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鹏程

1949 年，以钱穆为首的一批中国学者，流亡至香港，他们“手空空，无一物”[1]，在乱离流浪的社会里，以保存、传承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办起一所承续传统书院精神，独具人文气息与关怀，培养博通为主、专长并行、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解、自信与热爱之中国青年的高等学校，命名为新亚书院。①自书院创办后，其规模日渐壮大，办学条件日臻完备，整个学校欣欣向荣，曾一度被视为中国儒学的复兴基地及宋代书院精神的延续，培养出余英时、孙国栋、唐端正、罗球庆、陈启云、黄开华、何佑森、余秉权、金中枢等海内外一众著名文化学者。无疑，新亚书院办学历程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中独具特色，而其取得巨大的成就仍值得今人借鉴。以往学界多关注新亚办学特色及主要创始人钱穆的高等教育思想，较少从课程设置方面探讨新亚书院的办学活动及其特色。②本文立足于此，拟从文化与课程关系角度切入，以课程为核心反映新亚书院的办学活动并对其进行全面考察，尝试探讨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的土地上，国人自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在课程教学中如何因应文化教育理念的冲突，探索本土与外来的融合理路，从而实现自身的文化教育理想，为当今多元文化冲击的办学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实践提供理性认知与现实教益。

一、“偶然中的必然”：新亚书院创办动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恢复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历经战火纷飞的年岁，整个社会支离破碎，一切尽在百废待兴中。人口数量由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时的60 万，增至1950 年的220 万[2]，1961 年甚至达到了313 万[3]272。此时，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大批来自广东等中国各地的平民百姓涌入香港。人口急剧增长一方面带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使香港的经济加速发展，而经济发展又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量增大；另一方面又使香港社会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一切资源和设备都处于极度紧张和乱序的状态，给高等教育机构办学带来严峻的考验与挑战。

可纵观当时香港的高等教育并不能应对社会现实之需。专上高校数量匮乏，建制亦不成体系，学生就学十分困难。实用专上学校只有3 所，学生仅663 人，其中属公立性质并为政府承认的大学仅香港大学一所，在苦苦支撑。据学者统计，香港大学每年录取率只有2%—3%左右[3]340，其中又以富家子弟为主，若“既非‘贵府少爷’，即永没有‘荣升’的机会了”[4]。而且香港大学自成立之日起，便一直实行西方精英主义教育，强调“少而精”原则，旨在培养少量的政府文官或公务员等，诚如阿特巴赫所言：“殖民者……所开办的高等教育一般是为了培养能运作殖民地官僚机构的来自该国国内的忠诚的公务员，而不是为了发展科学研究或是促进现代化。”[5]

这种精英教育在20 世纪初还能适应社会对高级专门人才需求量不大的情况，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人口迅速膨胀、社会分工日渐繁杂等，“传统的精英及英语教学模式远不足以应付新形势而亟待改革”[3]341。此般教育又以分科专门、语言职业之学为主，导致社会“只有居民教育，并无国民教育……只有职业教育，而无人才教育。甚至是只有语言教育，而无文化教育”[6]325。若循此以往，“在香港居留的中国人，将尽变成些能讲英语而只知自求生存的人”[6]325。时人批判这种教育尽是些“浅薄无根之学”[6]325，缺乏深厚的中华文化背景做根基，培养出大批仅为个人职业、名利而求智识之人。

钱穆等人创办新亚书院的初衷便是基于香港当时的教育与文化形势，有意在这片土地上重振文化教育传统，在余英时看来“是历史的偶然，但同时也涵蕴了一种潜在的必然”[7]86。谈及创办新亚动机时，钱穆说道：“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8]也就是说，创办新亚书院，一方面出于解决祖国大陆流亡香港的中国青年从学与就业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出于热爱、承继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之需。

二、传统赓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初立

1950 年，新亚成立伊始，学校计划开设三院六系，即文哲学院，商学院和农学院，具体设系为：文史系、哲学教育系、经济学系、商学系、农学系和新闻社会系。后因教学设施不足、校舍不够分配，农学系和新闻社会系暂停开办，只剩两院四系。新亚书院创办之初，学生数量不多，且富于流动性，据统计，1952 年春季注册正式生四十二人，试读及旁听生十五人。[9]学生在入学一年后流失比例高达20%—30%。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香港社会甚不稳定，学生往往不能久留香港；或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续读，致中途退学；或囿于非常局面，港英政府严格限制各地出入境，南洋侨生等来港者存在诸多困难；或因新亚所系文化理想教育异于一般学校，家长及学生是困惑与担忧的；或感觉新亚初创，规模与设备皆显不足等，致使来学者有限，而辍读者不绝。[10]

基于此，学校若要实现其文化教育理想，便要对学生在每学年所修之科目予以明确规定。如其规定一年级新生需于语文、历史、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五大学科门类中修读52 个共同学分。在共同必修课程中，按课程占比进行排序，前三名分别为历史16 学分，占比30.8%；语文14 学分（按一年算），占比26.9%；哲学10 学分，占比19.2%。人文学科总占比76.9%，占据了学生头一至两年的大部分学习时间。其中，文史类课程又以学习中国知识为主，如《大学国文》《中国通史》《中国现代史》三门与中国文化直接相关的课程共17 学分，占文史必修课程总学分（30 学分）的56.7%。就连当时新建的艺术专修科，所提供的几乎皆为国学课程。除了一门占2 学分的必修课《西洋美术史》，其余58.5 个必修学分的课程皆与中国艺术基本元素相关。[11]

再观书院两门与中国文化高度相关的共修课程之纲要，《中国通史》依据钱穆所编《国史纲要》为教本，旨在使学生“明了本国历代政治，社会经济学术种种变化与相互关系，及融合为中华民族之各支派与衰离合之大概”[12]40。《中国现代史》则更专注对现代中国历史的讲授，通过“历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政变以迄抗战胜利，中国之政治经济文化上诸大端，以阐明近百年来中国种种局势演变之由来及影响”[12]41。

至于文、史、哲、商等系专业课程皆有对中国专门问题的研究，用心可谓良苦，成效显著。经过一至两年通识与两年专业课程的修习，书院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自然有一大概认识。如就读新亚书院哲教系的胡栻昶提到，在给本校夜校兼课之余，同学们会经常以讲故事的方式将我国如孔子、孟子、文天祥、岳飞等圣贤或伟人的事迹讲给前来夜校学习的失学儿童听。[13]平日若无长期涉猎与课程熏陶，对于这些大多贫困出身、半工半读的新亚学生来说，应该不太容易能做到如此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人物之事迹，并能结合所知所学加以熟练运用。

之所以强调课程与中国有密切联系，是因为这直接关涉到学校文化教育的使命与未来。新亚书院希望学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集体层面，都要有文化身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积极加以实践，以达到保存和宣扬中华文化的最终目标。由此，新亚书院的文化课程体系逐渐确立起来。

三、文化争持：中英教学语言、人文与自然学科课程设置的冲突

新亚书院如此注重与青睐人文学科，尤其是偏重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势必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上不够用力。虽然当时书院也开设实用社会与自然科学课程，但此类课程并不是教学重点，对学生的就业辅导与培训也相对关注不足。如自然科学，虽然开设大量课程供学生择选，数量较他科为多，但是学生只需选修一门，获得6 学分即可，而且在自然科学中，有物理、化学、生物这些主要的纯科学的科目，却也包括了数学、地理和心理学这些“非纯科学的科目”[14]。如此设计，似间接允许那些对科学没有兴趣的学生在选修同类课程时，能完全避免纯科学科目的学习与训练。如哲学系学生在修读完心理学必修课程之后，相当于拿到自然科学选修课的学分，就无须再选其他任何纯科学的课程。1959 年春季学期选修《生物学》课程的有29 人次，《数学》的有19 人次，未见开设《化学》《物理》等课程，相比于《理则学（甲）、（乙）》（180 人）、《中国文化史》（117 人）等动辄百余人的人文学类课程，实则小巫见大巫。[15]可见，无论是在学分分配、不同课程的组合、在学生修读人数中，自然科学在新亚书院课程中的重要性甚是有限，这也成为其日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与当局政府和美国非政府组织产生争论的最大隐患与障碍。

1959 年港英殖民地政府在对新亚书院进行合并前的多轮次全面细致的考察中，对书院以中文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人文主义课程颇有微词。

首先，他们认为香港的大学开设中文课程与教学科目（尤其是理科科目）相龃龉，“以中文来教授大学的理科科目是极端困难的”[16]，相较于英文，以中文教学不适应当时香港高等教育教学实际环境。时任香港大学校长的赖廉士（Lindsay Tasman Ride）发文补充道，“中文的教学、学术水平值得怀疑，且中文教科书并不足够，教学工具缺乏，中文教育又达不到国际学术标准，故香港应该以英文教育为主”[17]，由此他认为不用另设以中文教学为主的高校，可通过“扩充香港大学来应付学生的需要”[18]。更有甚者以为若是开放中国语言授课，则会带来中文课程的扩展，势必影响英文教育，则本该“单为应付英文程度不足的学生之需所提出来的创新做法，反而导致纯中文学习变成主导”[19]，这对于整个殖民地教育来说，都不能视为“进步”之举。

但赖廉士的说法不仅遭到新亚的强烈抗议，崇基学院与联合书院也持反对态度。③三校本皆以中文教学为主，认为中文高等教育由来已久，具有浓厚的学术传统与风气，若唯用英方之标准来衡量中文教学，是有欠缺，可反之亦然，用中方标准衡量英文教学，又会是一番如何景象？于是三校联名撰文，敬告政府：“华人学生对以中文作教学语言的高等教育在本能上有强烈的渴求……忽略学生希望以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学习，和其背后的情感因素的重要性，实为不明智。”[20]争论双方从不同起点出发思考问题，三所高校是出于对中文高等教育在香港延续的关心，而港英政府则因吸取新加坡教训——其政府对华人创办的南洋大学的学位拒不承认而导致政民不和——则更关注政治稳定。

其次，考察团专家认为新亚独重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忽视自然科学与社会实用之课程开设，由此他们强烈建议新亚作全方位改善工作。但新亚毕竟不同于另外两校——崇基学院属基督教大学，“因承袭西方基督教院校理念，在理念和体制上与牛（津）剑（桥）模式更为相似”[21]；联合书院又是集中英美等多方力量合成的大学，“更多提供社会与工商管理教育，满足香港社会实际需要，思想、办学方式倾向本地职业化教育，提倡实用”[22]——其是以中华文化研究自居，目标在于培养中国传统式知识分子。而1959 年聘任中文教师风波一事，无论是有意为之抑或无心之过，更是将新亚推至风口浪尖处，引发政府的高度关注。④

新亚的高层领导对于政府要求改革教学语言与课程反应甚为激烈，而政府一再强调书院要想得到资助必须达到其所要求的学术水平，尤其是学校设施、课程和师生等成为衡量学术水平是否合格的关键指标。政府的要求使新亚高层担心来自政府的统一管控，会使其丢失学校的自主权与原有办学理想。深层意义上来说，他们担心英国人会把来自西方学术文化传统的概念和有关大学的建制与标准强加到书院上，而损害新亚的“中国特色”。同时，他们也害怕按政府要求，将学术系统化与课程科学化、实用化之过程，会令新亚离其理想信念愈之遥远。[23]

此时，关于课程开设背后涉及的理念争议显然是文化价值取向层面上的争持和拉锯，而由此衍生出更多的文化意义。

新亚书院虽然在1963 年，应《富尔敦报告》建议，成功加入香港中文大学，解决了长期以来办学经费筹措的困扰，学生毕业也得港英政府认可，但“在其教育课程和身份认同上的挣扎，也令文化教育这个理念和中文高等教育这个问题更具争议性”[24]，突出地表现在人文课程与科学课程地位的较量上。如前文所述，新亚成立初期便有开设自然科学的选修课，只不过修课学生不多，设备不齐全，教授重点也不在此，因而被评估专家认为新亚只专注“门面”和“华而不实”的课程，却缺乏足够的“实用”科目。[25]由此，在1959 年6 月新大学计划一公布，政府便立即要求新亚书院建立科学学系，甚至提议要在下个学年之前完成建立这个学系。[26]殖民政府的观点得到书院最大资助方美国雅礼协会的支持，协会也想让书院考虑香港的实际情况，提供更为平衡的课程，好让学生毕业后能顺利适应社会生活。

虽然新亚书院在1959 年下半学年并未按政府提议马上成立科学系，但在随后两年里，其成立了四个理科性质的学系。1960 年成立数学系和生物系，次年成立物理系和化学系，并相应地建立配套课程和实验设备。如化学系开设《普通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理论化学》等专业性课程，多注重理论与实操相结合。从当时选修情况来看，学生对这些学系和科目有着较大的兴趣。1961 年，四个新的学系竟然占据书院学系总数的三分之一，为此，书院对院系进行调整和改组，把所有学系纳入三个不同学院：文学院、商学院和理学院。[27]

并且，迫于殖民政府与美国雅礼协会的压力，新亚书院为因应当时社会与经济需求，明显加强了商科课程的份量。除原有的经济系与商学系略有课程的增添，另加设的工商系亦是开出了如《商法》《市场学》《工厂实务与管理》等十门有关理论与实践类的课程，令学生学习社会所需之知识与技能，方便日后更好就业。而且，在公共选修课中，1960 年至1962 年版《新亚书院概况》在课程纲要上，都做出一致规定，“商学院其课程之开设，除经济与商学之理论外，兼重实用技术之训练。理学院其课程之开设及课程之内容，尤期望理论与实验并重，与现代之世界科学之进步，不至脱节”[28]。而且，新亚要求主修文科类课程学生，必须选修理学院、商学院之若干商科及科学理论课程。

在港英政府与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援助下，长期困扰书院的师生数量严重流失、科研器材设备缺乏、专业设置头重脚轻等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对其实现培养博通智识之全人的教育理念颇有助益。但无论如何，1959—1962 年间，各方围绕着课程理念的争辩、文化间的冲突与拉锯，深处矛盾中心的新亚书院，在抗争与妥协中，原有性质实有所改变。书院本应对人文学科的偏重，轻视自然和社会学科；提供许多高阶人文课程，而只设置入门科学课程，变成一所提供与文科相当的自然科学与社会实践类课程的院校。

四、文化融通：人文、自然、社会学科课程设置平衡多元

两方外部势力希望转变新亚的办学方向，去适应当时香港的具体社会环境和特殊需求，书院也确实做了一些变动和完善，其课程设置也日渐综合与平衡，集中表现在人文学科、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的课程设置上更加的交叉与融通，从而为香港社会培养实用人才。

遍查新亚书院1963—1976 年制定的《新亚书院概况》之《课程纲要》，都有类似如下几句话的表述：“在此三学院（笔者按：文、商、理三学院）课程中，商学院之经济学课程，与文学院之历史学系，及哲学社会学系之社会学课程，有若干互相配合之处。理学院之生物课学数学课程中，可与哲学社会学系所开之心理学及逻辑课程，商学院之统计学等课程，有相辅为用之处。故各学院课程虽分别开设，然并非彼此孤立。”[29]随着院系规模的不断扩大，课程体系设置上的跨学科交融在后期就更显多样性与复杂化。

从1973 学年开始，各学院一年级新生不分系别，二年级按志愿进行专业系别分流，但各系学生必须于主修科外，选择副修（即辅修）学科。各院系对副修学科的要求大多是可跨学院、系别、专业的，在充分尊重学生兴趣与能力的基础上，提供跨学科、多元化、灵活可伸缩选项。曾任新亚书院哲学系主任的唐君毅盛赞此跨学科课程体系，认为该体系能助学生形成完整人格。在其看来，中国传统的理想学者对文史哲及社会与自然都有相当的知识涉猎与储备，如此才能成为真正的教育家及社会政治之领导人物。他还指出哲学系先前培养出的学生在走出大学进入社会中，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其中缺乏与他系教育之配合是重要原因之一。[30]

当然，新亚书院毕竟有着保存与接续中华传统文化之使命，各学院学系学生于一、二年级必须修读《国文》二年，《中国通史》一年。大多数教师的教学方式是受到学生欢迎的，如黄祖植曾就读文史系，但上哲学课尤多。听第一节课时，因为老师讲得清楚，引人入胜，令其始终“保留着深刻的印象，久久难忘”[31]。

在此，可以钱穆主讲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为例，从中管窥史学大师的课堂教学。据就读于哲学教育系的叶龙回忆，钱穆在新亚书院曾两次系统开设该课程，自编课程讲义，以时间为序，从中国文学的起源《诗经》始到清代章回小说止。其授课风格别具一格，见解新颖独特，不拘成说，非照本宣科所能及，因此广受欢迎。如此前建安文学一直被学界低估与鄙薄，他便把它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独为一章，挑出来讲解，以示突出并给予高度评价。[32]曾有学者评价道：“钱穆讲的《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目前通行的古代文学史教材有很大不同，它不是学院派的、教条的、完全从学问和概念出发的研究，而是偏重于‘人学’，将人的精神世界放到了文学史中去。”[33]如此授课令人仿佛徜徉于星汉灿烂的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对文学史的总体脉络、演变与发展有更为清晰深刻地认识，亦加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热爱之情。

随着1965 年，主创人钱穆辞去院长之职，以及后续大批富有情怀的国学大师、新亚校董因反对学校改制事件，联名刊表辞职声明离校而去，人文学科的式微，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稀释投降。如此的文化融合，令新亚书院所提供的文化教育自足性和完备性受到混淆与质疑，导致师生对其身份认同感逐渐模糊与消减。新亚书院的国学教育与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看似岌岌可危，可其接续者竟不变最初创校之宗旨，反而开设比先前更丰富的课程，除了《国文》与《中国通史》两门课程以外，还要求学生学习《普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或《中国美术史》一年，甚至在1974 年学校开设了《中国文化要义大纲》《中国文化对人类的贡献》等一些有关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通识类课程。

五、结论

纵观新亚书院课程演变历程，两条主线贯穿始终：其一，以人文主义教育为主，自然科学、实用职业教育为辅，强调“先通识，后专才”的全人培养理念。其二，中国传统文化，如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一直是通识课程与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所在，但同时受外来课程文化理念之影响，传统文化意涵与课程理念的争持、对立与融合，呈现复杂交织，动态平衡之情状，双边互动的关系实愈显深刻。但后期受外来课程文化理念之影响，传统与现代课程理念在争持与对立中逐渐走交叉与融通，课程设置与实施更显多元。

新亚书院创办先贤在设计课程中主要面对两个方面的文化冲突：

其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一方面，若要坚守传统书院教育，则新亚提供的多只能是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课程。但同时，课程又不能脱离香港实际，终归是要培养社会所需之才，由此安排的科目又不能仅局限于中国文化科目，势必增加科学与实用之课程，以证明其所提供的课程与时代高度相关、休戚与共。

其二，东方与西方的矛盾。新亚书院、港英殖民政府、美国非政府组织三者在这场课程较量与角逐中，亦是一个矛盾与利益相交斥的统一体。港英政府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文教育，但又对此持怀疑态度，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新亚对这种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教授中心的课程进行改变，增加自然与社会学科的课程比例。美国非政府组织虽然希望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通过实际行动帮助与鼓励新亚开展特色文化教育，但同时也希望学校能切实对香港社会实际情况予以关照，培养实用人才；同时，在学校建制上，他们希冀书院能摆脱殖民政权的控制，但又冀望学校能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办成香港的一所正规大学。至于新亚本身，既希望保持办学独立性，又能得到政府资助与承认；既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却又要兼顾科学化、实用化和现代化；既想提升课程质量达到现代大学的标准，但又不想在办学过程中完全被西化，丢失自身文化传统。

事实上，诚如余英时所言：“中西文化如何融合，或传统如何转化为现代，不是任何人甚至集体所能事先为之作全面设计的。相反的，无论是融合还是转化，都必须在具体的、局部的事项上，通过长期的试探和实践，才能不期然而然地找到最适当的方式。”[7]90新亚先贤于文化教育理念冲突的困境中，尝试将传统文化融于大学课程教学、处理古今与中西文化冲突、实践其通识教育理念以培养全人，这些探索与积累的经验教训于今而言仍有一定的启发与教益。

注释：

①提及钱穆当年创办新亚书院，承续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实现文化育人理想时的艰辛历程，可见钱穆及学生的回忆文章。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合刊[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411-421；刘悠扬.《中国文学史》讲稿背后的故事：钱穆在新亚书院的那些年[J].名人传记，2019（8）：16-22.

②代表性论文有：王颖.论书院精神的现代传承——兼谈新亚书院的办学启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212-215；杨永明.钱穆论新亚教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7）：338-341；罗智国.钱穆的教育理念与新亚精神[J].齐鲁学刊，2009（3）：54-57 等。

③此二校与新亚书院于1963 年合并重组为今香港中文大学。

④聘任风波：事件发生在1959 年秋，钱穆欲聘请两位台籍教职员填补新亚书院当时院长职位的空缺，受到港英政府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与其中立态度相违，因此他们不予批准聘用等事宜，而坚持以公考公招的方式填补职位空缺，却又引起新亚高层与政府间的争论。参见周爱灵.花果飘零——冷战时期殖民地的新亚书院[M].罗美娴译.香港：商务印书馆，2010：171-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