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晓素，李 芳

(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0 引言

在国际间贸易摩擦不断、国内经济增速下降、经济结构亟待转型等多重问题交织下，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经济新常态下维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202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全面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2]，提振消费成为顺利推进“双循环”的基础和前提.税收作为调节社会供需平衡的重要楔子，可以通过大规模的减税政策降低企业成本、降低个人税负、激发创新活力，也可以通过营改增、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值税税率改革等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扩大内需.在国内经济大循环下减税与消费的关系自然密不可分，因此，研究减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对更好利用减税提升我国居民消费能力、释放潜在消费需求、夯实国内消费基本盘、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传统减税政策效果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凯恩斯学派认为市场低迷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主张通过减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而供给学派则强调从供给端减轻企业税负，发挥市场自动创造需求的作用.以上研究为后续学者进行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综合来看，国内外学者多从三个角度分析减税与消费的关系.一是收入角度.国外学者Karel Mertens等依据美国家庭季度数据研究发现，降低个税可直接增加居民税后收入，而居民往往会将此部分收入用于增加非必需品支出[3].Hildegunn E.Stokke利用DID方法发现挪威个人所得税减免的30%都转移到了员工工资上，并且高生产率企业减税产生的工资效应是低生产率企业的两倍，显著增加居民收入[4].国内学者研究也发现个人所得税直接影响居民实际收入[5]，增值税减税提升了纳税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6]，刺激居民消费需求.许光建等借助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减税会显著促进消费扩容和升级[7]53-62.然而，部分学者关于减税对居民消费扩容研究结论并不一致.Edmond Berisha通过观察税收和居民周收入的变化，发现减税对周收入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8].厦门大学CQMM课题组通过政策模拟发现减税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有限[9].二是价格角度.基于企业税负减轻、经营成本降低产生的价格效应，通过增值税减税等措施，在不考虑物价指数的情况下，无论是产品的供给量还是质量都会使原商品的相对价格降低[10].三是预期角度.短期内减税会影响企业预期，改善企业现金流，影响消费供给，中长期内减税会促进企业科技创新，鼓励新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11].然而，许光建等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部分消费者，认为政府目前减税意味着未来增税，倾向于不改变目前消费习惯，也就是说减税对理性家庭的跨期消费路径无明显影响[7]54.

现有研究多侧重理论分析，较少从实证角度探究减税与居民消费的动态关系.笔者的边际贡献为：一是从理论层面利用跨期消费决策模型分析减税对未来消费和当期消费的收入效应、替代效应，试图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二是从静态和动态视域实证分析减税对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的影响程度，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减税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在此基础上探讨居民消费扩容的可行路径.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减税的经济效应来看，减税不仅可以通过降低宏观税负扩大生产或产业升级，实现有效需求增加，还可以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实现居民消费需求扩容.具体来看，一是现阶段减税有别于传统的暂时性政策减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体现.通过减税鼓励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从而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和高质量的消费需求，实现国内大循环.二是个人所得税优惠不仅会降低居民税收负担，还会影响居民消费预期.因此，减税会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激发潜在消费需求，促进消费扩容.基于此提出假设：

H1 减税政策可以促进居民消费需求扩容.

(1)

s.t:p1c1+p2c2≤m.

(2)

由于效用函数是单调的，由公式(1)和公式(2)推出效用最大化时一阶必要条件：

(3)

当效用最大时，预算约束方程等号成立，联立公式(1)、公式(2)，推出当期消费函数

(4)

当商品价格变动时，联立公式(3)、公式(4)，得出当前消费需求变动

(5)

式中,Δc1表示税负变化对人均消费影响的总效应.当减税(税负降低)时，产生的替代效应促进消费需求扩容，而收入效应却抑制了消费需求扩容.此时，若Δc1>0表示税负降低使得人均消费增加，税负的降低对当期消费需求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总效应为正.p10表示当期消费支出，p11表示未来一期的消费支出.

当居民收入发生变化时，联立公式(3)、公式(4)，则当前消费需求

(6)

在同样的假设条件下，减税使个人税负降低，可支配收入增加，即收入水平由m0增加至m1时，理论上可支配收入增加将直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而在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减税降费能否激发居民消费需求，还需通过实证分析加以验证.基于以上数理分析，可提出如下假设：

H2 减税政策可通过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增加.

H3 减税政策可通过影响消费品相对价格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增加.

2 实证模型构建

2.1 基本模型设定

首先，设置静态面板模型，如公式(7)所示；其次，由于消费是一个连续动态过程，故加入居民消费率一阶滞后构建动态面板模型.

(7)

(8)

式中:pc表示居民消费率；pcit-1表示居民消费率的滞后一期；i表示除西藏和港澳台以外的30个省份(i=1,2,…,30)；t表示时间(t=2004,2005,…,2018)； rtaxit表示解释变量，j表示减税的经济效应；Dit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经济外向度、产业结构及人口抚养比；k表示控制变量的经济效应；μit表示固定或随机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α1、α2分别表示减税及相关变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β1、β2、β3表示居民消费习惯、减税力度及各控制变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参考廖信林等[12]的研究，选取居民消费率表示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动，该指标可以避免因方差过大而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偏差.计算方法为居民消费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其中，居民消费总额采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各省份常住人口数之积表示.由于居民消费率是相对量，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价格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不再平减.

2.2.2 核心解释变量

现有文献关于减税的度量指标和口径尚未明确，部分学者采用宏观税负、税收增长率来衡量[13]，也有学者通过测算微观主体的有效税率反映减税成效[14]，但都较为一致地证实了减税会影响宏观税负的变化.参照李真和李茂林[15]的测算方法，选取地区宏观税负的变化率反映减税效果.假设tax表示地区i年宏观税负，则减税力度为rtax.

(9)

(10)

式中：sittax表示地区当期的宏观税负变化率，利用连续两年宏观税负变化幅度构建得出地区i在t年的宏观税负变化率，具体测算方法为当期和上期宏观税负的差值与上期宏观税负的比值；rtax表示减税力度，利用公式(9)测算得出宏观税负变化率，用当期宏观税负变化率和上期宏观税负变化率的差值与上期宏观税负变化率的比值表示，取其绝对值，绝对值越大表明该地区当期宏观税负变化下降幅度相较前一年更大，即减税力度更大.

2.2.3 控制变量

基于收入和价格角度考量，引入以下控制变量：1)人均GDP(pgdp).以2004年为基期对地区生产总值(GDP)进行平减，再除以该地区年末常住总人口，最后对其取自然对数.2)经济外向度(open).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各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3)人口抚养比(pop).用年龄14周岁以下、65周岁以上的人口之和占总人口比重表示.4)产业结构(ins3).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行业增加值总值之比表示.

2.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结构性减税”，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因此，选取2004—2018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各项年度数据，共计450个样本.各变量的统计特征见表1.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省份的年度数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及2005—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

由表1可知，居民消费率、城镇居民消费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都较小，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率，反映出我国居民消费仍存在较大成长空间，居民消费潜力有待挖掘.从减税力度上看，均值为负说明近年来减税效果显著，宏观税负整体呈下降趋势.而人均GDP、经济外向度、产业结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距明显，反映出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迥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抚养比的差距则反映了居民个体间消费需求差异.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

首先，为避免变量间多重共线性，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见表2)，结果显示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经验判断方法表明：当0

表2 减税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基准回归

由表2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可知，减税力度对居民消费率的回归系数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回归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减税力度对促进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具有积极作用，而对农村居民消费扩容并不显著.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及专项附加扣除范围扩大了免缴个人所得税的群体.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大部分农村居民收入达不到纳税层级.城镇居民收入相对较高，成为个税的受益者，因而减税政策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显著.另一方面，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存在差异.农村居民消费以自发性消费为主，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对价格弹性大的商品敏感度低.而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对商品价格变动敏感度高.以增值税为主的商品税优惠，对第三产业的价格影响最为明显，正好迎合了城镇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偏好.为更进一步比较减税对农村与城市居民消费的影响，依据减税政策的具体内容，依次检验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回归显著，系数分别为0.065 0、-0.048 4，但影响较小;而增值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减税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控制变量中，人均GDP、经济外向度、产业结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均通过了10%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外向度、第三产业发展均能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增加.而人口抚养比系数为负则表明少儿和老人的抚养负担显著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也印证了我国目前老龄化趋势和家庭抚养负担逐渐加重的现实.

3.2 动态面板回归

考虑到减税与经济增长、税负水平、消费之间存在较强的内生性问题，且减税与居民消费预期、居民消费习惯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因此，选取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率作为消费习惯的代理变量.基于公式(8)，选用Arellano、Bond及Hansen的两阶段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GMM)方法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对照分析减税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减税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动态面板回归

由表3可知，二者回归结果大体一致，Sargan检验和Artest检验均接受了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有效且误差项无序列相关性，即广义矩估计结构式有效.同时发现，减税力度正向激励了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居民消费率扩容，对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依旧不显著，与静态回归结果一致.但是，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率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显著为正，由此反映出居民消费是一个连续动态的过程，意味着消费习惯对当期消费水平影响显著.由于差分广义矩估计使用垂直离差变换，易出现弱工具变量的问题，相较而言，系统广义矩估计采用一阶差分，提高了工具变量有效性，因此解释变量的系数以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回归结果作为动态效应分析依据.纵观静态和动态回归结果发现，减税力度的系数在动态面板模型中依然显著为正，其中城镇居民消费的动态效应显著大于静态效应，也证明了减税对居民消费存在正向推动作用.控制变量中除经济外向度外其余变量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在系统广义矩估计中经济外向度为负，表明经济外向度抑制了居民国内消费扩容，经济外向度越高，国内居民消费反而越低，反映出居民国外消费需求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国内消费.

3.3 异质性分析

由于地区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地域间差异突出.为进一步探究减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依据国家统计局划分方法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其中，东部地区包含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中部地区包含黑龙江省、吉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山西省，西部地区包含云南省、重庆市、陕西省、四川省、贵州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基于公式(7)和(8)，采取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见表4和表5.

表4 区域样本的静态效应回归结果

表5 区域样本的动态效应回归结果

由表4回归结果可知，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减税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中、西部地区减税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说明城乡间居民消费差异与各地区产业结构、收入水平等密切相关.相对而言，东部地区由于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减税政策较易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提升居民消费意愿.而中、西部的农村地区一般以第一产业或初级产品为主，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为主的减税红利主要被制造业、小微企业所享有.因此由减税引致的就业、收入、价格效应影响较小，难以刺激消费扩容.同时，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并未达到个人所得税纳税最低标准，减税红利难以起到促进居民消费作用.

由于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工具变量较差分广义矩估计更有效，所以此部分采取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滞后一期居民消费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总体样本检验结果一致，佐证了居民消费具有动态特征.同样，动态模型中减税显著激励了东部居民消费扩容，对中、西部居民消费扩容作用不显著.控制变量中人均GDP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从东至西大体呈阶梯下降趋势.由此反映出总体居民消费率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外向度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在东部显著为负，而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同样，产业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在东部显著，中、西部不显著.而人口抚养比在东、中、西部均呈现正向显著性，但影响程度呈现差异，其中中部地区人口抚养负担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最为突出，东部次之，西部最小.这与我国常住人口分布的现实相符，中部地区人口密度高于东、西部，导致中部地区人口抚养压力与居民收入不平衡挤压了居民消费支出，而东部地区收入水平较高，相对而言，抑制效应较小.

3.4 稳健性检验

首先，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依据现有研究发现，减税必然会带来地方税收收入的增减变化.因此，基于公式(9)和公式(10)的测度方法，将核心解释变量中宏观税负变化率替换为税收收入的变化率，记为减税力度(rtax2).其次，替换被解释变量.用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衡量居民消费需求.测算方法为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记为pc1.最后，细化居民消费倾向，从城镇和农村两个层面验证税收收入的变化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分别记为urpc1、copc1.回归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减税力度(rtax2)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即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减税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扩容.减税力度(rtax1)与居民消费率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由此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可信.即H1成立.

表6 减税政策对居民消费的稳健性检验

4 减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讨论

4.1 中介效应模型和中介变量

为进一步验证H2和H3，选取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商品价格变动价格指数作为中介变量.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16]的做法，在公式(7)和公式(8)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Mit=α1+α2rtaxit+α3Dit+uit+εit，

(11)

pcit=α0+α1rtaxit+α2Mit+α3Dit+uit+εit.

(12)

式中，Mit为中介变量，包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商品价格指数.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分别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商品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再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取自然对数.细化居民消费率为城镇居民消费率和农村居民消费率，以便更加清晰考察减税政策对不同居民个体的影响程度.

4.2 中介效应结果分析

利用Bootstrap检验分析中介效应的存在性，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中介变量进行分析，表示减税对居民消费的收入效应.结果显示，减税力度的系数在总体上显著为正，分样本上城市层面系数也显著为正.Bootstrap检验的系数bs1、bs2显著，说明减税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bs2)与间接效应(bs1)；而农村层面系数不显著，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减税的收入效应有限.由此验证H2成立.以商品价格指数作为中介变量验证减税政策对居民消费的价格效应，结果显示，减税力度的系数均不显著，意味着减税通过商品价格变动促进居民消费扩容的作用渠道受阻.究其原因，一方面，减税多是通过降低企业税负促进经济增长，短期内减税红利直接被企业享受，而这种红利企业并不会与居民共享(这里农村减税力度的系数并不显著)；另一方面，以企业创新带动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产生溢出的价格效应，在市场中往往经历较长周期，减税激励居民消费难以通过即时价格效应体现，即H3不成立.

表7 减税政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检验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减税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减税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激励作用.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宏观税负的减轻都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需求上升.但减税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在城乡间存在差异，减税显著刺激了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扩容，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扩容作用不明显.究其原因，城乡间居民收入的差距及边际消费倾向的迥异，使减税对居民消费扩容的影响呈现出城乡差异.第二，减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对东部居民消费率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同时地区间收入水平、居民消费观念、消费结构的差异也使减税政策效果存在区域差距，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扩容幅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第三，减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不同的中介变量下效应不同.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中介变量时，总体层面与城市层面上减税力度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减税政策显著刺激了居民消费需求增长，而农村层面上的消费需求影响不显著；以商品价格指数作为中介变量时，减税对居民消费的间接效应并不显著.

5.2 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为更好利用减税工具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注重减税与挖掘县乡消费相结合，精准施策，提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一方面，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税收优惠力度，吸引投资，带动就业，提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利用减税积极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收入预期，为扩大内需提供长效保障.

第二，利用减税平衡区域间、城乡间税负差异.一方面，利用生产网络结构放大减税效应，依据地区产业优势给予税收优惠.比如中、西部的资源禀赋和东部的区位与技术优势，优化地区间要素配置，带动中、西部地区就业和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另一方面，优化税种结构.适当降低增值税等间接税比重，提高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比重.发挥个税的收入分配功能，降低初次分配环节的税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消费扩容.

第三，发挥好可支配收入和商品价格在减税与居民消费间的中介作用.一方面，坚持长期的减税政策.通过减税的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稳定居民收入增加的良好预期，提升居民消费意愿，激发居民潜在消费需求.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简化税率，降低商品价格中有效税率.明确税收改革范围和环节，突出税收优惠在消费中的显性作用，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品质量，适应居民消费需求变化，促进国外消费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