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超杰

日本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后，毛泽东于1935年第一次提出了“对日持久战”的思想，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强调“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937 年7 月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淞沪会战失利和南京沦陷，在中国军队和民众中出现了“战必败”“再战必亡”的论调。这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以抗日救国为己任，积极寻找抗战出路。1937 年8 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作了报告，指出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指挥部的窑洞内写下了巨著《论持久战》，并于随后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演讲，有力地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为抗日战争胜利指明了前进方向。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篇章，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文共5 万余字。毛泽东总结全国抗战经验，深刻分析了持久战取胜的客观依据，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号召“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纵观这篇深刻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雄文，可以从两个方面感悟其蕴含的理论勇气与精神伟力。

感悟“实事求是，深度创新”的理论勇气。文字是思想的载体，理论是实践的升华。早在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某些将领即提出“持久消耗战略”等观点，但基本都停留在感性层面，理论阐述不够。毛泽东所作《论持久战》则以“深度创新”的理论勇气解决了“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将“持久战”拓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使《论持久战》成为一个涵盖战略战术的庞大理论体系。

“持久战”绝非一句简单的口号、一种笼统的精神，或仅仅是军事理论家惯用的词句。持久战是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三者的有机统一，而能将游击战等战略战术在中国大地充分发挥的也只能是得到广大民众拥护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虽然名义上也依靠民众，但实际上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作内线防御的片面抗战路线，执行“守、拖、耗”的消极“持久”。而八路军却是以“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为战略方针，实施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积极“持久”。从这个意义上看，能真正掌握“持久战”真谛的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人。正如毛泽东对各个阶段战争形式或作战形式的划分那样，游击战在第一、第三阶段是辅助地位，在最困难的第二阶段则占据主要地位——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从作战双方军事实力等对比上看，第一阶段占据主要地位的运动战是迟早要转入第二阶段以游击战为主的战争的，而且从“保存自己”的角度出发，应当尽可能“避敌锋芒”、扬长避短发挥好主场优势。第二阶段的“游击战”肩负着承受第一阶段转换压力和两个阶段间的“转变的枢纽”使命。

因此，实事求是地看，“将敌人绝对优势化成相对劣势”“积小胜为大胜”的游击战成败决定着持久战的延续。“游击战”组织起来困难重重，国民党曾多次邀请八路军教员去讲授“游击战”，但始终学不来。而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上升到战略地位的、组织“兵民”发挥出“游击战”前所未有巨大威力的没有别人，正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毛泽东愈发成为享誉世界的军事家，试问有谁比他更通晓“持久战”、比他更适合作《论持久战》呢？回过头来说，没有解决“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的理论勇气，就不可能有深度创新，就不能产生理论伟力。而科学的深度创新来自正确的实事求是，这是理论勇气最根本的内核。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用宏远的战略眼光和全面的洞察力，抓住了“持久战”的应有之义：上至“战争和政治”、统一战线、大联合；中至“抗日的政治动员”、各种战略战术战法；下至“兵民是胜利之本”；细至“乘敌之隙的可能性”；远至“为永久和平而战”……这些系统全面的论述源于我党我军一步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艰辛发展历程，既创造性地丰富了“持久战”理论体系，指引着抗日战争走向最后胜利，也赋予了“持久战”无与伦比的理论伟力。

感悟“自觉自信，坚忍顽强”的精神伟力。精神伟力通常在时间上具有“长时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强调“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是“战略的持久战”，辩证地制衡了“冒险主义”等图一时之强的精神，与之匹配的正是其裂纸欲出的“自觉自信，坚忍顽强”的精神伟力。

可从三个方面解析，一是以高度自觉自信为基础才能激发坚忍顽强的精神伟力。自觉才有能动，能动方产生真自信，没有自觉的自信或狂妄或脆弱。面对武器精良的日本法西斯军队，失去了自觉的一些人，或盲目自信催生“速胜论”，或失去信心陷入“亡国论”。只有自觉地消除了“唯心论”和“机械论”，胸怀民族自信和战略自信，发扬“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领悟“持久战”和创新其理论体系。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开篇阐述“问题的提起”时，首先反驳了各种错误观点，指出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在这样的迷雾中，人们难以自觉自察，形成了“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就算走对了路也只是带着偶然性的误打误撞，更遑论其他盲目自信的错误选择。而毛泽东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这个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基于战争的特殊性，总结全面抗战以来的战争经验，洞穿了重重战争迷雾，最终创出了一套持久战理论体系，回应了全国人民关于抗战前途、抗战策略、抗战方式的关切，极大激发了军民在抗战中的精神伟力，使之不被一时的失败所吓溃，为人民战争夯实了“兵民”这个胜利之本。

二是紧跟政治进步的时代方向才有高度自觉自信。历史表明，政治方向与时代方向同频共振可以爆发巨大能量，并赋予进步性战争无穷伟力，进而给民众贯注觉醒之精神伟力。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为此，毛泽东展开了严密的逻辑构建，特地单列了“战争和政治”一个主题，其中涵盖了著名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论断，指出战争是政治不能前进的产物，自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战争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正如毛泽东在回答《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问题时所提出的一个双向循环：“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以此为逻辑基点，毛泽东先论述了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这个“时代的特点”的具体反映，再用“时代不同”的一句话回击了“亡国论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史来证明‘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的观点。在此逻辑链下个节点，针对爱国志士忧虑的“政治不能进步”的问题，毛泽东将“解决的基点”置于“中国、日本和世界的大局”和“革命战争”，并再度回归了逻辑基点，得出尽管腐败现象制约着进步，但通过革命战争的改造将诞生新日本和新中国——以这个“应该看到的”前途推翻了“亡国论”，实现了逻辑闭环。毛泽东通篇鞭辟入里的分析批判和高超的语言艺术，大大鼓舞了抗战信心，令读者油然生出高度自觉自信，极大地提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信赖。

三是善于以科学宏观的对比激昂军民士气。《论持久战》中科学的对比来自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对矛盾的正确考量。1957 年，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就提出，“《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平衡观念以及使列宁主义的正统学说适应中国情况的巧妙上，是很出色的”。《论持久战》通篇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璀璨光辉，是毛泽东矛盾辩证思想的实证篇。毛泽东的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矛盾哲学，他深入阐释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并将矛盾分析法运用到了军事等领域中。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指出，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便迎来“胜利的坦途”，这是“战争发展的自然逻辑”。尽管日本军国主义拥有强大的军队和看似中国在政治动员能力上“输了敌人一着”，但风物长宜放眼量，毛泽东站在更高的维度，对“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几个敌我之间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从根本上抓住了“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关键对比，从层层遮蔽中拎起了“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的有利条件，批判了其他错误观点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倾向，并运用深邃的战略眼光准确预判了矛盾的发展变化，进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勾勒出敌人从野蛮“横行”到滋生“厌战情绪”；我们从“悲观情绪”到开展“战略反攻”；战争从“犬牙交错”直至“永久和平”……这些洞穿时空的前后对比，扎根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治、军事、经济方方面面的科学考察和实践奋斗，其正确性不单为历史所证明，更为当时的人们贯注了空前的精神力量，巩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抵消了种种负面思想影响，为下一步进行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提供了核心纲领，最终实现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的战略构想，以“部分的暂时的牺牲”换来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

《论持久战》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其指导意义已为抗日战争实践所证明，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被研究。当下，我们研读这部著作，对于强化战略思维和能力素养、掌握科学的矛盾分析法、以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勇气和精神来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依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