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前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在王小波的诸多作品中，《万寿寺》以叙事的纷繁复杂著称。如戴锦华所说，“在王小波的小说序列中 ,《万寿寺》是唯一明确地以语言、叙述、写作行为的多重自指结构而成的作品”[1]。因此在对《万寿寺》的研究中，叙事层面多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万寿寺》被冠以“后现代主义作品”与“元小说”(1)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张伯存的《一个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解读——评王小波〈万寿寺〉》，发表于《 当代文坛》1998年第4期;王雯杰的《王小波〈万寿寺〉的元小说叙事特征》，发表于《文教资料》2017年第13期;尹琴、曾辉的《王小波的元小说对“ 唐传奇” 的创造性重构》，发表于《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此外，王小波在小说《万寿寺》伊始致敬了莫迪阿诺的《暗店街》，因而《万寿寺》的主题也是学者较多关注的方面(2)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段颖杰的《〈万寿寺〉与〈暗店街〉“遗忘—寻找”主题表现差异的成因分析》发表于《镇江高专学报》2019年第3期。。笔者认为，对《万寿寺》的解读不能只限于叙事层面、主题方面的解读，而要跳出小说繁复诡谲的叙事陷阱，关注作者本人与文本外的精神生命，理清其生命伦理与文本逻辑的关系，在此方面，以存在主义哲学解读作品便自然连接起作者的精神生命历程与文本内涵。

《万寿寺》的叙事虽错综复杂，但繁复之中始终有存在主义式探求诗意的核心意旨贯穿，并与作者本人的精神生命思索紧密勾连。表面叙事的繁复琐杂、内在意旨对生命思索的反映，加之情节主题与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相关，使得《万寿寺》与存在主义哲学产生了隐微的契合，因此以存在主义哲学解读《万寿寺》具有可行性。

以往从存在主义角度对王小波作品进行解读的成果主要有杨经建、李兰的《存在主义文学的东方化表述——论村上春树和王小波的小说》[2]、崔金巧的《〈黄金时代〉：存在主义的东方式言说》[3]。杨经建和李兰从宏观的“存在主义的东方化表述”角度将村上春树与王小波联系起来，阐释了两者创作观念的相同之处，但研究多限于文本分析，缺少对作者本人生命伦理与精神思索过程的关注；崔金巧对《黄金时代》的解读同样缺少“回到历史现场”的意识。王小波的诸多作品都具有存在主义的哲学意蕴，笔者认为《万寿寺》比较完整地展示了作者的存在主义精神生命历程，因此更具有典型性。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小说可以“通过想象中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一面”[4]161。《万寿寺》成功实践了小说的这种功能。王小波在《万寿寺》中构建了两个场域，以现实世界与文本世界的相互指涉展示了其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寻，并给出自己的回答：以写作这一行动来对抗庸常世界、构建诗意世界。可以说，《万寿寺》是一部关涉王小波自身生命伦理并借以探索存在意义的小说，其叙事策略始终服务于作者本人的生命思考与精神探索。笔者试图解读作者生命伦理与《万寿寺》中蕴含的存在主义意义。

1 庸常世界的透视：对存在荒谬性本质的清醒认知

德国著名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指出“上帝之离去，‘上帝之缺席’决定了世界时代”[5]407，强调在没有信仰的时代黑夜中，人们面临存在被遗忘的危险。海德格尔据此解释，时代贫困并不是指物质上的匮乏，而是一种本真的缺失，是对存在意义的遗忘，由此造成人类无家可归的被弃感。海德格尔认为，本真存在的缺失与被遗忘是科学理性的迅速发展导致的。“机械技术向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沿着抽象方向迈出的。这种驾轻就熟地生活在异常抽象水平上的能力，乃是现代人力量的源泉。”[6]32凭借科技的力量，人们改变了整个地球，但随之而来的是“现代人在陷入实际焦虑时，无根、惘然若失以及缺乏具体感受的空寂感，便一齐向他袭来”[3]。这便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性白昼”[5]506。现代人缺少存在的根基，仅依靠技术造就的一整套物质生活方式浑然不知地活着，这便是存在的荒谬性所在。这种荒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活的机械性，二是被异化的疏离感。正是这两方面，遮蔽了人的本真存在，构成了荒谬的庸常世界。

生活的机械性是指人们在生活中将精力消耗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日复一日地消磨着生命。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不断发展，人被妥善地安排在社会结构中，“技术成功本身为这个时代造就了一整套纯粹依靠外在事物生活方式”[6]33，“当今时代的人以过去时代的人完全不及的抽象水准生活，我们对这项事实已经习以为常，乃至忘却它，对他熟视无睹”[6]31。也就是说，社会的规训将人们同化为物质的人、片段的人、形而上学的人。这种庸常的机械性是荒谬的，这种荒谬即指“世界的不合理性与人的灵魂深处竭力追求清晰之间的冲突，意识到死之将至同希望活下去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它意味着人的一切努力总归于失败”[7]310。但在贫困时代的“技术性白昼”中，在遗忘本真存在之后，少有人还有清晰的追求，所以更无法意识到世界的不合理性与存在的荒谬性。在这种情形下，随之而来的异化的疏离感会萦绕在每个现代人身边。“在一个官僚化的、非个人的大众社会里，人的无家感和异化感更趋强烈。他已经开始感到，甚至在他自己的人类社会里，他自己也是局外人。他被三重异化了：不仅对于上帝、对于自己而言是个陌生人，而且对于提供他物质必需品的庞大社会机构而言也是个陌生人。”[6]37

在这种情形下，王小波却是一个清醒而独特的存在。“……一个有趣的症候点，也是人们谈论得最多的部分，是王小波作品跳出了其同代人的文化怪圈，似乎他一劳永逸地挣脱了同代人的文化、革命与精英‘情结’，从而赢得了纯正的精神自由。”[1]“王小波正视时代的‘贫困’，凭借一种充满痛楚与决绝的写作潜入到‘黑夜’的‘深渊’，通过对个体存在境况的省视和对‘沉默的大多数’生存困境的体察，把中国文学从剥离了人之存在的叙述语境中带到了真正关注现代人的存在困境上。”[8]

王小波迥异于同时代人的精神气质有其形成原因。除了那些难以言说的、天生内在于他心灵中的个人秉性气质因素之外，王小波的人生经历有着重要的影响。王小波成长于“有浓郁的西方学科教育背景或生活经历、文理交叉(文学、逻辑学、化学、医学)、充满学习交流与民主气氛的知识分子大家庭”[9]。成长历经磨难，两次上山下乡插队，云南、北京、山东等各地辗转，从小体弱的王小波饱受肉体与精神的痛苦。在这样纷乱的年代，王小波却有着独特的知识文化接受史，他的母亲曾回忆“小波的确读了很多书，而且看书的速度很快”[10]109，“小波确有写作的基础,他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不仅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对理工科如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都用心钻研过”[10]111。仵从巨统计得出：“我们可以据此提取出王小波谈得最多 (或较多) 的作家是：法国的杜拉斯、尤瑟纳尔；英国的萧伯纳、奥威尔；美国的马克·吐温；意大利的卡尔维诺；捷克的米兰·昆德拉。”[11]自由、平等的思想对王小波影响较大，使其逐渐对“人”产生强烈的兴趣，并将对“人”的思索延伸至时代社会方面，敏锐地觉察到时代的荒谬性。

王小波尝试以写作来探寻出路。联系其创作《万寿寺》时的背景，我们可考察其写作意图及小说的文本内涵。王小波在1986年开始创作唐人小说，并在1989年出版了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其中包括《万寿寺》的蓝本《红线盗盒》；1996年，王小波重写《红线盗盒》，更名为《万寿寺》。据此推测，《万寿寺》创作时间应为1996至1997年间(3)见黄平、夏晓潇的《王小波年谱初编》，发表于《文艺争鸣》2014年第9期。。从1995年开始，王小波迎来其杂文写作高峰期。在思想激荡的这一时期，王小波唯独对《万寿寺》进行了改写，我们据此可推测《万寿寺》对其有着特殊意义。

曾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朱伟称“1996年的王小波沉浸在理性思考的乐趣中，……1996年的下半年，我能感到王小波陷入越来越深的疲惫”，并断言“1996年底，实际上王小波陷入了自己追思到极限的空虚之中，……他走进了一个他的能力无法突破的、由悖论组成的圆圈”[12]121-123。

在1996年王小波创作的短篇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中，王小波曾引用塞利纳的诗句“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13]271-272。在这一时期，王小波陷入焦虑失落，关于他所遭遇的“由悖论组成的圆圈”，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庸常现实的不可为与艺术世界诗意可能性的不可通约。

这一时期创作的《万寿寺》集中体现了王小波探寻出路的尝试，凸显了他对庸常世界荒谬性本质的清醒认知，并且给出了关涉他生命思考与精神探索的答案。具体在文本中，便是以纷繁错杂的叙事手法对荒谬性图景进行艺术性的双重展现。

2 现实与手稿：荒谬性图景的双重展现

《万寿寺》以双线并行的叙事手法构造了两个场域，以零散杂糅的叙述方式展开文本，再加上非叙事性话语的推波助澜，使得小说故事情节呈现开放性发展，展现双重的荒谬性图景。

小说开篇以王二为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王二在工作证这一线索的指引下回到工作的万寿寺，在办公桌上看到自己曾经的手稿，手稿内容讲述的是薛嵩的故事。但接下来作者并没有像通常的小说一样以第三人称叙事来展示手稿中薛嵩的故事，而是以薛嵩为主人公开始了迵异于小说《万寿寺》的另一个故事。于是接下来小说便在两个故事场域中双线展开，一个是现实文本中王二找回记忆的故事，一个是手稿文本中薛嵩建功立业的故事。现实文本与手稿文本分头讲述故事，又有所交涉，形成了互文。同时，作者对小说的叙述是破碎杂糅的。刚开始作者的叙述中还会提醒读者两个故事场域的切换，比如会以引号提示后面直接讲述手稿内容，或以其他叙述话语(例如“手稿上写道” “手稿上继续写道” “我读到这样的故事”)来构筑两个故事之间明显的间隔。但随着叙述的继续进行，故事之间的间隔消失了，叙述视角逐渐变得随心所欲，自由地在王二与薛嵩的故事中切换，现实文本与手稿文本的叙述杂糅。

作者在叙述中还使用非叙事性话语，增加了小说叙述的荒谬感。非叙事性话语即为叙述者对故事进行介入和干预的话语。作者在《万寿寺》故事叙述过程中常插入自己的话语，以起到解释、评判或概括的作用。例如，在叙述凤凰寨中的老妓女和士兵同床共枕后，小说写道“就如丘吉尔所说，这是她最美好的时刻”[14]19。突如其来的非叙事性话语的插入，将叙述者的观点强加给读者，打断了读者顺畅的阅读，这种元小说的解构特征更凸显了小说的荒谬无序感。

与王小波其他同样具有存在主义内蕴的作品相比，由于叙事方式的变化，《万寿寺》对社会荒谬性图景的展现更为复杂而富有意味。在《黄金时代》中，故事背景直接借用了真实的历史现实，故事的叙述围绕与现实中无异的人事展开，由此，王小波直接对现实存在进行了探寻与追问。有学者指出“这种回到个人经验中去，直接追问存在的写作方式”可以“命名为‘直接存在主义’或‘超级存在主义’”[15]388。但在《万寿寺》繁复叙事方式的统摄之下，对存在的追问不再单一而直接，而是呈现在两个场景的双重展现中。

双线、杂糅、无序的叙事方式使得小说文本在形式上呈现开放式的荒谬色彩，文本内容也表现出荒谬性。凤凰寨处处存在荒谬之处：薛嵩走失在树林中的白马变成绿色，长出犄角，变成了一头老水牛；嫁接上女孩的软木树逐渐有了女孩的风姿；人们在遭受刑罚后身体绷成平面的偷牛贼身上打起扑克……凤凰寨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形、异化。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现实文本中王二在万寿寺中的境遇：王二精心拟定的3个自认为严肃崇高的题目被领导批为“一派胡言”，而让他倒胃的其他人的类似《唐代之精神文明建设考》之类的选题却让领导满意。氤氲在锅炉爆裂的硫磺味道中的万寿寺看起来无比真实，就像是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场所，出没在万寿寺中的同事、领导等人也似乎与我们现实中的人员别无二致，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荒谬只存在于手稿文本中虚构的凤凰寨吗？

笔者在前文中曾指出，王小波在时代黑夜之中清醒地认识到了存在的荒谬，主要表现为生活的机械性与被异化的疏离感，这两个方面遮蔽了本真存在，构成了无意义的现实世界。由此再回到《万寿寺》的解读，我们会发现，万寿寺中的人和事才是作者要揭示的真正的荒谬所在。

手稿文本中的凤凰寨里，薛嵩是个差劲的领导，老妓女和小妓女互不相容，雇佣兵和刺客不时侵扰薛嵩，争斗与冲突也时常发生。尽管如此，凤凰寨仍可称得上是一个简单、纯真、美好的世界：主人公薛嵩性格虚伪造作、懦弱急躁，但手艺不凡，脑中充满奇思妙想，对周遭世界充满改进、改变、改造的热情；名为红线的苗族姑娘纯真、美丽、勇敢，富有灵性；小妓女自由率真，永远攻不进薛嵩家的刺客们笨拙有趣；甚至雇人刺杀的老妓女似乎也有可爱之处——坦坦荡荡地吃醋。尽管凤凰寨中的一切都不符合现实世界的常规，但却有趣、自由、充满激情。正如王小波所说：“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16]70王小波曾坦言，写作时厌恶被真实的逻辑所操纵，更无法忍受展现现实生活的场景，那让他感觉毫无生趣。可见趣味、智慧、本真是他文学创作的追求。

据此，笔者认为，手稿文本中凤凰寨里的一切不合常规的情节只是王小波通过虚构创造的“荒谬之帷幕”，那个充满硫磺气味、锅炉破损、粪水横流的万寿寺，用来应付领导的各种《精神文明建设考》、晋升艰难的职称问题等才是帷幕之下真正意义上的荒谬。“不合常规”不是荒谬，误认为“不合常规乃是荒谬”才是真正的荒谬。这是因为庸常世界中的我们已被现实规训成遗忘存在、失去诗意根基的非本真意义上的人，所以我们对小说中万寿寺中的庸常习以为常，不觉荒谬，反而将凤凰寨中自由、真挚、有趣的一切当作荒谬。

王小波正是在洞悉荒谬存在、正视“贫困”时代中的诗意缺乏和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之后，通过繁复的叙事手法在小说中营造“荒谬之帷幕”下的诗意世界，借此来映照真正荒谬的现实世界，对荒谬性图景进行双重展现，其目的是以创作来探求“贫困”时代中的诗意存在，探寻生命的真正存在意义。

3 诗意存在的探求方式：失忆后向本真存在的敞开

在小说《万寿寺》中，荒谬性图景基于“失忆”这一特殊设定而展开。王二在一次车祸中遭遇失忆，在一片朦胧中醒来，不知去往何处。这与莫迪阿诺在《暗店街》中对主人公居伊·布朗的设定状态相似，居伊·布朗也是在失去记忆的状态中摸索着开始生活。但不同于《暗店街》主人公将失忆看作灾难，王二认为“丧失了记忆而不自知，那才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14]4，因为失忆为他提供了多种可能，“我既可以生活在这里，也可以生活在别处”[14]4。工作证作为线索将王二引到万寿寺，随着万寿寺中琐碎人事的出现，他的记忆慢慢恢复，过去景象慢慢展现在王二面前。原来他是一个在万寿寺工作的历史研究员。万寿寺的现实环境较为恶劣：锅炉损坏，无法喝水；化粪池堵塞，粪水横流；院子里永远弥漫着刺鼻的硫磺的臭味……而所有人宁愿默默忍受也不愿有所行动。办公环境令王二无法忍受，工作氛围对王二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摧残，他因为写小说被认为不务正业，精心拟定的自认为崇高的题目被领导批为“一派胡言”，完不成科研任务的王二沦为万寿寺边缘人的角色。王二与万寿寺中的权力话语体系格格不入，工作面临种种障碍，王二开始厌恶自己的记忆，却被禁锢在万寿寺的庸俗现实中无法脱离。

王二只能委曲求全以适应现实社会法则，甚至提交了原来无法忍受的科研题目。这可以说是一个自我异化的过程。“最糟糕又最终极的异化形式(事实上其他形式都导致它)，乃是人同他自己的自我的异化。在一个仅仅要求人胜任他自己特殊社会职能的社会里，人就会变得和这种智能等同起来；而他的存在的其余部分充其量任其自然——通常被弃置到意识表层下面而被忘却。”[6]37但王二又不甘于一直处于庸常现实的异化之中，便经由小说文稿进入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现实中恶劣生存环境和严酷权力话语体系对其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桎梏。在这里，正午太阳炙烤着弥漫上古气氛的红土丘陵，还有一片茂盛的亚热带林薮。这与处处充斥着规训的现代社会中的万寿寺截然不同，一切都是本真的、自然的，充满野性和原始的味道。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自由、炽热、妙趣横生，这又与万寿寺里被异化的现代人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万寿寺代表庸常的俗世，那么凤凰寨就代表存在的本真诗意状态。

在这里，失忆状态与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向“此在”自由敞开的“诗意栖居”状态极为相似。笔者在前文曾指出，技术理性的迅猛发展使当今时代成为了“贫困”的黑夜，人们处于无家可归的被离弃状态，无家可归是存在被遗忘状态的标志。那么如何摆脱无家可归的状态，实现“诗意地栖居”呢？唯有在作为家园语言的“纯粹的说”中，也即在诗中，本真存在才会显现。“作诗首先让人之栖居进入其本质之中。作诗乃是原始的栖居。”[5]478“失忆”状态对王二来说就是一种“作诗”，一种诗意的创造。“失忆”使王二暂时摆脱了社会身份，不再被权力制度制约，从而也得以逃离庸常的现实世界，进入手稿文本中诗意本真的凤凰寨。经由凤凰寨中的人物，不断尝试进行种种探索。由此，手稿文本中诗意本真的凤凰寨与现实文本中庸常逼仄的万寿寺形成了对峙，并进行着潜在的对抗。

随着在现实世界中记忆慢慢恢复，王二的压抑、异化之感也愈发强烈。手稿文本作为对抗庸常世界的本真存在,其诗意也在王二的不断改写与重述中越发浓郁。王二遭受现实的倾轧之后，便会将情绪带到手稿文本中。例如“我终于从领导那里得到了一句赞许的话。但这话在我心中激起了最恶毒的仇恨。怀着这种心情，我把刺客们行刺薛嵩的经过重写了一遍”[14]148。王二通过改写与重述努力实现着“诗意地栖居”。

4 结束语

“在这个贫困的时代里，诗人有什么用场？而你说，诗人如同酒神神圣的祭司，在这神圣的黑夜里，走遍大地。”[17]244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借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提出问题：贫困时代里诗人的职责是什么？“在这样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之本质还在于，诗人总体和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17]276海德格尔认为，诗人的天职就是对诗意进行追问，并且要进入遮蔽存在的“深渊”去探寻本真存在，向世界道说被遗忘的存在，从而唤醒黑夜中的人们。在海德格尔那里，诗人是一种处于本真状态中的人，他最深切地意识到时代的贫困，并呼应神性的召唤，以诗化的语言使存在澄明。

王小波无疑是“贫困”时代的一个诗人，他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的“贫困”，并以写作来探寻存在，追求诗意。《万寿寺》较为完整地展现了这一存在主义式的探求过程。薛嵩之于王二就如同王二之于王小波：王二经由薛嵩在凤凰寨中肆意畅游，实现诗意的栖居；王小波经由王二也进入了反抗庸常、探求诗意的路途，王二的失忆对王小波来说就是一种诗意的栖居。尽管王小波在每部作品中展示存在主义意蕴的方式不同，但核心人物王二却始终贯穿其中。无论王二的身份如何变化，却始终置身于荒诞性的境遇，《黄金时代》中王二逃到山上，山上与山下的场景形成了对照；《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王二工作的地点奇怪地处于一座高塔上；《万寿寺》中呈现的是王二被庸常挤压的工作场景……王二由此成为一个脱序、自由、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人物，王小波自身无法脱身于贫困时代，便寄身于小说中的王二去探寻诗意存在。

“小说和计算机科学一样，确实有无限的可能，……对我来说，只有一种生活是可取的，就是迷失在这无限的可能性里。这种生活可望而不可及。”[13]271-272王小波清醒地承认小说“无限可能性”的“可望而不可及”，承认通过艺术可以超脱存在。在《万寿寺》的最后，王二恢复了所有的记忆，这是对存在主义“存在永远在自身之外”的清醒认识。王小波在小说中从来不会给个体生命设置理想的结局，这也是存在本身规定的性质。

尽管如此，王小波却仍然肯定艺术、想象的价值。他在《万寿寺》结尾写道：“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14]461《茫茫黑夜漫游》的最后也与《万寿寺》形成互文，王小波称“发了些牢骚，心情好多了。我觉得我还是我，我要拥有一切”[13]275。可以推测，在通过《万寿寺》《茫茫黑夜漫游》和一系列杂文、书信的写作之后，王小波探求到了他遭遇的悖论的答案。他不愿使他的故事早早结束，而是使他小说中的人物始终行走在探寻诗意存在的路上。恢复记忆后的王二再次走向凤凰寨，再次踏上探求诗意的旅途。或许正如鲁迅所说：“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这是一种西西弗斯式清醒的探求。因为人作为存在之存在，其本质是在行动中逐渐生成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对诗意存在的探求中实现短暂的“诗意的栖居”，在不停的自由思想中感受思维的趣味。这也是关涉王小波个人生命伦理和精神探索的存在主义式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