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鹏生

（西北民族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青少年处于学习和掌握知识的重要时期，有必要探索他们在参与认知活动过程中的各项认知变量指标的变化情况。认知闭合需要就是一种认知性动机，是个体面对模糊情境时寻求确定答案、避免不确定状态的愿望和动机[1]，是一种稳定的个体认知特征，体现出个体之间稳定的差异。认知闭合需要为行为提供了一种动力，高认知闭合需要个体因为不能忍受不确定性而做出快速的决策，如果他不能形成最后的答案时，他的心理压力将会增大，表现为心率增加、血压升高、皮肤电增强[2]。可见，认知闭合需要也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认知闭合需要影响着高中生志愿决策偏差，高认知闭合需要的学生比低认知闭合需要的学生更倾向于保守的决策[3]。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中学生面临模糊情境时的决策行为，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模式和行为模式，因此不能忽视对中学生认知闭合需要特征的探讨。目前对青少年认知闭合需要的测验主要以汉语为主[4]，缺乏以少数民族语言版本的量表。因此有必要开展本土化少数民族语言版本编制的研究，以此准确把握少数民族青少年认知闭合需要的特征，为了解少数民族青少年心理特征，深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证据。本研究以藏语为例，尝试修订中文版本并编制少数民族语言版本的认知闭合需要量表，为今后研究奠定基础。

1 认知闭合需要量表来源

1.1 原始量表

Kruglanski等[5]曾根据对认知闭合需要的理解形成了5个因子的量表，共计42题。这5个因子包括：预测性偏好、秩序和结构偏好、对模糊性的不适感、决断性以及心理封闭。

1.2 我国学者对认知闭合需要量表的翻译

刘雪峰等[6]将原版认知闭合需要量表42题通过翻译回译程序，以保证中文题目与原有量表在内容上的一致性。此问卷采用6分制，1代表“强烈不同意”，6代表“强烈同意”。代表性题项有：笔者认为在工作中有清晰的规则和条理是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即使对某事的决心已定，总是会急切地考虑某个不同观点（反向题）。

在此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利用中值划分的方法，根据总分将被试分为两类，得分较高的一半被分为高认知闭合组（M=170.57，SD=8.90），得分较低的一半被分为低认知闭合组（M=147.21，SD=8.50），t检验的结果表明，2组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别，t（91）=12.89，p<0.01。

除了刘雪峰等人的修订外，陈培峰和张庆林[7]将原始量表中的“对可预测性的偏好”因子、“对模糊的不舒适感”因子合并形成一个因子，并命名为“对模糊的不容忍”因子。在对382名大学生被试的测量中，4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38.839%，由此认为中国文化背景下认知闭合需要的结构包含对结构的偏好、对模糊的不容忍、决断性和心理封闭等4个因子。这与原始量表中对认知闭合需要结构的划分基本一致。

2 认知闭合需要量表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中的修订

各国学者对认知闭合需要量表进行了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中的修订尝试。主要有美国、德国、土耳其学者的修订。美国学者Ma等[8]通过在线方式对2 381名美国消费者进行测试后，形成了包含17项的量表，各因子题量及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结构偏好因子4题0.85、预测性偏好因子3题0.68、决断性因子3题0.79、对模糊性的不适感因子3题0.88及心理封闭因子4题0.77。17个题项解释总方差71.1%的变异。

德国学者Schmettow和Noordzij等[9]曾开发了德国版本的认知闭合需要量表，共计16题（含3个反向题），回答时采用Likert7个等级（从“完全错误”到“完全正确”）。在研究认知闭合需要对在线购物行为的影响时曾采用这一简式量表，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α=0.858，认知闭合需要与模糊容忍之间存在显著相关（r=-0.51）。

土耳其学者Dursun等[10]对认知闭合需要量表进行本土化尝试，并简化了所包含的题项。以1 094名被试为样本，发现决断性因子与心理封闭因子为两个独立的因子，因而土耳其语版本的认知闭合需要量表由其余3个因子构成，土耳其人认知闭合需要由对结构的偏好、可预测性偏好和对模糊性的不适感3个因子构成。

3 认知闭合需要测量的藏语本土化尝试

认知闭合需要量表来自英文版本42题的量表，原量表有5个分量表，代表认知闭合需要的5个因子。在使用从英文版回译的中文版过程中发现，藏族青少年被试对有些句子无法完全理解。陈培峰修订后的量表共有29题，包括对秩序和结构的偏好、对模糊的不舒适感、判断和选择的决断性需求、思维闭合的需求等4个因子，可用于我国文化背景青少年的测量研究。根据量表的标准化程序对中文版认知闭合需要量表进行藏语版转换。由于藏语在不同地区的语言分支在某些语义的理解上有差异，需要经过母语为藏语的本科生和专家的多次翻译、回译，才形成了比较令人满意的藏语版本。

根据前人的经验，我们对大样本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藏语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自于统一的调查数据（n=956），对一半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另一半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原始量表采用奇偶分半法，即把所有被试奇偶数项目合成总分，求二者的相关。由于这样求得的只是半个测验的信度，因此要用斯皮尔曼—布朗公式进行校正：rxx=2r′/(1+r′)，r′为分半测验的相关系数。rxx为整个测验的信度估计值。统计结果（n=956）为：r′=0.469，rxx=0.639。

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首先，对认知闭合需要29个项目进行项目分析。采用临界比率法（简称CR值），即将所有被试的量表总得分依高低排列，得分前27%者为高分组，得分后27%者为低分组。其次，进行高低两组在每题得分上的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如果题项的CR值达显著性水平，即表示该题项具有良好的鉴别力，反之则表明该题项不能鉴别不同被试的反应程度，可以予以删除。

在因子分析适合度的检验结果中，Kaiser-Meyer-Olkin 度量（KMO）=0.697，Bartlett球形检验达到极显著的水平（df=406，χ2=1 525.097，p<0.01），说明原变量之间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和相关关系。根据Kaiser给出的KMO度量标准，这些变量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按照特征值分析，第一次因子分析按照特征提取出10个因子，见表1。

表1 根据主成份分析提取方法获得解释的总方差

从表中可知，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0个，而且这10个因子能够解释53.896%的方差。这与汉族青少年认知闭合需要4个因子的假设是不符合的。

根据碎石图发现，从第3到第4个成分和从第6到第7个成分之间有明显的断层，因而推断藏族中学生认知闭合需要的因子可能在6个以下。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结果发现，仅前4个因子载荷超过0.40，即因子1包括10、3、29、5、18、8、7、25、6等9项，因子2包括24、9、13等3项，因子3包括20、16等2项，因子4包括28、4等2项。当采用具有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时，发现9个因子载荷超过0.40，即因子1包括7、5、3、18、10等5项，因子2包括13、24、15等3项，因子3包括22、9、1、29等4项，因子4包括23、2等2项。比较可知，2种分析法中，前2个因子相似性较高。

当限制为4个因子后，按照特征值分析，第二次因子分析按照特征提取出4个因子，见表2。

表2 根据主成份分析提取方法获得解释的总方差

经过正交旋转之后，获得的载荷大于0.40的4个因子如下。因子1包括10、1、20、7、29、3、6、5等8项，因子2包括16、9、13、24、14等5项，因子3包括4、23、2、19、15等5项，因子4包括28、26、25、12等4项。

当经过8次迭代后，获得的载荷大于0.30的4个因子，并对4个因子进行命名，即对次序和结构的偏好因子10项（10、1、20、7、29、3、6、5、18、8），模糊的不容忍因子8项（16、9、13、24、14、11、21、27），判断和选择的决定性因子5项（4、23、2、19、15），思维的闭合性因子4项（28、26、25、12），可见，已经排除了第17题和22题。第17题（去外面就餐的时候，我不去以前没有去过的餐馆）和22题（笔者认为好学生应该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可能无法反映藏族学生在认知闭合方面的表现。剩余27题组成的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48。

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分析出4个因子以便与汉族青少年认知闭合需要的因子相对应，但从筛选和删除的题项上来看，个别题项的理解会对整体量表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量表的结构，对956名藏族被试形成的数据另一半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本研究通过Lisrel 8.7软件来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分半后n=479尝试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将29个题形成单一因子模型、按照原始4因子形成的模型、删除2题（17题和22题）后4因子模型、删除3题（1题、17题和22题）后4因子模型拟合指数，见表3。

表3 藏语认知闭合需要量表的4种模型的拟合指数

可见，删除3项后的4因子模型最适合描述藏族青少年认知闭合需要的特征。藏语认知闭合需要量表统计采用新4因子（按照原来的序号标记）为：对次序和结构的偏好因子9个：10、20、7、29、3、6、5、18、8，模糊的不容忍因子8个：16、9、13、24、14、11、21、27，判断和选择的决定性因子4个：28、26、25、12，思维的闭合性因子5个：4、23、2、19、15。剩余26题组成的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4。

3.3 量表的内容效度

本量表的条目来源于信度和效度良好的中文版量表，通过互译、对藏族中学生进行初测后，形成初测的29题，经过项目的探索性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形成26个条目，从而保证了量表的题目能反映当前藏族中学生的认知闭合需要状况。统计结果表明，各个因子得分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在0.525～0.728，表明构成量表的4个因子所测的内容与量表总体所测得内容存在着较高的一致性，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见表4。

表4 藏语认知闭合需要量表的各因子与总分之间的相关

3.4 量表的结构效度

根据Tuker的理论，形成量表所需要的项目和测验的相关在0.30～0.80，项目间的相关在0.10～0.60[11]，这些项目为测验提供了较满意的信度和效度。对藏语认知闭合需要量表各因子之间的相关，见表5。

表5 藏语认知闭合需要量表各因子之间的相关

本研究的项目分析结果表明项目之间以及项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基本符合这一要求。根据测量学要求[12]，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主要拟合指数基本达标，如χ2/df <5,RMSEA<0.08。这表明修订后的项目基本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

3.5 量表的效标效度

使用编制的量表在同一样本总体中进行测试，同时测量被试的学业求助情况。根据测量学要求，当两者得分相关达到显著性水平时，就表明被检验的量表具有相应的效标效度，结果见表6。

表6 藏族青少年认知闭合需要与学业求助的相关分析（r）

可见，藏族青少年认知闭合需要与学业求助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具体表现在认知闭合需要与执行性求助和回避求助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秩序和结构的偏好因子与学业求助3个因子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而模糊的不容忍因子仅与工具性求助和回避求助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因此从效标效度来看是符合测量学标准的。

4 认知闭合需要测量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局限性

4.1 语言翻译的局限性

在全国推广普通话的今天，要想找出与汉语不同的语言不是太容易的事情。我们选取了藏语作为本土化探索的一种语言。不管是中英文翻译，还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翻译，都要遵循“信、达、雅”三原则，信和达都是基础，是最低标准，而雅决定水准。虽然翻译的标准是相对的，但我们尽量要达到忠实和通顺。忠实指的是忠实于原文。译者必须准确而又完整地把原文的思想及内容表达出来，不可擅自增删或变意，要绝对尊重作者在叙述、说明和描写过程中所反映的思想、观点、立场及个人感情，决不可凭着个人好恶去肆意歪曲。通顺指的是译文的语言必须合乎规范、通俗易懂。译者应该使用大众化的现代语言，力求译文朴实、通畅、清新、生动。

在把英语版本翻译为中文版本（汉语量表）过程中，往往会根据译者自己的语言习惯来形成题项，而不是根据被试是否感到通顺来形成句子，因而出现某些句子读起来感觉别扭的现象。例如在将42题的英文版本翻译为中文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翻译未考虑通顺的原则，生硬得让人读不下去。

在把汉语量表翻译为藏语的过程中，存在着之前没有想到的困难。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布在不丹、中国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5个地区。我国藏语主要分为三大方言：卫藏方言（即拉萨话）、康巴方言（德格话、昌都话）、安多方言（青海藏区）[13]。正因为有较多的方言分支，在请藏族本科生和教师将汉语量表翻译藏语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不一致。藏族本科生反映，翻译为口语化的还是书面化的，表达方式也有一定的差异。因而翻译为多个版本，如拉萨版本、日喀则版本、青海版本、甘南版本。在将藏语回译为汉语过程中，同样邀请的是来自不同地区的本科生进行翻译的。在本研究中使用的是日喀则藏语版本，被试也是日喀则的中学生。

原始英文版本中42题中第7题翻译成汉语应为：“外出吃饭时，我喜欢去以前去过的地方，因为这样我心中有底”，而在汉语标准化过程中成为29题中的第17题（去外面就餐的时候，我不去以前没有去过的餐馆）。与之前的含义相差较大，而且这一题项对于藏族青少年来说，是一种困惑，因为他们一般都在学校或者在家里用餐，因而还需要考虑量表使用的民俗背景。同样地，英文版本中42题中第31题翻译为汉语应为：“听那些举棋不定的人说话是件很讨厌的事情”，在汉语标准化过程中予以删除，因为藏族本科生表示这句话不容易理解和表达，仅成语“举棋不定”就需要费点心思。

4.2 被试取样的局限性

在对心理现象测量的过程中需要将测量工具进行标准化，虽然工具本身不存在效度问题，但当遇到被试取样问题时，会影响研究工具的信度。抽样时必须遵循最基本的要求，即要明确抽样总体，抽样一般要有随机性、要有代表性，抽样容量大小要适度等等。

在对藏族青少年取样过程中，同样面临着随机化和代表性的问题。从随机化原则来说，研究设计方案比较详尽地列出城乡青少年的分布，但因为地域的不同、学校层面的支持力度不同，有时往往不能严格按照随机化原则来取样，只能尽量达到近似随机化，例如在对藏族中学生的一次取样中，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后，各年级班主任能够配合我们发放问卷，各年级的取样比较符合要求。但到了另一学校，学校领导认为会影响初三的升学率，而不允许在初三年级发放问卷。从城乡数据来说，占90%以上的学生来自牧民家庭，而来自城镇的学生占比很小。每进入一所学校，都要经过与主管校长、年级组长、班主任的反复沟通，才能让学生填写问卷。可以说在问卷发放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之前的研究设计中诸如随机化、代表性等问题均退居次要位置，关键是能够将问卷发放到学生手中。这样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取样的代表性。

除了发放问卷，还存在问卷填写中的废卷问题。发放问卷需要班主任的协助，而班主任一般会认为这仅是上级分配的“任务”而已，只要学生填写完就可交差。本来是需要班主任来监督的，却成为废卷多的根源。废卷的多少影响回收的有效性。当前不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均存在着废卷多的问题，可能是新媒体影响着学生对单纯文字句子的排斥心理，学生普遍缺乏耐心，即使是一个页面的问卷也是敷衍了事，只有多次测试才能回收较高比例的有效问卷。在完成问卷的时间安排上，一般是下午或晚上上自习时，甚至还有班主任将填写时间安排在中午。这些时间均会导致较多废卷的产生。据笔者统计，在分批次回收的1 484份问卷中，废卷有532份，达到35.85%。学界更多地关注问卷本身的编制，而往往会忽视现实中与问卷发放、回收相关的问题。

上述问题仅是最主要的因素，还有诸如研究成本、成果的发表等问题。当考虑以上因素之后，量表测量的本土化问题就显得不是表面上的那样简单。如何获得信度和效度良好的认知闭合需要量表仍然需要同仁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