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疫情期间，我国率先控制国内疫情并进入“常态化”疫情治理，西方国家以栽赃、诋毁中国的方式在国际场合公开发表不友好言论，以孤立中国来缓和社会恐慌和转移社会矛盾。面对国际不友好言论，我国民族主义情绪得到显著发展，民众在凝聚民族共识上和信任国家上得到提升，然而在民族主义情绪表达上出现非理性发展倾向，给社会稳定发展和政府疫情防控带来了潜在风险，因此应当加强党和政府对思想工作的领导、加强意识形态主导与普及、加强资本管控与引导，及时撇清民族主义中的非理性成分，保证我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新冠疫情；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资本逻辑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2.23.062

民族主义是近现代以来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潮之一，在推动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成为民族主义的主要发展空间，其虚拟性、互动性、隐匿性特征放大了民族主义的两面性，激化了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成分。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国民族主义非理性因素再次被激发出来，暴露出我国民族主义情绪依然存在盲目、极端的一面。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尽管当下的力量和影响力相对较弱，不足以决定民众的情绪，但是从政府疫情防控和国家长远发展来看，在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变动中，也充满了潜在的风险。因此，洞察民族主义情绪非理性表达的原因，揭露和剔除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因素成為必要。

1民族主义及其发展历程

1.1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在民族这一概念上建立起来的。民族是具有相同血缘，共同的心理文化活动和生活方式，并对这个共同体有着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社会共同体。民族主义是基于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强烈认同、归属、忠诚的情感与意识之上的，旨在维护本民族权益、实现民族或其国家的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可以说，民族主义是本民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对非本民族的一种情绪、思潮、意识形态，以及在这种思想观念作用下的社会活动的集合。

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情绪、思潮、意识形态，以及在这种思想观念作用下的社会活动的集合，这就决定了它本身必然具有非理性成分。微博、抖音等自媒体平台的普及，民族主义在网络空间迅速发展。网络民族主义实质上是民族主义在网络上的接续发展，但网络民族主义并非“网络+民族主义”，它以大众化的网民为主体，以互联网为场域，与以政府主导的爱国主义、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民族主义有显著差异。由于网络的种种特点，使网络民族主义呈现出新的样态，主要体现在情绪表达和制造舆论两方面上。当今的网络民族主义是指在互联网上，民众显性或隐性的表达民族主义情绪和思想，传播和制造民族主义情绪和言论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宣扬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为出发点，以互联网为依托，表达民族情感和扩大其影响的网上互动，并试图以此来影响政府决策行为。

民族主义曾在历史的发展中起过十分积极的意义。民族主义在抵御外敌入侵、在建构民众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上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力量。同时民族主义情绪也有非理性的成分。如果说在抵御外敌入侵、建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中民族主义情绪可以极高的凝聚共识，那么若把这种高涨的情绪放在国家日常管理和运转中，其非理性的情绪则会对国家治理构成挑战。

1.2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

中国民族主义提出于清末民初，形成于五四前后，发展于抗日战争。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遭到西方侵略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对“外族”的反抗中从民族“自在”转向民族“自决”，从而形成的中华民族之共同体意识。重新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这一期间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民众在对民族命运的担忧中，关注着民族的利益。90年代至今，随着中美摩擦愈演愈烈，民众的反应性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成为非理性情绪的主要因素，同时在国家综合实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也得到了相同程度的发展，至此，对西方的反抗和自身自豪感的提升成为现阶段民族主义的催化剂，民族主义也不可避免的重新兴起了。

在这一时期，网络的普及为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重要舞台。一方面，网络技术的普及成为民族主义的表达载体。最早在1999年中华网的“强国论坛”中被固化下来，2003年《国际先驱导报》的报道使之流行开来，被称为“网络民族主义的发轫年”。网络民族主义最早的特点是发表爱国主义言论，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以网络集结志同道合者，共通阐发情绪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民众爱国情绪高涨为网络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在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2009年钓鱼岛事件、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国际热点事件中，使网络民族主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民族主义中的非理性因素也得到了同样程度的发展。

2民族主义情绪非理性表达的成因

2.1不友好言论引发的偏激爱国主义催生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非理性表达

疫情治理中，我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我国制度所发挥的优势。从过程来看，高效的疫情治理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从结果来看，又建构起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使我国民众爱国情绪不断的高涨。面对中国的疫情防控，西方一些国家出现了一些不友好的言论。疫情初期，他们从种族主义的狭隘视角出发，以白种人是优等人种自诩，恶意贬低黄种人。疫情爆发期，狭隘的种族主义言论不攻自破，他们又以“中国毒源论”“中国集权论”“中国责任论”“中国索赔论”和“去中国化论”等一系列反华言论纷纷“甩锅”中国以转嫁国内矛盾。这五种言论在逻辑上相互承接并构成了因果链，对已陷入恐慌和危机的西方社会具有很大的蛊惑性和欺骗性，以此煽动出西方社会普遍反华。

疫情期间，我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来源于在抗疫中取得的成绩与国外不友好言论之间的挫折感，民族主义非理性情绪是以爱国主义与极端排外两者相结合的产物，表现为在网络空间中对国外不友好言论的强烈反对。部分民族主义者打着爱国的旗帜，以极端的、盲目的非理性情绪反对国外。这些行为与情绪在民族主义者自身看来，认为他们是爱国的且政府应当提供相应的支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凝聚我国民众，发展民众的爱国情怀和增强民族团结的作用，然而其实质上是非理性的短视行为，是对爱国主义的曲解。这些民族主义者以绑架爱国主义，发表不满情绪来纾解内心的挫折感，其并未从国家长远的政策安排上进行理性思考。

2.2网络民粹主义思想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非理性表达

面对国外不友好言论，民族主义者的情绪表达呈现出非理性的一面。民众因普遍缺乏对国际形势的综合研判和对复杂外交的理性分析而产生误判，甚至在网络上为国家“出谋划策”，并出现“不转不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转发”等言论。这种情绪和观点在网络空间迅速蔓延，甚至成为网络舆论，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相同程度的得以再次加强。实际上民族主义者的情绪化观点根本上无法提供关于国家的建设性意见和问题解决办法，甚至会为国家治理带来冲击和阻碍。

这些言论实质上是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的集中体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民粹主义也就是极端的平民主义，反对权威、反对精英为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近年来，西方民粹主义盛行，在其“外溢”效应的影响下，国内也产生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杂音”。从理论来看，民粹主义将社会划分为“纯洁高尚的人民”和“腐败堕落的精英”，而政治应属人民普遍的意志。民族主义横向上强调“本族”与“外族”的对立，民粹主义纵向上强调“人民”与“精英”的对立。民族主义补充了民粹主义中“人民”的内涵，而民粹主义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动员策略。从现实来看，网络空间中信息传播的迅速性与民众参与的广泛性恰好与民粹主义的人民大众反抗社会精英的需要相耦合，如果政府的行为得不到人民的充分理解，就会导致民族主义中夹杂着民粹主义思想。根据民族主义表达的需要，民粹主义扮演了非理性表达的工具，不断推动民族主义情绪向狭隘、盲目的方向发展。民族主义者需要利用民粹主义来动员，而民粹主义者也乐于给自己贴上“爱国”的民族主义标识。这些现象对国家政权的稳固、社会的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2.3资本运作逻辑加剧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非理性表达

资本利用民众对西方不友好言论的愤怒和不满心理，说出民众内心的想法，以各种方式渲染烘托来激化民众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族主义情绪非理性表达。一方面，网络媒体平台上的一些“大V”、博主等意见领袖为增加流量，针对国内疫情这一热点事件，发表满足民众心理需求的看法，不免存在情绪化观点；另一方面，媒体平台本身需要通过流量获利，放松了对平台自身的监管，对“擦边球”的现象不能做到有效及时的管理。

媒体平台充斥的非理性情绪观点是由于因资本运作逻辑而不得不迎合民众需要的软弱性所导致的。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资本化舆论，存在无法避免的局限性：舆论观点服从于资本收益的需要。能够被资本的力量推动的观点和情绪表达往往有利于资本增值，在观点和评论不断被资本化的舆论环境中，民众接触的信息早已被预先筛选，导致民众的观点和情绪向着狭隘的、片面的、孤立的方向发展。面对西方不友好言论，民族主义者的情感宣泄大于事实判断，资本化舆论盯紧了民族主义者这一情感需求，通过醒目的标题、视觉得冲击、倾向性解读等方式引起民众情感共鸣，使民族主义者成为资本利益代言的群体，进而形成“民意”的假象。因此，资本化舆论加剧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非理性表达，民众的观点被资本化的舆论异化，民族主义者的情绪也被资本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异化。

3消解民族主义情绪非理性表达的应对之策

3.1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正确把握民族主义发展规律

在面对民族主义情绪中的非理性成分时，我们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党的领导，保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不断提高网民的认知能力、辨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必须注重党对民众思想的领导作用。首先，要准确认识民族主义的影响和作用。党和政府机关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网民情绪与国际事件的关联性，对症下药，充分发挥网络凝聚民心的功能，要利用好网络调动各界主流媒体、引导自媒体，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好中国声音。其次，要正确把握民族主义的发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党和政府要全面、及时地把握民众思想，对各类错误思想予以及时纠正，同时强化党和政府在民众思想中的引领作用，构建客观理性的网络氛围。最后，要充分运用民族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尽管民族主义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是我国作为一个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不断强大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党和政府要充分运用民众的民族情怀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社会主义国家。

3.2注重民众思想的科学引领，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现象是社会经济现代化带来的必然结果。面对社会热点事件，政府要及时参与并尽快予以答复，要提高对舆论的理性引导和处置能力，避免民众的焦虑情绪被民粹主义左右。首先，要在包容中突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社会热点事件出现后，政府应谨慎处理对民粹主义的围堵和打压，避免加深民众与政府的对立以及其带来更严重的民粹思想。简单地将所有与马克思主义不相符的社会思潮对立起来予以排斥，形式上是维护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实质上将非主流的思潮绝对的对立来有损于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政府应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的同时，对民粹主义思潮采取包容的态度，在适度范围内进行引导。其次，要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引导作用，就要不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的普遍性，这就需要民众有序参与政治，以此来建立广泛的政治认同和思想认同。民粹主义的出现正是因各个阶层表达自身利益的诉求得不到有效满足，才将民族主义情绪当成民粹主义的宣泄工具。因此，政府需要搭建民众表达诉求的平台和渠道，加强政府各级與民众的联系，使民众的诉求通过正确渠道有效地传达给政府部门，既有益于消解民粹主义又有益于使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

3.3加强对资本的引导，实现资本需要与社会需要相统一

资本力量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不能任由资本在社会中的无限制发展，必须深入认识资本的局限性，通过合理的方法约束资本在社会舆论中的无序扩张。首先，要做好源头治理。资本来源决定资本服务对象，不同的资本结构会出现不同的社会舆论。外资比例占优的舆论环境，其主导的舆论必然服务于外资利益，私人资本占优的舆论环境则服务于私人利益。资本扩张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不可能自觉的服务于社会大众，资本从结构上决定了自身的舆论倾向。因此政府要加强对社会舆论的监测，通过制度规范对资本力量的限制和约束。其次，要做好过程控制。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互动，要遏制资本在其中的影响，必须将双方的责任意识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政府要逐渐营造起自觉抵制诱导性言论的社会舆论氛围，同时要加强对资本的动态监管并分析其舆论倾向，当资本渲染过的社会舆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时，政府要能及时地进行制止和纠偏。最后，要坚持资本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统一。资本逻辑要求资本不断扩大和增值，往往会因短期利益进行投机。社会舆论需要民众对热点事件能够客观公正的认识和客观理性的发表言论。政府不能一味抵制资本进入来绝对主导社会舆论，而是要以社会舆论的需要来引导资本在舆论空间中的发展，通过对投机资本的约束以实现资本力量对社会舆论的理性带动，这样既有益于资本的发展又有益于民众情绪的理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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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冯子超，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