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修文

政党责任与现代化国家建设逻辑——基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视角

杨修文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政党责任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联结与实现，本质上是由发展完善逻辑、价值表达逻辑、功能发挥逻辑构成的价值认知体系与实践推进机制。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推动政党政治关系调整与优化的责任实践，从根本上回答了政党责任“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实现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现实问题。由“彰显人的本质”“创造美好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的价值表达逻辑，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基本内容和价值指向。以政党权利、政党法治、党建格局为基点的实践推进，经由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形塑现代化国家的实践化合，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价值基础”“法律支撑”“政治基础”等实现机理。

政党责任；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问题的提出

积极承担起建设现代化中国的政党责任，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所坚持的目标追求。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意识到，“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1](p296)，必须积极回应彻底改造“落后中国”的迫切需求，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2](p275)，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推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2](p275)的现代化国家，实现“现代中国”的革命性重塑与基础性构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道路的实践自觉与责任担当，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我们的党”[3](p273)，“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进一步把自己的党建设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好。”[4](p88)“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责任更大、担子更重，必须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顽强的努力，继续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5](p659)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和“对党的责任”[6](pp3-4)，一方面，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指引，积极探索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中国逻辑，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另一方面，加强与世界政党交流互鉴，召开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共同探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民谋幸福与政党的责任”和“摆脱贫困与政党的责任”等关涉世界现代化发展与政党责任的重大时代命题。

本文聚焦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何以实现推动现代化国家的系统性构建？学界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还较为薄弱。一些国外学者提出“责任政治”“负责任政党”“负责任政党政府”等解释范畴，试图说明“没有一个立宪的和负责任的政府，是根本无助于产生以政党为基础的政治实体。”[7](p48)这一解释包含的理论逻辑：负责任政府→选举的真实性→政党体制的建立，显然无法解释中国“以党立国”的实践逻辑。有的国内学者将现代化国家建设置于责任政府的背景之下，从观念与结构角度进行讨论，也难以从根本上揭示这一问题的深层逻辑。事实上，以政党责任助力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履行政党责任，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内在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政党话语表达的重要语境，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实践创造的新活动场域。因此，基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视角，从“价值联结”回答“何以可能”和从“实现机理”回答“如何可能”两个维度，对本文聚焦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既有助于提升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话语体系与知识体系的理论自觉，也有助于增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践自觉。

二、政党责任的科学内涵与核心要义

概念认知是进行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从政党责任一般性认知到马克思主义政党责任的特殊性分析，再到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的具体化阐释，是内涵要义不断具化、指涉范围不断延展、逻辑关系依次递进的研究理路。三者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视域下政党责任的知识体系与理论群像。

（一）政党责任：从一般到具体的概念认知

从一般性认知来看，政党责任是指政党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依据自身能力构成与使命导向，围绕自身发展与价值实现所呈现出的政党政治行为的应然状态。它所揭示的是作为责任主体的政党与责任客体之间的一种交互关系，即政党如何以明确的责任定位与强大的政党能力实现自身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和谐发展。进一步而言，由于责任在本质上具有涉他性[8]，这一属性内在决定了政党责任也随之表征为政党统领下的多元政治主体间的责任关系。在政党政治关系运行中，政党必然要与其他政治主体发生利益联结，从而形成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关系网络，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定利益冲突，这就要求政党必须拥有强大政党能力，化解利益矛盾，推动多元主体责任的明晰化。因此，政党能力是政党责任的物质性要素，它“标志的是政党履行职能的主观条件，是政党为维系自身生存、发展与发挥作用而养成的基本素质在政党政治实践中所呈现出的技能与本领的总和”[9]，一个政党具备的能力越强，其所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政党责任的价值指向在于明确政党自身在政党政治实践中的位置，从而降低政党政治关系运行与互动中的不确定性，提升责任关系的规范化水平，使其运行更加具有可预期性，最终形成一种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

马克思主义政党责任是政党责任的类型化表达，是无产阶级政党意志在责任实践中的价值凝结与类型表征。从基本类型的角度而言，依照意识形态、阶级基础、奋斗目标的差异，可分为资本主义政党责任与马克思主义政党责任。前者对于“责任性的基本要求是，在两党制中，反对党扮演执政党的批评者角色，它酝酿、界定和提出为形成正确公共决策所必需的政策选择。”[10](p26)可见，充当“忠诚的反对党”是资本主义政党责任的价值所在。对于后者而言，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开辟了人类新型政治文明形态的重要过程和实践形式——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1]，也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责任这一新的政党责任实践样态。马克思主义政党责任是以政党能力为本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彰显人的本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统领；以创造美好生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协同发展为价值牵引；以实现人类共同发展，构建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价值追求；是人类政党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跃升与必然结果。

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是指我们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以强大政党建设为能力支撑，以实现民族复兴为使命导向，围绕自身发展与价值实现所呈现出的应然状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履行政党责任，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培育和提升政党能力的政治过程。中国共产党强大政党建设的百年实践，就是依托自身强大的政党能力不断履行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政党责任的过程。为此，中国共产党政党能力形成了由政治创造能力、思想引领能力、组织运筹能力、制度创设能力、自身建设能力、政党外交能力构成的知识表达体系与价值实现机制。它是推动中国共产党“政党之责”经由“政党之能”向“政党之治”转换的中介机制与动力之源。一方面，它内化为中国共产党“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12](p20)政党品格，另一方面，外化为以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表征的实践样态，是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内蕴的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我们党只有根据变化了的政治生态，反思自身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怎样承担责任的问题，把握好“主观责任供给”与“客观责任需求”的矛盾运动，才能更好地肩负和履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责任。

（二）政党政治关系的调整与优化：政党责任的核心要义

现代化国家建设是一个由政党、国家、社会、人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的实践过程。而政党责任的涉他性决定了其具有统筹主体互动、厘清政治责任、协调利益矛盾、规范政治秩序等功能。二者的价值融通与实践耦合，决定了以政党责任推动现代化国家建设，本质上是解决“党—政—社—群—外”等不同主体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位置定位”以及“如何行动”[8]问题，即调整和优化依照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政治责任而形成的党内关系、政党关系、党政关系、党群关系以及党的对外关系等政党政治关系的过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实现政党政治关系的初步形成为逻辑前提，为现代化国家建设奠定政治前提。在党内关系方面，我们党确立了“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13](p8)和“民主集中制”[13](p23)的党内民主基本原则。然而，由于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宗派主义、“左”倾教条主义等党内错误思想影响，民主集中制原则并未得到坚决贯彻，直到党的七大制定了正确路线，使全党达到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14](p74)在政党关系方面，积极“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15](p139)，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召开“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16](p463)奠定了这一时期政党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党政关系方面，我们党主张，必须保证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包办日常行政事务，”“党的政策、主张要对群众进行宣传，要通过党团化为政府的政策和主张，执行时要通过政府组织。”[17]党获取、参与和运作国家政权的模式初步形成。在党群关系方面，党的六大制定的《政治决议案》首次明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18](p390)，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在对外关系方面，党的对外工作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心任务展开，有力地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等任务的进行和完成，“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打开外交局面奠定了基础。”[19](p17)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实现政党政治关系的系统建构为逻辑支撑，为现代化国家建设奠定制度基础。在党内关系方面，针对执政后党内出现的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党认识到“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20](p36)，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形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1](p192)在政党关系方面，党明确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即“是要在实行共同纲领、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密切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为着稳步地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15](p145)确立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20](p85)在党政关系方面，逐渐形成了“决策统合型”党政关系，包括了党对政府“总的领导”“经常直接领导”“全面具体领导”三种阶段形态，彰显了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22]。在党群关系方面，党意识到人民群众对于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2](p211)“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在对外关系方面，我们党提出“向外国学习”[2](p41)，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实现政党政治关系的优化完善为逻辑转换，为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道路保障。在党内关系方面，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3](p12)，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3](p190)，健全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维护领袖权威，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党规党法，加强党的团结，等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在进一步发扬和扩大党内民主、完善民主集中制具体制度、健全和严格执行党内监督制度等方面做出改善。党的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23](p39)，要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在政党关系方面，党明确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24](p36)作为处理同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被写入宪法。在党政关系方面，我们党经历了从“党政分开”[25](p36)到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3](p24)，再到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26](p222)的逐渐完善。在党群关系方面，党形成了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7](p48)为核心内容的群众路线。明确“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8](p572)“全党同志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不断增强群众观点、自觉实践群众观点。”[5](p444)在对外关系方面，党中央提出“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29](p237)，确定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24](p45)的党际关系四原则，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的方式，积极开展政党外交，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服务。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实现政党政治关系的全面发展为逻辑必然，为现代化国家建设谱写崭新篇章。在党内关系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30](p23)在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党内思想教育，“推动党的建设全面进步”[31](p30)。在政党关系方面，党明确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这一重要命题，强调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32](p10)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团结合作，开展政党协商、民主监督，共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议政建言、发挥作用。在党政关系方面，为解决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33](p20)，旗帜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34](p11)，实现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科学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群关系方面，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35](p15)，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坚持不懈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积极作为，紧扣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的主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以负责大国和强大政党的责任担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上述可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推动政党政治关系调整与优化的发展完善逻辑，坚持以中国共产党强大政党建设为根本保证，以新型政党制度构建为重要依托，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关键驱动，以全面小康为核心支撑，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为有效补充，全面推动了党内关系、政党关系、党政关系、党群关系以及党的对外关系等政党政治关系的科学化，构成了相对稳定的政党政治关系秩序，为明晰和强化“党—政—社—群—外”多元主体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责任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与现代化国家的价值联结

把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放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来审视，将其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场域中来推进，形成了价值结构相互嵌套、内容层级不断递进的价值体系，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何以可能实现推动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价值表达逻辑。

（一）“彰显人的本质”：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与现代化国家的价值统领

“彰显人的本质”是政党责任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共同价值统领，为二者的价值联结注入了生命要素和主体灵魂。它体现了政党责任的核心价值追求从“资本中心”向“人本中心”的内在转换，彰显了以“增进人类生存与发展质量为根本指向”[36]的现代化本质要求，构成了政党责任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价值旨归。可以说，人的本质彰显与价值实现的程度，集中标识了政党责任履行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责任，是在推进使“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37](p817)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率领绝大多数人，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建设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8](p422)的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充分彰显人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价值主体地位。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自觉建立起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完成现代化国家建设责任的实现机制，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将实现人民幸福与建设多数人普遍幸福的现代化国家有机统一起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现代化强国建设为目标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二）“创造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与现代化国家的价值牵引

“创造美好生活”内蕴于政党责任生成与责任落实之中，镌刻在现代化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政党文明的协同发展进程中，表征为政党在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过程中为民谋利、为民解忧的实践创造。政党责任作为一种“主张—回应”[39](p5)的基本交互关系范畴，生成于政党之于现代化国家中各种社会关系态度的积极性与内容的丰富性，来源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民众利益的集中表达，因而，它必须要对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形成的现实需求作出一种积极回应。

回顾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责任履行的历史，可以发现，能否积极主动承担政党责任、准确回应社会现代化诉求、积极助力现代化国家成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责任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然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因政党锻造不充分、政党责任不明确，导致了政权丧失，党亡政息的政治悲剧。苏共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肩负着改善苏联人民生活、开创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大责任，但由于其政党能力出现弱化、政党制度出现漏洞、政党文化出现异化，导致包括党内关系、政党关系、党政关系、党社关系以及党的对外交往在内的政党政治关系发生错位，特别是“在改革中对历史则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40](p267)主动放弃了苏共的领导和执政地位，致使苏联现代化国家建设改变了“颜色”、偏离了“道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责任履行的历史经验揭示了一条重要规律，即政党责任履行到位则政治清明，责任履行不够则政治腐败。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处理好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独特逻辑”之间的矛盾与张力，着眼于自身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特色实践，才能积极承担起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政党责任。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6](p4)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目标引领，是围绕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等方面，建设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协同发展的现代化国家的动力之源。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以“客观责任需求”与“主观责任供给”辩证统一原理为理论支撑，以“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6](p69)为实践支点，经由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与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回应之间的价值转换与品质再造，“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34](p2)，正以新的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为创造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与现代化国家的世界价值

政党作为一种服务于集体福祉的政治组织，其服务对象的广泛性与公共性决定了政党责任的辐射范围要实现从国内空间向国际空间的拓展，责任的履行方式实现由对抗向对话的转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体系构成要素的集聚与裂变，深刻体现在全球治理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全球性突发事件造成的危害及其影响，成为困扰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首要难题。事实上，全球治理的实质是全球责任的再分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意味着作为治理主体之一的政党需要积极回应全球共同治理、关联治理与发展治理的时代诉求，搭建多层次、宽领域的世界政党交流合作框架，促使全球责任在政党合作框架中的合理分配。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世界谋大同”的责任担当提出的国际倡议，它既是对当前世界范围内各主体间现存状态的一种实然性描述，即“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6](p272)；也是对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的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应然性概括，即建设一个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更是一种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型思维与方式，即提倡“和而不同，和谐共处”“来而不拒，不往教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化干戈为玉帛”的原则，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尊重他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谋求世界各国的和谐共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意蕴的丰富性必然要求政党责任的多元化，政党应立足于贯穿国家、区域、世界三个实践场域，以人类“共同价值”为观念承载，以“地球生命共同体”为首要，以“全球发展共同体”为关键，以“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基础，以“人与自然共同体”为支撑，以“安全共同体”为保障，以“人文共同体”为滋养，以“海洋共同体”为纽带，经由自身责任履行的实践化合，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现代化国家的肌体中，进而跃升为一种新型现代化文明范式的共同体价值表达体系和共同体价值实现机制。

可以说，“政党责任供给”与“世界责任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呼唤一种能够反映二者价值融通的实践机制的出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性出场成为解决上述矛盾的最优选择。它源自于中国共产党进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特色实践，内嵌于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深刻阐明了“特色实践”承载“人类一般”，“人类一般”寓于“特色实践”的现代化文明互化机制，为打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现代化国家的建构路径贡献了新的文明坐标。

四、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形塑现代化国家的实现机理

在现代化国家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政党权利、政党法治、党建格局为政党责任意志的有效兑现机制，为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目的性的价值基础”“保障性的法律支撑”和“关键性的政治基础”，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如何可能实现推动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功能发挥逻辑。

（一）明确政党权利，确立政党责任，为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目的性的价值基础

政党权利作为政党政治中的元问题与核心内容[41](p153)，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机制，它科学回答了政党“在哪里”以及“干什么”这一基本问题。该问题经由政党责任形塑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价值转换，跃升为政党责任如何以新的实践样态为现代化国家的要件生成与质量提升提供新的实现机理。遵循以政党权利确定政党责任这一“以权确责”的基本原则，依照“自然法则——法律规定——人民之意”的逻辑理路，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从以下三个维度为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价值基础。

第一，以民主政治为内在规定的政党责任“基础形态”，赋予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全过程民主品质。政党责任“基础形态”是指由合乎民主政治演进规律这一“自然法则”的政党应然权利所规定的，用以实现全过程民主有效运转和可持续发展的政党责任元状态。它是涵养现代化国家全过程民主品质的必要条件。“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31](p39)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和民主属性，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新的实践形态。它是由“民主培育”“民主协商”“民主集中”“民主决策”“民主贯彻”“民主实施”“民主监督”等要素构成的全过程民主理论表达体系与全过程民主价值实现机制。实现现代化国家全过程民主品质培育的根本在于，要注重发挥中国共产党政党责任的全过程民主属性，实现程序性民主与实质性民主的有机统一，为奠定现代化国家全过程民主机制的基础结构发挥基础性作用。

第二，以法律特性为权利规定的政党责任“法治形态”，赋予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法治特质。政党责任“法治形态”是指以符合法律文本规定的政党权利为依托，以法治精神、法治秩序与法治绩效等为法治表现的政党责任的功能形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提高全面依法治国能力和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法治保障”[42]，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党如何做到以法定权利引领现代化国家建设，进而实现政党法定权利向政党责任的过渡，这不仅关乎党如何实现长期执掌政权，更是牵涉现代化国家能否实现高质量成长的关键问题。为此，党要以遵循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规律为基础，通过法定程序实现党的权利意识向党的责任意识的价值转变，以政党法规与国家法律为实践支撑，压实政党之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法定权利责任。

第三，以人民性为权利规定的政党责任“高级形态”，赋予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生命要素。政党责任“高级形态”集中标识了政党何以履行争取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进而赋予现代化国家建设以价值内核的重大责任。基于人民之意的政党权利把对民意的关注及其有效回应作为政党责任实现的动力来源。作为一种“无形”政党政治资源，民意是特定时期世情、国情与民情的时代性表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党围绕建设现代化国家“履行什么样的责任”以及“如何履行责任”等问题的解决提供强大的实质性动力。因此，我们党应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精准把握和回应民意发生的条件和规律，在为自身责任的构建注入主体性灵魂的同时，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衡量自身责任实现程度的标尺，将人民性真正融入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全过程。

（二）建设政党法治，规范政党责任，为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保障性的法律支撑

现代化国家建设水平的高低有赖于政党责任的规范程度。政党责任的规范程度取决于是否能够做到“依法定责”“依法履责”“依法问责”三个方面。

就依法定责而言，它是以政党法律作为政党责任确立、展开及实现的支撑点。法律既是政党责任构建的主导力量，也是政党责任履行的评判依据，其意义在于通过政党法治进程的推进，形成对政党权力无序扩张的有效制约，保障政党责任的合理化运转。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确保党的权力运行始终运行在法治轨道上。

就依法履责而言，它是指政党责任实施过程中的监督过程。监督制约实质上是对权力运行的查看、督导和调节控制。其价值在于，通过实现对政党责任履行的有效监督，使得政党责任供给能够最大限度满足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责任需求。因此，必须以完备的党内监督制约机制实现对党的履责行为的监督与制约，以促使党的责任行为与符合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合理预期。

就依法问责而言，它构成了政党法治化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主要关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政党责任行为的效果评估。合理的效果评估机制可以实现对政党责任履行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是否符合现代化国家成长规律进行有效衡量，以便实现对政党责任行为的适当调适。二是惩戒权的实施。政党责任的履行只有在法律条文规定的界限内才具有合法性。换言之，对超出这一边界的政党责任行为及其造成的不良后果，法律将予以一定惩戒，始终确保现代化国家建设行径在合法、合理的轨道上。

可以说，政党责任的法治化与现代化国家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既体现了主客体间责任关系运行的一种理想状态，也表明了政党责任的法治化与现代化国家建设总是处在不断扩容与延展的动态过程之中，是一个不断从欠缺到完善的增量过程；揭示了政党法治之于政党责任构建的工具理性效能，即以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硬性外在规定”与法治精神与文化的“软性内在规定”编织成为一整套政党责任行为的约束性模式，从不同层面规范了中国共产党形塑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行为路径。

（三）优化党建格局，强化政党责任，为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关键性的政治基础

党建格局是指政党在内外双层动力——政党内在价值诉求与外部客观环境刺激——的驱动下，为实现自身组织结构的重组与优化而形成的一种政党建设基本态势。在“大党建”意义上，政党责任属于政党建设的子集，它因政党建设而兴起，也必将嵌入党建格局之中，并以其独特的政治价值创造推进现代化进程，进而满足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时代性需求。党建格局的发展程度，也将直接关系到政党责任的实现水平，最终将影响现代化国家要素成长与价值跃升的质量与效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独特的理论表达与实践推进，形成了政治创造、思想引领、组织运筹、制度创设以及自身建设“五位一体”的强大政党建设格局，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出了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价值通则。

其一，强化政党责任构建的政治导向，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根本要求。政治问题是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它关系党的发展的前途命运。政治导向之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关键，是关于“举旗定向”的问题，即党如何承担好领导现代化国家“往哪里走”以及“走什么路”的重大责任；因此，必须在把握好本国现代化建设的特殊性实践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普遍性规律的互构与联结中，才能找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方向坐标。其二，强化政党责任构建的思想引领，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关键所在。以思想建设引领现代化国家建设，是一项基础性、持久性工程，党应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为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其三，强化政党责任构建的组织运筹，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组织基础。政党责任的履行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离不开组织架构的支撑作用，应着力构建涵盖党的组织原则、干部、党员、制度规则等要素构成的一体化组织体系，使党的各级组织各负其责，各司其职，最大限度地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不断夯实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组织基础。其四，强化政党责任构建的制度创设，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制度对于政党责任构建具有持久的规范保障作用。将制度创设贯穿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始终，着力从制度安排上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体制优势，为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稳定且持久的路径选择。其五，以党的自身建设为政党责任构建和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前提性保证。党的建设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质量。以强大政党建设的高标准严格要求党的自身建设水准，不断厚植党的自身本领，确保党在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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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61

A

1008-4479（2022）05-0087-10

2022-04-26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0CKSJ05）；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科研创新项目“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研究”（2022YB003）

杨修文（1994-），男，甘肃兰州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与政党政治。

责任编辑 范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