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晓熊

从意大利“南方问题”的警示意义看，浙江必须抓住发展机遇乘势而上，绝不可对加快发展地区存有懈怠之心

意大利是欧洲第四大经济体，人口总量与浙江省常住人口数相当，产业发展与浙江以中小企业为主、制造业发达等情况比较相似。近年来，意大利经济呈现深度衰退、发展后劲不足、公共债务负担沉重、南北发展两极分化等严峻问题，需引以为鉴。

意大利经济受新冠疫情深度重创，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中风险防范不力、伤及了根本

全球性的世纪大疫情仍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风险和最大突发变量。过去两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意大利经济的剧烈冲击，使本处于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之中的意大利再受重创。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0年受疫情影响，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8.87%，服务业、制造业和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萎缩13.4%。虽然受益于欧盟规模巨大的经济刺激方案，2021年意大利经济有所好转，但反复的疫情导致其经济复苏前景堪忧。

不同于美、德、英、法等国家的产业回流，由于疫情带来的国际市场重构，欧盟各国非同步复工，近年意大利汽车制造、机电产品等产业链反而部分转移到了德国、法国，特别是电子设备、金属制品、橡胶塑料、纺织服务等中间品生产高度依赖于欧盟国家，主要优势产业可替代性过强，难以阻止产业转移的趋势。服务贸易也遭受严重的外需萎缩。在疫情加速各国产业回流本国的趋势下，意大利制造业受到全球产业链转移的二次打击，有的甚至形成了永久性损失。

疫情防控能力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能力，不仅影响正常经济运行，也决定着在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中的地位。从面上看，必须吸取一些国家疫情防控不力的教训，坚持“动态清零”目标，从物流、生产等关键环节强化复工复产能力。从长远计，特别需要着眼疫情之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调整的大背景，在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大力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的同时，下大功夫做好产业链强链补链固链文章，从产业安全、市场分化、自主可控和构筑核心竞争力等多角度系统施治，强化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努力在全球贸易环境恶化和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保持浙江经济持续稳步高质量发展。

意大利科技创新持续投入不足，上世纪后期构建起来的科技引领优势逐渐丧失

科技创新是适应变化、推动发展的关键变量。意大利素来创业创新氛围浓厚，被誉为中小企业王国。上世纪60-70年代，该国通过工业重组、技术引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加大研发投入等举措，实现了经济第一次腾飞。80年代，又通过建立“国家研究计划”，为中小企业创新提供支持，实现了第二次腾飞，一度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强国。但是，近年来意大利在发达经济体中位次持续后移，关键因素还是科技创新。

从意大利与对其形成赶超之势的韩国的比较分析来看，意大利创新投入强度并不高。2021年意大利GDP2.1万亿美元，其中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1.47%，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2.48%，更是低于韩国的4.64%，差距较为悬殊。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意大利排名第29位，在G7国家中排名最后，也落后于第12位的中国。从科技创新的主体看，意大利经济体以大量中小企业为主，企业研发投入积极性缺乏。高技术产品占总出口额比例只有7.5%，远低于高收入国家（20.2%）和中等收入国家（22.3%）平均水平。相对而言，韩国政府和大企业研发投入比重较高，更注重对高等教育等科技创新后盾的投入，韩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8.45%，而意大利只有66.05%。

近年来，浙江在创新型省份建设中取得了长足进步，2021年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9%，超过意大利，但是与韩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而且全省多个设区市和县（市、区）研发投入强度低于全国2.4%的平均水平。镜鉴韩国和意大利经济“一进一退”的发展路子，对浙江来说，必须盯牢R&D等科技创新关键指标，着力强化基础研究和创新策源能力，着力解决关键领域技术受制于人的“卡脖子”问题，着力提高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的覆盖率，着力完善拓宽科技人员职业规划和科研成果生产转化能力，始终坚定创新驱动的战略定力，加快构筑浙江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意大利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会风险，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内在关系出现明显失衡

人口是对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变量，需要以长波段进行综合考量。意大利人口的突出问题，一是总量持续下降。截至2021年1月1日，意大利人口总数为5925.9万人，同比减少38.4万人，连续七年呈负增长趋势。二是老龄化过重。2020年，意大利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23.3%，是全世界仅次于日本的老龄化国家。

然而，相比于日本，意大利却深陷“福利陷阱”。人口老龄化迟滞经济发展是普遍现象，最直接的影响是养老支出挤占其他支出，加重财政负担。在经济发展黄金时期，意大利超过25%财政支出用于“过度慷慨”的养老金政策，但弥补收支差额仅依靠发行国债，使得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恶化的问题雪上加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意大利通过修改养老金计算方式、引入个人名义帐户、调高缴费水平、延长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等措施削减公共养老支出，但“福利陷阱”之下的财政负担仍长期得不到有效缓解。意大利人口老龄化不仅拖累经济发展，还埋下了巨大社会风险。一方面，养老政策改革不断诱发民众不满，移民的持续增加造成了社会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养老金支出挤占其他福利支出，用于非老年群体的失业、社会救助、家庭津贴等项目过少，甚至存在空白点。随着社会总抚养比加大，给意大利年轻一代带来沉重负担，加上延迟退休使年轻人中长期高企的失业率加剧而引发的代际矛盾，也为民粹主义兴起提供了助燃剂。

目前浙江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达14.2%，高龄老年人口持续增长，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人口老龄化、家庭少子化、生活品质化，这些对未来浙江发展提出重大挑战，需要我们从浙江人口的规模、结构、素质、布局等方面作出战略性谋划。既要从“人的全生命周期”角度，重点抓住“一老一小”问题，推进老龄友好型和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又要着眼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重视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从战略高度加大高素质青年人才的集聚，着力发展有利于接纳青壮年劳动力产业经济形态，切实增强浙江持续发展的后劲和活力。

意大利南北区域发展不协调，“两极分化”现象对经济发展形成反噬作用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地理，是经历长期历史发展累积而成的时间变量和空间变量的综合结果。意大利北部工商业发达，集中了全国46%的人口和60%左右的GDP，发展程度接近法国等西欧国家；而南方人口约34%，经济总量仅占18%，人均GDP仅相当于全国的63%，是欧洲发展最落后的区域之一。

追溯意大利“南方问题”的演变过程，可以从政府政策变迁中得到不少警示。一是“自由放任”阶段，意大利统一后，由于对南方贫困状况的严重低估，政界倾向于自由放任的经济贸易政策，而缺少优惠政策和强力投资，致使北方凭借工业化迅速与南方拉开差距。二是“强力干预”阶段，1950年制定实施的南部发展恢复计划和“非凡干预”工程，明显缩小南方与中北部发展差距，但仍然忽视了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和激励保障机制，使南方地区陷入了“梅佐乔诺陷阱”，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三是“政策收缩”阶段。由于财政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激励措施与资本支出的急剧收缩，意大利投资出现了新的普遍性崩溃。面对欧债危机席卷整个欧盟，意大利北方凭借厚实的工业基础成为了经济复苏的引擎，但基础薄弱的南部地区却一直深陷危机之中。近年来，意大利正在借“欧洲商流走廊”和“南方2030年”发展计划，挖掘南部地区发展潜力，但其效果还有待跟踪考察。

当下，浙江正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关键之举。从意大利“南方问题”的警示意义看，浙江必须抓住发展机遇乘势而上，绝不可对加快发展地区存有懈怠之心。要以“一县一策”等超常规举措，加大项目投资建设，全力优化相对落后地区实现发展的基本建设和新型基础设施。同时，要警惕外部力量的局限性，增强各地自身造血功能，不断激发其内生发展动力。最后，还要着眼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体谋划更大范围的区域性重大发展平台，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推进加快发展地区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