个打算，准备自己动手办个烟厂。”

张云逸指示说：“我们办烟厂，头一条重要意义，就是配合军事开展对敌经济斗争。这也是根据地建设的保障，要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我们皖东北政府主席李一氓是个大学问家，他在红军时期就写过一篇根据地开展经济斗争的文章，说农业只能解决30%的军费，另外的70%从哪里来？得靠办厂、做生意。烟厂办好了兴许能解决大问题。”

胡弼亮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知道红军时期开发江西钨矿、开展对外贸易的事。他长期在军队从事后勤工作，算过一笔账：不包括打仗的军费，一百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战士，养活一个半战士勉强些，养活两个战士的话，就异常困难。当时一发炮弹的费用，就抵得上8亩小麦一季的收成，一次战斗打了300多发炮弹，就相当于消耗了2400多亩地的小麦收成。根据地要想存活下去，必须搞出硬通货，才能开展对外贸易，搞到军费。

以前师部（江北指挥部）飘忽不定，难以立足，到黄花塘落脚后，才算稳定了下来，算是当时的一个有利条件。

黄花塘当时隶属皖东的盱眙县，位于津浦路东，淮河以南，物产丰富。中共于1929年就在眙盱创建了地下党组织。当时，除县城被少量鬼子和伪军占领外，大部分村镇都被2师控制。而且，这里有山有水，进退有据，处在新四军7个师的中间，互为掎角，方便联络支持。

师部选中了黄花塘，不久军部也看上了这个地方。在1942年7月日军大“扫荡”时，新四军军部从盐城撤出，先后移驻建湖左家庄，阜宁刘家舍、陈集、侉周庄、停翅港、单家港等地，6个月被迫搬了6个地方，最终在1943年1月搬到黄花塘后就再没走过，驻了三个年头。黄花塘成了新四军的中枢所在，直至坚持到抗战胜利之初。

另外，办烟厂需要可靠的原料基地。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因为从盱眙向西跨过津浦铁路就到了定远和凤阳，那里自明清以来就是著名的烟叶种植基地之一。其中，定远县城一度被2师攻下，2师还委任了自己的县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广大乡村基本在2师的控制之下，属于淮南根据地的一部分。原料不愁采购，只要穿过敌人在津浦铁路上设立的封锁线就行了。

至于投入，张云逸答应挤点经费出来，陈毅军长也愿意捐赠两个月的津贴。但是，人才和设备从哪里来呢？这个问题让胡弼亮头疼了好长时间，直到成钧旅长率新四军5旅打下天长县的铜城镇，他心中的石头才落下。

铜城出“飞马”

皖东天长县有个铜城镇，居于江苏、安徽两省下辖三县金湖、眙盱和天长的交界处，位于黄花塘的东面，两地相距只有30多公里。

1942年，张云逸经过考察，发现铜城大户人家多，水、陆交通便捷而且较为隐蔽。他考虑把这里建成我军的后勤保障基地，在成钧旅长率新四军5旅攻下铜城镇后，就安排胡弼亮去考察，落实创建烟厂的计划。

在铜城大街上，胡弼亮发现有个老太太沿街摆了个烟摊，顿时来了兴趣。他主动给香烟加了点价钱，提出让老太太帮忙带路到烟厂去看看。老太太很爽快地答应了。

胡弼亮了解到，新四军打下铜城前，铜城镇有几户商人，合伙筹办了一个烟厂，叫“群众烟厂”。他们有一部卷烟机，生产一种叫“神龙牌”的香烟。但是，由于当时苛捐杂税多，新四军解放铜城时，这个烟厂已经难以为继了。

张云逸听了胡弼亮的汇报后，指示办烟厂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把厂子办起来，派干部、战士进群众烟厂参加生产和管理，从中积累管理烟厂的经验和业务知识。第二步，新烟厂得到发展后，争取与群众烟厂合作，联合经营，同时安排合作社支持该厂一部分资金作为股金，扩大生产规模。

胡弼亮听了张云逸的安排，感到有些困惑，为什么呢？

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剥削的，现在居然要和企业主合作，用新四军的经费投入私人企业，即使是抗战时期，那也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张云逸打破了那个框框，他说：“上海有私营企业，还有一种股份制企业，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入股，年底按股份分红，我们这是合资办股份公司。”

张云逸给2师副师长罗炳辉批了42元的淮南币作为开办经费，这在当时相当于一口大肥猪的价格。这就是“一口大肥猪变个大烟厂”红色史话的来历。

根据张云逸的安排，新四军2师供给部派刘葆华到天长铜城筹办烟厂，一开始只弄到了一台卷烟机，后来到天长、六合又搞到了两台卷烟机，又设法聘请了两位技师。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至此，只剩包装材料还没有着落。恰巧，新四军赖传珠参谋长到铜城看病，听说这里办了烟厂，顺便来看看。胡弼亮把这个困难报告给了赖传珠。赖传珠表示说：“这事不难办。上个月军部通过上海地下党，设法为报社买进了一套印刷设备。他们每天印报纸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完全有时间帮着印烟盒，让他们来承担这个任务。”赖传珠通过电话联系上报社的包之静社长，及时解决了印刷方面的问题。这样，烟厂就初步办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出品的“飞马牌”香烟

为了联合经营、公私合并为一个烟厂，迅速扩大烟厂规模，刘葆华派代表私访“奄奄一息”的群众烟厂，与其老板黄亚庭接洽，做他的工作，动员他与公办合股经营。黄亚庭最后表示愿意公私合营。经协商议定，群众烟厂由部队参股经营，资金、人员都由部队出，部队掌握管理权，几个老板可管可不管，而烟厂要将收入的1/5付给那几个老板。

淮南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由新四军控股，需要一个新名字，经过研究就叫“新群烟草公司”。新群烟厂首任厂长是刘葆华，副厂长是黄亚庭。

此时，罗炳辉已由2师副师长被提拔为师长。他出面请求陈毅军长为香烟品牌起名。陈毅说，这香烟是我们新四军根据地生产的，应该起个有革命意义的名字，我看就叫“飞马牌”，“飞马”的含义象征着革命发展如骏马奔腾！

烟厂请淮南日报社的同志按照陈毅军长的意思，专门绘制了一幅展翅飞腾的骏马画，以此作为商标。

新群烟草公司投产新产品后，一天能生产“飞马牌”烟600多条，初步解决了干部战士抽烟难的问题，达成了张云逸办烟厂的初衷。

后来，日产量可达8000条，除了自用，还可外销。工厂的效益远超张云逸的想象，平均每月能够上交军部30万元，竟是当初投入42元的7000多倍！

骡走朱家湾

安徽定远、凤阳一带的烟叶色泽金黄，质地精良，闻名遐迩。

为贯彻陈毅的指示，胡弼亮与厂领导研究决定，选派新群烟厂得力干部，自备骡马10匹，组建专门烟叶运输队。后来为适应烟厂的不断发展，运输队的骡马增至16匹。运输队到定远朱家湾一带采购上等烟叶，再运回铜城的烟厂。

但是，日军控制津浦线以后，路东和路西的抗日根据地被一道铁路封锁线隔开了。路东的新群烟厂要想到路西采购烟叶，必须冲破日军沿津浦线设置的关卡。

1940年3月4日，新四军收复定远县城，华中地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但是，1940年5月，因县城被日军侵占，县政府被迫转入农村，在定（城）炉（桥）公路以南的朱家湾，设立定（远）凤（阳）怀（远）三县抗日民主政府，称作路西专署。

1942年春，路西专署决定在各县主要集镇设立民生商店，其任务是用粮食、牛皮、猪、烟叶等东西去换取军用物资。这样，路东根据地和路西根据地相互配合，新群烟厂得到了路西根据地的支持，香烟原料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根据地人民把烟厂看作自己的，并多方予以支持。烟农把最好的烟叶出售给烟厂，一株烟只选七八片，下不沾土，上不带尖，真是“一片烟叶一片心”。

虽然有路西抗日民主政府的支持，但是从桐城到定远朱家湾直线距离也有170公里左右。朱家湾东北的西卅里店，北边的芝麻店，西南的永康乡、炉桥镇、杜集乡、水家湖，东南的曹里集、兴隆集，都被日军占领着。南边吴家圩以东是土顽牛登峰的地盘。新群烟厂的骡马运输队必须穿越敌占区，才能将在朱家湾收到的烟叶运回铜城。每次运输，采购人员都冒着很大危险。

为了顺利将烟叶运过津浦线，刘葆华想尽了办法。在靠近津浦线的一个小镇上，他亲自出马，带着几个战士，通过内线联系上一位有些名气的帮会人员——三番子师爷，并摆下酒席，请他会面。会面时，刘葆华态度坦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直言希望他能深明大义，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为抗战出一份力，出面和那些伪军打个招呼，在运输队过封锁线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刘葆华同时承诺，通行一次，会给他们一件“飞马”烟。一听每次过境可以有一件“飞马”烟，三番子师爷顿时来了精神，答应了刘葆华的请求。

遇到铁杆汉奸作梗，运输队就得费些周章了，只能等夜间，悄悄地组织堡垒户帮助担着烟叶运过封锁线，再装上早已等候的运输队的马车。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刘葆华通过内线，了解有哪些顽固分子、铁杆汉奸从中作梗，就直接请求铁路便衣大队的锄奸队进行定点清除，并且在被处决汉奸身上贴上处决布告，警告那些汉奸、顽固分子不要与抗日民主政府作对，否则没有好下场。那些伪军，再也不敢为难运输队了。这样，一个秘密通道就开辟出来了，骡马运输队于夜晚穿梭在津浦铁路东西两头，并不断扩大。

津浦路西的定远一带烟叶是在英美烟草公司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并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物资。抗战期间，因为敌人的封锁，客商借机压价，烟农销售出去的烟叶便宜，进入根据地的香烟又贵，进出两头受剥削，根据地形成了入超的局面，对稳定抗币十分不利。办了烟厂，就可以收购烟农的烟叶，增加他们的收入，减少外烟进口，还能输出一些，地方税收增加了，对路西抗日民主政府的财政贸易起了很好的作用。

瞄准大上海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在上海的颐中、花旗烟草公司和所有附属企业均被日军接管，由日本军管机关“兴亚院”设监理事务所负责管理除武汉地区外，所有英美烟公司所属的公司、工厂等事务。与此同时，日商又设立“中支那卷烟配给组合”和“华中烟草配给组合”，垄断和统制华中卷烟销售市场。

为了打破敌人对卷烟市场的统制，张云逸等军部领导人早在新群烟厂建厂伊始，就对产品质量紧盯不放。陈毅要求“飞马牌”香烟要飞进南京、上海，飞进国统区、敌占区，其中重中之重的是上海，因为那里是技术和市场的重镇。

张云逸帮助烟厂建立“四个严控”质量管理体系：第一个是严格控制烟叶采购质量，以及辅助配料质量；第二个是严格控制烟丝质量；第三个是严格控制香料配比，保证科学精当，恰到好处；第四个是严格控制包装质量。

即便如此，“飞马牌”香烟和上海知名品牌香烟还有差距，仅靠自己积累很难短期追上，必须设法请到上海师傅才能破解难题。

经过四处摸排了解，根据地有一户人家的亲属在上海的英美烟公司做工。烟厂的领导联系了这个上海师傅，并以诚相待。恰巧这个工人师傅就是搞香烟配料的，把美英烟公司的香烟配方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了新四军新群烟厂。

新群烟厂按照配方买来原料，对照配方生产。开始时对香料配制把握不准，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烟厂领导又热情邀请上海师傅到新群烟厂现场教授工人技术。这位师傅手把手教授配料技术，香烟的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烟厂并未就此满足，在上海配方的基础上，他们又想方设法，通过来往于敌占区的商人，搞到了上海其他大烟厂的配方，在别人成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摸索，不断改进，最后做出了最优化的烟料香料配方比例和配制程序。

彭雪枫（左）、陈毅（中）、张云逸三人合影

酒香不怕巷子深。“飞马牌”香烟开始在市场上发力，在各路走俏。就连远在南京、上海、杭州等敌占区的烟贩子，也冲破重重阻挠，来到2师采购批发。“飞马”烟走出了根据地，开始在敌占区热销。那时，在上海、南京街头，经常能见到烟商们兜售“飞马牌”香烟，并竖起四个指头，神秘地告诉顾客：“这是‘四爷’货真价实的‘飞马’啊！”

新四军用香烟交换敌占区的粮食、药品、弹药等军需民用物资，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就下令全面封锁“飞马牌”香烟。新群烟草公司销售人员针对敌人的封锁，想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招儿，在上海精印了大批“大英”牌卷烟空盒运回根据地，然后装上“飞马”烟，顺利通过敌人的检查，再成功地将“飞马”烟运到上海等敌占区和国统区，退掉外面的包装，再露出“飞马”的真面目。这一招使“飞马”畅行无阻。

成了硬通货

1944年，新四军2师侦察员居长玉到津浦路西嘉山等地侦察敌情。他了解到一个情况：嘉山伪军队长陆建华有个嗜好，就是爱烟如命。居长玉通过熟人，约陆建华到嘉山天一饭店，请陆建华吃饭，以便建立联系。初次相见，酒酣耳热之际，居长玉对陆建华说喜欢演戏，最近排演一个戏，需要一套军装当道具，想请陆队长帮帮忙。

陆建华提出，用五盒“飞马牌”香烟，交换一套军装怎么样？居长玉毫不迟疑地答应了。

三天后，陆建华的烟吸完了，他还想吸这不花钱的香烟，便主动联系前些时候的牵线人，打探居长玉在何处，私下询问还能不能以“飞马牌”香烟换衣服。晚上，居长玉与陆建华见了面。居长玉说：“你带的手枪，挺好玩的，兄弟我也想弄一支，神气神气。给你一条‘飞马牌’香烟，你看，怎么样？”

一听说要给一条“飞马牌”香烟，陆建华满口应承，表示完全可以。陆建华以两支手枪换到了两条香烟。

这以后，陆建华只要没烟抽，就到处寻找居长玉。居长玉不仅给他送烟，还约他喝酒吃饭。

有一天，两人吃喝之时，陆建华说了一个情况：第二天上午津里据点的日军和“皇协军”30多人，准备到盱眙龙山方向去抢粮食。居长玉听到这一消息，想到这可是个重要情报，但表面上仍然假装焦急的样子：“如果消息确切，我得赶快回家，我家父母还住在龙山呢，我得赶快把他们接到嘉山避避。”

“消息绝对可靠，这个消息是津里据点的翻译官告诉我弟弟的，绝对没有假。”陆建华十分认真地向居长玉保证。

跟陆建华吃完饭，居长玉一路小跑连夜回到师部，向罗炳辉汇报了这个情报。罗炳辉立即布置4旅两个营，在津里至龙山必经之地涧溪设下埋伏。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日伪军进入了预设的伏击圈。新四军枪炮齐发，半个小时不到，就彻底消灭了前来抢粮的所有敌人。

居长玉用来换服装、换枪、换情报的“飞马牌”香烟，在抗战岁月里，无论是在根据地还是在敌占区都是硬通货，和银圆差不多，可以交换市面上的一切物品。

1943年11月25日，经历过“黄花塘事件”的陈毅奉命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从盱眙黄花塘军部出发时，陈毅和随行人员带了几条“飞马牌”香烟，作为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

陈毅穿过无数道封锁线，直到1944年3月7日才终于抵达了延安。

在向毛主席汇报前，陈毅拿出了历经千难万险带来的“飞马牌”香烟，并向毛主席介绍，这个香烟厂，就是2师在张云逸的直接领导下创办的。张云逸是个懂经济的军事领导，他在新四军各个师开了个好头，不仅解决了部队抽烟问题，还将香烟销售到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口碑和“老刀牌”、“哈德门”相比，一点也不差。

毛主席把香烟放在鼻子下闻了闻，点上火，香烟从头燃烧到底，灰烬呈灰白色，而且长长的烟灰不会掉下去；烟丝金黄，粗细均匀；香味浓郁，劲头适中，既不太冲，烟味也不太柔。“‘飞马’为抗日战争服务，为根据地建设服务，可谓劳苦功高！”毛泽东给了一个极高的评价。

当时，新四军7个师就是7块根据地，人口都在百万人以上。大家看到2师的战士有烟抽，有肉吃，生活大为改观，都纷纷前去取经，也办起了烟厂，不久打响了“黑猫”“丰收”等多个品牌。这些香烟有力地打击了奸商的投机行为和敌人对香烟的统制，增强了根据地的供给保障实力。

1955年授衔时，张云逸虽然授的是大将军衔，但因他的资历深，经毛主席特批，实际上享受的是元帅级别的工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