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源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性别平等的发展，“社会性别”“女性主义”这些从西方舶来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本土落地生根。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引下，我国已经发展出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女性/性别研究理论与方法，并在女性学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进步。与“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形成对比的是，学界对于“男性研究”（Men’s studies）的引介和推动起步相对较晚，涵盖面比较集中。不仅是在中国本土，海外学术界也是如此——目前的大多数性别研究都集中在女性研究方面，以至于很多人认为，社会性别研究就等同于女性研究。那么在社会性别研究中，男性是否能够、且有必要拥有其性别呢？

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现有的大多数社会，都是男权/父权社会，男性已经长期处于优势的甚至霸权的地位，没有必要再专门进行研究了；将男性研究独立出来进行发展，是否会让性别不平等的现状更加凸显和固化？是否会促使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男性群体得到更多的资源倾斜，而导致男女两性的发展更加不平衡？

对于这些质疑的声音，需要从社会现实、学理和实践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和回答。第一，男性范畴是否是铁板一块的？在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上，男性是否一直都处于社会的统治地位？第二，如果只把女性作为社会性别研究的主要方面而忽略男性，同时忽略男性对女性发展、女权运动、女性主义、女性研究等做出的回应，以及男性群体自身产生的变化，那么这样的社会性别研究乃至女性研究是否足够全面、立体？第三，将男性和女性完全割裂开来，是否会回到女性主义者长期批判的二元论价值观当中去？在男性和男性特质缺席的语境中所进行的社会性别学理建设和社会实践，是否真的能够有效提高女性的地位，能够促进包括男性和其他性别群体在内的所有性别人群和谐平等发展呢？

本文试图从对男性研究的质疑出发，通过对以上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反问和回应，从重要概念和范畴开始，以谱系学作为理论与方法，系统地就西方语境下男性与男性特质研究的发展面貌、显隐及其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做出梳理、揭示和反思。

一、男性研究定义与范畴

（一）广义与狭义的男性研究

根据对男性这一范畴的不同定位和理解，男性研究的范畴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男性研究，指的是以生理性别男性的人群为对象的跨学科研究。而广义上的男性研究，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生理性别为男性者，还包括转性别、跨性别、兼性别、自我性别认同为“男性”者等。

此外，在有些情况下，存在着“男性研究”“男性特质研究”以及“批判的男性与男性特质研究”三个概念既独立存在、又等同混用的情况。[1]这恰恰说明了男性特质研究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因此我们可以将广义的男性研究，理解为是在社会性别视角下对于“男性与男性特质研究”的简称。下面我们就详细介绍在男性研究和性别研究中都非常重要的概念——男性特质。

（二）“男性特质”的定义与多样性

联合国妇女署、儿童基金会、人口基金等机构提供的材料和报告中对男性特质的定义是：“一种关于社会性别的观念或方式，用来分析性别对人们的机会、社会角色和互动的影响，使人们能够看到男人和男孩在履行和适应特定角色方面存在压力。因此，男性特质一词指的是对于‘成为一个男人’的社会意义的理解。它是在社会、历史和政治上构建和定义的，而不是由生物性或生理性驱动的。对于男人，有许多社会建构的定义，这些定义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概念涉及关于男性在特定环境中，所做出的符合社会预期的，理想化的行为和思想意识。男性特质不仅仅关乎男人，女性也对男性特质的意义进行着一定的操演和生产。”[2]

联合国的这一定义和认识方式兼顾了学理和实践的应用。该定义不仅明确了男性特质范畴在不同时代和文化语境下的多样性、可变性，而且肯定了男性特质超越男性生理性别，可以由其他性别群体进行实践的特点，并着重强调了男性特质对改善所有性别关系、实现性别平等的意义。

二、谱系学作为理论与方法

这里所说的“谱系学”，并不是要穷尽介绍关于男性研究的流派、机构、人物等信息，并勾画出一部全面的“系谱”来。①在谱系学的语境中，“谱系”和“系谱”是不同的范畴。系谱常用来表示分类、层级或代际的、树形的关系，经常用树形图来表示，如表示某个家族中各个小家庭和家庭中亲属的关系树，或某学科大类中，各个学科及其子学科之间的关系树等，均可以称为“系谱”。谱系学研究（Genealogy Study）于19 世纪在欧洲兴起。[3]它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后者更关注历史中的时间点、历史人物和史实真相，提出和回答的多集中于When、Who、What 等问题。而谱系学是一个分析并揭示真理、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过程，所关注和回答的往往是Why 和How 的问题，旨在分析和揭示特定的历史话语中，“知识—权力—统治”三者之间的动态运作机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某一历史时期的谱系学研究，往往会引发对同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中某些观点的反思甚至颠覆。尼采和福柯等学者对谱系学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尤其对于福柯来说，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研究方法的转变，是其学术生涯的重要标志之一[3][4]，而他贡献的谱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对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个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性别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柯认为，谱系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和功能是：识别群体权力和特权的自然化及其所产生的时间点、地点和空间；那些将某一群体的权力和特权的来源自然化的叙事，以及关于某些群体的天然权威的叙事，是如何得到加强和再现的。[4][5][6][7][8]128-150在男权/父权制社会中，针对“男性的优越叙事”这种普遍的社会事实，谱系学研究提出了以下问题：男性统治的正当性和赋权究竟来源于何处？是在哪里，又是怎样被发展、传播、重复、加强和授权的？对西方男性研究的谱系学分析，就是将“男性研究”作为社会文化的场域和空间之一，而将谱系学作为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工具。

以谱系学为理论与工具，本研究揭示出男性研究领域存在着作为“隐性”和“显性”的不同形态，以及在权力运作体系的制衡下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变化。人们看到的外在现象往往是，男性研究是在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在女性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的发展及其模式的基础上，进入社会公共视野并蓬勃发展起来的；[9]470-47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前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就不存在男性研究。应该看到，在西方传统的知识和教育体系中，一直都是唯男性主导和参与的，并强调历史上男性对人类发展的贡献，而对包括女性在内的其他性别群体的存在以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处境和贡献，都采取忽视和否认的态度。[9]也就是说，当传统研究将男性研究的对象定义为全体人群范畴的时候，实际上往往更加倾向于以男性群体为研究对象，仿佛女性群体根本不存在，或者女性作用少就不做讨论。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对研究范畴进行了偷换和窄化。

简言之，以往被社会主流所认可的知识生产是以男性为研究主体、以男女两性为研究客体的知识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长期而普遍地存在着性别盲视和范畴窄化的现象。由于男性群体被男权社会赋予了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也延伸到知识生产领域。男性群体成为唯一被认为能够拥有、发现、认识并最终管理自我和世界的人群，而女性群体则被排除在外，只能作为被拥有、被研究和被统治的客体存在。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男性生产的关于女性的知识，以及男性生产的所谓关于全人类的知识，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从男性单方面的性别视角和体验出发，为维护男性的利益而产生的。然而，知识生产的成果被（男性）权力定义为是关于整个人类世界的“真理”，并被推广到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群。如此，由一部分特定人群所进行的“人工制造”的知识，在被权力进行选择和赋权以后，可以反作用并加强对其赋权的权力，甚至转化成为该权力的一部分，从而被认为是天然的、永恒的、绝对正确的，而被人们内化并写入其思想和行动中去。这就是“权力—知识—统治”三者之间复杂强大而又往往是隐秘无迹的作用关系。

三、男性研究的谱系发展

（一）隐性形态的男性研究

隐性形态的男性研究伴随着西方学术体系的诞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西方的学术领域中。这是由于传统意义上的绝大多数学术研究，都是同时以男性为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但是在这些研究成果中，男性被隐去了，由此男性的范畴被扩大到等同于整个人类或整个人类社会的范畴。在《男性与男性特质研究手册》一书的开篇，三位最有影响力的西方男性研究学者的代表人物，瑞文·康奈尔（R.W. Connell），杰夫·赫恩（Jeff Hearn），以及迈克尔·金梅尔（Michael S.Kimmel），就一致指出：在传统社会当中，无论是男性所表现出的面貌外表，还是社会和文化所设定的男性的特点，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各种不同的男性特质，这些从未在科学的、公民政治的和宗教的领域中被正式地审视和检验过，而一直被当作一种毋庸置疑的社会规范去理解和遵从。[10]1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教育出现以前，在西方各地文化中都有关于男性和女性不同社会地位的解释，并以不同的方式来描绘男性的本性和男性特质的实践模式。例如，欧洲文明和宗教的原始叙事中有很多关于男性/父/神（战胜敌人或困难）创造世界和推进文明的故事，传统的人类历史也是一部记录男性贡献和弘扬男性特质的“他的故事”（his-story）。通过这些叙事，男性群体及女性群体的不同权利和义务，作为整个社会的权利义务关系网络和运作法则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建构起来，并通过世代教导和传递给各个性别群体。[10]5由此，文明诞生的叙事中，社会历史发展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只被赋予由男性的形象来完成，男性特质被社会建构成为是从正常的、合理的、先验的；而女性对于社会进步的贡献被边缘化、贬抑和盲视。逐渐地，女性的失语状态被男性和女性群体共同接受，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记忆和认知。这些被后天建构的，由男性生产出的关于男性的、为男性服务的知识，被所有性别的人群当作是自然形成的、亘古不变的真理，而不去加以识别、思考和批判。表现在学术界中，当人们讨论历史学、文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和知识的时候，其实质是以男性学者为研究主体的、同时以男性群体为研究客体而进行的；或是虽然以女性为研究客体，但却是以男性经验为立足点，以男性和男性特质作为常态和标准进行的知识生产活动。这些可以被理解为是隐性的男性研究，它们一直长期存在于学术和教育体系中，并深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到了19 世纪后期，也就是欧洲帝国主义的高潮时期，社会科学的经验描述和世俗解释形成了独特的结合。性别问题是它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当时欧洲和北美社会科学家撰写的关于性、家庭、女性和男性社会地位的著作，其主要数据来源于前方殖民地的故事。“种族”成为当时西方文化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并深深嵌入西方的性、性别关系话语以及对于它们的研究中。这使得西方对于性与性别的社会科学研究从较早时期就具有全球性的维度。[11]研究发现，当西方历史进入殖民时期，原始文明叙事中男性创世纪和推动文明演进的剧本被再次召唤，又一次上演在殖民地的土地上。在男性权力的思维模式下，对世界文明和历史的认识被认为是以西方的历史演进形态为唯一正确的标准，即从原始社会到近现代社会的线性发展路径，包括性别关系在内的所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关系都是以西方模式为参照和评判标准建立的。这一时期的研究偏重从殖民地的女性客体方面来建构欧洲殖民者的男性主体，尤其是基于殖民地文化中的女性面貌、性特质的特殊性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殖民地女性深受性压迫的社会实际。许多社会科学家将西方话语定义下的“妇女解放”视为社会进步的衡量标准，在文化进化论、男性霸权和殖民主义的多重话语下，单方面审判和宣布殖民地文化的“落后性”，并由此出发为西方的殖民占领、毁灭和统治公开辩护。[10]

当前，国际形势已然发生了巨大转变。虽然社会和学术界经历了女性意识和女性群体的成长以及显性男性研究的确立与发展，但是相对于显性男性研究的存在和发展来说，隐性形态的男性研究对全球文明的影响更加长期和深远，而其背后的权力及其惯性仍旧会长期存在，并与显性的新型相关力量进行博弈。

（二）显性形态的男性研究

1.现代意义上的男性和男性特质研究的开端

进入20 世纪，一方面是隐性的男性研究继续延续，甚至在有些学科和语境中更加下潜和内化，以至于越来越“隐性”而难以识别，这一点将在本文结论部分继续展开讨论；另一方面，随着西方社会与科学体系的逐渐发展，一些学术研究领域经过纵深和横向方面的整合与发展，向着现代意义上的男性和男性特质研究过渡。在欧洲，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开创的深度心理学，被认为是迈向现代男性特质分析的第一步。精神分析表明，成年人的特性不是由身体预先决定的，而是通过对他人的情感依恋在动荡的成长过程中构建的。[12]11-38在此之后，马林诺夫斯基和米德等人类学家强调社会建构过程中的文化差异，以及社会结构和规范的重要性。[10]

到20 世纪中叶，这些想法发展成为“性角色”（sex roles）的概念[10]，并往往与“社会化理论”（theories of socialization）密切相关[13][14][15][16]251-260。由此，男性特质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中被理解为一种内化的角色或身份，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规范或价值观，是在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等社会建构的场域习得的。

在20 世纪50年代，也就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如火如荼地展开以前，对于男性和男性特质的研究，主要是运用“性角色”模型，也就是这种被哈利·布罗德（Harry Brod）称为“较旧的社会性别问题研究方法”。[1]53这一时期，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功能主义理论尤为突出。他认为社会将人们划分为互补的性角色，由此社会能够以某些特定的方式有效运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性别是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和差异形式。[1]性角色理论假设性别是必不可少的、可量化和衡量的；认为通过社会化的过程，男性和女性被限制和建构为适当的行为角色。由此，一些男性个体和男性群体，如同性恋者、东亚国家的男性被西方主流文化视为缺乏足够的男性特质；而另一些民族、种族或阶级的群体，如黑人底层男性则被视为男性特质过多。

性角色视角下的“男性角色”（male role）受到了来自妇女解放和同性恋解放阵营的批评，认为它具有压迫性和限制性——前者主要指对于女性群体的压迫，而后者指男性角色对于男性群体自身以及其中少数群体的限制。[17]男性问题对于女性主义的议程具有重要意义。女性主义从学术、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审视女性与男性的关系，从而做出对男性的各种分析，并提出对男性发展道路的倡议。在美国，男性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构想，就是在这些批判和辩论中产生的。[10]

2.显性男性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的确立和发展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社会科学中男性角色的概念因其种族中心主义、缺乏权力视角和初期的实证主义而被逐渐边缘化。[18][19][20]在西方的学术研究中，生活史和民族志研究对多重而复杂的男性特质进行了详尽的描述；[21][22][23]开创性的调查研究有效地论证了男性生活方式存在的多样性；[10]概念和理论性的研究工作，则强调社会结构是特定男性特质形成的背景[24][25][26]，进而提出男性特质是在特定话语中构建的[4][27][28][29]。一个更广泛的、更加突出社会权力问题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逐渐取代了之前的男性角色理论框架。[30][31]

自19 世纪以来，已有一些男性群体试图探索和挑战当时的男性行为和价值观，但是男性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在西方社会蓬勃发展，则受益于并伴随着女性运动的兴起。这一点和女性研究与女性运动两者间的关系颇为相似。到了20 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和女性运动发展到第二次高潮，男性对此的回应和讨论越来越热烈和多样，由此而引发的对于男性自身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大量有自觉意识的、以男性经验和视角为基础的学术和实践，得以快速而大量的发展起来。从本质上来说，当时的女性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质疑和批判了很多西方传统社会当中从未受到检验的、在历史中长期被作为自然的和真理性的概念和规范。尤其是在性和性别关系的结构性权力方面，这些曾经是在社会边缘和最隐性的权力运作机制被女性主义揭示出来，并进行质疑和挑战。受到女性主义的启发，男性开始自我觉悟，意识到作为男性的性别问题[30][32][33]，并开始以男性的性别经验为立场来认识男性自身、认识女性和性别关系，并重新审视和思考周围的世界。

3.男性运动及其不同流派

在男性运动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诸多不同的流派，关注不同侧面的问题，并给予女性主义和女性运动不同态度的回应。关于这些流派的划分，在学术界并没有达成统一。[33][34]根据《男性与男性特质国际百科全书》，男性运动可以分为以下五个主要流派：一是男性解放派（men’s liberation）：侧重于男性通过社会化进入成年后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孤立和痛苦，认为男性受到“性角色”的伤害，男性的生活是疏离的、不健康的和贫困的；二是反性歧视或拥女性主义派（anti-sexist or profeminist），认同女性主义所揭示的男性特权，同时强调男性和女性都受到男权社会结构性的压迫；三是男权与父权派（men’s rights and fathers’rights），虽然也批判社会性别角色对男性有害，但将伤害归咎于女性或女性主义；四是精神与神话派（spiritual and mythopoetic）[33]，其思想源于荣格心理学，认为男性特质是可以通过神话、故事和仪式揭示的深层无意识模式和原型，通过探索这些原型，男性可以被治愈并增强他们的内心；五是基督教派（Christian），强调回归《圣经》教义，包括纯洁的性爱和女人对男人的从属地位等。[9]

无论男性运动的流派如何划分、其名称如何复杂多变，男性运动在根本上都是以当时女性主义的观点作为起点来进行回应和发展的。因此总体上来说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阵营——女性主义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只是拥护和反对的程度、条件有所不同。[15]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各派都认为自己是从性别公正的诉求出发，为男性所面临的问题寻找解决的方法。

4.男性研究进入教育体系

在男性运动的推动下，20 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教授男性研究课程。最初的课程集中在一些传统的学科之内，在其中添加男性的维度，如男性心理学、男性社会学、文学中的男性形象等，显性地被冠以“男性”命名，并在范畴和方法上进行了转移和改变。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师生参与其中，在男性学科领域的关键概念、方法论、理论框架、研究议程和策略以及男性研究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做出了发展性的贡献，并出版了一批专著和教材，为以后的男性研究发展打下了基础。[1]

虽然男性研究至今尚未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它在西方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已经打破了以“男性研究”一词来命名的授课项目。学术界和教育界越来越认识到，男性研究不仅仅是女性研究的一个补充，而是在女性学、社会科学研究以及更广大的范围内，都具有重大的学理和实践意义。此外，一些女性研究、性别研究的教学项目也加入了男性研究的课程。[9]509

5.男性研究进入社会治理和国际事务

在学术界和教育界以外，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也越来越重视男性和男性特质的问题，并认识到通过重建男性特质、转变男性的社会性别意识、融入更多男性参与等方式，可以促进男女平等和性别主流化、实现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性。2006年联合国发布了《给男孩子们的男性特质》[35]，2008年再次发布了《男性与男孩在实现性别平等中的角色》[36]，并在封面上写明报告的出版目的：推动’95世界妇女大会的成果——《北京宣言》的落地实施。除了专题报告，联合国其他一些文件、报告和倡导也加入了男性和男性特质的维度和视角。

总之，自20 世纪70年代进入显性的发展阶段以后，男性与男性特质研究在学术领域、教育领域和社会事务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和成果。其间，男性研究也曾受到过来自女性研究等方面的质疑和批判，并进行了对自身的不断反思和改造。时至今日，可以说，男性与男性特质研究已得到了各界的认可。

（三）男性研究的核心特点与发展趋势

受不同学科视角和理论观点的影响，西方学术界对男性和男性特质议题的讨论和回应是多样的，而其发展进程的分布极不平衡。在某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的扩展中，男性特质被理解为生理因素的结果，如染色体或激素。近年来，在文学、视觉艺术、舞蹈、音乐及其他文化和美学领域，男性研究也有了实质性的发展；而经济学和法学,尽管主张“是性别关系以及男性和男性特质的性别化的基本方面”，却被认为是“最不情愿对男性和男性气质的研究做出贡献的”学科。[10]4尤以社会学对男性和男性特质的议题最为重视，强调社会和文化的作用，在理论和方法等各方面的贡献也最为丰富[37]，这种主张主要涵盖了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化研究，以及妇女研究、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后殖民研究、教育和社会政策等各个学科和方向。此外，男性研究相关的重要分支学科还包括犯罪学、家庭研究、暴力研究、军事研究以及民族、种族和（反）种族主义研究，等等。[10]

就男性和男性特质研究的学术实践来说，其核心特点是这种理论的宽泛性和多样性的并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理论视角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主体的多样性。如果说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是现代很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共同特征之一，那么研究主体的多样性，对于包括男性研究和女性研究在内的社会性别研究来说，就显得尤为突出。由于研究主体的个人因素不同，如种族、性别、阶级、个人政治立场、宗教信仰、性取向等，都会影响对男性特质概念的理解，理论和方法论的应用、数据收集和分析，以及在研究发现、观点态度、成果表述的话语体系等方面，也都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谱系学的视域下，西方学术界越来越重视研究主体的差异性，充分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和定位的不同，而是其背后隐含着社会结构性的权力关系、地缘政治等诸多深层因素。历史、地理和全球政治在研究人类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中都非常重要。如前文所述，性与性别的研究经历了西方殖民时代和殖民理论的影响，因而从早期开始就更加关注人种、地缘等全球化的因素。而在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学术界也注意到，针对男性和男性特质的研究是“何人”在“何语境下”进行的，尤为重要，因此，须更深入地探讨男性和男性特质研究领域日益全球化和差异化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男性和男性特质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概念范畴，并不是逐渐趋同地发展出一套一致而权威性的体系；相反，其发展呈现出一种多样并存的状态。近年来，伴随着社会发展，男性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不断变化，西方世界以外的各地学术和实践对男性研究越来越重视，研究主体更加多样且具有差异性，知识生产也越来越丰富。种种因素导致了男性特质的概念化进程更加复杂和动态，针对男性和男性特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随之更加丰富多样，发展迅速，并有更加细化、差异化和去（西方）中心化的态势。

四、反思与小结

首先，识别和批判男性研究中隐性和显性的不同形态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以谱系学作为理论和方法，研究发现，男性和男性特质研究存在隐性和显性的不同形态。隐性的男性研究发源很早，长期存在并延续至今。在性别极不平等的前工业社会，男性的性别因为在权力上的绝对强势无须被指明，而是被“合理化”地隐形了。隐性的男性研究，将男人等同于人（man=human），将男人的历史（his-story）等同于全人类的历史。然而，从本质上来说，在这个漫长时期中真正被隐形的是女性的性别，是女性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所做出的贡献被隐去、被盲视、被去价值化了。在男人（man）被赋予唯一主体的基础假设下，女人（woman）被剥夺了主体，而只能是根据男性主体假设而定义为“带有子宫的（男）人”（woman=womb-man），被极度物化和功能化为只有子宫和性生育意义上的客体和他者。现代意义上的显性男性研究则更加关注男人本身，将男人的性别“还给”男人，把男人作为“男性”放在研究对象的位置上，用专业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尤其是就男性的性生理和男性特质的社会性别建构进行分析。

从谱系学和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来批判地认识男性研究，不仅是为了扭转和填补女性缺席的历史，更要认识到在学术和各个领域，男性一直掌握话语权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权力。需要强调的是，虽然20 世纪以来，因对女性主义和女性运动的回应，显性的男性研究随着男性运动、男性特质研究等议题，进入社会实践和学术、教育、国际事务和社会治理等领域，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影响，但是所谓隐性形态的男性研究，并没有随着显性的男性研究的出现戛然而止，而是仍在继续，甚至在某些领域更加突出。当代社会中隐性与显性的男性研究及其知识生产、授权所带来的权力和统治关系仍然并存，且相互激烈博弈。由此可见，一方面是男性研究需要拓展、深入、批判和自省；另一方面是包括女性在内的多元性别人群都应该重新被写入全人类的发展进程，并进入其他仍被男性主导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二，男性和男性特质研究与实践的意义重大，促进社会迈向更加和谐美好的未来。

今天，我们呼吁在性别平等的基础上，承认性别的多样性，从更广大的范畴、更高的视野去看待男性研究以及女性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男性和女性、男性研究和女性研究不是对立、分离的；相反，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它们是共同发展、彼此交融的。男性和男性特质研究有利于打破男女两性之间的二元对立，有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解构性别的社会建构性，并批判地认识男权/父权社会的建立与运作机制。就男性和女性个体来说，有利于正确看待和处理自身和对方在男权/父权社会中受到的结构性挤压，全面地认识自身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理解女性被边缘化和客体化的历史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并由此为女性的自我赋权找到空间和道路。与此同时，要建立起在真正理解和共赢基础上的男性盟友力量。希望借由对男性和男性特质研究的批判性理解、分析和干预，让各个性别群体都参与个体的自我赋权和群体的性别平等事业，并从中切实地受惠受益。

第三，时代呼唤对于男性和男性特质研究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力量。

通过对西方男性研究的谱系学分析发现，男性和男性特质研究意义重大，影响广泛而深远。然而，相对于当今社会对女性问题的重视，男性问题容易被忽视，或者因为各种原因，“自我隐没”在更加宏大而宽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话语中。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中国历史至今隐性的男性研究不但没有缺席，反而有着独特的体系和灿烂的成果。在中国本土和海外地区，以华人男性为对象的现代意义上显性的男性研究，已在华裔及非华裔研究者中出现，并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探索。[15][16][33]促进中国本土男性研究成为显学和义学，推动社会性别跨学科领域更加蓬勃和全面发展，并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与世界形成对话并贡献自己的知识生产，正是我辈的时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