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轩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如果你一开始就遭受持续的失败与打击，也许会一蹶不振，也许会愈挫愈勇，创造人生辉煌。事实上，前者居多，后者则凤毛麟角。纵观苏轼的一生，大抵属于先顺后逆，虽有天纵之才，但也因奇绝个性而激起凡庸者和反对者无尽的打击与持续不断的报复。这种愈挫愈乐、随遇而安的经历，为后世文人学者留下无限的人生启迪。其实，苏轼的一生更像庄子笔下的秋水，在兴奋自得之余，见到大海后才发出时间无限、空间无限、因果无限的“望洋兴叹”。这样的心路历程可从他的“三州”(黄州、惠州、儋州)体验来验证。这三州体验胜过他一生中的他州体验，尤其是最后的儋州体验，真可谓绝境体验和巅峰体验。这种生命体验是苏轼一生最难忘和最珍贵的收获：从遭遇绝境到直面绝境，然后走出绝境，进而超越绝境，从忘生到忘死再到忘我的体会，最后才有“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1]2367的感慨。这不是阿Q式的自我安慰，而是深观沧海后的生命彻悟：超越芸芸众生经历劫难后要及时行乐的自然境界；超越曹操观沧海后人生苦短当及时建功立业的功利境界；超越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2]的道德境界；进而达到超越“三立”[3]后无功无名无我的天地境界。这一独特的人生体验给人以劫后余生、虽败犹荣之感。这也许就是苏轼海南贬谪生涯给我们的审美启示吧。

一、 直面绝境：置之死地而后生

如果苏轼不曾在惠州贬谪期间还那么乐天自适、从心所欲的话，儋州的奇绝经历或许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正因为他那绝不服输、不向黑恶势力低头、处处为民生着想、为百姓做善事的初心坚贞不渝，才遭到新党阵营的持续打压和加倍报复。对方要置他于死地，而他却能随遇而安，在看似绝境中独创一种求生智慧和谋生手段而自得其乐。这种绝地求生、反败为胜的活法却激起敌手更加气急败坏地疯狂报复。对手首先要灭你的志气，在精神上消灭你，在肉体上放过你。如果你不屈不挠，对方就要与你死磕到底。在这二难选择中，结果一定由强者决定。在别人眼里，惠州的贬谪已足以令意志薄弱者痛不欲生，或缴械投降或抑郁而终；而苏轼则活得有滋有味，不仅有事做，有事乐，还要做善事，玩高雅，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比如他就地取材，变着法子制作美食，将寻常之物烹出别人难以想象的样子和味道，在大快朵颐的“无意”中流露出自己生活的逍遥和惬意。这不是在故意激怒敌手，将自己陷于更加凶险的绝境吗？在对方看来，即使把你贬到更荒蛮、更困窘的绝地，也是你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同时也是对你生存意志与抗险耐力的挑战与考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1]2194，多么自信与惬意呀！此前只有杨贵妃才有资格享受的南国口福，且要凭借皇帝恩宠和信使奔命才能获得。你一个贬官与罪臣竟如此炫耀这种厚遇，岂非故意挑衅？朝中新党听到这一消息，定会心生怨毒，将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虽不忤先朝不杀士大夫之铁规，却可以灵活变通，把你贬到荒蛮之地，实现间接杀人之目的。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1]2203据说就是这首《纵笔》诗，惹章惇极力报复。据南宋学者曾季貍记载：“章子厚见之，遂再贬儋耳，以为安稳，故再迁也。”[4]事实上，苏轼在惠州过得并不舒服。年仅34岁的王朝云在绍圣三年(1096)七月病逝，在精神上给他极大打击；经济上也并不宽裕，虽喜吃肉却只能买无人肯要的羊脊骨。不善理财的他一旦遇上扶危济困之事，还要倾囊相助或动员好友一同援助。他待人真诚，许多好友常聚身边，给予穷困孤独的他以安慰。一个人若能看轻身外之物，任何穷困皆难使之屈服。在外人看来过得还很惬意的苏轼，变成了当权政敌的眼中钉。曾经的好友章惇便别出心裁，在“瞻”字上做文章，把他远贬至儋州。对于曾经的元祐大臣，贬至岭南已是重罚，又以其字而选择贬所，借国家重器以泄私欲，视贬谪为儿戏，在大宋王朝开了一个极为可耻的先例。当然，苏轼因《纵笔》被贬儋州，既是乌台诗案的延续，也是一次别有用心的文字狱。透过表象，我们即可看到问题的实质——党争变成了斗争、异见变成了异奸、组阁执政变成了裹胁皇帝。章惇从莫逆之交变成搏杀对手，对老友痛下杀手，固然与其刚愎自用有关，但主因还在新旧党争的蜕变：由熙宁、元丰、元祐时的国家利益之争嬗变为个人恩怨之斗，由政见之别嬗变为意气之斗，相互倾轧，你死我活。无论哪一派得势，无不磨刀霍霍，暗藏杀机。章惇以滥用文字之名而行借刀杀人之丑恶目的。章惇与苏轼二人关系的剧变是北宋新旧党争的缩影。

北宋的政体机制和政治架构决定了国势积贫积弱的局面。某些改革家为改变这种局面所做的努力因不太贴合实际而形成党争格局。幼主掌握实权后的矫枉过正使党争倾轧更加残酷。这在无形中损耗了持中守正的有生力量，从而使北宋王朝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章惇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把苏轼往死里整，恰恰在于新旧党争已水火不容，哲宗的变态报复则使对旧党的打击变本加厉：只有将对手斩尽杀绝，方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总体看，王安石变法意在急于成功，旨在变现显名，只顾开“源”(加大财税收入)，而不去努力节“流”(节制行政部门的无限扩张和财政支出)，结果将变法仅有的成果也消耗殆尽，从而为不支持变法者留下口实。不支持变法者不一定都是保守派，而是未看到变法初衷与实际效果的统一而尚处于观望状态，苏轼即是其中之一。他开始看到新法的暴戾和弊端，多次上书反对青苗法而得罪王安石及其新党；及至新法失败，执政的司马光对此全盘否定，他则据理力争，认为新法不可尽废，如免役法等尚有益于国家安全。被惹怒了的旧党则认为他有新党之嫌而予以孤立、打击。他却自求外放，不蹚旧党这趟浑水。辩证地看，他是独立的思想者，从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党派，刚正不阿，只要有利于国家安定团结和人民安居乐业，他定奋不顾身，一往无前。可他走得太远，新旧党徒皆难理喻，即使王安石、司马光等党魁也难以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看来，在北宋，除了他的兄弟、门生故吏，只有欧阳修才是他的知音和良师益友。

苏轼之所以会有如此抉择，与他的成长环境分不开。教子有方的父亲和温淑贤良的母亲合力化育了他们兄弟俩，一个豪放外显，一个厚重内敛。四川盆地形成了相对的封闭空间，都江堰的水利使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这里物产丰富自足，经济相对独立，文化自成一体。浓厚的乡土情结、独立的人格思想也塑造了苏轼的人格特征。“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5]文化的相对独立则使眉山士人自觉抵制了晚唐五代华而不实文风的污染，重视经学、研究古籍成为他们治学从业的本钱。“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6]352西汉著名的辞赋家司马相如、扬雄和王褒皆为成都人，也是苏轼学习的前辈。可以说，成都平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塑造了他的儒家底色，使他不可能始终站在新党或旧党阵营。北宋的现实语境确需改革，年轻的皇帝也支持改革，双重力量的助推促使苏轼在政治漩涡中难以把持，因此命运多舛，多次被贬在所难免。

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七日，苏轼被贬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的诰命刚到惠州，地方长官曾如此安慰他：“此固前定，可无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谨甚。一夕梦和尚告别。沈问所往？答云：‘当与苏子瞻同行，后七十二日，当有命。’今适七十二日矣，岂非前定乎？”[6]2323海南给苏轼的印象是“考《图经》止曰海隅，问风土疑非人世”[6]716。面对波涛汹涌的琼州海峡和变幻莫测的昼夜航程，本地人尚且恐惧，更何况久居陆地者？如此的煞费苦心足以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海南的心理恐惧。情况急转直下，苏轼似乎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在去儋州途中给好友和弟弟苏辙的信中，流露出九死一生、一去难返的心理焦虑，并安置好自己的身后事宜，只让幼子苏过随行。

苏轼在《到昌化军谢表》中称自己进入鬼门关，将一去不复还。“并鬼门而东骛，浮漳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6]707“若渡鬼门关，十去九不还。”[7]位于广西北流市的鬼门关是古代通往海南的必经之地。古人认为，鬼门关以南瘴疠盛行，鬼门关即死亡门。这是苏轼接到诰命后的生命直觉，隐约感到深入骨髓的恐惧。

在《游金山寺》[1]307和《中山松醪赋》[6]12中曾有“入海”诗句，那是苏轼对大海神奇浪漫的想象。一旦真要渡海时，大海的汹涌波涛和狰狞面目则令他惊恐不已。刚听到贬谪海南的诰命时，“使命远临，初闻丧胆”[6]716。他虽在距离大海不远的杭州生活过，但从未想过真要入海。在惠州寄居一年半后，得知朝廷对元祐臣僚，一律不赦的决定，他便放弃北归幻想，在朋友、门生的帮助下，倾其所有，营建了白鹤峰新居，打算全家在此安居乐业。突如其来的诰命(十七日到达便要十九日启程)霎时打乱他原有的计划。收拾行装、安顿家眷后，便立即出发。在广州，他给王敏仲的信中写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6]1695在老病体衰的状态下还要被远贬海隅，生还希望渺茫，与子孙生离死别的痛苦自然在广州流露。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人，便嘱托长子苏迈照顾好家人，努力活下去。“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6]1695，可见此时他已做好渡琼将死的心理准备。

二、 走出绝境：积极有为安若素

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告别患难与共、友爱弥笃的弟弟，在苏过的陪同下，苏轼渡过琼州海峡，开启了三年艰难的海南之旅。“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1]2272蛮荒之地唯有苏过成为他患难中的陪伴与慰藉。这里的现状是：教育落后，物资匮乏，民俗粗朴。

虽为罪臣身份流放到海南，但他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始终坚持济时行道的做人原则，将自己融入人民群众中，以平等眼光看待黎族同胞。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讴歌海南人民的淳朴善良，为改善落后的习俗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劝人珍惜耕牛，勿用杀牛祈祷法治病；劝人垦荒，以耕为业；记录当地药材，推动医疗发展；凿井寻泉，改善饮水条件；批评男尊女卑陋习，主张男女平等；营造尚学氛围，指导求学读书之人。这些行为极大地缩小了海南与中原间的文化差距，使海南与先进文化接轨。先进文化的传播为海南文明带来深远影响，赢得历代海南人不遗余力的颂扬——传播其故事，保护其遗迹，搜集其创作，汇成《海外集》，以表达对他的缅怀和景仰。宋代《海外集》的版本逐渐散佚，海南人以及在海南任职的官员一直缅怀这位以平等待人、以文明育人的文化巨人，不断搜集他在海南的言行、作品，编辑成册。

当然，他对海南的认知也是逐渐改变的：初来乍到，心生恐惧，到逐渐适应，慢慢喜欢，再到产生认同，愿为土民。正如有学者指出：“贬谪儋耳三年的地理体验使得苏轼对海南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认识经历了抵触——适应——接受——眷恋的过程，也使经历人生最低谷的苏轼在思想、诗风、心态诸方面也完成了最后的转型与超越。”[8]初来乍到，心情低落，所见景物不如高兴时的美妙。环境决定心境，处境改写环境。主体对外物的感知时刻受心境的影响。苏轼描写儋耳山时，未写怪石嶙峋、神奇秀美，而写“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余”[1]2250。儋耳山高仅为192米。这里既有大海衬托而显雄奇之势，也有作者因情绪低落而呈心理渲染之故，当然更有自我安慰的夸饰。在作者眼中，突兀而起的山岭变成佳山，连路旁的彩石都被视为女娲补天之遗存。“一切景语皆情语”[9]，该诗以补天色石被弃道旁，暗喻朝廷摒弃忠良。《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1]2246-2248，虽豪迈洒脱，但依然可感作者心情低落。“四州环一岛，百峒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是海岛地理环境给他的第一印象。“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是初来乍到的心理焦虑和归属危机。“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怀忽破散，咏啸来天风”，既来则安，忧愁何用？不如神与物游，放下一切，心安理得。这种心理危机在《试笔自书》中已流露出来：“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6]2549在陆地上生活，看到长江黄河就叹为观止；及至身临海南，大海浩瀚无涯的震惊体验足以让他难以名状：恐惧、惊叹、不安、不适接踵而至。身如米粒，何足挂齿？这是秋水般的惊叹。“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群山环翠，海风吹拂，如同仙乐，令人神清气爽。“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换个角度一想，真的大不一样：心理距离决定空间距离，自然提升情感距离。“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至此，低落的心情变成了乐观旷达、随遇而安。一旦摆脱“小我”之缚而跃升到“大我”境界，他便能以超级平衡的心态，从容应对当下的困顿：超越物质苦难，抵达精神平衡。在贬谪的困境中依然乐观旷达、诙谐安适地诗意栖居，正是这种超越境界的外现。“痿人常念起，夫我岂忘归。不敢梦故山，恐兴坟墓悲。生世本暂寓，此身念念非。鹅城亦何有，偶拾鹤毳遗。穷鱼守故沼，聚沫犹相依。大儿当门户，时节供丁推。梦与邻翁言，悯默怜我衰。往来付造物，未用相招麾。”[1]2250-2251这首诗作于初到儋州时，他以罪臣之身流放于此，精神备受打击，而海南生活条件又格外艰苦。“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6]1628，这种“六无”的生活环境是苏轼此前从未遭遇过的。这种精神与物质双重贫困的语境下，陌生的环境使之陷入对以往亲情友情的回忆之中，以弥补孤苦无依的心理失落。这种补偿哪怕是梦中的幻境也是珍贵的。“梦与邻翁言，悯默怜我衰”，不仅是梦境，也是自我勉励：绝处只能自救，方有枯木逢春的奇迹。“痿人常念起”点燃生的希望，“生世本暂寓”是忘我的解脱，“不敢梦故山”是现实的教训。如果尽情倾诉，恐怕会有乌台诗案之类的“文字狱”在等构陷。无论潇洒与否，政敌的无情与凶狠还是让他心存畏惧。即使与老友通信，他也流露出忧谗畏讥的惶恐，“久不上状，想察其衰疾多畏，非敢慢也”[6]1766，“久欲奉疏，不便遇人，又举动艰难，忧畏日深”，“某当遣人致奠。海外困苦，不能如意，又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九死之馀，忧畏百端，想蒙矜察”[6]1458-1459。“多畏”“忧畏”即是明证。他不是不想说、不愿说，而是不能说、不敢说，因为对手耳目无所不在，打击手段无所不能。这真是苟全性命于荒岛，不求闻达于朝野。一旦陷入疯狂的党争旋涡，实在可怕！幼时与母亲关于读《后汉书》的对答，愿意做范滂的豪言壮语，此时果然应验，但却不敢贸然前行！毕竟身后还有国家社稷、亲人故旧，而非东汉宦官专权之时。这种语境的熏陶使之逐渐忘却自己的不幸，适应这里的山水风物和人情世故。面朝大海，不是春暖花开，而是如米的渺小感和寓居的漂泊感，使之化悲为喜、转败为胜，活着就好。只有生存下去，才能迎来希望。“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1]1032，是初到黄州的体验。“悟此生之何常，犹寒暑之异衣”[1]2560，是来海南后的体会。人生无常，必须顺其自然、随遇而安。“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10]798，世事如梦，梦醒始觉秋意袭人。“醉醒皆梦耳，未用议优劣”[1]2307，人生如梦，醉醒皆然，莫问优劣，难分好坏。超越如梦人生，超越外物羁绊，就能进入自由王国，实现心灵自由、精神自由。第一次打击，使他感悟到人生的真谛：“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6]6这是坚守初心，宁折不弯。在虚幻的人生中，不断完善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留下人生扎实的雪泥鸿爪。他每到一处，皆能迅速适应当地环境，乐观地生活在人群之中。“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10]579苏轼借用王定国的侍妾寓娘(柔奴)的回答以表明自己随遇而安的心迹。既来则安，既安则居，既居则家。由此可见，心安才是居家的必要前提。在这里，苏轼彻底清醒，立足海南大地，做出力所能及的工作，为海南的文化建设做出彪炳史册的贡献。物质虽匮乏，但当地黎民百姓的淳朴，本地官员新军使张中的正直，兄弟(苏辙)和幼子(苏过)的安慰，足以使他走出绝望，浑然忘却现实的苦难。对陶渊明的精神慰藉和身份认同，最终使之超越绝望，在精神境界上走向人生辉煌。

三、 超越绝境：兹游奇绝冠平生

如果说初来乍到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和物质匮乏的绝望皆属暂时的正常情绪反映，那么痛定思痛之后的沉思和决定则是长久之计的理性抉择。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这样的认识确立后，苏轼的海南生涯将会绽放出别样的光华。达则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他不仅独善其身，还要力所能及，惠及他人、兼善他人。这也是孟子的独乐不及群乐的精神传承。看到困难和落后，不会袖手旁观，更不同流合污，这是苏轼的性格。幼时尚要与当朝名宦“比贤”“比德”，更何况今日呢？一旦心中“无我”，他就会进入天地境界，心里装得下整个宇宙人生、黎民百姓和利他及物，达到神与物游、心驭物游的圣贤境界。一旦领悟“望洋兴叹”之理，便能真正体会伟大内涵。唯如此，方能做到心灵自由、精神解放的逍遥之游。在这里，改善当地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文化传承)以造福黎民百姓、着力创作《和陶诗》、继承父志著书立说，成为苏轼超越现实、忘我利他的集中体现。

有学者认为，“苏轼海南谪居的诗意人生不仅包含其自身的处境超越，也创造出具有普遍价值的人类生存模式”[11]，“在海南期间所立下的历史功业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12]。此言不虚，在此期间集中创作的《和陶诗》便是最好的诗证。

“坎坷识天意，淹留见人情。”[1]2260造化弄人，不幸命运使他以贬谪之身结识这片神奇的土地。“稍喜海南州，自古无战场。奇峰望黎母，何异嵩与邙。”[1]2262人生就是如此奇怪：陌生产生恐惧与偏见，一旦放低身段，感同身受后，偏见、恐惧便会逐渐消解。此时，陌生已成为审美前兆。苏轼的海南印象也随之发生了巨变：由初至的“消沉”转变为“稍喜”。大海环抱着海岛，使之免受战火摧残，人民安居乐业，民风淳朴。幸运的是，他在苦难中感受到这里的人情温暖、人性善良。在伦江驿所居住不足半载，便被酷吏使臣以流人不许占住官屋为由驱逐出去。苏轼不想累及他人，便暂居荒凉的桄榔林下。在朋友军史张中、学子王介石及当地学生的帮助下，很快建成了五间房。“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6]1628。房子建成后，苏轼于元符元年(1098)五月搬入新居，名之桄榔庵，并作《新居》以示庆贺。“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数朝风雨凉，畦菊发新颖。俯仰可卒岁，何必谋二倾。”[1]2312当地人民的真诚友善使他很快融入其中，过上普通百姓的生活。这也许是对当权者迫害的一种回报。“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6]2275几位老书生邀请他到城西游览寺庙，走街串巷逛集市，领略浓厚的节日气氛。回家已是三更时分，睡第二觉的儿子已响起鼾声。“放杖而笑，孰为得失？”[6]2275这是他到海南后的收获，既出乎迫害者意外，更是得志时难以想象的快乐情境。此前，自以为可用满腹经纶为民请命，到头来却空余报国之情。现在，远离世事纷扰，与幼子栖居茅屋，生活虽苦却快乐。在这边远蛮荒之地，他看到汉黎杂居，其乐融融，与中原人无异。卖柴为生的枯瘦黎翁，看到他一身儒者装束，倍感和蔼可亲，虽言语不通，却用肢体语言表达出对他应有的同情与尊重，送他一块布料以御寒风侵袭。“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翛然独往来，荣辱未易关。”[1]2266这位老黎未经礼乐洗礼，不知孔颜，却能不受功名世俗污染，胸怀善良之心，绝不输于中原文明人。这种经历深深地震撼着他，使他彻底改变了对黎民的认知。岛上生活使他慢慢感受到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文明使人理智、高明，同时也会使人产生傲慢与偏见。如果以傲慢之心看待一切，将会产生隔阂与距离。此时的苏轼已非翰林大学士，只有放低姿态，才能赢得底层的尊敬与关怀。“此心苟未降，何适不间关。”[1]2315“敛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温。”[1]2283海南生活虽苦，“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1]2311，却也有难得的洒脱与自由。这种自由与洒脱是昔日宦海生涯所无法体验到的。“琱鞍响珂月，实与杻械同”[1]2285。一旦摆脱官服、官威、官奉等束缚，就能获得快乐与自由。《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1]2322-2323记录了微醺的他到黎子云、黎威、黎徽、黎先觉等人家串门的情景。三四个小孩欢快地吹着葱叶，迎来送往，让他在天涯海角感受到了沂水之乐。不知不觉中迷了路，仅仅循着牛粪就找到了家。这种脱去伪装与百姓打成一片的平常心和日常态使他得到当地黎民的喜爱和尊敬。苏轼在海南结交了不少新朋友,也教授了许多黎、汉学生。从初来时的“幽绝无四邻”[1]2272到离去时的“我本海南民，寄身西蜀州”[1]2363，他已完全融入其中。相对闭塞的海南仍保留了原始淳朴，苏轼也因此远离纷扰，收拾园圃，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田园生活。“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1]2367，热情的海南人民给绝境中的他送来了温暖，使他度过一段真正的田园生活，在桄榔林中体悟到人生至理和生死之道。海南人民的淳朴唤醒了他的身份认同，给了他重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机会，也为他提供一个开天辟地、重铸辉煌的时空。这也是他把中原先进文化传播到海南的动力和动机。正是在这个支点上，他和海南相互成就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苏轼在海南创作的诗歌约124首。“这是其海南时期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部分。这些诗歌内容丰富，是苏轼晚年贬居儋州时期思想感情最为美妙的艺术表现。”[13]16其中和陶诗56 首，约占其海外诗歌创作的一半。和陶诗是苏轼在北宋党争剧烈语境下摆脱精神困境的一种尝试，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陶渊明“高情淡采”[14]的诗风和清洁自守的品格赢得了昭明太子萧统的高度称赏。自南北朝至隋唐，陶渊明的诗歌并未得到文人的真正推崇。唐代虽有文人效仿其处世方式和诗歌风格，仅从某一方面来继承。直到他去世500 多年后的宋代，平淡美才找到了全面接受的土壤，尤其是天才诗人苏轼在人生低谷时才与陶渊明高度认同。元祐时期旧党执政，“洛党”的攻击使他难以稳居权力中心，“乌台诗案”的教训让他远离政治漩涡，屡次乞求外任便成为他的自保之策。元祐七年(1092)，在扬州知州任上创作了《和陶饮酒二十首》[1]1881-1892，开始了和陶诗的创作。绍圣二年(1095)，被贬惠州，作《和陶归园田居六首》[1]2103-2107，接续了和陶诗创作。“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1]2104。苏轼在惠州共创作和陶诗38首。绍圣四年(1097)，苏轼被贬儋州，大量创作和陶诗，基本完成了尽和陶诗的计划。苏轼“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15]85，因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15]85。在他心中，连李杜都难比拟，足见他对陶诗的膜拜。苏轼不仅推崇陶诗，而且十分赞赏陶的人格。“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15]85，“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15]86。这也许就是苏轼深刻反省人生轨迹之后得出的智慧之言和心灵妙语。在动荡不安的东晋南宋，“性刚才拙，与物多忤”[16]的陶渊明选择躬耕垄亩是明智的。在士风高涨、党争日炽的北宋，苏轼在政治受挫后选择陶渊明也是睿智的。

苏轼初至儋州，并未打算将贬谪之地作为隐居之所。随着对海南生活体验的深入，苏轼过的就是田园生活。儋州之所以具备如此条件，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偏僻，远离大陆；其次是以贬官身份降临于此，无官一身轻，生存之外别无所求；再次，这里举目无亲，孤苦无依，只与当地百姓以纯朴之心结缘。来到此地的苏轼，超越物资匮乏、举目无亲、居无定所的困扰，自建桄榔庵，在张中等人的帮助下，租赁了几亩薄田做菜园，雇佣三位农民打理，西墙下沤粪，东墙下凿泉，种下韭菜、白菜、红薯、紫芋等农作物，足够父子俩一日三餐之用。“不缘耕稼得，饱食殊少味。再拜请邦君，愿受一廛地。”[1]2254“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早知农圃乐，岂有非意干。”[1]2315“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1]2216饱食无忧不想家，穷困之时易满足。此时已别无选择，饱食即美味。这里汉黎杂处，不分高低，亲如一家，苏轼与他们相处甚欢。黎子云兄弟品行高洁，为方便聚会，在自家宅院筹资兴建载酒堂。在这里，他与渔民、士人一起饮酒欢聚，排忧解愁。“一与疍叟醉，苍颜两摧颓。”[1]2316“冻醴寒初泫，春醅暖更饛。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1]2324-2326没有官员威仪的束缚，他可以经常到农家串门，连黎家的小孩都熟悉他。“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1]2323“当欢有余乐，在戚亦颓然。渊明得此理，安处故有年。”[1]2271人生在世，悲喜无常，渊明悟得此理，故能安贫乐道，闲适生活，享有高寿。“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1]2272“人间少宜适，惟有归耘田。”[1]2271相对隔绝的海南生活环境使苏轼体验到陶渊明般的田园生活，并与之产生精神共鸣，视之为精神引路人。安于海南，乐在田园，过上“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1]2312的田园生活。

四、 超越自我：诗情画意开新篇

政局的变幻莫测和权臣的险恶用心，使他放弃了仕途高升的希望。在黄州，听说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本想找人代抄一部，结果李江州送他一部，苏轼自然格外高兴。“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6]2091这里把陶诗当成心理治疗的灵丹妙药。在黄州开始评陶诗，在扬州开始和陶诗，到儋州才真正体会到陶渊明的人生智慧，可惜未能早点醒悟江湖浪高、官场险恶而及时隐退。蛮荒的儋州体验使之更加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歌。“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6]2515苏轼的和陶诗迥异于一般意和韵不和的唱和诗，而是以次韵的方式追和之，为诗坛开辟了新领域，使和陶诗蔚然成风，并以这种独特的形式发掘了陶渊明的价值，重新确立了陶渊明作为大家的文学史地位。在海南，苏轼的和陶诗在形式技巧上达到了空前水平，内容旨趣上则蕴含着深刻意蕴。在主题思想上，蕴含着他暮年的人生思考、不坠青云之志的品德写照和咏史怀古的哲人思考。相隔海峡两岸的兄弟互相勉励，以陶渊明为榜样，共渡难关。“苏东坡对陶渊明诗美的经典评述及对淡远型诗歌美学的终极追求是在海南时期完成的。”[17]海南的和陶诗使苏轼的诗学成就臻于至境。苏轼对陶渊明的人品和做法很推崇，但并未模仿，也未坠入佛、道之渊薮。“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1]2307苏轼对佛教与道教始终持怀疑态度：道教仙境与佛教极乐并不存在。“甚欲随陶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尽，未易逃诸数”[1]2307-2308。苏轼对儒道释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反省。他早年服膺儒家，但未能实现政治抱负。此时，进取精神已消磨殆尽，而仙山佛国又不存在。如何安放孤独的灵魂则成为他人生境界选择的空前挑战。于是，苏轼率先想到了陶渊明。“丈夫贵出世，功名岂人杰。家书三万卷，独取服食诀。地行即空飞，何必挟日月。”[1]2348大丈夫应具超脱世俗的精神境界，家藏万卷，只读服食养生之书即可，不必幻想成仙。生活在青葱大地，只要有出世精神，虚己守静，无异于得道成仙。这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10]173-174中初现端倪。始终关注并热爱现实人生成为他生命的软肋，尽管作品中偶有佛道之想，但并未沉湎其中，以求精神解脱。他羡慕陶渊明平淡自然的生活，绝不刻意模仿，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可复制的。

这种看似矛盾的精神追求，实则是自由精神之体现。苏轼以拿来主义的方式，接纳人生困境亟需的各种思想资源，以解决思想困惑，达到精神超脱。他以自由精神做出选择，在儒道释三教浑融的语境中辗转腾挪而不被局限，从不人云亦云，始终做他自己。思想虽杂，却多而不乱，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

一般而言，相较于艰难困苦，人更乐于养尊处优。苏轼从高官被一贬再贬而到海南，无异于从云端坠入深渊：从曾经的翰林学士、皇帝的老师和秘书，到“非人所居”[18]的儋州罪臣。在大宋“明德慎刑”[18]98、“减死配流”[19]99的语境下，被贬海南已是最重的处罚。苏轼也是唯一真正被贬海南的元祐大臣。从在京“厌肥羜”[1]2258到在琼“愿饱秔”[1]2260，天才诗人苏轼竟学会了用龟息法来抵御饥寒交逼。“元符二年，儋耳米贵，吾方有绝粮之忧，欲与过子共行此法。”[6]2339-2340失意的苏轼既未高蹈林泉吟风弄月，也未醇酒妇人佯狂玩世，而是始终坚守节操，似残菊淡雅清香而不改本色。虽有云海阻隔、小人当道，但不惜年迈，仍想为皇帝分忧解难，并坚信总有云开雾散时。

苏轼以陶渊明的诗歌人品、生活方式为学习榜样，本身就有怀古抒情意味。他借陶渊明之酒杯来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将自己的才学体验注入其中，开辟出独具宋诗特色的新天地。在海南书籍极缺的环境里，他向邻里借书，让幼子亲手抄书，并阐明《唐书》《前汉》的重要性。“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1]1629学史使人明智，避免前车之覆。苏轼在和陶诗中大量引入史实以立论，以揭示人生意义、指陈时事。如在《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三》[1]2273-2274中，他以张良、萧何、韩信、曹参为例，认为刘邦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富贵，刘邦的所作所为是对昔日功臣的羞辱，同时表明自己不妄想功名，自取其辱。借孔融之事以抒自己直抒忠言傥论而遭小人忌恨、不容于朝，每念此而后怕。《在和陶杂诗十一首·其六》[1]2275中认为老聃、尹喜为得道者，超脱世外，求长寿实属多余，葛洪尚有俗念。自己和葛洪类似，虽通方外之术，却难忘尘世关怀。在《和陶杂诗十一首·其十》[1]2278中，苏轼借韩非弃儒治天下、王莽以经学笼络读书人之史实，讽刺王安石。他虽处困厄而不忘忧国，提醒人们以史为鉴。对于历史，他随手拈来，言志讽今，感悟人生至理，寄托怀抱。随着生存环境和人生境遇的变化，海南时期和陶诗的主题意蕴已不同于扬州、惠州，而是以超然自得的人生态度面对物质精神的双重困境，思想更深刻、寄托更深远。“海南时期的和陶，数量上与惠州差不多而略胜；陶诗美学的探讨上则比惠州时期更加深刻。”[13]20

另外，除和陶诗外，苏轼创作的诗歌还聚焦于父子之情、兄弟之情和朋友之情。在艰苦的环境中，年迈的苏轼却能超然物外，乐天知命，以深厚学养、纯熟诗艺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黄庭坚认为“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20]。许彦周评价“东坡海南诗，荆公钟山诗，超然迈伦，能追逐李杜陶谢”[21]。王文诰的评价是“及渡海全入化境。其义愈隐，不可穷也”[22]。由此可见，海南时期是苏轼诗歌创作的成熟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人至老年，心态平和，皆以平淡自然为主，努力追求高雅超脱的艺术境界。

在海南的诗歌创作中，“酒”“梦”是高频意象。酒与梦给人以暂时的虚幻感、释放感、轻松感。醉酒可使意识处于“半虚”的朦胧状态，梦境则完全是虚幻状态。酒可以排遣苦闷、消解忧愁，梦境可以超越苦难，实现美好愿望。酒是生活调味剂，小酌虽可身心舒畅，却无法完全进入虚幻状态。梦境可把白日无法实现的心愿编织成故事实现。这也是遭遇极端困境者愿望达成的一种有效途径。日有所思夜有梦，是对缺失性体验的一种心理补偿，也是对虚拟狂欢的有益演练。因此，梦境可以成为他渴望与家人团聚的一种心理补偿。梦见最多的也是家人。对梦境的记录表达了对亲人的深深思念，可以看出老人“故山不可到，飞梦隔五岭”[1]2273的惆怅和寂寞。酒、梦意象同现于一首诗也不奇怪。醉酒可释放理性压力所积存的心理能量，使人获得暂时的放松和自由。只有微醺才能达此目的。狂饮滥醉只是死亡和虚无的预演。醉酒与做梦皆可释放被压抑的能量。诗歌创作也是一种情感压抑的释放和人生思考的超越。这种非现实状态恰恰是文学创作的内驱力。作为一种抒情元素，酒、梦频现于海南的诗歌创作，充分说明苏轼在艰苦孤寂生活中寻求精神解脱、借醉酒和梦境排遣心中苦闷的价值取向。“醉醒皆梦耳，未用议优劣。”[1]2307人生如梦的虚幻意识有益于超越苦难，使他拥有乐观旷达情怀，在艰苦岁月里仍能吃得香、睡得稳。“醉乡杳杳谁同梦，睡息齁齁得自闻。”[1]2344-2345苏轼正是借助如此的生活状态来对抗不公命运和苦难生活，既没有忧郁愤恨，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活出精彩，活出境界。3年后，他终于迎来拨云见日、内迁北归的好消息，开始了人生转机。

苏轼的海南散文主要有海外十六论、小品文等。海外十六论以人物论为主，具有完整的论述体系和较强的现实功用，旨在借古喻今、有补于时。小品文主要有书信、杂记和随笔等形式，内容虽零散，但信息量大，显示了苏轼对海南自然环境、风土人情和贬谪生活的如实记载，也呈现了对海南生活的情感寄托。李端叔评价道：“长江秋霁，千里一道，滔滔滚滚，到海无尽。其如风雷雨电之骤作，崩腾汹涌之掀击，暂行忽止，出入先后。耸日时之壮观，极天地之变化。”[23]

苏轼贬谪海南，九死一生，依然关心时政，所作海外十六论颇具强烈的现实关照，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底色和忧国忧民、积极入世的一面。十六论多属人物论，以君主和名臣为论述对象，以具体历史事件为依托，展开论述，寄寓着他晚年的政治思想和现实用意。如《论武王》[6]137-139认为周武王并非圣人，关键在于其伐纣和分封商朝遗民给纣王后裔。前者不合法，因为臣子不能谋杀君主；后者不明智，因为纣王之后必然要谋反复辟。这种观点看似与儒家观念大相径庭，却是他经历生死考验后的哲学反思。诸如此类的观点，他已超越一己之见，对权威、明君、名臣甚至恩师的言行都有所异议，彰显出追求真理高于一切的胆识。在文学上，海外十六论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恣肆汪洋，妙论横出。在史学上，立论高远，别具一格，虽有不足，但瑕不掩瑜。“凡苏氏之史论……文字铿锵有声，史实屡被称引……视之为历史解释，自极不可。”[24]在儒学复兴的语境下，他的史论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和强烈的现实关怀，蕴含着他的历史思考和未来憧憬。他能以独特创新的视角，在认识历史、思考现实等方面给人新启迪。

由此可见，苏轼海南的3年历练给人以无限的审美启迪：第一，人的成就皆离不开艰难困苦的磨炼，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莫不如此；第二，极端的生存困境可以改写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即便是天纵之才也需穷困磨练，方能绽放出深邃的光芒；第三，坚守初心，就能劫后余生，实现凤凰涅槃；最后，只有摆脱沉重肉身的物欲束缚，才能实现灵魂的超越与境界的提升，抵达天地境界的澄明，实现自我的华丽转身。“岭海时期的苏轼，在人生修养上已达到了天地境界。他通过对既往生活的反思，领悟到以往生活的无价值和无意义，从而建立了‘思我无所思’的思维方式和‘吾生本无待’的生活方式，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对生活只进行情感观照，实现了人生的审美化。这样的人生境界，对封建正统秩序有一定的破坏作用。”[17]

结 语

总之，在海南3年的时间，是他生命中最值得重视的时段。极端环境和特定处境使他对历史、现实、生死、荣辱等重大命题皆有深度思考，常能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这一切自然与他的天纵之才、坚强意志、安时处顺、随遇而安等人生态度有关。但毋庸置疑的是，海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尤其是被大海包围、环顾茫然的自然生态给了他一生难遇的好机会，磨炼了他的生命意志，提升了他的审美境界，开阔了他的人生胸襟，壮大了他的浩然正气。可以说，海南的短暂生涯为他的一生做出了很好的结语，是对他多彩人生华章的最好总结。难怪他有如此自豪：“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1]2367，“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2641。这不是自我鼓气，而是真正的生命提升。苏轼顺利北归，就是一首壮丽的生命史诗。冯友兰曾经说过，人生有四境界，那就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25]。经过海南之行的磨炼，苏轼确实已经达到天地境界，谱写出更加壮丽的生命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