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湘君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国外召开的，这就是党的六大。这次大会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它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党内的“左”倾盲动错误，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比较正确的回答，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复兴和发展中国革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共中央决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所谓的“清党”，对革命者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全国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党的组织全部转入地下，党员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近6万人，下降到1万余人。中国共产党经受了自成立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所掌握或影响的北伐军2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随后，党组织、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等。虽然这些起义大多因为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但它们打出了工农革命的旗帜，扩大了党的影响。

然而，党在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时，由于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一味地强调进攻，鼓吹暴动、再暴动，甚至在一些敌人控制严密的地方发动武装起义。对于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又采取命令主义、惩办主义手段进行组织制裁，加上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端仇恨，八七会议后不久，党内出现了一股以盲动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急性病，结果使革命遭受了损失。

至1928年春，党内的“左”倾盲动错误才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停止。但是，对于一些事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当时的政治形势、革命任务和斗争策略等，都还没有统一认识。因此，亟须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大会，解决上述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统一全党思想，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就这样，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提上了议事日程。

最早提议召开六大的是八七会议。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说，“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讨论了召开六大的问题，并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中旬召开六大，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决议还规定了出席大会的代表产生办法，要求各地以省党部为单位，500名党员中选出一名代表，500人以下的党部也选出一名代表，凡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未被某一省党部选为代表者，可以参加六大，但无表决权。另外，规定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可以派5名代表。凡所选代表均需1年以上党龄。

192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有关事宜。会议通过讨论，确定了下列事项：

大会召开地点：待定。不能确定六大召开地点是因为当时全国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党的组织处于极端秘密状态，国内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来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人数：50人左右，具体办法由中央组织局决定。

会议还决定，在两个星期内要起草好共青团大纲、党务组织大纲、工会运动大纲、农民土地问题大纲、政策问题大纲等，并确定了起草这些文件的负责人或部门。

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党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对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并研究部署今后工作。而中国之大，竟找不到一处适当的开会场所。正在此时，共产国际决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大会，届时中国共产党也将派代表团出席大会。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代表团参加，请斯大林或布哈林出席大会，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请求。

共产国际指名要陈独秀参加六大，但陈独秀拒绝了

1928年2月，中共中央得知共产国际六大将在5月召开，于是作出决定，共产国际六大之后召开党的六大，在共产国际六大之前召开一次中央扩大会议。

3月中旬，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决定，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政治局委员除已在莫斯科的向忠发、苏兆征外，再派瞿秋白、周恩来前往莫斯科。

同月，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召开事宜作出决定：（一）同意中国党的请求，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二）六大议程大致应是：共产国际报告，瞿秋白作中国党的报告，长江局或湖南省委作报告，任弼时作青年团报告，党纲问题，章程问题，工人运动，土地问题与农民运动；（三）代表人数100至110人；（四）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应立即启程前往莫斯科，以便为六大的召开作准备；（五）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须出席大会。

4月2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六大，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三人留在国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协助工作。

本来，共产国际指名要陈独秀参加六大，但陈独秀拒绝了。郑超麟回忆：“毛子（指苏联人）请独秀去，独秀不去。秋白疏通若飞（王若飞），希望若飞劝独秀去。若飞说：‘我本赞同他去的，后来一想那边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缘故来打击他。’秋白说：‘不见得，不见得。’若飞的意思是说，若无苏联反对派问题夹杂其中，独秀参加的意见是有胜利可能的。任弼时也约我在兆丰花园谈话，叫我劝独秀去，我答应转达。彭述之也拒绝邀请。”就这样，陈独秀和彭述之都没有参加六大。

4月下旬和5月上旬，赴莫斯科参加六大的各地代表从上海陆续启程，大部分从大连、哈尔滨，经满洲里边界，进入苏联境内，也有乘苏联轮船直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

中共六大的会址设在莫斯科郊外纳罗法明斯克的五一村。会场是一栋三层的楼房。底层是餐厅、厨房和其他一些房间，大会的秘书处就设在这些房间里。二楼有一个能容纳七八十人的客厅，作为六大的会堂。客厅旁边还有一些房间，部分代表和工作人员住在这里。三楼则全部作为代表的宿舍。

共产国际还给代表们统一发了一套西装或列宁装，主要是为了不因别墅里有一群穿戴各异的中国人而引起市民注意。还在别墅设了一个医务室，为代表们做体检和治疗。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曾寄予莫大的希望。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如何独立地承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应制定什么样的方针政策，成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十分关注的问题。这也是六大要在莫斯科召开的重要原因。

中共领导人在斯大林面前争论中国革命处于高潮还是低潮

为了开好六大，中共中央在会前进行了一系列的文件起草工作。这些文件，有的是在国内起草，有的则在莫斯科起草。

政治报告自然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文件，它的起草任务落在瞿秋白身上。

瞿秋白是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加上他出身记者，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在来莫斯科之前，就完成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这一长篇报告。

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

斯大林对于中共六大非常关心。大会召开前，6月12日左右，他在莫斯科的一座大楼里，接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都参加了接见，米夫和王明也在场，王明还担任了翻译。

这天，斯大林心情很好，很随意地坐在会议桌对面的地方，两旁坐着中共领导人。

斯大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二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这正是六大所要解决的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斯大林说：“秋白的报告中，有许多地方是对的，可是也有错误。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高潮。当然，某些地区城市工作有了开展，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统治阶级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人民不满资产阶级的统治，然而这不足以证明革命处于高潮。广州起义不是革命高潮的开始，而是革命高潮的终结。”

这时斯大林还没有被神化，年轻的中共领导人还敢在他面前发表不同意见。周恩来回忆：“关于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当时有过争论。中国代表曾争论到斯大林同志面前。斯大林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同志则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同志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

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出席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周恩来、蔡和森、项英等21人。布哈林强调，这不是一次正式的会议，谁都不要因为开这个会而拘束，大家可以把党的上层干部中存在的各种意见都在今天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来，在这里举行小范围的、初步的讨论会。布哈林建议，今天只讨论主要的政治问题：（一）过去的教训；(二)对目前局势的估计；(三)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与会者很多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次谈话，澄清了党内在革命形势等问题上的一些糊涂认识，对于即将召开的大会有重要意义。

6月17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副秘书长的名单。

当天晚上，瞿秋白主持召开预备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60人，确定了主席团名单，他们是曾文甫、项英、徐锡根、余茂怀、关向应、向忠发、王凤飞、李立三、王灼、蔡和森、杨殷、邓中夏、胡福田、周秀珠、毛简青、王藻文、苏兆征、周恩来、瞿秋白、斯大林、布哈林。大会还确定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决定由苏兆征、周恩来、王仲一、杨殷、徐锡根、李子芬、毛简青等7人组成，以苏兆征为主席。至此，六大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米夫建议：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不宜太多

1928年6月18日下午1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大会开幕式由向忠发主持，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此外，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出席了开幕式。

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大会正式开始。大会主持人宣布：向中国革命中死难的烈士默哀三分钟。

接着，大会通过了主席团、正副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然后，由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他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革命在我们党的第五次和第六次大会的中间，转变到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我们曾有无数同志领导工农战士以全力与敌人奋斗，而致牺牲，他们流下来的血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光荣。”

致开幕词后，共产国际、少共国际、意大利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及共青团中央代表关向应、全国总工会代表苏兆征等分别向大会致贺词。瞿秋白代表大会主席团致答谢词。

大会第二天，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然后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讨论十分激烈，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6月30日和7月3日，周恩来分别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布哈林作了政治报告的结论，蔡和森、王若飞、张国焘等作了长篇发言。大会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十几个决议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次修正案。

六大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第六届中央委员会。7月4日，大会主席团召开第十一次会议，讨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办法。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建议说：在党的工作处于秘密条件下，为了工作的方便，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不宜太多，应该比上一届的人数少一些。至于选举办法，米夫提议先由选举委员会提出一个40人的名单，征求各代表团的意见，再由选举委员会归纳出候选人的名单，提交大会。会议采纳了米夫的建议，决定由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苏兆征、项英、余茂怀和一位国际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会议同时决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由21名中央委员和11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

7月10日上午，召开大会主席团第十六次会议和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周恩来报告了51名候选人预选的结果。米夫提出了正式委员21人、候补委员11人的名单。会议讨论这些名单时，瞿秋白提议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各增加2人。经过充分讨论，采纳了瞿秋白的意见。

7月10日上午，大会正式选举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结果，联席会议通过的名单上的人选全部当选，共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

7月11日，大会举行闭幕式，周恩来等致词。周恩来说：“这次大会是空前未有的，过去的大会非常简单，讨论很少。这次大会却不同了。为求得革命的真理，得到了很多的批评。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在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向忠发致闭幕词后，在《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的歌声中，六大完成了预定的议程，胜利闭幕。

7月19日，第六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布哈林和米夫都出席了六届一中全会，足见他们对选举工作的重视。

会议开始时，有人提出，应淘汰原有的政治局委员，另行选举新人参加。理由是原有的政治局委员都犯有严重错误，而且彼此不和洽。布哈林不同意这个意见，起而回答说：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除没有参加大会的人（指陈独秀），只好置之不论外，其余的都有资格参加政治局。

接着，进行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选举。选举结果是政治局委员7人：苏兆征（22票）、项英（22票）、周恩来（21票）、向忠发（21票）、蔡和森（16票）、瞿秋白（16票）、张国焘（10票）。候补委员7人：关向应（22票）、李立三（22票）、罗登贤（18票）、彭湃（17票）、杨殷（17票）、卢福坦（14票）、徐锡根（14票）。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常委会候补委员是李立三、杨殷、徐锡根。

7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分工，决定向忠发任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主席（习惯上仍称之为总书记），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蔡和森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中央党报主笔，杨殷为中央军事部部长，苏兆征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张金保为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向忠发是湖北汉川人，原是武汉码头工人，参加过京汉铁路大罢工，1926年10月担任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在武汉码头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但此人在中央的实际工作中无法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六大后的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

六大召开时，毛泽东正致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工作。井冈山处于偏僻之地，交通不便，因而毛泽东未能参加六大。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六大上仍当选为中央委员。

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大革命已经失败，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刚刚兴起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它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于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而党内又存在争议的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

一是正确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大会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未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国家政权依然为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所掌握；地主阶级的土地剥削制度并没有废除，封建余孽也未肃清。因此，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中心任务：一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底真正统一”。二是“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三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最好的方式”。

二是正确指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指出：“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底势力还超过工农。”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这就是现时形势的特征。大会又指出，新的广大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并没有能力彻底地消灭中国革命，革命力量不仅保存下来，而且继续发展。同时，引起革命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加紧，这些矛盾继续加深，必将促进革命的发展。根据这样的政治形势，六大确定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

党的六大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豪绅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大会纠正了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土地革命中应“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指出应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并且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其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在富农继续同军阀地主豪绅斗争时，要争取它。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是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

复原的中共六大会场场景

三是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强调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大会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党的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最先便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联合战线的任务，有不正确的观念，不能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不能对于革命同盟者实行阶级的批评，不去动员革命力量，准备群众力量，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以迁就自己对于联合战线的不正确的观点。同时，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的矛盾，不去争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大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一度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盲动主义从理论上讲，就是以少数人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对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斗争，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瞎干，其方法是不去教育说服群众，而是指挥、强迫群众的命令主义。为此，六大明确提出，当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个重大转变。由此可见，六大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

但是，这次大会也有其缺点。比如，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缺乏准确的分析，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

大会也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此外，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的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党的六大一方面强调，“现在，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这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又过于强调“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六大代表和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都存在片面“工人化”的问题，在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了41人；在六大选举产生的3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占了21名。

之所以有如此高比例的工人当选，完全是共产国际的意图。六大期间，共产国际领导人片面地认为，中国革命老出错误，总有问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担任领导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坚定，具有两面性。因此，要多推举工人党员进入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周恩来回忆：“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由于太强调工人成分，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恽代英同志也没有选上，到二中全会才补上。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向忠发成为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主席，可以说是六大“唯成分”论的副产品。

总之，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此后一段时间，按照六大确定的路线方针，中国革命走向复兴。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之后，党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若干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中比较大的有中央（由赣南、闽西两根据地组成）、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赣东北、左右江、东江、琼崖等根据地。此外，在川东、苏中、浙南、河北阜平等地，也建立过短期的苏维埃政权。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了近10万人。白区党的组织也逐渐恢复发展。到1929年6月，全国党员已增加到近7万人；到1930年9月，发展到12万余人。遭受重挫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也有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