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夏梓平，王 齐，陈高朋

（1.四川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2.华中科技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3.昆明医科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革命音乐”是音乐与革命的高度统一。曾遂今认为革命音乐是以革命为前提，表现为大众参与的一种表演、传播形式，同时反映出大众对革命音乐精神和内容的理解。①参见曾遂今：《论革命音乐》，《黄钟》2003年第1期。郝珺等从狭义层面理解为“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音乐文化”。②参见郝珺，温辉明：《中国革命音乐文化传承的代际消减及其破解》，《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笔者认为，革命音乐与社会的历史变革运动密切相关，体现出斗争、积极、改革的进步思想。而学界的研究主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创作为主，大致呈现历史的；③李雯煜：《中国左翼音乐运动研究》，南昌：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价值与功能的；④参见束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对〈国际歌〉的传唱及其产生的效用》，《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乐理的；⑤参见胡建军：《论江西苏区音乐创作的特色》，《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现代化融合发展⑥参见陈汝锦：《红色的表述》，《中国音乐学》2008年第1期。等研究。前述研究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少有将革命音乐与新时代的中国社会相联系，缺乏对革命音乐保护主体多元性的关注。而革命音乐在当代社会的存续往往呈现多元主体的文化旨趣，不同主体的参与才能形成整体性的保护，从而实现革命音乐的资源化实践。

日本学者较早提出“文化资源化”的说法，并用以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实践过程。岩本通弥从故乡与资源的关系出发，探讨国家对已知文化进行的利用，认为这是国家层面将“故乡”作为一种政治资源的借用，以形成全体国民的社会性共有共享的资源；佐藤健二阐述了文化资源学的相关构想与课题，并探讨了主体对于文化资源化的策略问题；山下晋司指出，文化资源化具有社会系统性，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所构建的是社会性和文化性的综合，并成为人们的一种文化自觉。而国家和市场中的文化资源往往是出于各种政治目的或经济目的被加以开发和利用的，三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①参见岩本通弥，山下晋司著；郭海红译：《民俗文化的资源化：以21 世纪日本为例》，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59页。国内学者也有类似的讨论，并强调了多元主体在文化资源化过程中的作用。②参见李向振：《文化资源化：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理念转换及其价值实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0期。因此，多元主体的文化参与决定了文化的资源化转向。革命音乐作为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文化，与之文化资源化有着相似的实践路径，并被当代社会赋予“故乡”性质的集体记忆。其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不仅成为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利用，还包含主体对这一文化赋予新的社会价值。基于此，本文选取云南省聂耳革命音乐为研究对象，从文化资源化的视角探讨聂耳革命音乐在多方主体实践中如何实现文化的资源转化及其文化价值的表达。

一、聂耳革命音乐的资源化概况

云南籍作曲家聂耳被誉为“人民音乐家”。他一生创作了42 首歌曲作品，对中国现代革命音乐影响深远。聂耳曾在日记中写道：怎么去作革命的音乐？……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小提琴，去演奏一曲贝多芬的奏鸣曲能够兴奋起、可以鼓动起劳苦大众的情绪吗？③参见聂耳：《聂耳日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94页。可见，聂耳认为音乐应该服务于革命事业，是唤醒中国人民觉醒的最佳方式。基于此思想，聂耳音乐艺术中体现出的革命性不仅凝结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还与当代价值观形成共鸣，能够实现革命音乐在当代社会的资源转化。

（一）聂耳革命音乐的资源化类型

据笔者不完全调查统计，云南与聂耳革命音乐相关的遗址、纪念场所、传承场所、人造景观等各类有形文化资源12 处；此外，还拥有大量无形文化资源（见表1）。

表1 云南聂耳革命音乐文化资源种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①饶翔，陈晓明：《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7日，第1版。聂耳革命音乐的资源性转化是革命文化继承与发扬的最直接方式。其践行了如何准确把握革命音乐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强调了以聂耳革命音乐进行社会实践，从而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层面起到引领思想，洗涤心灵，凝魂聚魄的作用。因此，聂耳革命音乐的资源性转化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一方面聂耳革命音乐是国家层面的设计，修缮和新建的有形文化资源不仅将聂耳革命音乐固化为一种象征符号，还发展成为教育、旅游、科研等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聂耳革命音乐的资源性转化是在本地自然、社会、历史、人文土壤中发展形成的。如昆明聂耳音乐广场与翠湖公园的融合，聂耳母校排演的话剧《我的同学是聂耳》等都是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建构。

（二）聂耳革命音乐的资源化分布

据调查，聂耳革命音乐资源分布在云南省中部地区，主要集中在昆明、玉溪两地，形成了“一区两翼”的资源发展战略。这一分布有利于实现人力、物力、财力对聂耳革命音乐资源的集中转化和整体性品牌文化的打造。另外，聂耳革命音乐的有形文化资源较多分布于市中心城区。据不完全统计，昆明和玉溪分别有7 处和5 处有形文化资源。其中，有3 处在学校，占有形文化资源的25%，有9 处建设在景区、景点区域，占有形文化资源的75%。同时，这些有形文化资源有2 处在城市郊区，占16.6%，有10处在城区，占83.3%（见图1）。

图1 昆明、玉溪两地与聂耳革命音乐相关的有形文化资源分布情况

这样的资源分布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充分利用城市区位优势进行文化传播。城市人口密集，具有完备的现代化设施和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因此，民众易于获得聂耳革命音乐文化的相关信息；第二，充分利用景区、景点和学校的特殊功能进行文化传播。将聂耳革命音乐的文化资源融入自然、人文景区、景点，在实现旅游资源多元化的同时，还能潜移默化实现寓教于游的目的。另外，学校作为教育的主战场，将聂耳革命音乐融入学校的文化建设，不仅能实现革命音乐的传承，还能构建特色的思想教育体系。

二、聂耳革命音乐的多方参与实践

21世纪初，聂耳革命音乐资源性转化在时空环境中得以加持。2003年5月13日，国务院第8 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并规定：“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教育、科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6 年2 月26 日，http：//www.scio.gov.cn/32344/32345/33969/34212/xgzc34218/Document/1469951/1469951.htm，2022年3月20日。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并指出：“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②新华网.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2019 年11 月12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1/12/c_1125223796.htm，2022年3月20日。聂耳革命音乐作为革命文化遗产，在受到保护的同时，还转化为一种宣教“工具”。由此，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围绕聂耳革命音乐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从而推动了聂耳革命音乐在国家场域的资源转化。同时，新旧媒体的融合发展加速了聂耳革命音乐的传播与推广，并进一步推动聂耳革命音乐市场化进程。此外，以聂耳和国歌为主的标志性符号不仅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还成为民众的文化自觉。因此，国家、市场、个人在聂耳革命音乐保护的资源化实践中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一）革命精神的挖掘：地方政府的引导与策划

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云南省市各政府部门、党团组织、学校、媒体等组织多举措推进聂耳革命音乐的保护与利用工作③党团组织、学校、媒体相较一般民间组织和个体来说具有一定的官方性质，因此本文将其宽泛地统称为地方政府。，以构建国家话语体系。2000年以后，云南省进一步开展革命遗址、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主要采取“普查与研究—政策出台—资金支持—成果转化”四方面的措施，将聂耳革命音乐转化为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和红色旅游资源。

首先，地方政府组织专家针对聂耳及其革命音乐进行调查研究，并举办了“国歌与中国音乐文化论坛”“中国聂耳、冼星海音乐创作学术讨论会”“聂耳和国歌音乐论坛”等学术研讨会。这些研究不仅探讨了聂耳和国歌的当代意义，还深挖了聂耳音乐的时代内涵和精神力量，并准确概括了聂耳革命音乐所具有的革命性、战斗性，以及表现了当时革命斗争生活的历史任务。通过对聂耳革命音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将之用于国家正统化叙事以承担当代社会新的任务。

其次，在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以玉溪市为例，早在2003年，玉溪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聂耳文化品牌的战略，并围绕这一思路于2016 年底通过了《中共玉溪市委关于加强文艺工作的实施意见》，以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④参见陈怡希：《弘扬爱国精神 提升文化品位》，《云南日报》，2017年7月27日，第12版。2017 年5月，玉溪市委第23 次常委会议研究讨论建设“聂耳音乐之都”相关事宜，并每年安排专项经费1200 万元进行打造。同时，在《玉溪市文化管理服务中心部门2019 年度部门决算公开》中显示：“上年市级财政安排‘建设聂耳音乐之都’专项经费拨款555万元，2019年仅中央资金安排‘建设聂耳音乐之都’专项经费200 万元”。⑤玉溪市人民政府网：《玉溪市文化管理服务中心部门2019年度部门决算公开》，2020年9月23日，http：//www.yuxi.gov.cn/yxszfxxgk/yjsgkzlyxswhhlyj1/20200923/1186185.html，2022年3月20日。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出台和资金投入为聂耳革命音乐的资源性转化提供了保障。

最后，地方政府的引导与策划直接推动了聂耳革命音乐资源的成果转化。昆明、玉溪两地政府在城市建设中体现聂耳及音乐元素，并修缮、新建、命名或更名一批城市建筑、街道、公园、广场、学校等，从而彰显两地的文化特点，增强滇中地区聂耳革命音乐的城市文化底蕴。同时，将聂耳革命音乐资源融入当地的自然风光和人造景观中，并依托有形文化资源构建爱国主义教育、党史教育、红色文化传承等育人基地以实现寓教于游的目的。而聂耳的音乐遗物被省市单位所收藏用于参观、研究。此外，地方政府还出版发行了大量与聂耳革命音乐相关的图书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昆明市委员会编《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纪念聂耳诞辰100周年》；玉溪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著《玉溪史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玉溪市委员会编《玉溪市文史资料》；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编写《聂耳与国歌的故事》等。、影像②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红色人物·人民音乐家聂耳》；中共玉溪市委党史研究和地方编纂办公室、玉溪电视台的史志影像《人民音乐家聂耳》等。资料。玉溪、昆明两地政府分别于2005 年和2010 年成立了“云南聂耳音乐基金会”“聂耳交响乐团”用以传承、弘扬聂耳革命音乐及打造聂耳革命音乐品牌活动。由此，地方政府在聂耳革命音乐的成果转化中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并形成了有形文化资源和无形文化资源的布局。

（二）经济价值的追求：聂耳革命音乐的融合发展

政府主导下的聂耳革命音乐迎合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并为文化产品的符号价值的生产提供了原始素材。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背景下，社会资本注入成为聂耳革命音乐融合发展的另一途径。主要呈现两种发展模式。

其一，团体组织的市场化运作。云南聂耳音乐基金会实施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和管理模式，通过政府扶持、企业赞助、社会捐赠、基金会增值等形式多方筹措资金，以继承和弘扬聂耳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艺术创作精神，促进云南音乐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其业务范围不仅涉及公益性质的演出，拓展音乐交流和培养音乐人才，还探索聂耳革命音乐的市场化运作，采取多渠道为基金会增值。如基金会以市场运作方式支持玉溪千溪影视公司和北京电视台合作拍摄大型电视剧《聂耳》，北京新坐标有限公司制作音乐动画片《迷失的音乐》等。③参见熊玲：《进一步弘扬聂耳时代精神 繁荣我省音乐创作》，2006 年7 月16 日，http：//news.sina.com.cn/c/2006-07-16/12269474769s.shtml，2022年3月20日。这些以商业方式的运作，都取得了良好的收益。此外，聂耳交响乐团作为国有文艺演出单位，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担负着重要使命。不仅积极参与、承办政府行为的音乐文艺演出，还坚持商业化运营演出，并致力于培养昆明高雅艺术市场，完成每年商业演出任务80 万元。④参加夏璐：《昆明（聂耳）交响乐团三十年艺术轨迹研究》，昆明：云南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其创作的大型交响合唱《启鸣之声》是以聂耳革命音乐作品为主进行的改编和创作，很好地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

其二，传承人的市场化运作。青山⑤青山：聂耳的外侄孙、聂耳音乐传承人、北京彩云之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聂耳国际文化促进会会长。青山的多重身份使其具有传承人和商人的“双重身份”。致力于聂耳革命音乐的传承与发扬，将之与市场经济结合以取得成效。2013年，由聂耳国际文化促进会发起，北京水木青山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巨资，青山担任制片人的大型原创聂耳音乐剧《国之歌》在玉溪“第三届聂耳音乐（合唱）周”首演。该部音乐剧在不破坏聂耳经典作品的前提下，使演出内容和编曲具有现代感，以顺应当代文艺演出市场的规律。2014年，《国之歌》启动首都高校的公益巡演活动，之后又展开全国百场巡演。此外，2019年由青山担任编剧、导演的电影《为国而歌》全国上映。虽然电影具有商业性质，但地方政府组织的集体观看活动又具有政治目的，使之形成政治和经济的融合发展之路。

让·鲍德里亚提出“消费社会”的概念，认为后工业时代，商品具有符号的象征意义。人们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的满足首先具有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①参见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8页。聂耳革命音乐的资源性转化，正是在政府的引导和策划中面向市场，使之纳入一种新的文化生产体系。这不仅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逻辑，还成为以政治价值为核心的文化发展理念。

（三）社会价值的体现：民众的参与互动

人民是实践的主体，是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关键。在地方政府的引导和安排下，不同群体以不同方式的参与赋予了聂耳革命音乐新时代的社会文化价值。

其一，政府主导的群团参与。社会各界在聂耳诞辰日、清明节、国庆节等节庆、纪念日当天都会组织群众前往政府打造的聂耳有形文化地标进行各类活动。如建国70 周年前夕，五华区政府组织长春小学、昆明交响乐团等群团组织在聂耳故居举行“同升国旗·同唱国歌”活动。同时，国庆当天五华区政府还组织1000 余人开展同升国庆、唱国歌活动。②参见五华区委宣传部：《国歌在聂耳故居响起 为祖国祝福》，2019 年9 月29 日，http：//www.kmwh.gov.cn/c/2019-09-29/3659318.shtml，2022年3月20日。此外，“2019 年，学校下发《关于认真组织观看电影〈为国而歌〉的通知》，一些学生看后还参加了都市时报组织的观影征文比赛”③受访人：HYF；访谈时间：2021年8月11日；访谈方式：微信。。

其二，游客和本地居民的参与。政府组织的聂耳革命音乐活动也能吸引一些游客驻足观看，并作为自己旅游体验的一个部分。贵州游客HJH 说：“来玩，刚好路过这就看到表演……我知道国歌是聂耳写的，但还是第一次听说聂耳是在昆明出生、长大的，长知识了”④受访人：HJH；访谈时间：2019年9月27日；访谈地点：昆明聂耳故居。。同时，本地居民也会在一旁凑热闹。WM 说：“我退休了没事，在家帮我女儿带娃娃，这有活动么，我就带着娃娃来看看”⑤受访人：WM；访谈时间：2019年9月27日；访谈地点：昆明聂耳故居。。可见，无论是游客还是当地居民都以休闲娱乐、获得知识的态度来参与活动，使得聂耳革命音乐的资源性转化具有娱乐和教育的功能。

总之，聂耳革命音乐在不同主体的参与中有着不同的发展态势，就其资源的转化是以政治价值为核心，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实践模式。地方政府成为聂耳革命音乐资源转化的总策划师，并力图通过打造云南聂耳文化品牌实现扩大聂耳及其革命音乐的影响力，使之在发展地方文化产业的同时构建文化符号，以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共同价值追求，从而创设和谐社会心理环境。事实上，聂耳革命音乐的市场化运作遵循了主流价值理念，在追求经济价值的同时资源转化的内容也具有持续性地教育价值。对于民众而言，在聂耳革命音乐的资源转化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配角”，人们更多地将政府的转化成果视作日常生活中的乐趣，并积极参与其中形成不同主体间的互动。

三、聂耳革命音乐的多元文化价值表达

革命文化的保护传承应该重视不同参与者的话语权，不同主体的实践才赋予了革命文化多元价值的表达，才使得革命文化具有保护传承的意义。21世纪以来，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聂耳革命音乐资源化实践在不同主体的合力下加速转化。通过不同主体的话语分析，可以更直观地呈现聂耳革命音乐资源转化的多元文化价值，以凸显其资源转化和文化保护的现实意义。

在聂耳革命音乐的文化资源转化中，地方政府起着主导性作用，并决定其发展方向。1984年共青团昆明市委开展了“集资为人民音乐家聂耳雕塑”的活动，并将聂耳革命音乐元素融入聂耳音乐广场的景观建设中。广场旁立有一块“春城青少年集资为人民音乐家聂耳塑像活动简介”的牌。上面写道：“青年们业余加班筹集资金，少先队员们节省零花钱献上一份份心意，四万多元捐款凝结着全市青少年一颗颗赤诚之心，凝成了坚固的红色花岗岩塑像……它是全市青少年用勤劳的双手在心中建起的一座丰碑。青少年朋友们，愿聂耳塑像那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成为鼓舞你们学习聂耳献身革命，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动力；愿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在你心中留下隽永的记忆，愿你为中华民族的腾飞而励志奋斗”。

上述内容有很明显的宣教用意。地方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文化价值建构，让青少年参与到聂耳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以形成内生涵构。同时，政府提供的这种外部范式，能够很好地将聂耳革命音乐形象化，从而凝聚成为文化符号。实际上，地方政府引导、营造的红色文化氛围，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增强红色文化资源转化的吸引力，并逐渐形成民族精神的凝聚力。

2013年第三届中国聂耳（合唱）周的官方表述能够直观反映地方政府对于聂耳革命音乐资源转化的另一态度：“这是全国人民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重要时期举办的一次文化盛会，是努力实现‘中国梦’、持续打造聂耳文化品牌，努力实施‘玉溪文化旅游兴市’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持续提升云南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活动……以‘聂耳杯’千人合唱比赛增强节庆活动广泛的群众参与性；以文化惠民、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最终目的”。①玉溪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著：《玉溪史话》，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2-143。

上述内容表明地方政府将聂耳革命音乐资源视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价值建构的重要抓手。不仅赋予其现代性的发展，还构建起群众性的文化传承方式。

实际上，聂耳革命音乐从历史走向当代，被地方政府进行了“审美化”过程才得以形成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文化现象。其目的在于国家利用文化资源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从而对社会个体品格的塑造、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培育以及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构。②参见龙春霞：《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传承》2017年第1期。如聂耳曾用过的小提琴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对其的部分讲解词：“国宝在魂不在器……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大力弘扬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是聂耳小提琴赋予我们的时代启示”③受访人：WLM；访谈时间：2021年8月12日；访谈方式：微信。。可见，小提琴已被“审美化”为民族精神的象征。通过博物馆传递出国家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用意。此外，聂耳革命音乐的有形资源转化也具有特定的空间布局。西山当地农民谈道：“聂耳墓以前在高峣村，后来政府把墓迁到了西山森林公园这边了”④受访人：无名（村民）；访谈时间：2021年8月6日；访谈地点：西山公园。。政府的搬迁行为不仅出于对文物的保护，还将其视为旅游资源加以规划，从而成为一种“审美化”的文化景观。据悉，“中、外游客前来参观（聂耳墓）的人数逐年增加，年均接待游客80 万人次”⑤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对市政协十三届第四次会议第134145号提案的回复》，2020年12月1日，http：//whhlyj.km.gov.cn/c/2020-12-01/3761239.shtml，2022年3月20日。

长期以来，企业对聂耳革命音乐的市场化开发不仅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密不可分，还表现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2019 年7 月18日，在昆明聂耳故居旁的小广场上庭院音乐话剧《聂耳》开演。昆明市新潮文化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明介绍：“希望打造一场群众共享的文化盛宴，让百姓免费欣赏高质量的文艺精品，从而提升聂耳音乐文化品牌的影响力”。①王姗：《昆明音乐文化品牌成为昆明城市新名片》，《昆明日报》2019年7月23日，第A01版。“免费欣赏”体现了在国家共同价值的构建下，企业所形成的文化自觉和社会服务意识。青山的“双重身份”将聂耳革命音乐的传承与国家和社会紧密相连。其代表作《国之歌》和《为国而歌》就能体现“国家在场”的影响。青山曾说：“剧组将会同云南省委宣传部和团中央宣传部将加大《国之歌》音乐剧在全国各地的推广力度，弘扬聂耳爱国主义的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推进爱国主义教育”。②凤凰网音乐：《大型原创聂耳音乐剧〈国之歌〉国家大剧院成功上演》，2014 年8 月11 日，http：//yue.ifeng.com/neidiliuxing/detail_2014_08/11/38062037_0.shtml，2022年3月20日。另外，青山在谈及《为国而歌》时曾说：“《为国而歌》并没有按照商业片的套路去打造噱头炒作话题，也没有恪守文艺片的自矜试图唤醒观众为情怀买账。它按照自己的格调和步调，在大片云集的十月档，认真而专注地拼出一条自己的路”。③玉溪网：《〈为国而歌〉导演青山：为国而歌载满了我对昆明的乡愁》，2019年11月8日，http：//www.yuxi.cn/xw/snxw/4741775.shtml，2022年3月20日。实际上，《为国而歌》的逻辑是青山对历史的尊重和表达，同时也将其融入国家的价值体系去呈现。2017年，玉溪市委书记罗应光会见前来参加第五届中国聂耳音乐（合唱）周的聂耳亲属说：“玉溪人民对聂耳亲人怀有特殊的感情，希望聂耳亲属多回家乡看看，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玉溪经济社会发展”。④李晓兰，曾永洪：《玉溪市领导会见聂耳亲属》，《民族音乐》2017年6期。可见，政府不仅考量聂耳革命音乐资源转化的社会价值，还期待借助企业进一步实现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聂耳革命音乐的市场化运作具有国家层面的价值倾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下，政府市场化取向赋予了聂耳革命音乐经济“资本”的价值。同时，聂耳革命音乐的市场化，意味着经济发展模式在革命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起到了促进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传承了革命文化遗产及其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精神，以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对于当代民众而言，聂耳革命音乐的历史特殊性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存在一定的距离，以至于民众对其了解和认识有限。从音乐本身来说，民众仅停留在对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知晓，部分民众还知道《卖报歌》。从资源转化来看，大多数民众以观众的身份参与到聂耳革命音乐的当代文化表达中，从而能够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具体来看，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不管对聂耳革命音乐了解多少，还是与个人发展是否有关，“聂耳”的名人效应已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正如玉溪人ZXY所言“聂耳成为了家乡的代名词之一，可能提到家乡的时候，脑海中会出现聂耳。对于切身影响不是很大”⑤受访人：ZXY；访谈时间：2021年8月13日；访谈方式：微信。。同时，在《为国而歌》的网络评论中多次出现类似于“聂耳是我们云南人”的评论。实际上，聂耳的符号化透露出民众对其的情感认同及其符号传播带来的文化自信心理。因此，提起聂耳，家乡人民更多表现出一种自豪感：“聂耳我知道的嘛，他是我们昆明的，国歌就是他写的”⑥受访人：WM；访谈时间：2019年9月27日；访谈地点：昆明聂耳故居。“他算是玉溪的骄傲吧”⑦受访人：XJT；访谈时间：2021年8月13日；访谈地点：云南师范大学。。正因如此，聂耳革命音乐才能在这样的情感表达中被地方政府加以利用。然而，聂耳革命音乐无论作为政治资源还是经济资源，转化成果因类型的不同在地方民众中的传播效力存在差异性：“玉溪的很多场地都是以聂耳命名的，音乐的话，主要是国歌了，其他的没有特别关注过”⑧受访人：CFF；访谈时间：2021年8月13日；访谈方式：QQ。。“玉溪的各大市政设施都是以聂耳命名的，比如聂耳音乐文化广场，玉溪市聂耳大剧院等等。一般在特定假日小庙街的聂耳故居会有一些纪念活动。像在音乐文化广场的聂耳雕像前面会有人献花、奏国歌这些”①受访人：XJT；访谈时间：2021年8月13日；访谈地点：云南师范大学。。

可见，有形资源作为一种固化符号，在文化实践中更易于加深民众的印象。而无形文化资源和有形文化资源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民众参与到聂耳及其革命音乐的活动中往往依托于政府修建的各类聂耳文化建筑。

事实上，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各类聂耳革命音乐大型活动和经济开发项目能够得到地方民众的支持。正如LW所说：“打造聂耳文化品牌我倒是没太听说，不过这是好事，可以看作是文化IP吧，比如相关影视剧或者文艺作品宣传聂耳的同时也宣传了玉溪的风土人情”②受访人：LW；访谈时间：2021年7月20日；访谈地点：玉溪聂耳音乐广场。。但在参与活动方面，民众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而定。如“会参加啊，有时间的话肯定乐意去，活动形式有意思肯定原意试试”③受访人：XJT；访谈时间：2021年8月13日；访谈地点：云南师范大学。“会参加，不过还是看情况，看活动形式”④受访人：LXW；访谈时间：2021年8月13日；访谈地点：云南师范大学。。可见，“时间”“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众是否参与。从时间层面来说，民众会考虑自己的生活时间和工作时间与之活动的冲突。LLX 告诉笔者：“清明节的时候，单位组织来聂耳墓搞活动，我们还集体唱了国歌……平时工作忙，也不会特意过来，单位组织活动就来参加了，还可以放松放松”⑤受访人：LLX；访谈时间：2021年7月30日；访谈方式：微信。。可见，地方政府安排下的群团组织参与更能保证活动的开展，而参加活动成为工作之余的一种休闲方式。从兴趣的角度来看，民众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性参与。如“我没有才艺，不参加表演，但是有演出会去看。”⑥受访人：MXX；访谈时间：2021年8月15日；访谈方式：微信。“有机会参加的话还是愿意参加，因为比较有趣。”⑦受访人：SMY；访谈时间：2021年8月15日；访谈方式：微信。可见，民众更多从自身出发，将之视为一种具有娱乐性质的体验。汉娜·阿伦特认为：“人类事物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性，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场，他们的看、听和记忆”。⑧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译：《人的境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页。因此，保护和传承聂耳革命音乐需要群众的参与才能使其“活起来”，而政府的资源转化在构建聂耳革命音乐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外，还应结合大众文化消费的特点作出行之有效的决策。

总之，在多元文化价值的表达中，聂耳革命音乐的资源转化被社会广泛接受为具有“符号化”的象征之物和精神之物。它的“符号化”过程实质上就是“意义”寻找“审美化”感觉形式的过程，也是感觉形式寻找“意义”的过程。⑨参见陈媛，周全华：《红色文化经典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建构——以红色文化经典“红色娘子军”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然而，聂耳革命音乐的资源转化形成了多元主体的共同价值认同和参与主体的不同实践方式。其是国家主导下的一种文化变迁过程及其结果。吴德群认为，文化的变迁存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支能动的力量，其中国家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它不仅是文化变迁方向的主导，还是推动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最重要的改革力量。⑩参见吴德群：《文化变迁：理论与反思》，《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正因如此，聂耳革命音乐的资源转化才得以顺理成章，并在聂耳革命精神所凝结的深厚内涵、特色鲜明的文化符号之上构建起新的聂耳文化形象，以此提升地方软实力，从而打造文化产业和形成社会凝聚力、认同感。这是一个国家为弘扬民族精神，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必须具有的共同历史与文化基因。①参见罗夏梓平，孙俊烈：《以微显宏：名人故居的国家叙事与文化实践——以昆明市聂耳故居为例》，《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四、结语

中国革命音乐保护的资源化实践是现代性和革命性的共生关系。它传达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革命精神的有力力量，是中国艺术和音乐的发展走向政治化的重要方式之一。聂耳革命音乐的代表性是中华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最好的体现，同时也是表现中华民族个性特征、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载体。每当奏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它更是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力量。

文化只有在创造中才能展现其魅力和活力，民族精神只有在创新中才能体现其世界性的价值。②参见韩震：《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开放》，《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9期。因此，当代社会所建构的“政府性主导——市场性开发——群众性参与”的多元主体的文化互动赋予了聂耳革命音乐现时存在的意义，并实现其资源性的转化。这也说明，当代中国革命音乐保护的资源化实践不仅需要重视和强调中国革命文化之于党和人民的重要性，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文化上不可动摇的基石。同时，还要将红色文化当作一种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予以借用，通过文化资源化的过程，构建起历史的合法性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以此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