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官响

（楚雄师范学院 管理与经济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一、明代姚安儒学教育开展的时代背景

先秦时期，云南与中原地区相距遥远、关系疏离，因而被划入“五服”中的荒服。两者之间的联系，行政上体现在“楚将庄蹻入滇”和“常頞略通五尺道”，商业上表现为川滇之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西汉郡县统治波及云南后，犍为郡、牂柯郡、益州郡渐次设立，分别辖有云南部分区域，中央王朝通过屯垦、征讨等方式，加深了云南与中原的交融程度。唐宋时期，南诏国和大理国是本土文化、佛教文化和中原文化等多种文化的交汇地。虽然云南与内地有割舍不断的联系，但是儒家思想和文化尚未得到广泛传播。如《云南志略》所载，“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蛮文云‘保和中，遣张志成学书于唐’，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②李京著；王叔武校：《云南志略辑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88页。

元朝征服云南之后，为加强政治上的统一，比较重视儒学的传播。据《元史·选举志》载：“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③《元史》卷81《选举一》。至元三十三年（1276），赛典赤主持云南政事，“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④《元史》卷125《列传·赛典赤瞻思丁》。逐渐将中原地区的学校制度移植到云南。不仅如此，元政府还在云南科举取士，天下共录取三百人，每榜云南五人。⑤参见《元史》卷81《选举一》。由此云南地区文风渐渐兴盛。明政府戡定云南之后，设立府县制度。洪武十五年（1382），姚安一俟为明军占领，即改路为府，任用流官为姚安府知府，姚安高氏为同知。除姚安府同知、姚州同知外，其他通判、经历、知州、州判、吏目等职位，逐渐为外省士人所居。⑥参见侯官响：《明代楚雄府改土归流以后的吏制建设及其影响》，《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府县制度及此后的改土归流，带动了内地的移民入滇。初期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主要通过军事迁徙、贬谪充军及军屯的方式。以军屯的形式移入定居的是戍军及其家属。在元代军屯的基础上，明代在云南地区也实行“府、卫相参”的统治体系，除了地方政权机构“府”外，还设置了大量的军事卫所。卫所军兵大多来自江南、川陕等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除卫军本人驻滇之外，其家小也随之迁居。除军事移民以外，另有“中土大姓”①师范：《滇系》第4册《事略》，光绪十三年重刊本，中国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 年，第135 页载“洪武十七年，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和闾左贫民、以罪戍边者来到云南进行民屯和商屯。来自中原的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后，把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思想文化传播到古蛮夷之地，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民族地区的生活习俗也逐渐发生了改变，所谓“汉僰同风”，②参见侯官响：《姚安改土归流考》，《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汉僰同风：明清楚雄与中原的文化交融》，《商业文化》2019年第13期。是说移徙者与僰人杂处，而衣食住行之风俗逐渐趋同。

二、明代姚安儒学教育的传播

明朝军队平定云南后，中央政府极为重视儒学的推广。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诏谕中书省臣曰：“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③《明史》卷69《选举一》。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专门同户部、礼部官员讨论了在边夷之地设儒学之事。户部官员张永清称：“云南、四川诸处边夷之地，民皆罗罗。朝廷与以世袭土官，于三纲五常之道，懵焉莫知，宜设学校以教其子弟。”明太祖亦言：“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仪，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④《明太祖实录》卷239，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壬申，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年，第3475-3476页。以下同。

洪武十七年（1384）七月，儒学首先在云南、楚雄二府设立。姚安府下辖姚州、大姚一州一县，儒学设立于永乐元年（1403）：

姚安府儒学，在府治南，明永乐元年建。嘉靖中，知府王鼎、吴嘉祥、杨日赞相继建堂斋、门舍，凿泮池。二十八年，知府赵澍建启圣祠。万历十七年，知府周希尹建尊经阁。二十九年，知府杨应霈重修。四十七年，分守道李忠臣移明伦堂于尊经阁前，移文庙于明伦堂前，其经籍、祭器皆备。兵燹后无存。⑤《古今图书集成》第179册《方舆汇编·职方典》卷1497《姚安府部汇考一·姚安府学校考》。

表1 所示姚安府儒学，及之后建立的州县儒学，皆属官学。官学是指由政府出面，官方集资兴办并由官府指定人员直接管理的学校，而儒家经典是教学的基本内容。各级儒学分设教授、训导、教谕等教职。姚安府儒学最早建立，其府驻地姚州未建立儒学，而是内附于府儒学。大姚县儒学开办于嘉靖时期，坐落于今大姚县石羊镇的白井提举司，亦在崇祯时建立了儒学学宫，盖因白井为云南重要盐产地，其经济活跃与文教兴盛相得益彰。大姚县石羊镇文庙，万历年间即建，传播儒家文化。目前石羊古镇完好保存了关于重建文庙的碑及碑文。万历时，白井盐课提举司提举江丞默在《重建文庙碑记》中说：“盖滇南远在天末，古唯羁縻勿绝，听其自为声教，未尝以中国之治治之。明兴，德化翔洽，凡郡卫州邑，咸建泽宫，博士弟子员环桥门、执经问难者，若而人遐陬僻壤、猡夷杂聚之乡，弦诵相闻，彬彬乎盛矣。然自郡邑而外，建庙尊崇者，淮浙诸司，蜀滇盐井，藐然罔闻。有之自白羊始。”⑥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重修文庙碑记》，碑在今大姚县石羊文庙。

表1 明代姚安儒学教育开办情况

除设立府县儒学外，各级官员还在州县以下设立社学，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谕中书省官员，“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痒，故民无不习于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①《明太祖实录》卷96，洪武八年春正月丁亥，第1655页。社学本见于元代，是推行教化的民间组织。弘治十七年（1504），朝廷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选择明师，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②参见《明史》卷69《选举一》。嘉靖十年（1531）姚安知府王鼎极为重视社学的普及，共建社学二十八处。社学深入民间各地，启发蒙童，使府州县官学教育具有了较高的起点。

书院兴起于唐朝，兴盛于宋代，具有私家讲学之特点，是传播儒家教育的另一重要领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和学术机构。元代云南无书院之设，明代云南最早的书院建于弘治时期的大理府。书院不是官办的正规学校，没有学额和生源的限制。严格地说，明代云南的书院成了高于府、州、县学而主要针对科举应试的教育组织和地方学术研究机构。

姚安府管辖之地域，书院却建有4 所之多。现据地方志书记载，列示于表2。

表2 明代姚安府兴办书院一览

栋川书院也是姚安府第一所书院，设立于明代中期的正德年间。明代前期因官方举办的儒学学宫繁盛，书院相对沉寂；随着官学积弊日重，士大夫们思想自由，于是书院次第兴起，讲学之风日盛。迨至万历时期，姚安书院臻于极盛。其中影响最大者，乃思想家李贽主政姚安期间建立的三台书院。三台书院以永乐年间建立的德丰寺为基础，万历五年（1577），李贽任姚安知府时，“日集生徒于堂下授以经，训以辞章，淳淳亹亹，日昃忘倦”。③李元阳：《姚安太守卓吾先生李公善政序》，《李元阳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5页。李贽（1527-1602）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中举，历任河南共城教谕、国子监博士等职。“五十而至滇，非谋道矣，直糊口万里之外耳”，④李贽：《焚书》增补1《答何克斋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55页。这是李贽自谦之词，实际上谋生是为了谋道，不为“世间功名富贵”所累。“先生在姚安，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人，不贾世俗能声”，⑤李贽：《焚书》卷2《又书使通州诗后》附《顾冲老送行序》，第77页。读书、写作、讲学，皆是为了传播思想，教化民众。

府州县各级官员，重学者不在少数。嘉靖十年（1531），姚安知府王鼎“缮府治，饬学校，课诸生，教民植桑麻，勤织纺，夷民裸首弃礼者教之男冠女髻……广社学以化童蒙，俗焕然丕变”。⑥诸葛元声：《滇史》卷12，潞西：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41页。万历时李贽见“庙学颓圮”，亦曾“罄俸以营之”。⑦李元阳：《姚安太守卓吾先生李公善政序》，《李元阳集》，第315页。姚安府学除配备经籍、雅乐、祭器外，还辟有专门的射圃，目的是使学员文武兼备。在建立各级儒学的同时，明政府还吸收地方民族上层子弟入国子监受业。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变其土俗同于中国。”①《明太祖实录》卷150，洪武十五年十一月甲戌，第2366页。云南土官始派子弟到京城习学儒家经典。各级学校除研习四书五经等诗书礼乐典籍外，还要学法、习书、习射。

三、清代姚安儒学教育的发展

明清鼎革，清王朝对明代政策多有承继和发展，其中就包括“尊孔读经”的文教政策。平定“三藩之乱”后，云贵首任总督蔡毓荣指出：“从来地方，在风俗；风俗之后，在教化；教化之兴，在诗书，其所以鼓舞而作新之者，是又在上之人加之意耳。”②蔡毓荣：《新建昆明书院碑记》，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六）》卷134《学制考四》。明代姚安府县儒学，历经自然界的风雨和改朝换代的兵燹，到康熙年间大多破败不堪了。如白井文庙建于万历年间，“历任父师虽间有修葺之处，不过补偏救敝，既无学田以为修补之资，日久年深，木植腐朽，迟延至今，尽为倾颓废”。③刘邦瑞：《请捐修学田》，乾隆《白盐井志》卷2《学校》。因此，修复明代府县儒学是府县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姚安府儒学，永乐元年（1403）建，康熙五年（1666）由知府林本元、教授王肃重建；大姚县儒学，嘉靖二十五年（1546）建，康熙三十年（1691）由知县孔贞瑄重修；④参见《古今图书集成》第179册《方舆汇编·职方典》1497卷《姚安府部汇考一·姚安府学校考》。白盐井提举司儒学，崇祯时期初建，雍正十三年（1735）提举刘邦瑞倡导复建。⑤参见刘邦瑞：《请捐修学田》，乾隆《白盐井志》卷2《学校》。

清代儒学教育的重建，虽由地方主要行政官员主持，但办学资金来源确是多方筹措的，主要包括财政拨款、士绅捐助和学田三部分。修建白盐井儒学，“除奉拨十一年分归公门随银二百三十二两外，贡生罗铨乐捐银一百两，五井士灶乐捐银二百四十三两三钱四分零，通共银七百七十五两三钱四分五厘九毫四丝”，⑥刘邦瑞：《请捐修学田》，乾隆《白盐井志》卷2《学校》。地方士绅捐赠成为经费来源大宗。白井生员陈斗光，“将父遗田一分，年收京斗谷十石，价值百金，情愿送入学宫，永为将来修葺之费。若有余剩谷石，作无父兄供给有志之士，以为膏火之姿”。⑦刘邦瑞：《请捐修学田》，乾隆《白盐井志》卷2《学校》。

明代的启蒙教育机构，一般称为社学；到清代，对贫寒子弟进行启蒙及初等教育的机构，则被称为义学。义学招生没有学生数量限制，也不需要经过考试，只要在孔子牌位前和塾师前行跪拜叩首礼，即可成为义学学生。义学负有德化的使命，道德教育的内容渗透在识字、习字、学诗、作文、读史、学经等各类教材之中。同时还为学生进一步深造或应科举考试预做准备。云贵总督蔡毓荣曾就建义学、兴教化上疏曰：“臣已饬行有司各设义学，教其子弟，各以朔望讲约，阐扬圣谕，以感动其天良。各选年高有德之人，给以月廪，风示乡里。”⑧蔡毓荣：《筹滇十疏》第9疏《敦实政》，雍正《云南通志》卷29《艺文一》。蔡毓荣兴建义学之议得到了实施（见表3）。

表3 康熙年间姚安府兴办义学情况

如果说康熙时期是云南义学初步发轫的时期，那么雍正、乾隆时期则是云南义学充分发展时期。雍正皇帝继位后，对云南省情也有深刻认知：“云南等省所有苗蛮种类甚多……朕亦不忍听其独在德化之外，是亦从封疆大臣之请，剿抚兼行，而切加训诲，务以化导招徕为本，不可胁以兵武。”⑨雍正《云南通志》卷29《艺文一》。力行教化、德化成为先于兵武的治滇之策，而要达此目的，兴办义学、多加训诲则是必然之路。雍正十一年（1733），陈宏谋任云南布政使，成为云南义学发展的开拓者。

陈宏谋，字汝咨，广西临桂人，雍正元年（1723），举乡试第一，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⑩参见《清史稿》卷307《陈宏谋传》。乾隆二年（1737），陈氏经过细致调研，撰写了《查建义学檄》，提出“兴学为变俗之方”的理念，决意要多设义学。①参见雍正《云南通志》卷29《艺文一》。义学城市与乡村并设，除了保留以前在城内所设的义学外，陈宏谋力主将义学更多地建在乡村边远地区。为确保义学在云南的发展，陈宏谋特别拟定了《义学条规议》，以保证义学能够持续正常运行。对于陈氏兴建义学之功，《清史稿》称：“十一年，擢云南布政使，立义学七百余所，令苗民得就学，教之书。刻孝经、小学及所辑纲鉴、大学衍义，分布各属。其后边人及苗民多能读书取科第，宏谋之教也。”②《清史稿》卷307《陈宏谋传》。

此后，云南总督张允随亦对义学重视有加。乾隆九年（1744年），张允随奏称：“滇省蛮夷之性，虽云犷野，而朴直无欺，结以恩信，咸知感格，时时勉励各属，躬行倡导。现在夷方倮族，亦解好施，爨女蛮媛，渐知守志；并增建义学三百七十余所，捐置田亩，以充馆谷；选择师儒，以司训课。现在肄业诸生中，不乏笃学好修之士。此教民各条之实事也。”③《清实录》第11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229，乾隆九年十一月下壬寅。在各级官员的努力下，义学遍布姚安府州县及白井提举司城乡，具体见表4。

表4 雍正、乾隆时期姚安府义学设置情况

清代义学正如明代社学，皆属于启蒙教育之范畴，而书院则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书院的学生都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方能入学。书院也是义学学生深造的地方，义学经馆中的成材学员经考试后到书院深造。顺治年间，鉴于明末东林党影响之巨，清政府对思想言论控制甚严，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但因书院制度历经宋、元、明涵泳，盘根错节，影响至深，清政令虽严，然禁而不止。④侯官响：《清代楚雄地区的儒学教育》，《文山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姚安府不仅恢复了明代所设栋川、南中、三台、日新四所书院，又新建了大成、麟凤、鳌峰、绿萝、张公、龙吟、灵源等七所书院，具体情况见表5。

表5 清代姚安府书院设置情况

清代姚安府人文荟萃、书院勃兴，共设立书院11 所，给人深刻印象的是白井提举司即新设4 所。原因何在？“盖其地以盐名，学以盐开，凡兹一切兴建文物之得比于州郡者，皆以盐故。”⑤赵淳：《重修白盐井志跋》，光绪《续修白盐井志》卷8《艺文志上·序》。清人赵淳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盐矿开采和盐业经济的发展，为文教事业的开展提供了经费来源。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提举王子音倡办灵源书院，其修筑费用，“木值百六十金，石值九十八金，砖瓦值百四十金，灰铁髹漆值百四十金，各工费二百七十金，通计八百零八金”。其经费来源，王子音在《灵源书院记》中有具体记载：

计所入赀：署提举裴灼文五十金，子音百金，教谕杨一揆五十金，井民刘子旭赎田价二百五十金，吴光里屋租赎价三十金，五井灶户公捐百金，加捐南关外公地。除议建节孝祠外，以东偏余地归井承买，价十八金，张郁文二十五金，白松龄十五金，张正之十金。旧井小西关外有店，呈请移关于店外，俾益店租，捐金五十。留龙吟旧院招租，岁订四十八金。五十八年，除修费外，用去七十六金，并出借赎田价获息三十四金，合之得八百零八金，刚敷改作经费、岁聘主讲束脩。经提举存庄详，拨提举白兑前捐柳树塘田租十七石，生员白万正子监生白汇前后捐租二十石，并积余加购租二十石，共计租五十七石，画完粮、守院役食、岁折束脩租金五十。自改作书院迄今初成，不别聘主讲，子音月凡再课，而以教谕权院事，两年奉束脩百金，教谕以其半买租，为生童岁科试卷金，而以其半作书院经费，可风也。肄业廪生……童生……向无膏火，今紫阳县令张志超捐十金，举人陈瑛捐二十金，灶生张裕远捐五十金，张廷玺捐三十金，季统捐二十金，陈世德、王思忠、白松龄、张鉴举、布文星、民樊绅各捐十五金，李珣捐十金，合得二百三十金，典郭从云田租六石，计价一百金；又典霜坝塘田租八石，计价一百六十金，内借垫银三十金，俟收租息归补。增生李修易捐马槽沟田山，计价二百九十金，以岁租三石五斗拨抵通学添买草房、菜地，价三十金，其余田山召垦，俟成熟详请升科议租。张聪捐田岁租二石，即在李修易田契之内。龙吟旧院岁入租息，除归补田租借款外，陆续归还井司捐百五十金，及五井公捐、观井买价、旧井移关捐款，共三百七十金，均给五井生息。①王子音：《灵源书院记》，民国《盐丰县志》卷11《艺文志》

由此可知，灵源书院的开办经费，有地方官员裴灼文、王子音、杨一揆等人的捐款，而更多的是地方绅士、普通百姓的捐助。龙吟书院，系白盐井另一新建书院，坐落在龙吟寺内，提举葛曾庆设书院于其中。“乾隆庚午，署提举葛君请于当事以为书院，于时有白王氏暨子国学生，白汇捐田二丘，岁可入租十石，为院中之产。嗣因葺费阙如，事竟不举。甲戌余承乏兹土，徘徊于寺，见其栋宇颓侧，垣墉圮坏，顾瞻彷徨，意不能释。乃捐廉俸并绅士所输，于乙亥三月庀工饬材，欹者树，缺者补，凋残剥落垩墁之，漫漶黓昧丹碧之。至九月落成，仑奂一新，费镪三百，为屋三层，堂庑轩楼皆备焉。即告诸上僚为‘龙吟书院’。”①郭存庄：《捐建白井龙吟书院记》，光绪《续修白盐井志》卷8《艺文志中》。

一般来说，经济繁荣与人文荟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苏州自唐宋以降成为财赋重地的同时，亦是文化繁荣之所，尤其明清时期，经济发达程度达到专制社会最高峰，因此期间文化名人辈出，书香雅尚绵延。又如明清徽州商人名冠天下，素有“无徽不成镇”之说，而徽商“贾而好儒”，亦是其商业五百年不衰的主要原因。因此，相对于穷乡僻壤，经济较为繁盛的盐业产地，家给人足之后，热衷于兴办文教事业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四、明清姚安儒学传播的影响

历史上的姚安作为多民族杂居之地，经济社会发展较之内地均有所不及。明太祖认为“风淳俗美，国易为治，而教化彰显也”，②《明太祖实录》卷52，洪武三年五月己亥设科取士诏，第1020页。因而秉持“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主”的治边理念。清朝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必然要因袭前朝“尊孔读经”，发展儒学教育的文教政策。如果说元代的云南儒学是生长，明代是扎根的话，那么清代的云南儒学则向纵深发展，是时云南人才辈出，儒学之盛成为洋洋大观，内地儒学和儒学思想已经僵化，已是穷途末路，而在云南则方兴未艾。明清姚安儒学传播和发展，在人才培养、文化融合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人才之培养

明廷平定姚安地区后，以传播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各类学校才广泛建立起来。那么，明代建立各类学校的目的何在呢？《明史·选举志》开宗明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径由学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亚也，外此 则杂流矣”。③《明史》卷69《选举志一》。学校是为科举培养人才的，“学而优则仕”是不二的选择。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诏令设科取士：“愿得贤人君子而用之……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④《明太祖实录》卷52，洪武三年五月己亥设科取士诏，第1020页。二十二年（1389），明政府命云南选贡赴应天府乡试。由于此时战乱初定，设学未久，最后竟无人应试。实际上，一方面明初云南距离南京路途险远，不仅要耗时数月，而且人身安全亦不可测。另一方面，也显示儒学初设时云南教育水平之低，是难以应对科举考试的。

经过明初洪武、建文两朝的涵泳和积淀，至永乐时期，云南士子科举入仕者日众。使古蛮夷之地“人才崛起，屡中甲科”。儒学教育的另一特色“科举必由学校”，⑤《明史》卷69《选举志一》。也使姚安府等古蛮夷之地民生礼义，人文兴起，屡中甲科。正德《云南志》卷九称：“我朝建学立师，妆其秀者而教之。比年以来，屡有登科请举者，而风俗亦渐美矣。”⑥正德《云南志》卷9《姚安府》。自永乐十二年（1414）至天启年间，姚安府26人中举。⑦据天启《滇志》卷9《学校志》统计。这些举人，亦大多到云南以外地方做官。表6 列示了姚安府境云南考取进士情况，共9人。

表6 明清时期姚安进士一览

然而士人通过科举为官宦者，毕竟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受儒学教育的士人无缘入仕。尽管如此，经过儒学浸染的士人，靠拥有的学识谋生，继续传播儒家思想文化，在推进当地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初，随着改土归流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来到滇中地区，原来“夷多汉少”的状况已发生了较大改变。移民实滇的汉族子弟比之土司子弟，有更强的科举愿望，而定额定员的官学和选贡制度，无法满足其向学的愿望和需求。而明朝中央政府极为重视土司子弟的教育，“土官子弟许入附近儒学，无定额”。而且视入学读书为土司袭替的先决条件，藉此“变夷俗之陋，杜争夺之源”，以稳定边疆统治秩序。无怪乎景泰元年（1450），主管云南学校教育的副使姜浚云：“臣自受命以来，遍历云南各府司州县儒学，其生员多系僰人、罗罗、么些、百夷种类。”①《明英宗实录》卷192，景泰元年五月己酉，第3990-3991页。

（二）文化之交融

明代之前姚安的民族关系，其表现是汉族移民不断融入地方民族文化，而不是相反。彼时地方民族处于比较初级的社会形态，地主经济还没有形成和发展，更没有自觉接受儒家文化的基础。因而不论何种原因进入的汉民，因其人口较少，只能“变服从其俗”。明清时期，各级学校的举办，儒学的广泛传播，逐渐改变了这种局面。各级儒学和书院，以儒家的经典为教育内容，以儒家的理想人格为培养目标，因而儒学教育的广泛传播使地方民族与汉族移民之间，儒家文化与地方传统有了更多的接触、交流和融合。儒家思想文化和地方民族的思想观念，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两者都是依靠“礼”或“仪式”维系社会等级秩序，并藉此涵养宗族或民族认同感。通过不断推行“德化”和“教化”的熏陶，正统的儒学文化体系在边远的云南建立起来。

明代的社学、清代的义学不同于府州县儒学和书院，不以为国家输送科举人才为务，主要是承担初等教育的功能，不仅促使了明清教育的普及化，还直接导致了教育平民化的趋势，是针对大众的“广行教读”。这样在提高边疆地区人口素质的同时，也对当地的文化习俗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主观上具有明显的政治教化的目的，但在客观上促进了汉夷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姚安府为汉夷杂居区，社学设立之后，该地出现了“用夏变夷……以敷文教”，“文教之盛，猗欤休哉”的状况。在大姚县的苴却，由于“滇云远居天末，而苴却又极末之末”，其地“异端邪说”“惑世诬民”，在该地建社学乃为“阐明先王之道”，“入其门者，以讲以射，兴仁兴让，咸知君臣父子之纲，共晓春秋礼乐之义”。白盐井“多以卤代耕，其余若读书若贸易，莫不沐浴圣化，习礼让而安升业”。②乾隆《白盐井志》卷1《风俗》。

在汉夷文化交融过程中，由姚安儒学教育培养出的当地学者居功至伟，其中名声最著者是明末姚安府的陶珽、陶珙兄弟和清初学术大师高奣映。他们的成就离不开姚安这片汉夷文化交融沃土的滋养。陶珽，字葛阗，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是明末诗人、古文家，官至陕西右参政。陶珽一生交游广泛，与名僧大儒交往频繁，其著述丰富，但大多佚失。陶珙，字紫阎，陶珽之弟，天启初举人。官南工部，出守宝庆。心慕空宗，有《寄园集》传世。李卓吾（即李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万历五年（1577）至八年（1580），李贽任姚安知府，建三台书院并在此讲学。而陶珽生于万历三年（1575），③参见王玉超：《陶珽生平及交游考述》，《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若说珽直接受业李贽不足为信，但其学业受李贽影响，则不容置疑。此后“高奣映继起，博览广窥，著书七十九种，凡经史释老、天文舆地、文学诗词，均有著作诠解”。④民国《姚安县史地概要·学术》。高奣映（1647-1707），字雪君，清初姚安府土同知，乃明代土同知高氏之后。高奣映生性警悟，博极群书，其平生著书八十一种，涉及性理、经济、玄释、医术以及诗词歌赋，实为邑中先正著述之冠。

“人才蔚起，出为国桢”，“曲靖、楚雄、姚安、澄江之间，山川夷旷，民富足而生礼仪，人文日益兴起。”①谢肇淛：《滇略》卷4《俗略》。明清时期儒学教育在姚安的传播和发展，在人才培养、文化交融方面已然写下较为辉煌的篇章。清末一些书院改为学堂，近代教育开始建立起来，如龙吟书院，亦于光绪三十年改为高等小学堂。清末书院成为创建近代学堂的基础，亦泽被姚安近现代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