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安①

（淮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0 引言

以中国武术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需要走2条路径，一条是大众之路，另一条是学术之路.只有双轨并进，才能高效、持久.遗憾的是，目前的中国武术国际传播只是一条腿走路，即大众之路，包括国外巡演、国际交流赛和援外培训等.作为另一条腿的学术之路，包括外文著作和国际研讨会，虽然偶有面世，但缺少相互回应，就像中国武术各家各派与生俱来的顽疾一样“你练你的那一套，我练我的这一套”.在国外，与研究易经、论语、儒学、道家思想等中国文化的学者相比，研究武术的学者较少，但也不乏对中国武术有独到见解的专家学者，如美国的斯坦利·亨宁、皮特·洛奇，英国的保罗·鲍曼、里昂·汉特，日本的松田隆智等.在国内，中国学者对研究中国武术的国外学者缺少足够的了解.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种现象造成“人欲知我，而我不知人”的尴尬局面.国外有学者对中国武术感兴趣并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是件好事，且多多益善.但是，如果国外的研究缺少中国本土的回应，对中国来说无疑就丧失学术传播的良机.本文主要回顾和评述美国独立学者斯坦利·亨宁的武术史观，以此来管窥英美学者眼中的中国武术样态，这对国内学界来说具有镜鉴意义，同时对中国武术的传承与传播事业具有启示价值.

1 斯坦利·亨宁眼中的中国武术

1.1 斯坦利·亨宁其人

斯坦利·亨宁是美国独立学者、中国武学研究专家，在中国武术研究方面著述颇丰，尤其在中国武术史方面，至今仍笔耕不辍.20世纪60—90年代，亨宁在美军中服兵役28年（1965—1993），期间由于不同的任务曾被派往台湾、越南、韩国、日本、香港等地，负责教授美军军官的高级汉语课程和主持区域问题研究课题.1995—1996年曾经在云南师范大学授课，1999—2004年任美国国防部中国政策文职职员，之后曾担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国际关系顾问.

亨宁与中国武术结缘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并为自己取个中文名字韩宁.此后，对中国武术的钻研始终是其生活的一部分.其钻研中国武术的轨迹主要包括学拳、研究和旅行3个部分.首先是学拳.亨宁于上世纪70年代在台湾期间，师从武朝相（Wu Chao-hsiang）学习杨氏太极拳和山西形意拳.其次是潜心中国武术史研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外国人独特的视角研究中国武术，在英语世界围绕中国武术的话题著书立说，打开外国人通过武术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一个窗口.最后是行走在一些武术之乡，亲身体验中国武术发展的土壤，如形意拳的发祥地山西太谷、有“羲皇故里”美誉的甘肃天水等.

1.2 斯坦利·亨宁武术史观的核心内容

亨宁的研究基本上直面中国武术发展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中国武术神秘性的历史渊源、少林武术究竟是什么、内家和外家何时分野以及对中国国内武术研究的批判等.

1.2.1 神秘性是影响中国武术在中国社会地位的祸首

中国武术在发展的过程中制造出很多神秘性，这些神秘性发端于2个方面，一是拳派源流的附会，另一个是武功高超的渲染.这些神秘性在“庚子拳变”时达到高潮.国内，自民国以来，以唐豪、徐哲东为开端的武术史研究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详实的考据资料，对某些神秘性进行揭秘.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武术“挖整运动”之后，中国武术的神秘性基本让位与理性，神秘性成武侠文学和武侠影视的专属.而在国外，中国武术的神秘性恰似一种引力，影响着普通大众也影响着学术小众.对此现象，亨宁进行比较苛刻的批判.他说：东方武术研究领域的西方圈子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许多所谓的“学者”高举学术的标签，扮演着中国武术神秘性的卫道士，正在不断地做出知识妥协.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似乎是想让人们知道将这些神秘性公布于众是一个不敬的行为，会伤害中国人民敏感的神经，是对那些正致力于从东方神秘主义中发现新时代庇护所的西方伪知识分子的羞辱，甚至更糟的是，会导致这些学者们失去对某门学科的兴趣，而这一学科正是他们津津乐道但是又说不清的话题［1］.

美国学者霍尔克姆（Holcombe）认为“撕开神秘的面纱，露出武术的真面目是一个错误的美国现代物质主义的冲动”［2］.亨宁认为，霍尔克姆做此研究的时候，主要依赖于英语文献，其中有不少文献存在很大的误导性.西蒙·里斯（Simon Leys）认为“在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时，汉语是我们的第一向导和老师；忽视汉语证据而去投入研究，并付出宝贵时间和精力就是傻瓜”［3］.亨宁本人精通汉语，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所以他指出：精通一门语言，才能够真正体验该语言所承载的文化.遭到亨宁批判的还有美国学者施迈克（Michael F.Spiessbach），因为施迈克在一篇文章中将中国武术界的菩提达摩之谜称为“一个经历1 500年发展而来的、历史悠久的武术之路”.亨宁认为毫无证据表明菩提达摩之谜是“历史悠久的武术之路”.在亨宁看来，即使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所著的、被奉为汉学典范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也忽视将中国武术归为道家核心修炼方式的历史依据和理据.

那么，如何正确看待中国武术的神秘性呢？亨宁认为，不是神秘本身，而是神秘背后的故事，才具有启发性；继续执著于神秘性只会导致永远摆不正武术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围绕着各家各派拳种而制造出的神秘性是正确理解中国武术的最大障碍.亨宁还认为，对待中国武术神秘性问题的底线是：客客气气地顺从于中国武术的神秘性不仅毫无道理，而且不配去做严肃的科学研究.

1.2.2 少林武术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幻影

少林寺僧人与武术的结合，经过电影媒介的加工，少林武术俨然成为中国武术文化的招牌符号.国外的中国武术研究者往往都将少林寺作为看中国武术的窗口，像夏维明（Meir Shahar）［4］、道格拉斯·维尔［5］、皮特·洛奇［6］等研究者都曾撰文详谈少林寺与中国武术的渊源.

在亨宁看来，西方学者将少林武术之谜吹得天花乱坠，似乎中国武术就是“深山老林中神秘武僧”的杰作，事实上，中国武术是中国大众文化的缩影，少林寺就是这一社会现象的表征.少林寺的真实与虚构搅和在一起使得人们认为少林寺就是中国武术的中心和故乡，这是对中国武术的误解［7］.亨宁认为少林寺与武术的关系是“真人真事”和“传说”混合的故事，其中“真人真事”主要包括唐代十三棍僧救唐王和明代月空和尚率领僧兵打倭寇的事件，“传说”主要包括元末紧那罗王救少林寺、梁朝达摩祖师，以及清代天地会秘史里所提到的关于南少林寺的故事.通过考察研究，亨宁发现：在任何时候，只有少部分僧人练武，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千佛殿里地上48个陷坑一定是练武造成的.他还认为：少林寺的拳法不是寺内发明的，是老百姓皈依佛门时带进去的.首先，僧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而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这些阶层的人们都普遍习武.其次，寺庙本身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他们也需要保护，而这只能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其它寺庙是这样，少林寺也不例外.所谓少林拳是黄宗羲《王征南墓志铭》问世后对寺内所练拳术的总称.少林寺对中国武术的意义不过是当作民间文化反映和象征而已.但是，神秘和事实在维护少林寺方面同样重要［8］.

亨宁还从政治的视角考察少林寺与武术的关系.他认为，少林寺也并非不问政治的清净之地；历史上，和尚帮助唐高祖建立天下，唐武宗认为和尚是皇权的威胁又遣散一些寺庙，嵩山少林寺也曾浸染于浓厚的政治氛围之中；蒙古族建立元朝，和尚福裕在政治妥协下被准予在北方再建5个少林寺分部；明朝期间，僧人参与抗击海盗等.在另一篇评夏维明《少林寺：历史，宗教和武术》的文章中，亨宁在论史的同时，将目光拉回当下，认为当前少林寺主持释永信所使用的“武禅”（martial Chan）和“拳禅”（boxing Chan）概念，反映出少林寺避免过度商业化的意图［9］.

1.2.3 中国武术分为外家和内家是绝对的误导

中国武术有内家外家之分，在中国人看来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就连《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第二版）也将内家拳定义为“中国拳术流派之一，因与外家拳（少林拳）相区别，故名内家拳，其特点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10］.关于内家拳的源流，明末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认为应起于宋之张三丰.对此，武术史学家唐豪在《少林武当考》一书中加以批判.唐豪认为：“言三丰为内家技击之祖者，始于此文，然不足信也”“梦中授拳……其说荒诞”［11］.唐豪对内家拳的创拳者加以否定，亨宁在唐豪的研究基础上，对中国武术内外家的总体分野提出质疑.亨宁认为将中国武术分为内家拳和外家拳，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历史来看，其概念本身都是不成立的，理由是：第一，理论上看，中国武术的基本原理是内外合一、刚柔相济，如《吴越春秋》《武技书》《打手要言》《剑经》《少林棍法阐宗》《手臂录》《拳经拳法备要》等武学典籍都论述内外合一的道理.即使是被看作外家拳代表的少林武术，其拳理也是基于道家阴阳互动世界观的.第二，从历史上看，中国武术分内外两家的错觉出自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在亨宁看来，该墓志铭的主要目的不是论述拳法理论，而是黄宗羲借此反抗满清政权的手段.黄宗羲将中国武术分为内家外家有其政治意图.内是道家的象征，是武当山，是本土，是国内，是本民族；外是佛教的象征，是少林寺，是外来，是国外，是异族.黄宗羲写《王征南墓志铭》，有政治隐喻在里面，黄宗羲本人是明朝遗老，其立场就是反对满族入侵［12］.亨宁还认为，黄百家《内家拳法》的内家也不过是名义上的内家而已.黄百家可能是为继承其父亲黄宗羲的反清意志而转移官方注意力.另外，曹秉仁《宁波府志-张松溪传》很可能也是继承黄宗羲的反清意图.松溪的师父孙十三老可能就代表孙子13篇，意思就是汉族用孙子兵法来反抗满清统治.基于上述2个原因，亨宁十分肯定地认为将中国武术分为内外家绝对是误导［13］.

1.2.4 中国武术研究尚缺少深入的社会学阐释

亨宁关于中国武术史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就是1981年12月在《军务》（Military Affairs）杂志上发表的“历史视角下的中国武术研究”.亨宁坦言：之所以发表在这样的学术期刊上，就是想强调根源于军事实践的中国武术，其史学研究存在很多令人震惊的无知现象［14］.13年之后，他发现无知在中国武术界仍然是常态而不是例外，于是再次发文针砭时弊.鲍尔·克劳普顿在其论文“太极艺术”（The Art of T'ai Chi）中的一句话，“真也好，假也罢，传说的存在反正是促进太极的发展并令许多人为之奋斗”［15］.亨宁对此非常赞同.亨宁意识到，原来“无知是福”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对某些人来说是事实.亨宁拿张三丰的传说作为例子，他将张三丰的传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669年之前，张三丰被认为是道家神仙；第二阶段是1669—1900年，张三丰被认为是内家拳的鼻祖；第三阶段是1900年以后，张三丰被认为是太极拳创始人.在亨宁看来，三丰传说跟着社会的需求在转变，将一个小村走出来的太极拳成功地推向世界，但是中国武术史的很多方面，亟待有洞察力的眼光和广博的社会学知识去阐释.

1.2.5 中国武术在中国体育界应该做主角

亨宁认为，武术作为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元素，不应当是作为配角的体育运动［16］.在他看来，武术在中、日、韩等东方国家都是一种生存方式.中国武术集中反映道家世界观.日本最著名的是剑道，其柔道和空手道由中国进入日本本岛.韩国武术明显受中国武术影响，大部分内容是明代传入，跆拳道则是中、日、韩武术的综合体.关于中国武术在世界体育中的地位，亨宁认为中国武术之所以不能像柔道、跆拳道、空手道那样进入奥运会，因为拳种流派太多，面向21世纪的中国武术要想进入奥运会，就要摒弃门户之见，设计出各门各派都能平等参与的形式和规则.

2 对中国武术传承与传播的镜鉴和启示

需要指出的是，亨宁对中国武术史的研究虽然视角独特、观点相异，但是同样存在许多片面性，比如关于武术神秘性的问题和关于武术申奥失败问题等，事实都比他的归因复杂得多.在肯定其研究的同时，不应忽视这些片面性.反观国外学者对中国武术的研究，对于中国武术传承与传播具有以下重要的镜鉴意义和启示价值.

2.1 中外武术史研究的范式共性，有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建立

中国史学家杜维运说：“历史不能止于是往事的记录，止于往事的记录，历史将真是‘断烂朝报’‘一堆杂乱混在一起的事实’，难言崇高的价值.历史于往事的记录以外，应是研究往事的学术”［17］.可见，历史包含客观的存在和主观的意识.意大利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认为“在人的精神之外没有真实的历史，历史就是凭证与人们精神生活之间的那种联系”［18］.虽然克罗齐过分强调人的主观意识，但是，面对客观的往事（凭证），放弃思索也就等于放弃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中外史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在武术界，中外学者也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范式对武术史展开研究.摆在研究者面前的是与武术相关的器物（如兵器）或文献（如史书），研究者动用各自的知识储备，“使确凿的东西变成真实的东西，使语文学与哲学携手去产生历史”（克罗齐语），目的都是想从繁杂的表象之中去寻觅左右着武术发生、发展的必然与偶然.至于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又看到什么，比如有外国学者认为“了解中国武术，就了解中国文化，也就了解中国人”，这也许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需要关注的课题.

2.2 中外武术研究的兴趣点不尽相同，有利于互鉴互惠

国内学者的武术研究基本上落脚在武术历史、武术文化、武术传播、武术教育、竞技武术科学化训练、传统体育与健康促进、传统武术和国外武技等8大方向［19］，而国外学者对中国武术的研究相对集中在武术史、武术的神秘性、武术的民族情结以及太极拳对防治慢性病的实证研究等4个方面.中外学者对武术研究的不同兴趣点反映出中外学者相异的本位使命：中国学者武术研究的落脚点和归宿是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国外学者武术研究的落脚点和归宿是武术的揭秘与验证.中外学者如能相互挥应和定期交流，将对中国武术的海外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武术也必将在中西互释中挺立.

2.3 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应加强“知彼”的研究

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外的跨文化研究，尤其是美国的跨文化研究，竭尽可能地去探究所在国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往往动用文化学者、社会学家深入他者的领地去探本溯源，刨根问底.比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足以作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经典范本［20］.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的关于日本人的书，也是迄今公认的把日本人描写得最成功的著作.在二战期间，美国发现在所有的敌人当中，日本是最让人费解的对手，尤其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差异巨大.当时，摆在美国面前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日本是否会投降？如何从日本的战俘身上获得有用的情报？对日本本土人民应采取何种宣传策略？如果战争结束，应该对日本人实行怎样的管制？美国指挥层意识到，要破解这些问题，了解对手的本性是关键.于是，1944年6月，学者本尼·迪克特奉命研究日本，要求尽量使用文化人类学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手段，尽快了解日本民族的真实面目.可以说，其直接的研究目标就是了解日本人的“人生观”，更确切地说，军事问题通过文化途径来寻求解决办法，这就是《菊与刀》的成书背景.

反观，国内的跨文化传播工作往往只是注重对外宣传.然而，很多时候，跨文化传播仅仅依靠宣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动用相关学者去做足“知彼知己”的工作.拿武术国际化传播来说，必须深入研究武术文化厚重的感召力、精准提炼武术技术的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更要深入了解国外人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对武术的“口味”需求.而这一切，唯有带着敏锐的眼光和深刻的思辨能力去进行学术探究，方能得其要领.

3 结语

了解国外学者的中国武术人文研究现状是中国武术走出去的重要举措.走出去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交流继而影响他人，理想的过程和效果都应该是互动.一味地“援”实现不了最终目的.更多的民众爱上武术，更多的学者以中国武术文化研究为学术兴趣，是我们所期待的局面.目前，与汉学中的其它领域相比，在武术文化研究方面中外学者互动不足，中国学者对国外研究者尚缺少必要的了解，一些外国学者的相关文章发表以后，缺少国内学者的本土呼应，可能的原因有能力上的“语言障碍”，亦或是态度上的不屑，自认为“老外懂个啥”.殊不知，人家已经逐步突破汉语语言障碍并且对中国文化懂得还不少，对此我们需要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