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特马斯（Richard M. Titmuss） 著, 吴杨 刘继同 译 王丹凝 审

一

当托尼（Tawney）为他的《平等》（Equality）一书1951年版撰写前言和后记的时候，英国的经济尚未完全从二战中恢复过来。从经济年度增长率来看，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实质性进步，以年度增长计算的经济进步也确实在其后十年的50年代发生；但是,依然需要更多更大的努力作为以弥补英国人民长期以来肩负的心甘情愿、默默无闻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为了捍卫视如无价珍宝的自由，他们不仅要在战时，而且还要在战后为其付出代价。

但是，在文明人残酷战争的生死搏斗中所能承受的压力，在和平时期却不可能被接受。人们重新具有了在满足不同的经济需求和社会需要之间做出选择的权利。而且，这是恰如其分和理所当然的要求。忍耐失去了一些原始美德，特别是那些尚未被风俗习惯和阶级教化驯服的人们，他们并未像托尔斯泰（Tolstoy）笔下的人物一样扭捏而行。

在即将来临的20 世纪50年代，对于那些对英国的憧憬仍停留在爱德华时代英格兰宁静乡间别墅光环之上的特权阶层来说，要接受计划、国有化和“福利国家”的诸多优点是相当困难和难以接受的。像工会、英国医学会（BMA）和法律协会一样，他们希望不受干扰地生活在传统之中。他们那时并没有预想到自己能够从使用（并且远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如何更好地使用）我们所说的“社会服务”中获益颇多；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一个阶级分隔严重和四分五裂的社会中，“去阶级化”服务（在为处于不平等环境中的人们提供平等机会的意义上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那时也难以赞赏、肯定一个社会主义政府①译者注：此处指工党政府。在六年时间里消极控制土地投机商和房地产开发商掠夺性行为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就。最后，他们几乎不可能看到，人们在收入、财富、教育方面，以及在享受体面社会生活方面的平等性，可能成为经济增长加速的民主性社会的前提条件。

二

托尼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着眼于未来，他在1951年的写作中看到了即将来临的变化的苗头。但是，他也看到了一些关于平衡的更为强烈的信号：“一个更加平等化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过程之中。”他认为，根据当时可以获得的证据，自1938年以来，这种反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有所减少的乐观主义态度是合乎情理、不言而喻的。就像他以往一直所做的那样，而且像社会主义者应该继续做的那样，他首先聚焦、关注的是无可辩驳的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这两个最主要问题：财产继承和教育制度。他指出，大幅度提高的死亡税收达到如此之高的比例：国家从一百万及以上数额的房地产税中抽走了80%的钱。根据国家税务局（Board of Inland Revenue）发表的官方统计数据，他同样给出了这样的结论：“经济收入上的差距，尽管仍然令人震惊，但是与最近的过去相比，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突出、显著了。”更沉重、更严格的分等级累进税收制度已经产生了作用，而且那些税后收入位于金字塔顶端的“过时而家财万贯的遗老遗少们”的数量规模已经显著地减少了。

教育和社会服务在充满歉意和令人遗憾的20 世纪中缓慢发展，成为温和、适中乐观主义的第二个原因。尤为重要的是，托尼非常希望全面实施的1944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将造福于所有儿童，且那些一流的私营“公立”学校，那些（正如他所说的）依仗、充斥着特权和权势的城堡将被彻底转变为服务于全体公民的社会服务机构。

20 世纪60年代末，托尼已年届八十。他开始考虑为《平等》一书撰写一篇新导言。他认为自己仍是一名学生（正如他自己所说），“还在完成自己的学业”；他请求我们中的一些人为他提供一份阅读书目清单。他曾多次沉浸于都铎（Tudor）和斯图亚特（Stuart）王朝时期的英格兰之中，而他现在想要了解的是20 世纪50年代的英格兰。虽然精神仍像以往那样充满活力，但他的身体已经老态龙钟、疲惫不堪，难以肩负此任。他说，“我睡的太多了”，就好像他不应该比其他人和年青人享受更多令人向往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睡眠一样。

现代世界中统计学上事实的错综复杂性也令托尼感到失望、担忧、困惑。他意识到，他自己和其他人过去所习惯使用的较为简单的测量工具和分析工具已经不够用了。古代的不平等现象表现得更加微妙，而且采取了一种更加隐蔽、错综复杂的形式。这种现象部分是因为技术、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深远影响。因此，那些关于生活标准上差异主要来源的常规性报表的公开信息，已经变得表面肤浅、带有误导性，或者是毫无用处。

1960年，英格兰已蜕变成一个更沉闷、压抑和封闭的社会。不管英国居民、富裕阶层、中产阶级，还是贫困人群的状况，都被一系列神秘的迷思和电脑的无能所掩盖、遮蔽。作为一项政治话语的主题，不平等在各处都变得不那么显眼，而且那些在英国仍然残存的贫困群体，要么被认为是可以通过“自然”的经济增长过程予以消除，要么被认为是形成了一个永久残存的悲惨不幸和毫无责任感造成的社会余孽。更进一步的观点认为，富人已经不与我们同在了；他们已经被过去曾经虔诚敬畏他们的阶级，通过税收的方式消灭了。这是经过十年保守党的统治，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价值增长了不到一半之后，绝大多数民众的普遍性看法和态度。统治者使用通俗的语言向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保证说，普通人他“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普通民众被领进一个具有更大选择的市场里。他可以在这个市场里为自己和他的家人，以他喜欢的方式尽情购买所需的教育服务、医疗照顾和社会保障服务。难道这就是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点和最高目标吗？

三

我一想到20 世纪50年代的问卷调查情况，就感到失望、担忧、困惑。无论如何，总体来说，我感到更加的失望、担忧、困惑，因为我缺乏托尼所具备的技能。从财富、收入、遗产、对资源的实时掌控、健康、住房和教育机会的角度看，我们只做了部分，或者是几乎没做什么基础性研究。这些基础性研究让我们有可能与过去进行比较。现在，在测量不平等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时，前述这些全部内容都必须予以总体考虑。流行病学的研究已开始探讨社会性疾病的原因，例如肺癌、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和某些形式的精神疾病已经表明：将需要、机会和资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予以总体上通盘考虑的重要性。就像身体和精神心理疾病的影响一样，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在社会环境中具有多种多样和不断变化的根源。

因此，假如我们认为：当数以百万计的儿童生活在没有浴室、没有体面的厕所、没有休闲娱乐的设施、没有探索和实现梦想空间的贫民窟里时，我们可以通过扩大教育机会来实现生活机会平等化的社会分配，这种想法就是在自欺欺人。我们没有建成一个永久性的更为公平地分配报酬和奖赏的体系，也没能建立一个通过缩小人们在他们生活的某个有限时期内现金收入差距而使得阶级分隔和社会地位差距相对缩小的社会。在过去的十年间，当将一个人的工作生涯作为一个总体测量计算时，按照绝对数标准的粗略测量，这些差距急剧性和实质性扩大了。这种只考虑一个短暂时间或者是某些特定年龄段的比较，尽管通常是在他们的生意或者是职业生涯开始时进行的，现在这种比较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且具有误导性。对所谓的“少年工人富裕”（teenage affluence）进行批评的人们忘了，在整个错综复杂、渐进性的非货币性和货币性的报酬奖赏体系中，对于专业人士和其他阶层的人士来说，它们与传统的，而且通常是使用体力劳动者的原始体系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这是我们社会中一个基本的分工方式，而且它可能是一个被绝大多数人通常认为是理所当然和习以为常的事情。

例如，让我们思考一下工人阶级男孩和女孩的收入。目前，这个问题经常被用来支持和佐证英国是一个更加平等社会的信念。毫无疑问，与20 世纪30年代的许多前辈相比，现在工人阶级的16 岁男孩过得更好，因为他们可以从工作中获得真正的现金工资收入；而且，与当今同时代在学校，或是在大学里的上中阶层的男孩相比，他们每周可自由支配的现金也更多。官方的收入和薪酬统计数据记录显示：这群16 或20 岁男孩的境况得到了改善；承认这种事实的一个优点是，因为与那些还依然从社会中获取教育津贴、补助的同龄人相比，他们需要缴纳更多的税金和社会福利津贴费用。

然而，在后来的生活中，从每年现金性工资收入的测量标准看，上中阶层的男孩可能会比工人阶级的孩子高出20 倍甚至更多。因为他们更少患有致残性的疾病，具有更长的预期寿命，更低的退休年龄，更多可以继承的财富，一份更高比例和更有保障性的养老金，一笔可能会高出一百倍的一揽子性税收减免，而且还会以非工资性收入和福利设施的形式规避所得税，因为它们既不是钱，也不能兑换成钱。从绝对标准的角度来说，两个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到底是谁通过“社会服务”和其他的社会再分配机制，从纳税人缴纳的总体性收入中获得了更多的资助呢，特别是当他们处于奠定终生挣钱能力、机会和成就基础的青春期生命阶段之时？

在没有考虑到如何确认、衡量和总体汇集“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的所有要素之前，我们还无法回答前述问题。事实上，为了估计、衡量不同群体或阶层之间存在的不平等程度，我们现在应该如何界定“生活标准”呢？在任何现实性的定义中，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享受某种既定标准所持续的时间；考虑到决定计算的单位是个人，还是家庭的问题，而且还要考虑到：对那些计划以他们四代人的财富为基础的分配和那些只有一周可支配资源的人们来说，安全保障和“生活机会”都意味着什么？①Titmuss R M.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hange, Allen and Unwin, 1962.和Wootton B.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Wage Policy, Unwin University Books, 1962. 讨论了有关这些问题的定义和衡量的问题。

但是，无论你是同意，或者是不同意：平等观念是一种政治性目标。毋庸置疑，了解事实对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仍然是至关重要和最为核心的。难道我们不应该继续追问，那些富有和父母是富人的富二代，他们在社会中占据领导性地位的权力和影响力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在15 岁的年龄就离校辍学，社会性营养不良，而且几乎不能够写信或者是读书的无技能儿童劳动者是增加还是减少了？是否15 岁离校辍学和生活在贫民窟里，对如今英国孩子生活所带来的总体性生活劣势的不利影响，并没有美国社会那么大（因此，这让犯罪成为获取社会流动性的一种主要形式）？[1]是否年老会成为不平等持续加剧的一个阶段？无论如何界定，不管是可以转让的或者是可以储存的形式，财富是否越来越多地聚集在极少数人手中？

当代英美社会中的许多大学生和学者都相信：英国和美国已经转变为，或是正在不可避免地转变为非意识形态化的福利国家。根据他们的说法，前述问题不会出现，或者是很快就会停止出现。大家一致认为：过去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但是，他们认为：通过经济增长和建立福利制度的自发性过程，当今的工业社会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他们再分配性社会正义问题。从政治的角度看，现在所有那些尚存的争论议题只是不同党派之间服务项目方面无足轻重和相对较小的差别：养老金的领取者是每周多领取5 先令，还是多拿10 先令；年青人上大学的比例是5%，还是7%；经济增长率是3%，或者是4%。李普塞特（Lipset）教授在他的《政治人》（Political Man）一书中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他总结了1955年世界知识分子大会上讨论的内容）：“区分左派和右派意识形态的议题，已经降级为是政府所有制和经济计划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的问题。”而且，当时广泛存在的共识是：其实在西方社会“由哪个政党来控制某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几乎毫无差别。

我们曾经满怀激情，充满理想；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这种“精确地计算是增加，或是减少”的问题留给那些谨慎成熟和学术界的人士来处理。当前仍然存在的问题就是社会工程：这是一种管控、有序规范现存“美好”社会秩序的艺术和技术的混合物。它标志着乌托邦思想的终结。人类不再需要去寻求那些在政治上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了。从此以后，他必须全心致力于功利主义理论的复兴，以及培育新型斯多葛主义的影响。

目前，在大西洋两岸提出这些论点的人，并没有研究过这种历史哲学更广泛的含义。然而，它们对民主社会的未来福祉具有至关重要的深远意义。假如人们相信政治选择已经缩小、狭隘到局限于技术和行政管理方面考虑的话，那么隐藏在对人类世俗性事务进行有目的控制理念背后的自由感和自尊感就会减弱、消失。如果不需要在相互冲突的社会价值观之间做出激进和根本性选择的话，那么我们只需要跟随技术变革引领我们的方向。所有事情都转成社会中权力集团之间妥协的问题。政治民主成为在不同的领导者之间，而不是在不同的社会目标之间进行选择的一种手段、工具。经济增长成为目标，而非为自由和其他众多卓越理念服务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处境下，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断：个人的政治自由感将被削弱、降低。我们再也不能感觉，也再不会相信：作为政治冲突的一种结果，政治冲突会带来或者可能会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社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有关社会进步的观念、对被剥夺者、贫困者和行为举止异常者更加文明态度的培养必然就会停止。但是，行为举止异常者不再可能被人们推崇为富有远见卓识、勇于探索新社会秩序的领袖。假如进步的道路是固定僵化和永远不变的，那么服从、一致和同质就成为至高无上的美德。正如托尼所说：“苏格拉底（Socrates）和圣弗朗西斯（St Francis）是一个时代的失败者和愚者，亦是另一个时代的智者和圣人。”

我们已到达或即将到达一个非意识形态的终点，这种观点、主张背后的逻辑意味着，我们对有关人类生存状况的真理：关于社会系统和生活在该社会系统中人们生活机会基本事实的深入探索研究的强度减弱、降低了。当然，假如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么就需要遵循这样的事实：我们应该保持它的平衡并对其进行修正完善，这必将背离那些支持彻底变革之人所提出的要求。对根本问题的探究会显得不那么相关，调节的技术性问题则显得更为重要。因此，社会科学将更少关注价值观念和普遍性问题，而更看重技术和提供政治工程师所要求的事实。

采取这种概括和简要讨论的形式似乎没有多大说服力。如果读者感到现在那些通过非意识形态视角看待西方世界的人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那么可以去参考、咨询有关问题的一些最新著作。①英国的参考资料详见Titmuss R M.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hange, op. cit., 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章和Hartley A.State of England, 1963。 美国的参考资料主要为Bell D.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50s, rev.ed., 1961; Lipset S M. Political Man, 1960; Galbraith J K. The Affluent Society, 1958 和Wallich H. The Cost of Freedom, 1960。 对这些美国著作的批判性分析 （对此本文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参见Rousseas S W, Farganis J. American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Ideology, Brit. J. of Sociology, Dec. 1963。

四

这样我们不得不问，现在托尼的《平等》是否已过时？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对现代状况不再有意义的看法是否有证据支持？英国人是否已达到这种平等状态：从经济和道德角度来说，我们已不需要采取进一步实质性、集体性的再分配措施？

这些基本上是关于定义和事实的主要问题。正如托尼所说，关于平等的社会和道德理由，没有比这更具说服力的了，况且我在这里也没有这样做的企图。他并不是简单地从人们在天赋才能、功绩优点或是人格的角度来论述平等。他关注的是法律面前的基本性平等；是消除集体性强加的社会性和经济性不平等；是所有人在获取某些商品和服务时拥有的平等化机会；是让所有的儿童都能接受教育，以便让他们可以获得自由和实现个体差异的更大能力；是通过每个人发现自己和邻居的禀赋潜能来实现更大的个人自由。因此，他强调教育和人与人之间平等沟通交流的关键性角色。最重要的是考虑每个人身上的独特性，“不考虑阶级和收入之间显而易见的非相关性”。尽管人类在性格和能力上差别明显，但是事实上，“人类的共同天性中普遍拥有一种值得培养的品质，而且，一个社会最有可能充分地利用这种品质，假如社会在规划其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时考虑到这种品质，假如这种社会制度不太强调人们在财富、出身和社会地位上差异性，并且是建立在为满足共同需要，是共同启蒙和共同幸福快乐源泉的稳固的基础性社会制度上”。

这些就是托尼认为的社会目标，尽管不能完全实现这些目标，但是我们永远都在真诚地追寻着它。正如他所说，“关系到社会健康的正是它所追求的目标”。我们现在已被告知：在政策和实践中尽可能合理地推行平等原则的想法已经过时、落伍了。因此，取而代之的必须是一个截然不同、压倒一切的目标。简而言之，那就是经济增长或是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所有人都能通过市场而获得许诺的份额。这种依然盛行的小规模贫困和残留性痛苦将会自动和坦然地臣服于经济增长的决定论。这种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将通过自然的市场提升过程来实现；随着经济增长加速器的提高，所有阶层和群体在政治权利上都将获得所期盼的提高。

这些理论和观点以怎样的事实为基础？我们需要探寻的问题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关于当今英国社会结构与不久前历史的比较；第二类是关于未来的。哪些正在发生的经济和技术变革可能会增加，或者是减少平等主义的原则和政策呢？

为了严肃、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并且详细考察每一类不平等问题和不平等的方方面面，我们需要另一本书或者是一系列的书籍。我们在这里所能做的就是：引用几项近年来比较重要的研究，并且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相关性的原因上。①参见Rev. Daniel Jenkin 的批判分析：Equality and Excellence, Published for the Christian Frontier Council, 1961; Williams B. on' The Idea of Equality'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ed. Laslett P, and Runciman W G), 1962; Crosland C A R. The Conservative Enemy, 1962.

五

在英国社会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实仍然是个人净资本所有权的高度集中。根据莱德尔（Lydall）教授和蒂普（Tipping）先生的研究，在1951—1956年间，总人口中1%的人拥有全国42%的资产，5%的人拥有全国67.5%的资产。[2]甚至这些比例都被低估了，因为这些数字不包括养老金和（近年来数量急剧增长的）信托基金，而且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大型房地产商在他们家庭中分配财富，将财富送往国外，或用其他方式对其进行转化。②关于这些趋势的一些讨论，参见Titmuss R M, op. cit.

这种财富占有的集中程度是1954年美国的两倍，而且远高于20 世纪20年代早期美国资本主义平静期的状况。③Lampman R J. The Share of the Top Wealth-Holders in National Wealth, 1922-1956, 1962.最近, 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 关于股票和债券所有权的报告揭示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正如《卫报》（Guardian）评论的那样，这些数字意味着正如他们所说的一样，“现在，机构投资者在投资领域所占的主导性地位，要远比迄今为止该城市所想象的地位要重要的多”。④参见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Sept.，1963 和The Guardian, Sept. 13, 1963.从表面来看，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和投资决策的集中之间似乎存在关联性，不过在没有更多信息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得知两者之间的关联方式和产生的后果。

在我们探索有关财富分配近期发展趋势的问题时（在缺乏足够英国研究的背景下），我们不妨去看看美国的情况。从1949年左右开始，美国在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开始扩大，其增长率是1922 到1949年下降率的两倍之多。①也有证据表明，收入分配在过去几年中变得更加不平等了（Conference Report on Economic Progress,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in the U. S. , 1961, 也被称为“凯瑟林报告”）。根据最顶端1%的人所拥有财富的变化比率来计算（根据最新可得的数据），1949—1956年间不平等的增长率至少比最近40年里任何时间的发展都要快。美国的富裕并没有伴随着任何自动的、“内置性的”平衡装置而来。千真万确的是，这种事情在理论上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却从未出现在社会现实之中。

目前很少有证据能够说明：英国并未延续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的老路。甚至有可能，自1949年以来，英国财富所有权（特别是从家族占有财产的角度说）的不平等，远比美国增长得更快。英国的税收制度在西方国家中几乎独树一帜，因为在分配和重新安排收入与财富的结算、信托、馈赠和其他安排方面，它对财富所有者都非常慷慨。这种状况反映在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上，那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在20—24 岁这个年龄组别，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的程度最为明显。

雷维尔（Revell）最近发现，现在英国个人财产的总额比过去的估计值要大很多，而且从1926年起，年轻人拥有一定规模房产机会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更大年纪的人。②Revell J R S, British Tax Review, May-June 1961, p. 177 和The Times, July 11, 1961.最近，哈伯里（Harbury）一项继承问题研究的结论是：“本世纪20年代中期和50年代中期，当时遗产在创造顶端最富有个人财富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并没有发生非常显著的变化。假如一个人的父亲至少有些小钱和积蓄的话，那么他们留下超过10 万，甚至是超过50 万英镑遗产的可能性都会大大增加。”[3]

长期的经济萧条、市民战争，配给制和“所有人平均分配”，所谓的“惩罚性”税率和遗产税以及“福利国家”，让我们对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深刻印象。在英国，财富集中制似乎和托尼所说的“聪明的蝌蚪”一样顽强。虽然运作方式可能不同，且与19 世纪相比更尊重公众舆论，财富仍能带来权力，比收入带来的权力还要多。

与对特权阶层社会生活的了解相比，我们关于社会平等理念和经验的历史要薄弱肤浅得多：“它的很多美好之处都深深地印在尚未出生艺术家的心中。”③Myers H A, Are Men Equal? New York, 1955, p. 20.政治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曾在30 至40年之前就讨论过人类生存状况的这些层面。现在，他们要么是默默无闻、无人关注，要么就是被认为与现在和未来社会的健康毫无关系。假如10年后，英国5%的家庭拥有全国80%的个人财产，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吗？或者是，我们能否一定假设，国家健康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s）的持续性存在和对国民救助服务（National Assistance）有些较为慷慨大方的补贴，能够减缓我们对这种令人郁闷、苦恼不平等程度所肩负的责任吗？

围绕收入分配的统计学黑幕几乎和覆盖财富分配的黑幕一样厚重，深不可测。因为在诸多最主要的原因中，最黑暗、最不透明的国家收入部分就是最高收入群体居住生活的地方。④Titmuss R M, op. cit.根据国家税务局（Board of Inland Revenue）的统计报告，他们在过去25年间的行为举止，让很多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们感到困惑不解。其中一些学者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即从1938年到20 世纪50 代期间，各式各样收入群体份额所占比例的变化，几乎都源于最高收入群体的行为举止。无论是税务律师、税务筹划顾问和死亡税收顾问的报告，还是保险公司发布的宣传材料都表明：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富人的行为模式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和隐蔽化，而且收入群体可能在数量规模上变得更加庞大。国家税务局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或者是审查的退税申报表），都极少披露他们在做什么。黑幕变得更加难以被透视和探究，秘密变得更加流行普遍，无处不在。

1960年，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批判性地考察、检验英国收入革命的假设，没有找到发生动荡混乱的任何实质性证据。[4]在对投资性收益和尚未分配公司利润的缺失值进行各种调整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夸大了英国在现代所经历的最具破坏性的战争期间税前收入的平等化水平。在考虑财政再分配的效应、投入的社会服务津贴和其他因素之后，他发现：“1949—1955年间，不平等增加了4%；1938—1955年间整体不平等下降超过一半还多。总体来说，官方数据夸大了总体性平等化趋势，而忽略了1949年以后明显的逆转性趋势。”与莱德尔教授和其他人明显不同的是，这位经济学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并未发现可信的证据来证明1938年以后出现了“自然性”平等化现象。千真万确的是，确实出现了收入“革命”（这种革命几乎完全归属于最高端2%人群的收入变化）。这种收入革命“最主要成因是在战争期间，为给军事预算提供资金但却不出现失控的通货膨胀，所实施的重税、补贴和红利限制的无意或偶然的副产品”。自1949年以来，这种情况已出现明显的逆转。

那些研究过这些收入统计数据的人们普遍一致地认为，传统的年度回报率并不能反映股东们的长期性收益。根据莱德尔教授和蒂普先生的估计，1954年以前，最顶端的1%的人，拥有公司81%的股份和份额。[2]像道格拉斯·杰伊（Douglas Jay）先生指出的那样，多年来，即使股东们没有增资、认购新的资金，或者是提供任何全新的服务，这些股份都在以每年平均10 亿英镑的速度在不断增多、升值。[5]正如他所说，这种极少数股权持有者手中的长期资本获利收益是英国经济中一种相对较新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对未来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含义。如果任由它像20 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那样自由地发展的话，那么只能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中带来更多的不平等。

当我们将注意力从试图理解最顶端高收入群体的行为，转移到对低收入群体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更多有助于理解的事实和透明度，即使没有更多的好消息。长期以来，穷人为行为科学贡献了不少力量；他们帮助我们训练了难以数计的社会学家、医生和市场研究人员。恭敬地说，他们给19 世纪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他们已经习惯了回答那些令人尴尬、抱歉的问题；他们更容易接触和接近；而且他们的收入和开支生活更加容易分析。

20 世纪50年代，彼得·汤森（Peter Townsend）多萝西·韦德伯恩（Dorothy Wedderburn）和托尼·林恩斯（Tony Lynes）研究了英国的贫困问题。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支持收入不平等正随着经济增长而消失。恰恰相反，就像我们中的其他人一样，正是最贫穷的家庭，即那些希望从国民救助计划中获益最多的家庭，如今的状况远比1948年时还要糟糕。

最近，林恩斯先生对有关贫困问题的多个报告进行了总结。以下是他的原话：

从1948年开始的15年间，物价上涨对穷人的打击要远比其他人群大得多。 对一个领取养老金的单身人士来说，即使是在最近一次养老金提高之后，国民救助计划中真正领取到的养老金实际只上涨了32%，而非是（像官方零售价格指数所显示的）55%。 比较而言，总体上来说，全国的收入平均上涨约为44%。 从实际购买力的角度看， 从1948年起， 无论是从相对角度，还是从绝对角度来说，国民救助计划和其他收入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和收窄了，实际上是扩大和增加了。 国民中最贫穷的1/10 人群的生活比过去更好，但是其余的国人们发展速度更快，生活过得更好。①Lynes T. Poverty in the Welfare State, Aspect, No. 7 August, 1963.

汤森教授和亚伯- 史密斯（Abel-Smith）博士对劳动部（Ministry of Labour） 于1953—1954 和1960年对全国收入和支出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一次最新分析，结果表明：生活在官方贫困线上下的人口数量的比例急剧增加②参见Townsend P. The Meaning of Poverty. Brit. J. Sociology, Vol. XIII, No. 3, 1962, p.210 和Lambert R. Nutrition in Britain:1950-60. A Critical Discussion of the National Food Survey and Its Findings（Occasional Papers in Social Administration, 1964）.，且似乎伴随着营养不良发生率而上升。1963年底，罗伊斯顿·兰伯特（Royston Lambert）博士对政府在1950—1960年间开展的全国食品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了细致和深入的分析。在调整了家庭规模的影响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与1950年相比，现在更多的人低于英国医学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的营养摄入标准。”那么，这种状况到底关乎多少人呢？“至少1/4，甚至可能1/3 的英国家庭都达不到所有希望摄入的营养膳食水平。而且，和人们通常相信所截然不同的是，这个数据似乎从50年代中期就开始增加了。”③Myrdal G.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Paper Prepared for the Tenth Anniversary Convocation of the Fund for the Republic, Jan.， 1963）.

这些关于在收入分布的顶端和底端群体的数字，也许既是非常粗糙的，又是很不充分的，但是并没有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念：英国正在走向成为一个更为平等社会的方向上。另外，在一些重要方面来说，近年来，对国民保险制度（National Insurance）和健康服务（Health Services）的更高收费，特别是对低收入工资就业者的影响来说，税收变化的累进性发展趋势十分明显。

这一切预示着怎样的未来呢？显而易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无论是在收入，还是在财富领域，都没有什么“自然性”平等化法则在起什么作用。自（至少是）19 世纪末期以来，即英国经济上第一个持续的充分就业时期，没有自动充当平等促进器的角色来取消对平等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在当今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混合性经济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活跃着两股主要的、截然相反的力量。第一股力量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一种现象，即那些持有权益性股份的极少数所有者们，他们获取长期性的资本收益和股息分红收益的现象。

假如我们再次转向美国以便看看它给我们展现的图画（就像托尼为了指引未来所经常做的那样），第二股力量看起来似乎和自动化、其他技术变迁在生产和分配上所带来的影响差不多一样。这些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正开始在美国显现出来：虽然国民产值在稳定地上升，但是近些年来失业率却一直在增加。每个商业周期中微小的经济波动，都会使更大数量规模的工人在劳动市场上丧失就业机会，待业闲逛。

工业革命并不是一件“一劳永逸和一次性终结”的事情。一方面是自动化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技术所造成的后果，另一方面是产生更多依赖需要的儿童和老人。这两种后果都要求我们对国民和社会服务提供更多的投资，并且重新寻找在解决财富、收入和教育机会领域中显著不平等问题上的答案。就像在战争和国际关系理论中一样，今天的科学和技术已经开始完成一场彻底的社会和经济理论的革命。那些传统的机器创造工作的正统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了，现在机器正在取代工人们。我们可以从美国的经验中清晰地看到：这些被技术替代的一些受害者不再能够“在两份工作合约的空隙之间休整一下”（就像失业保险理论中所说的那样）。他们是长期性地一直在失业，永久性从工作中解放出来。截至1962年底，每7 个16—21 岁离校辍学的年青人中就有一个人失业。这个比例在年轻的黑人中几乎高达1/3。

假如没有根本、重大矫正性政策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中，技术更可能带来的后果将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在收入和财富领域中的差距。根据古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l）教授的评论，这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社会中阶级鸿沟的扩大和阶级结构的固化。①Hollis C. Observer, July 21st, 1963.如果价值观没有发生重大转变的话，那么新一轮工业化浪潮只会导致某些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上的贫困状况。

六

假设美国所发生的一切必然会出现在英国，那将是大错特错的。尽管如此，英美两国经济在工作上存在相同的结构性变迁。当两个国家都致力于经济增长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变迁是相伴相生的，而且假如我们重视经济增长的价值，那么就必须接受随之而来的社会变迁将是不可避免的。听之任之或者是将其留给市场的话，这些社会变迁中的很多变迁必然将会带来更多的不平等、苦难，以及对人和社会环境的忽视。在一些重要方面来说，英国社会对于接受和解决社会变迁所带来社会成本的准备也非常不充分；和美国相比，英国财富所有权的集中程度更高；英国教育的阶级分隔和特权分化更显著突出；而且因为英国几乎没有可供人们共享置业的土地，实际上共享置业的机会更加有限、稀缺。受英联邦移民法（Commonwealth Immigrants Act）的鼓励和劳动部的纵容，英国在就业机会上再次出现了种族歧视。

无论从财富、收入、教育、就业，还是土地所有权这些基础领域来看，都没有迹象表明英国正朝着无阶级化社会的方向发展。克里斯托弗·霍利斯（Christopher Hollis）在评阅盖茨曼（Guttsman）的新书《英国政治精英》（The British Political Elite）后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在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我们所有人过去都曾理所当然地认为，无论是快速，还是缓慢，战后的进步将会必然朝着无阶级化的方向发展——公学（public schools）②译者注：此处指英国私立贵族学校。或是被取缔或是被改革，职业生涯之路将会越来越多地向有才之士开放。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发生了截然相反的事情。与其过去的历史相比，当今的产业结构在许多方面都让人比过去更难晋升。 那些担任政治要职的新面孔更少了，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时候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或者是在下次选举之时，这个过程是否会颠倒过来，或者是不会被颠倒过来。③Guttsman W L. The British Political Elite,1963.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导致他不得不提出另一个问题：英国人是否真的愿意接受“伊顿佬”（old Etonians）的领导？这是托尼最喜欢的问题之一。这让他编写了本书的附录Ⅰ，该附录提供了1927年时某些来自各种不同专业的成员在什么样学校上学的统计数字。在A.哈克尔（Hackel）夫人的帮助下，我们也找到了1961年时主教、高等法院法官和银行行长们的相似数据（因为附录Ⅰ所列的其他职业涉及的人数太多，我们没有尝试与附录1 所列其他专业人员进行比较）。结果详见附录ⅠA（因故省略，译者注）。结果表明，托尼所说的在20 世纪30年代的公学中接受教育的比例高得惊人，这个说法在今天依然真实、适用。这些学校的影响力仅仅在主教这个职业上有一些减弱，但是在法官和银行行长群体中没有变化。1961年时，来自五个银行的133 名董事中，近1/3 董事都在一所学校接受过教育——那就是伊顿公学。就像丹尼尔·詹金斯（Daniel Jenkins）牧师在另一种社会情境下所看到的那样，他们是“社会其他成员的债务人”。①Jenkins D, op. cit., 1962, p.174.另外，盖茨曼先生告诉我们，从20 世纪20年代开始，伊顿人在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中所占比例戏剧性地大幅度增加。[6]1945年之后，几乎差不多2/3 的新一代保守党议员都在公学接受过教育，在1918年时，这个比例只有35%；实际上，从最排外的公学中毕业的学生比例翻了一番。

这只不过是20 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教育领域中私立学校迅速普及流行和繁荣的一种体现。在纳税人的帮助下，通过各式各样的间接补贴，甚至在计算大学奖助学金补助时允许扣除公学的学费并将伊顿公学划分为“慈善机构”，这使得我们整个的教育服务体系依然持续不断地由精英教育来主导。这种精英教育的分隔性影响无处不在：它滋养了阶级意识，并且形成了极少数“例外、特殊”个人才能拥有狭隘的教育机会阶梯的概念。

这种（托尼所说的）“世袭诅咒”（hereditarycurse）话题几乎让全国人民为之痴迷，无论他们是捍卫该制度，还是批评它给其他人和整个国家带来了不良影响。例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20 世纪50年代起，人们就较少关注现代中学里C 班和D 班儿童，而且我们在改革学徒制体系方面遭遇了滑铁卢。作为一个社会，只有在自身彻底消除私立教育部门主导性的影响之后，才会愿意为所有教育刚开始就已经结束的儿童提供更高标准的教育，才会拥有在我们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去更深入、更广泛地实现更大平等的道德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