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佳盈 王 聪 胡 芳

一、引言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之际，新闻媒体在传递疫情信息、宣传抗疫政策以及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隐喻作为一种修辞和认知方式在新闻语篇中大量出现。国内许多学者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新闻报道进行了研究，从隐喻的角度揭示新闻报道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动机。例如，张薇和汪少华从架构理论以及刻意隐喻理论出发，对国内新闻媒体中多模态语料进行分析，发现官方媒体大量运用刻意隐喻唤起集体主义价值观，积极引导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1］董艳聚焦西方社会媒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评论，阐述战争隐喻的框定含义，归纳出这类话语中的隐喻所表明、强调和鼓励的不同态度发挥了传播和交流作用。［2］周辰则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文媒体新闻报道为语料，运用批判隐喻理论分析报道中的不同隐喻类别，解释了隐喻在新闻报道中的勾勒事件原委、渲染情感和舆论导向等作用。［3］前期研究主要以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础，将参与到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中的所有人视为一个整体，而缺乏将事件中某一类特殊的人群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隐喻相关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主要关注中美两国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中与医护人员相关的概念隐喻使用情况，以概念隐喻理论和批判隐喻理论为基础对新闻语料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以期找出其异同，并揭示中美两国对待疫情的不同态度和做法以及背后体现出的意识形态动机。［4］

二、理论基础

（一）隐喻与概念隐喻

从传统修辞学视角看，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和语言现象［5］。然而，Lakoff和Johnse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还能反映人类的思维过程，并且构成和界定人类的概念系统，因此，隐喻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该书将概念隐喻分为三类：结构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以及本体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并提出概念隐喻运作的方式是在源域（source domain）以及目标域（target domain）之间进行映射（mapping）［6］，即“把源域中存在的各种语言表达转移到目标域中进行表达”［7］。根据这种映射关系以及人类隐喻性的概念系统，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熟悉的事物来认识不熟悉的事物，对事物产生新的理解，并为隐喻性的概念系统添砖加瓦。

（二）批评隐喻分析理论

Charteris-Black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批评隐喻分析理论（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即CMA），阐述了如何通过分析隐喻揭露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动机。运用CMA分析隐喻性概念共有三个步骤：隐喻识别（Metaphor Identification）、隐喻解释（Metaphor Interpretation）以及隐喻阐释（Metaphor Explanation）。隐喻识别首先需要确定候选隐喻（candidate metaphor），通过判断词汇的字面义与隐喻义间是否存在语义冲突（semantic tension）来确定一个词汇单元是否为隐喻：若冲突存在，则该词汇单元被标记为隐喻；反之，则非隐喻。隐喻解释建立隐喻的层级认知模式，即“概念键——概念隐喻——隐喻”的结构。概念隐喻是对修辞格背后蕴含的深层意义的上层描述，它能够解释词汇两层意义间的语义冲突。而概念键是概念隐喻的上层概念，它解释了同一类概念隐喻是如何相互关联的。该结构清晰地展示隐喻背后的认知和语用因素，进而在隐喻阐释的过程中从社会层面解释隐喻是如何说服受众，以及在此过程中隐喻究竞扮演了什么样的社会角色［8］。回鸣值（resonance）用于衡量隐喻产率的指标，即某类隐喻关键词的类符数总数与该类隐喻关键词形符数之积［9］，该指标可以反映源域的普遍性［10］。通过批评隐喻理论分析文本和揭示隐喻的层级模式有利于分析话语中的潜在意义和概念，以及语言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收集了来源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澎湃新闻三大中国新闻媒体的中文语料共110篇，以及来源于CNN（Cable News Network）、NYC（The New York Times）和FNC（FOX News Channel）三大美国新闻媒体的英文语料共110篇，并用AntConc建成共150160字的中文语料库和112222词的英文语料库。前期从语料库中随机抽取语料，分别选定20篇中美新闻报道，提取其中有关医护人员隐喻的关键词。然后将得到的关键词以源域的类别标准分类，再分别对两个语料库进行关键词搜索和逐个筛查，得到关键词出现次数、医护人员隐喻出现次数、回鸣值及回鸣值率等信息，最后从隐喻的层级结构、反映出的意识形态和产生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中美新闻媒体构建的与医护人员相关的隐喻有哪些？这些隐喻在数量上和搭配上有何异同？

（2）这些隐喻在意义的传递上有何差异？

（3）这些隐喻反映出中美两国在认知方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有何不同？

四、结果与讨论

对收集的文本进行分析后，将与医护人员相关的隐喻分类，得到的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中文语料中出现的与医护人员相关隐喻表述①

表2 英文语料中出现的与医护人员相关隐喻表述

从两表的数据可以看出，数量和类别上中国新闻媒体隐喻较美国媒体均产出更多。不同类别隐喻中，战争类隐喻在两国新闻报道的隐喻中类符和形符数均最多，回鸣值率分别为97.7%和97.95%，应用最为广泛，而其他隐喻类别产出相对较少。本文将探讨特征较明显的四类隐喻，剖析中美新闻报道中产生相关表述异同的原因和其中反映出的思维过程。

（一）战争类——医护人员是战士

人们常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战争”建立联系。如图1所示，“医护人员是战士”这一概念隐喻的成立建立在概念键“疫情是战争”的基础之上，构建出众多隐喻描述。

图1 战争类隐喻的层级认知模式

从统计结果来看，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对疫情的报道中战争类隐喻回鸣值明显高于其他类隐喻的关键词，且两国媒体对医护人员的形容方式也较为相似，例如战斗/奋战——fight/battle、英雄——hero、战士——warrior、前线——frontier等。这表明中美两国对待疫情的态度一致，均视病毒为敌人，把抗击疫情视作一场战争。在此过程中，医护人员是士兵、是英雄，在战斗前线浴血奋战。但不同的是，中国媒体报道中的相关隐喻数量和占比高于美国媒体报道中的相关隐喻数量。鉴于中国近代抵抗外来入侵者的历史，战争隐喻能够激发人们的对于战争的厌恶情绪，调动起全国人民共同抗疫的积极心态。［11］这也表明中国媒体在使用战争隐喻凸显医护人员在这场战役中的作用，让人们相信我们能够赢得这场战役。这体现出中国政治形象和中国民族主义：如此团结有秩序离不开的是每个人的团结一致，离不开的是中国人自古留存的集体主义精神。此外，在关键词的选取上，中国媒体的用词侧重于使用描述医护人员的动作、形象和精神的词，鼓励人们参与到抗疫行动中；而美国媒体更强调医护人员是这场“战争”的一分子，重点仍落在“战争”本身。

（二）竞赛类——医护人员是参赛者

竞赛具有竞争性、技巧性，常与紧张的情绪建立联系，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感受非常相似［12］。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快、传染力强，好似一个“运动健将”，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将比赛的氛围推向高潮。如图2所示，在中文语料中，“医护人员是参赛者”这一概念隐喻出现较多，主要表述为“医护人员与时间赛跑”“医护人员的速度比拼”以及“医护人员是逆行者”。这表明相较于美国，中国更看重解决这场危机的速度，希望能够在广大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渡过这场危机。

图2 竞赛类隐喻的层级认知模式

在英文报道中却少有发现与医护人员相关的竞赛类隐喻。在英文语料中搜索竞赛类关键词，结果显示多数情况下这类词仍用于体育运动参赛者，少有与疫情相关的描述。这反映出美国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够重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经在公开场合发表“新冠病毒只是大号流感”“我真的不知道有人曾死于流感”等言论，认为只要注意卫生，就不会感染。他在对新冠病毒和疫情本身的认识和态度上表现出轻视、自大和无知的“反智主义”思维。［13］美国各州政府对此次疫情也反应迟钝，目前美国感染和死亡人数仍呈上升态势，俨然已经成为“病毒的温室”。同样，美国新闻报道也体现出美国处理疫情“不紧不慢”的态度，美媒没有将疫情防控看作与病毒的“赛跑”，他们不认为这是一场能够获胜的比赛。在疫情肆虐全球之时，美国持此种态度应对新冠疫情，很难说不是一种对全世界人民健康的伤害和威胁。

（三）行为典范类——医护人员是标准

在行为典范类隐喻中，医护人员被塑造为正面的角色。“榜样”以及“楷模”意为将某人视为范本、视为标准。“最可爱的人”这一描述通常被认为出自中国当代作家魏巍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文中将抗美援朝的战士称为“最可爱的人”。虽然当时的“可爱”（令人敬爱的）与现在人们表达的“可爱”（值得喜爱的）的意思有所不同，但都有积极向上的含义，暗含着“他们的行为受到大众喜爱，是一个普遍的标准”的含义。如图3所示，在中文语料中，“可爱”与相关表述都被用来形容医护人员，将当时战士拥有的英勇奋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转移到医护人员上，构建“医护人员是典范”这一隐喻，激发人们对医护人员的敬佩之情，呼吁人们向医护人员学习，齐心协力战胜疫情。这体现了医护人员在中国抗疫进程中的作用，以及举国同心、尊重科学的抗疫精神。

图3 行为典范类隐喻的层级认知模式

而在美国媒体报道中，却没有发现类似表述。可能原因在于美国不推崇榜样教育。榜样教育与集体主义紧密相关，它强调个人在集体中的榜样作用，以文字或其他形式传递榜样优秀的行为、思想、价值观念等，供集体学习。而“个人主义”被认为是美国文化的基本特征。［14］早在19世纪初期，美国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以艾默生和梭罗等人为首的作家建立了“超验主义俱乐部”，提出超验主义这一历史思潮，他们强调个人的重要性，认为个人是社会的最重要的组成因素。［15］在当代美国，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社会保障层面崇尚个人主义，反对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16］虽然美国现代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著名的社会学习理论十分强调榜样教育在个人社会化中的作用［17］，但目前该理论的适用对象仅限于学生学习层面，并未发现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使用。

（四）宗教类——医护人员是守护者

宗教的本质是对人类起源、人类生存、社会问题以及人类未来命运的探索。宗教词汇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常用的且具有相对固定的隐喻含义的词汇。如图4所示，从统计数据来看，中文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常用于日常生活的宗教隐喻，主要表述为“医护人员是（白衣）天使”“医护人员的职业是神圣的”，构建起“医护人员是守护者”这一概念隐喻。“天使”这一宗教概念本意是指上帝的使者；但汇入中国文化后这一意义便被淡化，中国人常用天使来表达“人类的守护者”或者用于形容“可爱的人”。在美国宗教文化中，“天使”的等级比人高，比人更有智慧，没有汉化后的“人类的守护神”一意，与医护人员身份相差较大，因此美国媒体没有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用“天使”形容医护人员。

图4 宗教类隐喻的层级认知模式

（五）总结与思考

人们对于隐喻的选择仍基于认知的社会经验。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人们仍然会选择“疫情是战争”这一隐喻。虽然战争具有的毁灭性、残酷性等负面特点也可能会随之映射到疫情之上，但在适当的语境下运用战争隐喻，会更多地激发受众积极抗战的正面情绪，主动回避战争的负面特征。因此，媒体在报道中需要在人类公共认知经验的基础上选择更加合适的隐喻，以防受众理解错误或出现偏差。

两国媒体对于隐喻关键词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宗教类隐喻，因为文化、历史等原因，人们对于宗教词汇产生了不同理解，导致中美两国媒体在宗教隐喻上有不同的选择。同时，隐喻的选择也体现出两国人对待疫情的不同态度。战争类隐喻表明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难是相通的，而竞赛类隐喻则表明两国人对于疫情的态度是不同的，中国对待疫情持有积极态度，美国认为这只是一场“大型流感”，无所谓“速度”，不需要号召人们与之斗争。中国媒体在隐喻关键词的选择上范围更广，对于构建医护人员工作的性质和内容均有更广泛的描述，这也体现出美国媒体对实用主义的追求，他们仅描述事实，而中国媒体更倾向于利用隐喻激发受众的积极情感，唤起集体主义价值观。

五、结语

本研究以中美两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报道作为语料来源，基于批评隐喻分析理论对文本进行探究，通过确定关键词、建立小型中英语料库，分析了两国媒体新闻报道中与医护人员相关的概念隐喻。研究发现人们构建隐喻时倾向于选择自己认知中已经存在的或者熟悉的概念，并且意识形态支配着隐喻的选择，指导人们选择符合自身意识形态的表述；相应地，隐喻也反映了其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缺陷，如语料数量不够多、人工分析带有一定主观性等，导致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

注释：

①战*表示搜索的关键词是以“战”字开头的词语，例如战士；*战表示搜索的关键词是以“战”字结尾的词语，例如请战，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