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珠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王安忆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写作，至今已有40多年创作历程，成果丰硕。“青春自叙传”小说《幻影》《雨，沙沙沙》《命运》等体现了她对人性、理想的思考，寻根小说《大刘庄》《小鲍庄》等从文化角度审视了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以王安忆的《故事和讲故事》《小说与我》《小说家的十三堂课》《小说家的第十四堂课》《小说课堂》等小说讲稿为对象，通过对其笔下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复杂与简单、相信与怀疑、现实世界与小说世界等关键词的研究，可进一步明晰王安忆独具特色的小说观，即小说内容方面围绕辩证看待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小说内在逻辑体现为由繁到简、小说创作态度凸显由“怀疑”到“相信”、小说创作追求表现为建构个体的心灵世界。王安忆曾将小说命名为“心灵世界”，认为小说不同于现实，小说是个人心灵图景的展示，体现了“完全个人的精神的特征”，强调小说创作是“开拓精神空间，建筑精神宫殿”[1]237。积极构建个体心灵世界让王安忆的创作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1 小说内容：围绕辩证看待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

王安忆作为最早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因而她认同人们“对物质生产及日常生活的‘现代化’的强烈诉求”[2]，与此同时，王安忆对现代社会物质欲望的过度膨胀又深感忧虑。在探索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关系的基础上，王安忆继承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写实传统，注重挖掘平凡人物的不平凡经历与情感，充分表现了对人性、人的生存状态、人的本体世界的关怀。王安忆曾将小说世界比作房子，认为房子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来自物质世界，但经过作家筛选、混合后，它们会因为作家独特的心灵而具有特殊的意义[3]3。王安忆认为小说创作的最高境界是精神与物质的一元化。

1.1 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威胁与冲击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但也带来消费主义与拜金主义的滋生蔓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等。王安忆敏锐察觉到消费时代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造成的威胁。王安忆在《〈城市生活〉讲稿》中称：“一切无法量入为出，最终是将尊严、感情、自信都倾囊而出，以至精神陷于赤贫。”[3]82她认为其小说《城市生活》的男女主人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渐渐变得不幸，是因为他们对物质享受永不知足且忽视对精神的追求。《长恨歌》中主人公王琦瑶出生在旖旎的上海风情中，却丧命于流氓的手下。在叙述王琦瑶一生坎坷经历的过程中，作者不惜笔墨写尽衣食和俗情，又不遗余力地批判金钱高于一切的人情丑态。《上种红菱下种藕》表现了城镇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摧毁，尽显作者的担忧与无奈。《向西，向西，向南》凸显了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亲情、爱情在日益膨胀的财富侵袭下逐渐变质的现状。

物质欲望的无止尽攫取使人们的价值观不同程度蒙上功利色彩。王琦瑶做了李主任的外室，上海弄堂里暗暗羡慕者不在少数，由此可见，衡量人行为的价值标准也被不同程度物化。《悲恸之地》中，山东农民刘德生与同乡幻想发家致富，带着几麻袋生姜来到繁华上海，遭遇的不是物质的满足，而是各种冷漠和不友善的对待，在自卑和恐惧中，最终无路可走的刘德生竟失足坠楼而亡。当经济利益成为社会的驱动力，想要涌进或者已经进入物化圈子的底层人们，更习惯用金钱来衡量人的地位和价值，不惜以牺牲理性为代价。

1.2 物质生活是精神追求的基础

王安忆在发现物化带来各种社会问题时，并没有夸大精神生活来否定物质生活，而是辩证地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王安忆多次提到“生计的问题，就决定了小说的精神的内容”[3]238。她认为在社会未实施分工之时，一切消遣活动都还未出现，人们只有最单纯的物质追求，如《拓荒者》《鲁宾逊漂流记》中“生计是作为正面的表达，而且这个生计是一个最最简单的状态，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3]238-239。进入封建社会后，“奴隶是专门解决生计的问题，贵族就可以专攻精神劳动”[3]240，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战争与和平》的彼尔，他们都属于不必担心生计的上层贵族。资产阶级时代到来后，“不是贵族在考虑精神价值，而是饮食男女在考虑精神价值”[3]247，如王安忆认为《复活》中的公爵小姐对聂赫留朵夫的追求只是因为贵族们“吃饱了饭没事做，极其无聊”[3]247，资本侵袭下的上层贵族已不再是作家笔下故事主人公，反而是下层阶级的玛丝洛娃让读者看到了纯洁的灵魂，从而论证了此时 “精神生活不再是务虚，而是务实”[3]249。

王安忆青睐于物质生活的书写，她的小说几乎都在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生计问题频频出现。《寻找苏青》里，王安忆写到上海工人对生活的精打细算，为了一个铜板与鱼贩子讨价还价；《一千零一弄》主要讲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描述管理公用电话的老年人之间的温情生活画面，小说突出了琐碎生活里动人心弦的人情味；《好婆和李同志》中为了一针一线、一菜一饭，人们斗智斗勇，尽显微妙的人心变化。从《雨，沙沙沙》《命运》《广阔天地的一角》《幻影》到《流水三十章》《叔叔的故事》《长恨歌》，王安忆逐步注重对个人内在精神的把握的同时，始终没有脱离主人公的物质生活而空谈精神追求。王安忆在对物质生活理解的基础上，将对现实生活的理性化思考进行概念化、抽象化处理，然后通过笔下具有典型性的人物与情节将之生动表现，“这个过程类似于儿童游戏，角色活动依据作者的意志进行，王安忆也称之为‘游戏的规则’”[4]57。

2 小说内在逻辑：由繁到简

王安忆在解读《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百年孤独》等长篇著作时，常感叹作品“复杂”“重大”“令人畏惧”[3]66，王安忆指出“再复杂的东西其实也是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现”[3]21。她认为《巴黎圣母院》《复活》是“一个赎罪的世界，罪人的世界”，《九月寓言》是“一个跑和停的故事”，《悲惨世界》是“冉阿让在悲惨的人间的修炼过程”，《百年孤独》是写一个叫马孔多小镇上的“一个家族的六代人的命运”[3]21。王安忆认为：“这样的作品虽然复杂，但它决不是庞杂、杂芜的，它是有秩序的，这种秩序是可以提纲挈领的。”[3]39她对小说创作中的某个概念或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时，常将模棱两可、纷繁复杂的问题作清晰简洁的分析论证。王安忆的这种小说逻辑不仅反映在她的创作实践中，也体现在她对小说的研究分析方面。

2.1 时空的维度

小说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必须依赖时空关系，故时空意识是小说家不可或缺的。王安忆认为写小说就是处理时间的问题，也多次强调空间“是有意义的”“本身就隐藏着戏剧性”“是会说话的，就看你会不会听”[5]118-119。王安忆在小说讲稿中，多从时空的角度切入作品解读，认为文学作品中的时空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时空，而且是与人的精神生活紧密相关的存在。如对《呼啸山庄》的解读，王安忆一开始便介绍故事人物所处的空间环境，并凸显时代特点，随后的情景变化解读也紧密联系故事背后的时间走向；在如分析《红楼梦》这部巨作时，她用横向的空间布局介绍人物关系，用纵向的时间流程剖析情节发展，从而赋予庞大复杂的人物情节以明晰的脉络。

王安忆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结合构成了巴赫金所说的“艺术时空体”，其中，时间是根本性所在，是时空里的主体。王安忆曾说：“当我们写小说的时候，就要把空间转换为时间的形态，成为可叙述的。”[4]4时间与空间是叙述中最常态的东西，叙述是在一维的时间中进行，多维空间可转换为线性的时间形式。王安忆笔下的故事多以一维的时间为脉络、以多维的空间为舞台进行展示。如《本次列车终点》讲述20世纪80年代知青陈信从农村回到城市发生的故事，揭示了个体命运在社会历史变动下的波折发展，“本次列车”这一意象刻画表现了地点的转移，同时又暗示了大背景下主人公命运的转变。王安忆小说多以大量富有特色的空间形式作为小说的场景，并以此确定生成时间的意义。如《长恨歌》中利用“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弄堂与“八面来风”的闺阁展现了上海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历史变迁中的社会群像。作家笔下这些城市空间的改变，隐藏着个人琐屑的生活背后的宏大历史时间的变化。时间本身是抽象的、前后相继的，而小说创作可以打破这种常规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维线性，展现立体的空间形态的复杂性。学者费振钟曾说：“新时期十年以来小说艺术的多元性在于时空意识的大解放。”[6]99他认为王安忆的小说《小鲍庄》的艺术魅力正源于作者“对时空的立体认识与有效把握”[6]103。

2.2 辩证的立场

王安忆秉持中立的态度，绝不仅持某一特定观点来分析小说、鉴赏小说。在小说讲稿中，王安忆较为频繁地使用“亦此亦彼”“亦真亦假”等词语来阐释她对小说的见解，以辩证思维进行事物之间的论证。如王安忆认为小说是“以现实为材料的属于个人的心灵的世界”，小说创作方法类似从日常对话中提炼自我观点的辩证法，即在相对真理的追问中兼顾最初思想的本来面目。在某种意义上而言，现实经验与心灵世界这一对关键词总领着王安忆小说观思想与实践的辩证角度[4]24。

首先，王安忆在阐释作品时，常采用相反相对的叙述视角。如《〈城市生活〉讲稿》以主人公一生的物欲追求与精神追求作比较，突出物质世界对人的精神生活的碾压。《〈战争与和平〉讲稿》对安德烈的理性与彼尔的感性进行分析，揭露性格与命运的关系。《〈五妹妹的女儿房〉讲稿》沿着“追逐目标”与“失去遗产”两条线，阐述眼下的真实比虚无的过去更重要的道理。又如《〈喧嚣与静默——谈莫言小说〉讲稿》《〈虚构与非虚构〉讲稿》等均采用这种视角。这种相反相成的视角彰显了王安忆小说观的辩证性特点。

其次，王安忆对小说定义的阐述也围绕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关键词加以展开。王安忆在《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中以“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为主线，对经典著作展开分析，出现如“经验性情节与逻辑性情节”“现实的语言与小说的语言”“内容与形式”“写实与虚构”“理性与感性”“趣味与常态”等概念，每一对中的两个要素虽相互矛盾，但也相互促进，是紧密的依存关系。即如王安忆既认识到物质世界高度发展与个体精神构造的矛盾，又肯定物质发展是精神追求的基础。王安忆在《虚构与非虚构》中曾言：“我们去虚构，绝不是凭空而起的，我们必须找到虚构的秩序、虚构的逻辑。这个逻辑一定是可能实现的。”[7]274王安忆在《诗与真》一文中通过比较“文字的、想象的世界”与“实际生活的世界”[7]42-43来探寻小说世界的准则。在《文字里的生活》《生活找灵感》《隐喻与现实》《自由与限制》《爱情与美学》等篇目中，我们皆可看到王安忆的辩证思考。

3 小说创作态度：由“怀疑”到“相信”

随着对物质世界理解的不断深入，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成果也逐渐丰富。王安忆始终秉持作家应有的怀疑态度，并积极为自己的怀疑寻求一个归宿——相信自然。

王安忆的小说观不是单向的肯定或否定，而是贯穿“怀疑”。王安忆说：“‘否定’要比‘怀疑’低级。”[4]30因为“否定”意味着已相信某个确定的标准，“怀疑”因建立在不相信的基础上，不确定性多，含有更多的内容与思想。《长恨歌》讲述王琦瑶年轻时参加选美一举成名，成为国民党某要员的外室，中年时与市民们上演爱情悲喜剧，老年时吸引一批粗鄙的寄生者，最后意外被谋杀，小说里始终弥漫着一股失望、怀疑的情绪，理想、爱情、亲情等都被打上了问号。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知识分子受纷繁物质世界的冲击，对社会高科技的发展感到担忧与恐惧，变得敏感、犹疑、迷惘。王安忆对物质世界也产生了不确定与怀疑，诸多小说时时流露她作为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文关怀与思考。王安忆对“小说能做什么”也表示“比较怀疑”[1]13。她说：“我也并不认为小说会永恒地存在下去，它可能只是在一个发展阶段拥有价值。”[4]54莫言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频频受到赞许、被人羡慕时，她却看到了荣誉在无形中打破了作家正常的写作生活，所以她也对莫言获得的快乐表示怀疑。这种敢于怀疑一切的精神，蕴含着王安忆从生命中激发的思考，充满困惑忧虑又想要接受世界的愿望。

王安忆在经历了失落、怀疑之后，以乐观的心态避免走向虚无，更向我们展示了“相信”的力量。王安忆常常用“不打算去和事实作对抗”“总是能在不好的情形下看到好的东西”“乐观”“顺从”“与好商量”“对世界的不失望”[1]318-321等话语表明自己的观点，其中，更常用“相信世界在不断倾斜”“人类终究是有理性的”[4]54-55等话语来解释一切怀疑。王安忆说：“我非常相信大自然，我觉得大自然创造的东西有它的绝对的合理性。”[4]12她认为有两种世界，一个是可证实的存在，另一个是“信”的存在，怀疑的东西都无法被证实，王安忆便将其归入“信”的世界，从而搭建与现实生活和平相处的桥梁。如王安忆所说：“也许小说真的会在我们的现代生活里面消亡，人算不如天算，我们只能听命于大自然的安排。”[4]54她怀疑小说是否能在现代社会继续存在，又不直接作出解答，而是把答案交给无法解释的自然力量。面对历史合理性问题，她怀疑历史长河中的种种现象与规律，但又不彻底否定，而是选择相信“历史到达今天可能是最合理的结果”[4]57。大众传媒盛行时，王安忆的文学思考陷入绝路之境，但王安忆并不决然否定，而倾向于运用“上天”“天意”“命运”“相信”来阐释作品的意蕴，达到一种温和的理解。《解读〈悲惨世界〉》时，她认为冉阿让救火而蜕变的经历是“上天也非常给他机会”[1]18，冉阿让面临是否承认身份的抉择时，认为“无法抉择，还是听从老天安排”是最好的抉择[3]21。《圣女娜塔莎——讲述〈战争与和平〉》中，王安忆用“莫名的力量”“上天”“天意”“信的世界”阐述个人命运的不由自主。谈经验性写作时，王安忆指出部分作家凭借写作技巧所不可企及的“碰上好运气”“天命的意思”，并遇上“天时地利人和”，才创下了“不期然的奇迹”[3]201。王安忆不是温和的中庸主义，更不是消极的宿命论奉行者，而是一位热忱的怀疑者，她总是在一番深究之后，将许多难以解释清楚的现象归结为自然的作用，相信自然的安排。正如她所说的，自然是最大的虚构者，让人无法掌握其中的定律，但有着不为我们所知的合理性，我们无法抗争，只能选择相信，小说亦是如此。笔者认为，或许在人与天道处于和谐的关系下，现代个体的精神自由与生命本真才能真正得以彰显，或许这也是王安忆在人情事态描摹中所要揭示的本质。

4 小说创作追求：建构个体的心灵世界

进入新时期，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小说思潮过后，现代性的追求又占据了主流地位，“构造超越现实世界的第二种世界”[3]100成为作家创作共同的倾向。当代作家在把握多元化社会中现实世界的图景时，往往通过对某个完整故事进行“寓言化”处理，建立全新的寓言结构，实现创作主体对现实的超越，使文本 “蕴含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3]456。

王安忆倾向于构建个体的心灵世界，“抒发作者独有的心灵”[8]她认为小说“是一个另外存在的，独立的，完全是由它自己来决定的”“是由一个人创造的心灵世界”[5]1-52。为此，她“从个人的生活出发”“通过小说这种虚拟的生活”[9]23来书写自己被压抑、被拘束的心灵。《广阔天地的一角》《一个少女的烦恼》 等被称作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些作品表现了作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迷惘与苦恼，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10]。王安忆曾提及自己在建构自我心灵世界的过程中，产生过一种失重的焦虑感，一时间陷入迷茫，找不到个体的位置，这时，周围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让她想与之发生某种关联，故写下了《纪实与虚构》。而在写完《纪实与虚构》之后，王安忆又陷入了虚无的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她开始创作《长恨歌》，沉浸在物质世界的探寻中。小说往往建立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因不同的需求，与现实的距离或近或远。王安忆提出的“心灵世界”的意义不在于真实与虚幻的关系究竟如何，而在于小说家建构自己独特的心灵世界的动机与目的，这也是她热忱于怀疑的体现。

王安忆提出的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的关系类似于现实与文学、真实与虚构、经验性情节与逻辑性情节、现实的语言与小说的语言、趣味与常态等的关系，这些关系的表述早已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年代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但“心灵世界”则是王安忆的独创。张承志的《心灵史》几乎全是教义，缺少物质生活的气息，但王安忆仍然认为它是小说而不是宗教的历史，因为这个故事建立在一个哲学生存的环境，一个极度贫苦的地方，“人生的目的都是非物质性的”[3]12-15，呈现了个人的心灵世界的图景，展现了不同于历史的另外一种性质的存在，王安忆认为这正是小说的特质。从王安忆对张承志的《心灵史》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其对心灵世界主观性的偏重。

在论及小说的功用时，王安忆给出的回答是，从个人出发，通过小说将“很多被压抑、被拘束的东西”表达出来，为现实所不容的东西建立一个象牙塔[4]207。王安忆将现实中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倾注于小说，对物质生活的极力描写、精心设计的逻辑、随处可见的天命感等均体现了她独特的思考与探索。正如陈思和所言，王安忆常用“抽象”“虚构”“心灵世界”等来解释她的小说创作，好像急于把自己的小说与“具体、纪实、现实世界区别开来”，实则是通过彰显个人的精神世界来回避与现实世界的直面冲突[11]。王安忆建立专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与外界世界平和相处。

5 结束语

王安忆的小说观既关注物质生活过度膨胀带来的精神危机，又肯定作为精神世界基础的物质生活的必不可少；对长篇之作的分析注重挖掘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与情节背后简洁明了的思路；忠实记叙变化迅速的世事，勇于发出怀疑之声，相信自然的安排；推出基于现实生活、专属个人的心灵世界之论。王安忆虽怀疑万事万物，但又不陷入虚无的深渊，与外在世界保持良好的互动。目前，评论家大多致力于对王安忆小说讲稿的宏观把握，提炼其中的小说理论，结合王安忆的创作进行材料整理和个案分析。而对王安忆讲稿观点的论证特色及其思想倾向的把握留下了不少缺憾。笔者从王安忆对现实物质生活的关注与对精神追求的强调出发，分析其从复杂走向简单的逻辑方法，透视王安忆发出种种怀疑后选择相信的姿态，阐述王安忆建构在现实世界之上的心灵世界的动机，以期促进王安忆小说观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