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东 牛泽林

（天津商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北辰300134）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不得不依靠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尤其是在经费方面的援助。这是学界多年来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①。不过梳理既有研究，多数论著只聚焦于共产国际如何援助中共及援助数额等议题，对于中共如何接收援助，相关问题的探讨尚显不足。一个较为清楚的事实是：共产国际援助中共所使用的币种，尽管也有中国货币，但主要以卢布、美元和墨西哥元为主。中共中央长征入陕后，在没有兑换外汇条件的延安，中共是怎么处置这一问题的，又是怎么将经费运送到延安的，相关问题仍需进一步厘清。然而，由于共产国际提供援助的渠道和方式经常变换不居，中共接收共产国际的援助又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想要悉知其中的梗概的确不易。笔者近来在爬梳相关史料时，发现一则中共接收共产国际从法国汇寄的80 万美元的典型案例。通过这一案例，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其中的面相，对我们了解这一问题有所助益。

一、入陕前的援款接收与入陕后的经济困境

长期以来，有关共产国际向各国共产党提供经费援助情况，由于“不让人们看见莫斯科对这些党的建立和经费使用提供了帮助”，均被列为“绝密材料”［1］114。直到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有关共产国际和苏维埃俄国对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提供经费的档案材料逐渐披露，相关史实逐渐得以悉知，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济援助渠道和方式基本有踪可寻。

帮助和支持各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是共产国际的重要职责，经济援助又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各国共产党要申请经费援助，需向共产国际提交详细理由和预算明细，经专家审查后转共产国际形成总预算，最后转到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确认转拨。从披露资料来看，共产国际拨付他国的经济援助，既有珠宝、钻石等贵重物品，也有卢布、美元、墨西哥元等货币。以珠宝、钻石等物品实施援助，主要是由于这些物品一般占地较小，秘密过境比较容易。在运送途中，经常的做法是将珠宝、钻石这些贵重物品藏到运送人员的皮鞋鞋掌或鞋跟里［2］116。不过从现有资料来看，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国的经济援助，较少使用珠宝、钻石这些贵重物品。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曾明确指出，在中国“出售钻石要花很长时间”［2］56。此后共产国际援助中共的经费多以货币为主，币种主要有美元、英镑、法郎、卢布、瑞士法郎、墨西哥元等。提供经费的渠道，主要是通过随身携带或汇款转交等方式。

专人随身携带，主要是委托共产国际代表、外交人员和中共往来莫斯科的干部，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经常由他们随身携带。专人随身携带援款一般较为快捷，虽急需款项能确保及时到位，但只能携带小额援款，且路途中容易发生意外。汇款转交是共产国际援助中共较为常用的方式。中共中央入陕之前，共产国际一般是将援款汇往北京、上海等地，再通过中间人转交给中共。已有资料显示，宋庆龄就曾多次将共产国际的援款转给中共。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还通过在中国境内设置的情报机构和领事馆转交援款。众所周知的牛兰夫妇，就曾在上海开办过大都会公司，来自共产国际的援款经常通过牛兰夫妇转给中共。牛兰夫妇被捕后，左尔格成为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重要联络人，积极为中共转送来自共产国际的援款。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还通过设立在华的一些商业机构转交汇款。如苏俄远东银行就在哈尔滨设立分行，目的是“为共产国际在满洲和全中国的工作提供资金，大量收购金锭运往莫斯科，销售在苏俄征集的贵重物品以换取外汇，为共产国际谍报员保留往来账户”［3］646。苏俄茶叶贸易机构——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在上海就也设有营业所，这个机构不仅是共产国际代表经常接头联络的地方，也是多次为中共转交过汇款的处所。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所留邮寄文件和汇款地址就是：“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3］35。不过由于汇款转交的方式往往会拖延时间，导致很多工作无法及时开展，甚至出现了“最低生活费用都不予保证的情况”［4］445。

中共一方面急迫地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但是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经费经常滞后，且援款额时多时少，再加之经费交接的困难，很难满足工作需要。更为严峻的是，随着国民党在上海实行白色恐怖政策，中共中央不得不从上海转移到苏区。虽然此时的援款一直还有转寄，但中共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据向忠发供称，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其余只能通过没收地主财物，将其换成现洋及钞票，交给上海中央［5］1018-1019。斯诺也说，共产国际和苏联给予中国共产党“实际财政援助似乎少得惊人”，共产国际在整个东方（不仅仅是中国）的总经费“最多不过每月15000美元”，与大量涌人中国、用于支持亲日宣传和纳粹法西斯宣传的巨额资金相比“可谓微不足道”，中国共产党“获得的外国物资援助，与中国近代史上任何一支军队获得的援助相比都要少”［6］359。九一八事变后，考虑到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已然威胁到自己的安全，苏俄和共产国际加大了经费援助力度，但是仍然杯水车薪，入不敷出。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于1934 年10 月撤离江西和福建之后，一度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来自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遂逐渐停止。

1935 年10 月，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虽落脚陕北，但是想要在此稳定生存殊为不易。陕北地广人稀，连年天灾人祸，资源匮乏，再加上长期遭受国民党的“围剿”与封锁，经济状况极为窘迫，财政吃紧、经济落后、生活艰难，几乎是陕北根据地的主调。更为重要的是，此时中共在陕北尚立足未稳，根据地建设也处于百废初始的状态，这直接影响到当时陕北根据地的财政收入状况。其时，中共在陕北有数万党政军人员需要供养，红军不论是军需物资，还是枪支弹药，也都急需补充。随着红二、四方面军到达陕北，这种窘况因红军数量猛增情况愈显严重，以至不得不求助于张学良和宋庆龄。

1936 年6 月，中共终于在陕北建立了长波电台。一度中断的电讯联络恢复后，中共中央便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人，陈述了其所控地域“多山、贫瘠、人烟稀少”的现实状况，强调当前最难解决的问题“是财政和经济问题”，进而向共产国际做出了“每月给我们300万元的援助，并开始在国外华侨和全世界工人当中募捐”的财政援助请求［7］224，226。1936 年8 月，中共中央再次电告王明称，“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陕北苏区“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请直接向苏联提出援助，否则“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这是非常不利的”［8］162。中共中央一方面等待援助，一方面发动宁夏战役以寻求生存。但宁夏战役的目标尚未达成，随即而来的寒冬又使得红军的挨冻和伤病与日俱增。共产国际的援助依然没有及时到达。鉴于此，中共迅即电请共产国际速寄援款，“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援款“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9］。

初到陕北立足未稳，财政状况异常吃紧。打通宁夏从新疆接收援助的计划未果，计划将陕北根据地与外蒙连接与苏联打通的设想也未成功。不过随着日本加紧侵华的步骤逐渐加快，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援助，终究还是到来了。1936 年9 月20 日，共产国际就专门讨论了对中国共产党提供财政援助的问题。同年10 月18 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准备向你们提供数目可观的现金，以便你们能够在国内自行购买必需物品”。11月3日，共产国际援助物资1160吨，并着手制定专项拨款援助计划。11 月12 日，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称“经济上不能按月帮助，决定对你们帮助的总数为55 万美元，第一批送去25万。你们大约在11 月底可以在指定的上海转款人手中收到”［10］25-26。在财政经济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援款着实令人振奋。但随即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将援款安全运抵延安，解决当时的急迫困境，这同样是中共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援款转送延安的渠道和方式

共产国际转送延安的援款，一度是通过苏联驻乌鲁木齐或兰州的领事馆和军事机构转交给延安。但是对于亟待援款支持的延安，这种渠道由于周期较长效率低下，无法应对紧急需求。通过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转送，利用发达的交通网络转送则要快捷不少。中共中央入陕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就是利用天津、上海的有利条件转接来自共产国际的援款。

其时天津在北方局的领导下，组织力量有了较大的提升。中共曾多次电示共产国际，将援款从天津转送延安。1936 年7 月11 日，张闻天在致王明的电报中即说：“我们已派刘少奇赴北方为中央代表，北方工作有进步。”同年10 月20 日，再电王明要求将援款转寄天津，“我们同北方局已通电”。随后又致电刘少奇说：“如有交通送款给何松亭时，来人的接头口号是：我姓张，是北平王先生叫我来的。何回答的口号是：王先生近来好吗？请坐。这样回答之后，来人即交款。”［11］239，267，272张闻天所说的何松亭，曾长期从事银行金融工作，后经南汉宸介绍入党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同时在天津边业银行担任出纳。当延安的财政日益严峻的情形之下，张闻天电告王明，“即刻经过天津付款处送一笔款子来，以救燃眉之急。我们的交通正在那里等候”［9］。有北方局的领导，有熟悉银行业务的地下交通人员，于是天津在一段时间内就成为接收共产国际援款的重要处所。至于上海，更是由于其便捷的交通通讯网络，成为中共接受援款的重要渠道。

在中共中央初到陕北之时，远在上海的宋庆龄就成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的重要桥梁。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已然成为“存留下来的共产党员相互联络以及同苏区——有时还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唯一地点。请她帮助的要求越来越多，她几乎是有求必应”［12］293。中共到达陕北初期接收共产国际的援款中，其中5万美元的一部分款项即于1936 年底送于上海宋庆龄处并由宋庆龄转交中共中央［8］275。正是由于如此，张闻天在致王明的电报中即说“上海方面我们认为极重要”“我们已派了冯雪峰在那里工作”。当有共产国际的援款时，张闻天明确要求王明将援款转寄上海“由孙夫人转交，我们同她有经常关系”［12］239。通过这样的渠道转交援款可确保安全。

从上海转交援款，还可利用上海发达的金融证券条件兑换外币。从共产国际转寄给延安的币种往往杂乱不一，主要包括美元、英镑、卢布、法郎、瑞士法郎、墨西哥元、荷兰盾和白银等币种，其中有些币种在中国很少流通，还有些外币在兑换过程中会有折抵损失。如荷兰盾的兑换就有不少折损。中共上海中央局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就指出，在上海兑换荷兰盾会有2.75%的损失［8］275。如此杂乱不一的币种，只有在发达的金融证券条件下方可兑换使用。上海作为全国金融枢纽，无疑为兑换货币提供了条件。相关资料显示，章乃器与章秋阳在援款兑换方面，就做出了重要贡献。章乃器作为上海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中国征信所的董事长和爱国人士，经常帮助中共兑换货币。还在大革命时期，章乃器就帮助中共将从苏区运来的金银兑换成钞票。大革命失败后还曾帮助中共迅速转移汇款，躲过了国民党搜查，避免了一次劫难［13］186。章秋阳作为章乃器的胞弟，曾与陈云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利用章乃器在金融界的关系，章秋阳以上海交易所经纪人的身份公开活动，成为商界的一个活跃人物。作为共产党员的章秋阳，同时又在潘汉年领导的上海特科情报部门工作。他除搜集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外，还担负另一项特殊任务，把中央苏区运来的金银通过银行换成法币，同时协助把共产国际由国外转来的外币兑换成法币。除此之外，他还将一些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处境艰难的共产党人，安排到征信所挂名任职［14］647。这些得天独厚的渠道条件，无疑是中共着眼于从上海转交共产国际援款的重要考量。

自1936 年底以后，共产国际就陆续转寄一些援款。这些接济对于局促陕北一隅的共产党人，无疑是振奋人心的。1937年3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报，称“拨出80 多万美元供你们支配。除这笔钱外，你们还可指望得到与这笔款项数目相当的一笔补充经费。转交款项的技术困难很大，你们方面要尽一切可能使转交简便些”［15］171。80 万美元的援助，对于处在极度困难的延安而言确如雪中送炭。鉴于接受援款困难较大，如何安全快捷的接收这笔援款，解决经费紧缺问题，中共慎重考虑后交由潘汉年接收。但是，如何将这笔巨额钱款安全并快捷地转送到延安，依然是一个难题。

按照一般的做法，共产国际转寄到上海的援款，须经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审核及批准后，兑换为通用的法币，运送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再由联络处换成红军急需的军用物资，转运到各地。恰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允诺的条件，要求“严格保密”。但是结果却“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同时又经史沫特莱翻译后对外报道。蒋介石对此“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这也使作为（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宋子文“极为不安”，认为其不可能再保持其作为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8］275-276。这就表明，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关系依然处于一种极其微妙的状态，两党长期对立形成的相互敌视，绝非一句“共同抗日”的口号所能消弭。在此情形之下，想要通过正常渠道接收援款似乎并不可能。接收这笔援款的当事人钱希均也认为“国共虽然合作了，内战停止了，但蒋介石仍在反共”，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笔捐款一旦被他们发现，就会被没收”［16］116。

中共急需这笔援款，但由上海运往延安，不仅有遥远的地理上的距离，更有险恶的政治上的险阻。如果直接将这笔援款转送到西安再行兑换，势必会引起注意。其时，“一切前往西安的人员，行李都要严格检查，西安车站出站口，警察就在那里搜查来往客人”［17］319。张闻天在致潘汉年的电报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心：“外货（指此笔80万美元的款项——引者）绝对不能到西安调换。此事稍不慎重，有使来源断绝的危险”［12］448。为保证援款安全，中共中央经谨慎考虑，选派有经验的人员赴上海接收援款。

经慎重考虑，张闻天亲自选派被誉为“红色财魁”的毛泽民去完成这一任务。选派毛泽民，一方面是由于他曾在上海从事过秘密印刷工作，有秘密工作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毛泽民曾先后担任中央苏区第一任行长、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长，有处理财政金融的丰富经验，由他接收援款最为合适。同时还选派其他人协助毛泽民执行任务，包括钱之光（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对外贸易局局长）、任楚轩（绥德分行行长）、危拱之（西安红军联络处会计）与钱希均（国民经济部党支部书记兼会计科长）［17］33。这些执行收款任务的人选，几乎均于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熟悉上海情况，同时皆兼有财经工作经验。显然，中共选派接收任务人员是经过充分考虑的。

三、周密部署接收援款

按照最初的设想，毛泽民等人拟在西安创办一钱庄，按照钱庄的业务手续，将一部分款项汇至西安，这样既安全又快捷。遂决定在西安筹建秘密贸易机关——元升裕钱庄完成秘密援助和货币兑换任务，并选派寿松涛担任元升裕钱庄的会计（其另一身份是《西安工商日报》编辑）［18］42-43。毛泽民等人“找好了房子，搭好了班子”，继而以寿松涛的名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申请创办钱庄［17］188。而颇为遗憾但又意料之中的是，开办钱庄的申请最终未获批准，只能亲往上海接收援款。

1937 年4 月，毛泽民一行到达上海后，便围绕收款计划做了颇为细致的准备工作。其时，中共地下任务的执行多以住机关的方式作为掩护，将执行任务的人员、机构分散开来降低风险。毛泽民等人及时联系了上海地下党，并在后者的协助下开设了一座纸行以掩人耳目便利行事。据钱希均回忆，根据任务分工，由任楚轩担任纸行“经理”，钱之光为“职员”，毛泽民、钱希均夫妇二人充当了“老板”与“老板娘”的身份。在人员住所的安排上，亦是十分谨慎。钱之光、任楚轩住在纸行，毛泽民、钱希均夫妇则租住了一座独门独院的小三楼，搭配其“老板”身份，并将钱之光之女、钱希均之侄女——钱宛正从浙江老家接到上海扮做“佣人”以掩人耳目。危拱之则住在其姐姐家中［17］188，189。

准备工作安排就绪，毛泽民从潘汉年手中分批接收这笔巨款，隐藏在其住处，分藏不同地方，除去毛泽民夫妇外，无第三人知晓。为了保证这笔钱款的绝对安全，毛泽民规定了严格的工作纪律，强调这里是党的秘密机关，不经研究同意，任何人不得进出，如有工作任务则由自己与钱之光、危拱之、任楚轩进行单线联系。由于这笔款额巨大，处于财政困境中的延安急需这笔援款，中共中共始终关注着收款动向。在李克农一行人从西安飞往上海，继续进行国共谈判之际，周恩来特意交待李克农赴上海后，要与先期抵达上海的毛泽民商议如何妥善运回这笔援款。作为长期从事中共隐蔽战线的领导人，李克农一度参与了援款接受工作。据钱希均回忆，李克农到上海后经与毛泽民商议，决定分散处理接收工作，首先将美元兑换为通行法币，将其中一部分经上海银行汇给西安银行，另一部分派专人携带直接送抵西安。具体分工为：毛泽民留上海负责美元兑换事宜；任楚轩负责经营货栈，应付门面；钱之光、危拱之和钱希均分别将兑换好的法币，秘密携带，送往西安红军联络处［19］242。

为了便于工作，顺利兑换货币，毛泽民时而身着笔挺毛哔叽西装，时而又是一身阔绰的毛料长衫，频繁出入于证券交易所和银行营业厅，不时用美元买公债，买股票，适当时机又统统抛出，兑换为法币。由于每次兑换不宜过多，有时一天要跑好几趟交易所，兑换流程不可谓不繁琐。每当换来的钞票积累到一定数量，便交予钱之光、钱希均或危拱之，乘火车经陇海路运抵西安［20］157。由于钱款数量颇巨，又因为每次携带款项不宜过大，因此运送任务同样颇费了一些周折。

由于刚刚历经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国民党对各地来往人员、行李皆严加盘查，特别是对前往西安的旅客，警察就在出口设卡盘查。为安全起见，避免人多眼杂，运款人员精心乔装打扮，每次执行运送任务都乘坐包厢。钱之光时而长袍马褂，时而西装革履，手提特制带夹底的皮箱，箱中网栏虽不起眼，上面放些饼干、零碎等常用物件，下面可多装些钞票，往来于上海与西安之间。每当遇到盘查，便打开他们携带的皮箱网栏迎上前去，掩护这位“富商大贾”［17］190。钱希均则与危拱之时而扮做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家属，或是富商阔太太，把钱用大小皮箱装上，钱的上层放一些高级衣料以应付敌人的盘查；时而又化装为去西安古城烧香拜佛的香客，提箱中的大小网栏除装有少数香、烛、纸钱、供品外，其余则是大量伪装好的钱款［21］157。值得一提的是，危拱之在扮演角色方面却有一套看家本领。埃德加·斯诺就对危拱之印象深刻：危拱之在江西时代便是红军戏剧社的副社长，“到了西北以后负责全部戏剧工作”［7］100。这些丰富的工作经验，再加之高度警惕与随机应变，避免了运款任务出现差池。同时，为了到西安后免于检查，每次从上海出发时，毛泽民便用暗语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发去密电，联络处的同志们就将小汽车直接开到西安站站台上接站，叶剑英、陈赓、林伯渠等人都曾为这次运款任务做过接站工作［17］161。

需要指出的是，这笔援款并非全部运抵延安，有一部分则分拨他处用于购买紧缺物资。有资料显示，1937 年4 月28 日，上海中共机关就向太原联络站汇寄款项3万元，其中便有钱之光由上海带去的2.4万元款项［21］41，133。据钱之光回忆，我党驻上海机关前后分三批把款子汇到太原指定地点后，工作人员拿着阎锡山省政府的介绍信分头采买粮食和布匹、面粉和小米等物资，经过黄河渡口运往陕北，解决革命根据地缺衣少粮的燃眉之急［22］451-452。可见，上海接收的援款并非完全运回延安，而是将部分钱款由上海辗转运送到中共太原联络站，再由专人经过近期中共中央于山西建立的商业贸易线路，在晋购买陕北根据地所需的物资，最后运至延安。此外，1937年4月6日，毛泽东电示毛泽民，用“三万元买汽车十辆，专运米送肤施，余款作工资及汽油费用”，而后在汉口购买米粮，将其转运至西安［20］240。通过各地的贸易联络购买一些紧缺物资，缓解了延安物资紧缺的艰难境况。

毛泽民等人接收这笔援款，前后历时4 个多月，终于在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之前完成了全部的运款任务。淞沪会战打响后，按照毛泽民的安排，钱之光、任楚轩先行撤离上海。随后，钱希均搭乘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将军的汽车，由上海赶赴南京，然后由水路前去武汉，转道返回西安。危拱之因病，经医治后返回西安接受新的任务。毛泽民则于运款任务完成后继续执行党中央交待的其他工作，后辗转返回延安。

结 语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严酷的环境，特别是财政经济的窘迫，始终都是一个难题。因此，争取外援自然也就成为解决经济紧迫的重要途径。应该说在争取外援方面，共产国际和苏联无疑起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对中共早期的经济援助，还是抗战时期的援助，这些经费对于中国共产党渡过难关，均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来自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其自身的主观目的，甚至会有明显的意图，但是考虑到中共当时的艰难处境，特别是长征入陕后极度困难的现状，这些援助毕竟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一些紧急援助，更是对中共的革命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中国人关于他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想法上，俄国肯定地而且明显地起着支配性的影响”［7］348。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长途跋涉虽落脚陕北，但是面临的困境依然十分艰难，于是便将“力争外援，休养民力，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作为抗日根据地初期的一项经济政策，并突出强调“外援”的重要作用，认为外援是取得抗战和革命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当80 万美元从法国转寄而来，对于正处在艰难环境中的中共而言，不啻是一笔“巨额美钞”，由此才选派重要人力远道赴沪接收援款。“要保障战争与革命的胜利，财政实居重要地位”［23］。历史已然表明，举凡有了充足的财政经济，中共的各项工作就能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一旦处于困难的境况，就会阻碍甚至伤害到党的各项工作。但是外援毕竟只是一个必要条件，特别是在共产国际外援背后所附的明显意图，又会成为中共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掣肘。再加之共产国际代表“有的不能胜任工作，有的犯了严重错误”［24］287，随着中共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强，摆脱依赖、独立自主又会成为一种必然。正如毛泽东所说，即便没有外援，“中国也非抗战到底不可的，无论在那一方面估计，中国的资源以及一切自然有完全胜利的信念和保障”，再加之红军的十年战史的历练，“更是足以相信中国有丰富的资源的一个活的证据”［25］57。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中共尽管经历捉襟见肘的困难，但终究会变成艰苦奋斗的精神力量，促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道路中继续前行。

注释：

①如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4期；凌步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经费与物资援助》，《苏区研究》2015年第1期；匡胜、陈胜华、孙伟《抗战期间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援助再研究》，《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 年第4 期；孙艳玲《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问题初探（1937—1942）》，《抗日战争研究》2011 年第4期；张泽宇《抗战时期苏联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财政援助》，《党史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5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