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玲

现代性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框架同质化世界的过程，对妇女问题的控制与吸纳被认为是民族国家权力建构中的重要一环。在晚清，救亡、启蒙成为社会潮流，女性被赋予救国重任，她们的社会价值被重新评估、建构。时人企盼女性获益于学校教育以推进社会整体的文明与进化，女子教育随之兴起，女学生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身份标签。本文以晚清女学生的形塑为透镜，对女学生何以能够走出闺阁、走入学堂成为一个新的性别群体进行探讨。在晚清，国家、社会是如何对女学生进行规训，打造其关于现代意义上的女性理想形象的？女学生又是如何在社会公共空间里张扬个体价值并完成身份认同的？对以上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折射晚清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性别秩序的松动，而且能够映射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焦虑。

一、从闺阁到学堂： 女学生浮出历史地表

在晚清民族国家的想象之中，个体国民身份在政治话语中的确立为女学生的出现创造了政治空间和话语空间。而从民间到政府的女子教育扩张，使越来越多的女生走出闺门。由此，基于共同的教育目标、同性体验而形成的新性别群体——女学生，逐渐浮出历史地表。

（一）从国族到性别：女子教育的呼吁

19 世纪末，深受甲午海战的刺激，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士绅最基本的关怀。在强国保种的思想浸润下，加之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思想的激发，只有优秀的母亲才能养育优秀的后代成为社会共识，女性的社会价值被重新建构。人们力主通过女学从智力上解放女性，期待接受过学校教育的新女性于家则会簿记而演珠算、挥翰墨而为信札、动作起居而勤俭有序、饮食服饰而整洁可风，于国则为国民妻、国民母，于社会则能为生利之人而独立自营生活。一时间，“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男学堂，女学堂，均为自强”成为社会舆论的基本论调。从郑观应到严复，从康有为到梁启超，无论早期改良派还是维新派，反复言说的主题不外乎“女学堂不开，国不能强，女学堂不多开，种不能强……所以要国民强，必先女子强，这是世界的公理，这是天演的公例”。[1]国将亡、种将灭的危机之下，精英男性吹响了女子教育的号角。在对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期冀与想象之中，女性被赋予了报国重任，承载了救国理想。

（二）从民间到政府：女子教育的扩张

在精英男性的呼吁中，办教育、兴女权成为有识之士躬行的救国方略。1898年，中国第一所自办女子学堂——经正女学在上海成立。此后，经过地方绅商的热心推导与民间人士矢志不渝的努力，女子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潮流所向，在1904年尚且持论“中国此时情形，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2]573的清廷，1907年只好顺时而动，发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将女子教育纳入学制系统之中，正式承认了其合法性。尽管清政府女学堂章程的颁布不过顺水推舟之事，但“开办之后，倘有劣绅地棍，造谣污蔑，借端生事者，地方官有保护之责”[2]667之类的规定，实质推动了各地女子教育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04年女学生仅有494人，而到了1906年，女学生已达6791 人。[3]224-225在民间与政府的双重合力下，进入女学堂求学成为一种时尚，女子教育规模迅速扩张。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闺阁几为之一空，学校亦日形拥挤”。[4]

（三）从家乡到异乡：女学生的空间位移

女学的发展，引发了一股颇具规模的知识女性跨城市、跨地域的流动。“暌家百里，则别泪盈怀；出门兼旬，则归心如矢,其指卑，其见闻陋，使国民而尽局促如是，社会复何赖耶。”[5]此可谓当时心怀女学事业、毅然离家出走的女性心声。承载着大众救国的想象与期待，她们离开了熟悉的生活空间，走出闺阁，告别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但出行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离别和断裂。从家乡到异乡，从闺阁到学堂，她们突破了传统性别观念对女性活动空间和社会角色的限定。这种“越界”的力量以及散播的自由生发出一种能量，带给女性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心理空间的调整。在家乡之外，在旅途之中，她们进入一个与传统闺阁完全相异的世界。教育目标、同性情谊等将她们联结起来，预示着一个新的性别群体的生成。

二、他者规训与自我塑造：多重张力下的女学生形塑

女子教育，于女学生而言，是她们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女性的凭借；于官方和变革者而言，是服务家庭和谐、实现国富民强的有效手段，更是传统社会文化秩序的挑战与威胁。因此，清廷对女学生的塑造必然面临多重张力。

（一）学堂对女学生的规训

女性活动空间的位移，赋权学校承担了一部分对女性的教化职能。不过，与家庭通过家务操持、育子养老、手工生产等对女子劳动力挖掘不同，学校希望通过对女学生的外在规范来制约其内在认知。由此，女学堂不厌其烦地强调入学资格、教育宗旨、礼仪修身等规训，试图借以消弭社会快速变动在女学生中引发的震荡。

1.严格的入学资格限定

在国人倡办女学堂伊始，就明言：“此堂之设，为风气之先，为他日师范所自出，故必择良家闺秀，始足仪型海内。”[6]791之后，从道德、知识、年龄、健康等方面对学生的入学资格做出限定，成为女子学堂的惯常做法。女生入校须有“妥实保人为之保证”[7]1014-1039，且必须详细填写父亲、兄长、丈夫的姓名、职业、住址等信息；女生举止要娴雅，“道德败坏者”禁止入学，甚至在女校做服务性质的工作也不允许。按此要求，晚清时期的女学生主要出自官商之家。1905年开办的旅宁第一女学堂的学生“十分之八是官家子女”[8]63，1907年的北京慧仙女学堂学生以“华族贵胄居多”[9]，由此可见一斑。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女学学费昂贵，非富贵中等人家无以支付高额的教育成本；其二，受传统观念的持续性影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性别观念使得国人排斥女性接受教育。因而，即使那些有能力供养女子上学的家庭，父母也未必乐于将其送入学校。由是，女子在争取入学权利时，“俗学阻之，家庭阻之，种种野蛮之压力又摧挫之”[10]，实不足为奇。

2.叠加的教育目标设计

作为女子与学生两种身份的叠合，女学生身份的双重性使得清廷始终面临究竟是女子身份先决还是学生身份先决的考验。基于强国保种的现实需求，清政府最终将女子教育目标设定为导正风俗、改良社会。于是，无论《女子小学堂章程》还是《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无不强调女子教育既要坚持保存礼教，又要启发知识，而且旧道德与新知识之间，后者不能妨碍前者。在这一目标导引下，女子教育的中心精神除了对女学生进行现代知识灌输之外，均强调顺从、勤劳、娴静、节俭等女子性别品德的培养，以使女性德才兼备，承担维系家庭秩序的角色重任。纵然各女校在所习科目安排上有所差异，但重塑妇女、再造社会的意图则殊途同归。在此情况下，女学生虽然是晚清新式教育的参与者，共享着以男性为主体形象的学生身份，但又不可避免地陷入男性主导的性别结构之中。女学对传统性别制度的维护不断得到彰显，而其发展女子个人志趣、培养经济独立能力的期许不断受到压抑。“女性”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看似平滑，实有裂隙。

3.封闭的寄宿制式管理

为了维持男女之大防，女学堂要求学生必须住校，甚至制定了严格的出入规定。例如，“学生寄宿者，除教习、监督携同游散外，平时非给假不得出校”，“学堂课堂，及寄宿舍等处，非妇女概不得入，与本学堂无涉之妇女，亦不得入”[7]1014，“学生非家人来社，或持凭告领，不得外出”[11]，“学生亲属来访，须于下午四时课毕之后。至本校迎接所暂俟，而由女仆告知监督，令学生出现”[12]。学堂里的一切教学、管理人员，如教习、经理、司事、司账等，必须全部聘用女性。若是由于师资缺乏等原因不得不聘用男性管理人员或教师，则要求这些男性务必在学堂中与女学生保持距离，更不得进入女学生宿舍。但相较于对女学生有伤风化的担忧，学校对女学生政治诉求的担忧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有迹近野蠢之举动，均宜随时删除。至于趋向不端，如革命、自由各党恶习，尤须从严力禁，痛戒沾染。”[7]1100在学校的严格管控之下，女学生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学校、家庭以外的社会。学校成为女学生困于其中的又一个“闺阁”。

4.严格的服饰仪容规定

在清廷看来，服饰与行为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女学生是强国强种之希望，是其他女子的先导，其服饰、仪容、行为等事关学风之端正、社会之风气。因此，清廷非常重视对女学生服饰、仪容的规训，强调着装要朴素淡雅，甚至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如“学堂教员及学生，当一律布素（用天青或蓝色长布褂最宜），不御纨绮，不近脂粉，尤不宜规抚西装，徒存形式，贻讥大雅”。[2]674各所女校则在校规中尽数罗列有关服饰、仪容等具体规定，强化女子俭、顺的性别想象。官方章程的颁布与民间学堂的推行，令不着华丽服饰、不施粉黛的女学生成为文明新风的标志。故有竹枝词云：“或坐洋车或步行，不施脂粉最文明。衣裳朴素容幽静，程度觉高女学生。”[13]125但对女学生服饰仪容的过度关注，致使有人将女学生的衣饰打扮与课业荒废、举止放荡等败坏德性的行为加以关联，引发了舆论对女子失德去本的警戒。在此意义上，对女学生服饰的严格整饬又具有了塑造理想德性的意义。

5.复归的道德行为规范

相对于男性教育的开放，清廷在女子教育上表现出特别的疑惧与谨慎。社会精英男性一方面期待女性成为有能力的翼助者，另一方面又灌输妇女至卑至弱的观念，对于伴随教育而来的性别权利既重视又介怀。因此，妇德往往被视为女教的第一要义，“女学要以德育为主义，兴女学者，尚其慎之”。女德成为社会各界围观、问难女学的口实，亦是女学应对各方非难的盾牌，是约束女学生的道德工具。在女学堂中，女德成为保守与进步的纷争旗帜。保守人士以女德约束女学生，使其不至于脱离旧有轨道；进步时人以女德为前提，逐步叠加对新女性的想象。在修身、历史、国文等课程中，传统社会伦理道德不断得以重申，尤其是作为首要科目的修身课，虽然声言兼采中西，但“不悖中国风教”[14]262仍是最高准则。至于“不谨男女之辨”“自行择配”“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则严格摒除，以维风化。[2]668奉养长辈的孝道和养育子女的母性受到特别关注，勤俭、友爱、清洁等成为主题，女子在处理家庭事务中的道德常识得到强化。

（二）女学生的自我形塑

随着女学生自我意识的萌蘖，国家与学校层面保守的形塑举措受到挑战。在学校这个新的社会空间里，觉醒的女学生有意识地进行了自我塑造——不仅要德性与才学兼备，而且寻求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并将其导向民族国家的宏大目标。

1.人生目标高追求

1904年，《女子世界》杂志曾选录上海务本、爱国等女校所用课本上的歌曲。其中，有首歌是这样写的：“二十世纪女学生，美哉新国民……爱国救世宗旨高，入学好，女同胞。缇萦木兰真可儿，班昭我所师。罗兰若安梦见之，批茶相与期。东西女杰并驾驰，愿巾帼，凌须眉。”[15]327这充分体现了进步时人勉励女学生成为英雌的社会期待。女学生将这种期待不断内化，并自觉成为英雌话语的实践主体。在晚清报刊上，时有出自女学生之手的诗文，其中对英雌的倾慕与自拟充满着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大风泱泱，大潮汹汹，女豪学术，尚其来东！然则他日以纤纤之手，整顿中华者，舍放足读书之女士，其谁与归？”[16]既抒写了女生的自我抱负，又体现了她们对英雌的自觉认同。在她们眼里，传统才女对春花秋月的留恋、对悲欢离合的感慨是对意志的消磨。这不仅造成了民族性格的虚弱无力，还潜藏着亡国的危险。新女性自当“无他志念，惟以中国之积弱引为深耻，自发大心，为二万万人请命”[17]，因此，超越一己悲欢，以国族之兴、女界之振为己任，成为激进女学生的人生目标追求。

2.知识学习新体验

进入学堂，不仅标志着女学生实现了身份的转变，更预示着其知识学习的新体验。在治国救世为第一要务的时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为主的实学成为首要的学习内容。在女校中，虽然德育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受西方新式教育的影响，女学堂所学内容已大大超出了传统妇学的范围。以1905年上海务本女塾为例，本科、预科所设科目，除了国语、修身，还有算数、英语、格致、地理、历史等，融会中西的痕迹鲜明可见。在课堂学习之余，承载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潮的书刊构成了女学生的主要阅读空间。因此，仅从学问层面，女学生的知识结构已经与一般传统女子形成了明显差异。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给女学生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深刻影响着她们对男性与女性、自身与社会、责任与义务等的认知。“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18]这些新知识、新理念照亮了她们的前进之路，成为她们遭遇挫折与困厄时鼓舞其与现实抗争的精神资源，不断激发她们形成弃旧迎新的精神风貌、为国为民的宏大心愿、勇猛精进的尚武气象。

3.性别意识首萌发

新的教育与知识结构的形成，相对开阔的活动空间，促进了女学生自我主体的认知，其性别意识开始从幽闭中觉醒。这种性别意识的表达首先表现在服饰上。在晚清，服饰与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成为开民智、新民风的突破口。女学生脱去传统的宽衣大袍，意味着她们开始从层层衣衫的裹挟和繁复细节的堆砌中解脱出来；换上简洁的学生装，意味着加诸服饰之上的权力规训被逐渐释放。在不断求新求异的服饰表达中，女学生的身体曲线得以自由展示，活动更加灵活轻盈。这不仅影响着她们的举止仪态，而且表达了她们的自我肯定与主动建构。在服饰的掩护下，女学生从身到心、由外到内进行着不动声色却又有声有色的改革——她们逐渐突破了结构化的女性社会身份与角色，使长期被遮蔽的身体、欲望和主体存在感得以彰显。随着身体与智识的不断成长，那些较早觉悟的女学生开始有了更多的诉求。她们控诉充满因袭观念、布满荆棘陷阱的时代，抨击社会对女性自由人格尊严的漠视与禁锢；她们抨击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倡言男女平权之说，主张拓展女性在政治、文化领域的活动空间；她们具有更强的责任感，自发地将唤醒中国女子的觉醒作为自身的时代使命。虽然这只是提升女性活动层次的一些设想，但已经带有女权主义的印记。纵使我们无法确定女学生是否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身份觉醒，但有意无意中，她们一直在试图突破社会对女性的惯有认知，消解人们固有的女性审美偏见，改变由男性主导的性别标准。

4.社会行动初实践

女学生自我意识的萌发，意味着她们不再是沉默的被改革对象。凭借着学生这一身份，她们经由女子教育凝聚而成新的性别群体，并逐渐突破传统规约，展现出面向社会的行动力。在学校，面对不合理的规定，女学生不再甘于由学校当局或旧式官绅的摆布，而是据理以争，试图打破传统的性别版图。尤其在1905年之后，女学生发动罢课、退学的情况日益增多，被称为“学潮中奇峰突起的新军”。[19]193当然，不同于革命女杰的激烈突进，即使初步具有女权思想的女学生领袖，也没有背离贤妻良母的角色期待——她们虽以爱国、贡献社会为号召，所采取的路线却较为温和，改良社会并非其标举的目标。通常情况下，她们基于妇女的性别取向来策划行动方针，调适传统以满足现代所需。在演讲、劝说中，她们强调性别情谊以影响彼此，并以集体结合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究其原因，则在于她们的国民意识正在或尚未形成，因此并不急于突破社会限制，也不注重彰显个体自我。虽然女学生的社会活动参与主要局限于学校围墙之内，但学堂内的历练使女学生对世界大势和民族危机有了初步的判断。她们逐渐参加到集会等公共事务，把自身命运与国家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女学生以女学堂为依托，建立了女性军事团体，不仅成为革命女性的先锋，而且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在募捐、救护、从军等活动中，她们的民族情感得以释放，显示了她们对“女学生”身份的独立认知，表达了她们开展政治行动的意愿。

三、进退失据：矛盾冲突的女学生形象

女学生自登场伊始就吸引了各方的目光，成了社会的“宠儿”。作为新生事物，她们获得了社会的特别关注，却又备受争议。

（一）国族基石与欲望对象

作为知识女性中最富朝气、最具群体特征的女学生，她们是20 世纪中国现代性话语体系的能指符码之一，是社会改造的基石。精英男性主张女子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乃是视妇女解放和知识提升为强国强种的手段，希望她们与男性一起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事业中去。女学生成了民族主义思潮下的一种共名化想象。

但在一些传统守旧的男性眼里，这些不同于传统闺阁女子、旧式妻妾和青楼女子的女学生是一些既刺激其生理欲望又不可把握的群体。为欲念所驱使，他们围观、追踪女学生，每有女学生出校入校，便在路旁围聚、嬉笑、戏辱。由于可望而又不可即，有人便主张用道德的棍棒打压，把她们钉在伤风败俗的耻辱柱上而后快。“女孩子，念什么书？……你想，女人一阵一阵的在街上走，已经很不雅观的了，她们却还要剪头发。……搅乱天下的就是她们，应该很严的办一办。”[20]54相对于这种有形的聚观，新闻小报对女学生的追踪揭秘悄无声息而又无处不在。人们对学堂内的男女关系极度敏感，对女学生的批评泛化到生活中的各种细节。而读者对此类消息的追捧，事实上成为窥视女学生的同谋。在无所顾忌的视线之中，女学生处于被观看的、被消费的位置。

显然，女学生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宣扬现代启蒙、彰显性别平等之余，亦被作为混杂中西话语的性别奇观，成为大众凝视的对象。对女学生的期待与想象，从神圣走向世俗，传达着救国救民的期盼与难以言传的欲望……女学生成为社会各种欲念的聚焦所在，似乎正在偏离其作为一种社会新力量的解放性意义。

（二）贤妻良母与时尚先锋

女学生是晚清社会变革中具有符号意义的重要议题。然而，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女学生，新旧两派分执女学之论与母教之说，各言其词。尽管新学反对以培养妇德作为宗旨，但家内依然被视为女性的天然活动领地，通过教育使其更好地履行女职、妻职、母职，依然是主流社会的认知。从课程设置上来说，虽然女学强调仿效西法且注重实业，但女红、裁缝、烹饪等家政类课程依然受到追捧，这是“地势然也”的折中之道[21]896，也是女学培养贤妻良母教育本质的外在表征。除此之外，在衣着上，女学生要素雅、稳重；在言行上，要稳健、规矩；在爱好上，要正当、高尚；在阅读上，要关注世界新知识、新潮流；在生活上，要关注家事、儿童……诸如此类的管控与规训，无不昭示着政府与学校培养贤妻良母的教育目的。

但有别于社会对女学生成为贤妻良母的期待，女学生自身则力图通过多种途径张扬、展示其身份。服饰成为她们最鲜明的表达和最富有成效的突破。她们放天足、穿校服，甚至尝试时尚穿戴，在举手投足、穿衣打扮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社会上的女性呈现出明显差异，成为时尚的先锋。“布服之不适体无论矣。而对于国产之绸纱罗缎，亦以其花样不新、颜色不奇，非购自舶来品不可。其衫裙之式，又复月异而岁不同。校服则视之如敝屣耳。至家常旧服，一经身入学校以后，岂尚可再污其体也。头饰亦然，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或正或偏、或双或单，社会中轻亵之习，偏好学之。眼睛虽不近视，非金丝眼镜不可；天气虽未下雨，非高底皮履不可。曰庶几如是，使人一望而即知为女学生也。”[22]

对物质时尚的追逐，使女学生愈来愈远离贤妻良母的社会角色定位。她们将求学一事抛之于脑后，沉湎于女学生身份的时髦光环，遭到了社会舆论的批评。而“金镜革履”这一形容女学生外貌着装的词语，不仅高度类型化，而且贬义性十足，象征着女学生的肤浅浮躁与自由狂放。与贤妻良母这一身份相比较，时尚先锋显然轻飘了许多。

（三）朋辈偶像与社会异类

女学自兴办之初便有了明确的社会定位和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女学生更被赋予了国民之母的角色，承担着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重任。人们对女学生行将带来的社会变化充满了美好愿景，“早去黄昏却便回，行行一里一徘徊。等闲敢做骄人语，女校生徒个个才”。[22]在这种身份想象之中，女学生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追捧。象征着先进文明的剪发、天足等身体特征和服饰、书包、眼镜等物品特征，及其自信、从容的神情所显示出来的内在气质与学识涵养，树立了女学生作为进步女性的形象，成为社会女性追逐、仿效的对象。尤其是作为女学生标记性符号的学生装，俨然社会时尚潮流的新标杆。“其不获入校肄业者，则并其举动服饰而模仿之，曰：‘此学生派也。’”[23]女学生成为社会上人所艳羡的对象，折射出社会对女学生身份的强烈认同与渴望。

但在清末，囿于家内、困于女德才是社会对于女性的普遍认知，走出家门、抛头露面的女学生自然构成了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挑战。她们行走于社会之中，以革故鼎新为时尚，不仅积极摒弃缠足等陋习，还倡言男女平权。她们不断突破身体、性别和权力的边界，冲击着传统道德与性别规范，引发了保守人士的忧虑。[24]时至1907年，在风气开明的广州，兴盛多年的岭南女学依然遭人借故反对。反对者声称：“学界不知自爱之流与此等下流妇女互相结议，假名学界，妄语自由，渎乱大防，败坏礼教，莫甚于此。”[2]651阻之而不成，他们便对女学生加以批评，女学生“偶一过市，辄闻鄙夷唾骂之声，起于背后，戚友相迂，亦往往以退学为劝”[21]752，甚至有人以秽语相加。由学校到社会，民众对女学生形象的解构消解了女学生的内在意义，模糊了女学生的进步形象。那些被视为偶像的举止同时被诘难为无关社会责任的堕落，女学生成了社会中的异类。

作为时代的新生儿，清末女学生的装扮、举止、活动等均成为社会注目的焦点，在人群中引起了戏剧性效果。在期盼与焦虑并存的复杂心态中，人们一边用欣羡的眼光仰慕女学生为偶像，一边又用世俗的眼光审视女学生如异类。

四、余论：女学生的觉醒及其限度

晚清，在男性知识分子的启蒙之下，女学生以不同于传统闺塾女子的身份浮出历史地表。她们从默默无闻的少数发展成为具有一定数量且引起社会争议的群体；从一个“无才便是德”的闺秀成长为智识初开的英雌；从最初的被塑造者转变为自我形塑者。活动空间的拓展、知识结构的现代化以及行动能力的增强，使女学生表现出迥异于传统女子的现代品质。作为女性解放的代表，女学生因新知、新学而耀于人、耀于世。她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对个人价值的追寻，深刻影响着其他女性，成为清末社会快速变迁中引领妇女改革的重要力量。

但这一时期，女子教育观念又是现代保守主义的。一方面，现代化变革被认为是一个巩固政体、发展经济的有效路径；另一方面，面对现代化可能带来的结果，人们又持摇摆不定的模糊态度。这一矛盾充分体现在晚清对女学生的规训与塑造之中，即在高扬女国民旗帜的同时，只强调女性对于国家的义务而忽略了她们的权利。换言之，在宏大的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下，在传统道德规范和时代需求的矛盾夹缝中，女学生被寄予了救国的想象与期待，却又被压抑了主观感受与自身利益。身处晚清社会变革之中，女学生成为被创造者、被言说者，育涵了异己化、欲望化的特征，显示了其客体化、对象性的本质。

概而言之，女学生作为女性、学生两种身份的叠合，在社会规训与女性自我塑造的双重张力下，呈现出前行与复归的复杂面相。一方面，女学生是主动的。随着自我性别意识的觉醒，她们在学校、生活中所累积的性别经验逐渐变成一种积极主动的力量，酝酿、触发了追求独立、自主精神的新思潮。另一方面，女学生是被动的。受国族主义的裹挟、男权主义的侵袭、道德评判的审视、商业文化的消费，她们在社会主流话语体系中被期望、被设定，具有某种象征化的内涵和工具化的表征，女学生的主体身份建构尚未完成。从闺秀到女学生，她们的转变多留存于表象，思想观念上的颠覆性巨变尚未普遍发生；从偶像到异类，人们对女学生充满关心与隐忧，试探与怀疑。保守与趋新的变革张力，复归与前行的羁绊交织，投射出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暧昧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