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宝砚

我国古代官僚体系“文武分途”，科举制度也同样存在文举和武举之分。相对于文举来说，武举制度形成较晚，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创设，到宋代才形成较为周密完备的制度。由于宋代推行“崇文抑武”的治理理念，武举制度几经废立，可谓“命途多舛”，且难以真正达到选拔名将的目的，被后世诟病甚多。尽管如此，宋代武举制度在提高武人文化水平、促进兵学发展以及维护统治秩序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宋代武举制度发展演变的特定时空背景

宋代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但自始至终不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宋代疆域的周边，存在辽、西夏、金、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且宋与辽、西夏、金等均发生过或大或小的战争。在疆域北线，北宋与辽长期对峙，因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予辽，中原可依赖的长城防御体系被打破，失去了众多军事战略要地，这使得宋朝北部防线面临无险可守的境地。在西北线，西夏占据交通要道河西走廊，并多次对北宋发动战争，双方在140 余年的断续交战中虽各有胜负，但在一些大型会战中，以宋军惨败居多。兴起于东北的金更是给北宋当头一击，终导致其灭亡。南宋建立后，疆域进一步向南收缩，只能以长江天险作为主要防御线。金不断发动旨在消灭南宋的战争，南宋军事压力剧增。随着金势力逐渐衰退，蒙古势力又在北方草原兴起并不断南下，南宋地缘危机进一步加剧。此外，在西南、岭南等地，宋也面临着少数民族起兵作乱的威胁。因此，如何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始终是宋代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持续的外患面前，选拔出安邦定国之才是宋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在选拔将领问题上，时人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要在勇武之人中选拔，一种是在“有材武、知兵法”的士人中选拔。从宋初开始，对勇武之士的不定期荐举考拔一直存在，重点是对武艺的考核。但宋统治者对既具有儒家政治理念又具备谋略的儒将的渴望一直存在，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命两制、馆阁详定武举、武选人入官资序故事，既而未尝行也。”[1]虽然开设武举未能实行，但这一时期对武人考核的重点已改为“策论”。至宋仁宗初年，国家一直处于“澶渊之盟”之后的相对和平时期，但承平日久，武备松弛。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复设武举的主张，他指出：“今天下休兵余二十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2]天圣七年（1029），武举正式恢复，天圣八年（1030），宋仁宗“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试之，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3]。这是宋代武举正式开科的标志。但由于宋代统治者对武人长期存在着猜忌和偏见，武举则随着国家外部安全威胁的轻重缓急而时存时废，往往在边境用兵、将帅乏人时恢复武举，而在边境稳定时废弃。武举设立二十年后至皇祐元年（1049），因宋夏议和，武举被废。有识之士对此十分痛心，嘉祐三年（1058），苏洵上书仁宗建议恢复武举：“宜因贡士之岁，使两制各得举其所闻，有司试其可者，而陛下亲策之。”[4]287他认为只有恢复武举才能得到真正的将帅之才。但这一建议在当时并没有被采纳，直到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才复置武举，并对考试方式、考试内容和如何授官等作了新的规定。武举在“靖康之难”后，短暂中断。南宋初年兵荒马乱，武举断续进行。直到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由于宋金完成和议，国家恢复安定，武举也才恢复三年一次。至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武举开最后一科。至此，武举在宋代存在了230 年左右。

二、宋代武举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的突出表现

武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宋代相较于前朝而言，无论是武举的考试形式、内容还是为武举储备人才进行的武学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为后世武举制度提供了样板。

（一）进一步严格考试程序：“四级考”正式确立

宋代武举制度与唐代相比，在考试程序方面已经较为严格规范。唐代武举仿照文举，每年举行一次。考试程序分为两级，先由地方州、县组织地方性考试，再由兵部组织省试。宋代考试程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学术界主要有“三级说”和“四级说”两种观点。“三级说”认为，宋代武举考试分为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四级说”认为，宋代武举考试分为比试（引试）、解试、省试和殿试四级。出现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比试”或“引试”用语的多义性，从文献记载中武举考试的实际情况来看，解试前有资格考试，合格方能参加解试，因此武举考试应为四级，解试前的比试（引试）改称“资格试”比较妥当。[5]纵观两宋，北宋时期武举规模较小，南宋时期武举参与人数持续增加，才有了常态设置“资格试”的必要，“资格试”在乾道五年（1169）后较为常见。

“资格试”在京城一般由兵部委官看详，而在诸路则“听于本路安抚司”[6]4555，目的是通过验视参考人员的人材、行止、弓马、策论等，对参考人员进行初步的资格筛选，每次考试录取人数在100 至110 人左右。解试由兵部负责主持，六月底在兵部报名，八月考试。录取名额无明确规定，由兵部经解试后发放。武学设立后，解试名额大多由武学生占据，遇到朝廷推恩天下时，武学生也能够以各种恩例得以免除解试。解试合格，即可参加省试。省试通常也被称为兵部试，时间在解试后第二年的一月或二月，地点在北宋时一般于军营内进行，南宋时一般在皇宫大殿前进行。省试的录取名额一般不超过30 人，南宋时省试录取人数经常在20 到40 之间浮动。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级别的考试。天圣八年（1030），宋仁宗亲试武举人，标志着武举殿试制度化的开始。殿试时间一般在三月至五月，地点先在崇政殿，后移于集英殿。殿试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至嘉祐二年（1057），参加殿试者均不会落第，只是皇帝在考生成绩基础上，凭自身好恶决定御榜而已。总之，从考试程序来看，宋代武举已趋于制度化、正规化，历经从地方到中央的层层筛选，也显示出统治者对武举选才的重视。

（二）进一步丰富考试内容：武艺与程文考并行

唐代武举考试主要考察两个方面：一是考察武艺技能，包括长垛骑射、马枪、步射等项；二是考察身体条件和身体素质，包括负重、材貌、言语等项。对考生的军事理论与军事谋略方面的素养并无要求。宋代武举为了选拔出懂谋略的将帅之才，在武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文的考察，考试内容大致可以分为武艺和程文两项，而身材、言语等基本素质被列入推荐条件，不再列入考试范围。武艺考察的是考生骑马射箭等实战技艺，包括弓步射、马步射、弩踏、刀枪器械。武艺考查的难度较唐代降低很多，如唐代的步射不仅要看射箭的规范，而且要看命中率。而宋代考生只要将弓完全拉满，再将箭射出，即算合格，至于是否中靶则无关紧要。在降低武艺要求的同时，对文的重视尤为凸显。程文考试考察考生对历代著名兵法的掌握和理解，或者考察其谋略能力，考试内容分墨义和策论两部分。墨义是指释义兵法，用自己的理解或引述前人的观点阐述兵法大义，分两次考试，每次考题为十道；策论是指针对某一经史书籍中所涉兵事或者某一时政论述自己的看法，论述文字不超过700 字。宋初时策论题目仅有一道，后增为两道。殿试考试内容以策论为主，弓马武艺为辅。而对于考试录取标准及等次，则采取“以策问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的基本原则。

宋代对武举考试评定准则的设计，充分体现了对军事中“文”的方面即谋略的重视，而对武艺、勇气等与战场杀敌直接相关的才能并不看重，这种做法为后世所仿效，直至明清，武举考试中都保留了策论相关内容。但这一做法使得宋代武举录取的绝大多数是研习兵法、精通文墨的读书人，兵学儒学化倾向严重。从实际统兵的角度而言，策论也只是无用的“纸上谈兵”，既无法使统治者得到将帅之才，也无法提高军队实际战斗力。反观宋代名将皆非武举出身，狄青、岳飞、韩世忠等均起自布衣、建功行伍，宗泽、张浚出自文举。所以苏洵批评武举的策论考试是“皆记录章句，区区无用之学”[4]287。

（三）进一步完善配套举措：武学为武举储备人才

武举考试最主要的配套举措就是开办武学，因为武举考试离不开一定数量的、可供选择的生源。为了吸引更多考生参加武举，并提升武举应试者的素质，宋廷于仁宗庆历三年（1043）五月设立武学。但由于儒家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以及鲜有人愿意入学的现实，武学在设立短短93 天后即被废去。神宗即位后，重视富国强军的改革，重建武学之议又被提出。鉴于仁宗时期因仓促兴学而导致的失败，神宗君臣对武学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规划后，于熙宁五年（1072）在武成王庙正式复建武学。有意就读的学生先考试弓马，合格者才得以入学就读。其后，武学正式纳入宋代的官学体系，成为国家培养军事人才的专门学校，这也使得兵学研究有了专门机构和人才，开启了兵学研究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宋徽宗统治时期，随着国家安全形势愈加严峻，兴学之风大盛，州县一级皆设置武学。南宋初年，由于战乱，武学废弛。但宋高宗考虑到“国家设武选，所系非轻。今诸将子弟皆耻习弓马，求换文资。数年之后，将无人习武矣，岂可不劝诱之”[6]2224，因此下令在临安府设置武学。但由于秦桧当政，主和派当道，武学只是虚有其名。直到秦桧死后，武学才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真正恢复运行。此后，武学入学者愈多。乾道年间，武学因申请入学的人数太多而不得不举行考试进行筛选。同时，有意报考武举者也越来越多，武举录取名额也随着参考人数的增加而增加。

从就读资格看，能进入武学的一般有两类人：一是三班使臣，二是文武百官子弟或由朝中重臣举荐的平民子弟。北宋时期，具有初定入学资格的人一般先要经过弓马武艺考察后才能入学，但由重臣举荐的人可免试入学。南宋时期，所有人都必须经过入学考试后方能入武学；从办学规模看，武学办学规模总体较小。北宋武学学制三年，分外、内、上三舍，共约200 人，其中约100 人为外舍生、约70 人为内舍生、约30 人为上舍生。南宋时武学总人数被限制在100 人以内，其中外舍生不超过70 人、内舍生不超过20 人、上舍生不超过10 人；从学习内容看，武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和诸家兵法，练习弓矢骑射。武学教官被称为教授，一般由军中资深将领或文武百官中精通兵法的人担任。武学教育偏重兵法谋略，导致武学生大多只是专注于精读和研讨兵书，实际作战能力不强。但武学的设立，客观上提高了武人的文化水平，也为武举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生源。

三、宋代武举制度是文官主导下的武将选拔制度

宋代以儒立国，追求文治，但军事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紧张的边防形势使得军事斗争和军事准备成为宋代君臣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解决边防安全就不得不依靠军事人才。宋代文人是通过“读书——科举”的方式成为官员的，这是他们熟悉的套路，他们深信通过文举能选拔出人才，通过武举也一样可以做到，但是文官集团此举并非要建立起强大的国防，而是只要能够抵御外敌入侵即可，消极防御战略占据主导地位。再加上，宋统治者从五代十国政权更迭中也早对武将有深深的担忧，太祖、太宗朝之后，“崇文抑武”的治理理念不断强化，武举之路不仅没有达到强兵之目的，反而与战争的要求渐行渐远。

（一）宋代武举制度体现了文官对武将的理想与期待

宋代文官主导的武举充分体现了文官对武将的期待。他们认为武举既然要选拔武将，就必须把谋略放在首位。为此，他们积极主张设武举、办武学。如宋代名臣范仲淹、富弼、司马光等都有类似的看法，当然，要让人们在长期习惯于儒学教育的社会氛围中接受武学的确需要一个过程，这也不难理解第一次武学招生就因没有生源而失败，但“文、武二选，所关治乱，不可阙一”[7]，既然“学术”被认为是武官必备素质，那么武学还必须办下去。

兴办武学遇到的最大争议是武学教材的选取。阅读兵书可能给现实统治带来威胁，这是统治者最为担忧的问题，因此宋初实行禁兵书政策。但在与西夏作战连连失利的情况下，这一政策不得不有所松动。宝元二年（1039）兵书解禁有了实质性进展，宋廷解除了对《孙子》《吴子》等经典兵书的禁令，并在庆历三年（1043），宋廷兴办武学之后，被当作教材使用。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下令将《孙子》《吴子》《黄石公三略》《六韬》《尉缭子》《司马法》和《李卫公问对》合编成《七书》，号称“武经”，“武经七书”公开出版发行，成为武学教材。南宋时期由于战争的威胁更加严峻，兵学的发展获得的比北宋更为强大的现实推动力，还出现了专门服务于武举教学与武举考试的兵书注述——《施氏七书讲义》。兵学的官方化使得兵学思想有了合法的传播渠道。其实，通过官办武学，让对武举和武学有兴趣者在政府的监控下进行研读，实际上有助于统治者加强管理，减轻危害政权的可能性。当然，设立武学和武举的最终目的是选拔军事人才，选拔人才的标准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对此，文官集团按照自己的理解，把武举设定为武将的选拔，因此，在选拔标准上重谋略轻武艺。虽然时人已经认为武艺考试过于简单，但文官却不以为然。终宋一朝，武艺考试都相当简单，而策论则被视为选拔武将的主要标准，但从武举录取者多为低阶武官的出路来看，武举考试显然没能达到其预期目的。

（二）宋代武举逐渐异化为文举的附庸与变种

从表面上看，武举的设立使其与文举都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但现实中的武举并没有能够实现独立发展。有学者认为：“表面上，武举和武学的建立提升了‘武’的地位，其实是文士以‘文’的理念来处理‘武’的问题，将军事之学的发展置于政权的监控之下。结果是使武学和武举成为太学及进士科的附属品。”[8]78

宋代武举异化为文举的附庸，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武举成为众多落榜士人进入官场的另一条出路。宋代统治者为了笼络读书人，文举录取人数比唐代高出许多，但由于考生人数激增，总体录取率仍然很低。日趋激烈的竞争迫使更多的落榜士人选择武举，武举虽然每年录取人数不多，但毕竟给落榜文人多一个入仕的通道。再加上武举考试重策论轻武艺，使得文人相较武人在考试中拥有更大优势，落榜士人逐渐成为武举参与的主体。其二，即使武举中第后，武举进士也大多不愿投身军职，而是千方百计改换文资。北宋末年，已有武举进士先出任武职，再通过“锁厅试”取得文科进士的功名而成为文官。“锁厅试”是宋朝已入仕为官者参加的科举考试，是对无出身或出身不高的低级官员的一种鼓励，鼓励他们在任上继续学习并参加科举，以获得更高的出身、得到更快的升迁。仁宗嘉祐三年（1058）规定除文散官外，曾应武举者也可以参加。到了南宋，武举进士试图通过“锁厅试”改为文官的现象已十分普遍。不少朝中大臣对“武官不习武艺，反改习程文”现象提出了批判，宋光宗和宋宁宗也都试图实行过换文禁令，但均遭失败。可见，武官转换文资的风气早已根深蒂固、积重难返。其三，武举应试者由于在策论备考中需要研习儒家典籍，因此，在集体意识和价值观念上逐渐与文人靠近，一旦考中武举进士，则往往视自己为“士大夫”的一员。文官也往往对武举进士另眼相待，认为他们有别于没有武举出身的武官，从情感上更容易亲近且重视他们。由于武举中第者的文官化倾向在南宋更为严重，也使得他们很难在军事上有所作为。对此，有学者指出：“单就军事的功能而言，南宋的武举比北宋更缺乏实效。”[8]69

（三）宋代武举没有达到与文举同样的高度与成效

宋代武举与文举虽然都是科举考试的组成部分，但宋代武举远远没有达到文举那样的高度，宋代文举选拔出的优秀人才不仅在文学素养上一流，而且在国家治理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位大家。而通过武举选拔出来的人才，在宋代历史上留名的甚少，《宋史·忠义列传》也仅见王霆、褚一正、侯鬲、方允武等数人入传。武举无法与文举达到同样的高度，原因颇多。

其一，宋代武举无论是录取人数还是录取后授官，都无法与文举同日而语。宋代科举取士（文士）数量之多，在中国历史上都十分罕见。据北京大学张希清教授统计，北宋167 年所取文士（含特奏名文士），合计有60035 名，平均每年约360 人，而武举取士，北宋一朝共录取868 人，年均仅5 人，[9]其录取规模远远小于文士录取人数。再从授官和任用角度来看，北宋对新科进士十分优待，殿试合格者常要被赐袍笏、赐宴等，太宗朝还要举行殿前唱名、皇帝亲赐及第、进士登第仪式，直接成为“天子门生”，异常荣耀。从授官来看，真宗时，前三名多授监丞（正八品）、大理评事（正八品），并通判诸州；一甲的其余进士，多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从八品），知县事；甲第较低者，多授主簿、县尉（从九品）等职。北宋武举最优者被授予右班殿值（正九品），还有一些担任监官、库管、武学教职之类的差事。可见，武举与文举相比，晋升通道更加漫长而狭窄，因此，能够上升到高级别武官是十分艰难之事。其二，宋代推行“崇文抑武”的治理方略，使得武人地位急剧下降，不仅文官不愿改换武职，就连武将也不愿其后代继续从事武职。前者如范仲淹，由于在宋与西夏的战争中表现出色，宋仁宗决定让其改为武官，但范仲淹却连上三表坚决抵制。后者如五代末北宋初的武官张秉（913-972），生于基层军人家庭，因武功而一路扶摇直上，官至约正七品。其子一文一武，但到其孙辈却开始只任文职。长孙张正中（973-1044），40 岁复出担任亳州城父县主簿，到72 岁死亡，共32 年约12 个职位，都是文职。再到张秉曾孙辈，更是相当彻底地转文，甚至连张氏的姻亲也几乎全为文官。[10]从这一个大家族官职变迁的缩影中，不难看出“崇文抑武”理念对官宦家庭职业选择的影响。南宋建立之初，虽然面临金兵的威胁，武人的作用十分重要，但对武人的猜忌使得南宋朝廷不仅不敢放权给武将，而且时时提防，像岳飞这样一位精忠报国的名将也惨遭迫害，可见武人生存环境之恶劣。其三，宋代文尊武卑的社会氛围，使得优秀人士不愿入伍。宋代从百姓到皇帝都对“学而优则仕”极为推崇，“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时人的最高理想，这里的“仕”自然指的是文官，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宋代并没有因为设武举、兴武学而使得武举获得与文举一样的社会地位和认同，文武关系也并没有因为武人识文而得到真正改善。

四、结语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对武举与武学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并不断在实践中发展完善的一个朝代，正是因为对武举之路进行了如此深刻地探索，才使得宋代武举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呈现出较为完备的特征。但是由于“崇文抑武”思想的主导，武举并没有达到其预期效果。通过对这一制度发展演变的考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其一，制度优势能否转化为治理效能取决于制度的稳定性和执行力。宋代武举制度经过文臣精英的设计，并没有偏离对武将选拔的主要方面，如对谋略和武艺的要求，但制度制定出来之后，宋代统治者却对此瞻前顾后，既担心社会上兴武之风盛行会对其统治秩序产生影响，又担心武举中第后任职过高引起文官不满。因此，在宋代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实行武举，即使实行之后，也在现实中左右摇摆、时废时立，严重影响了制度执行的效果。因此，以古鉴今，我们今天既要强调好的制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更要强调制度的稳定性与执行力，唯有如此，才能彰显制度优势、发挥治理效能。

其二，选拔制度本身不仅重要，其配套举措同样重要。宋代通过武举考试选拔出的人才，相较于其他通道（如恩荫）出任武官的人，毕竟经过层层筛选，这些人如果能够安心于军营且通过不断历练，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事与愿违的是，武举中第者不仅没有成为将帅的备选，而且绝大多数授官较低，从事的工作也与武职无关，再加上武官卑微的社会地位也使得他们不愿意终身从事武职。但事实上，武举进士希望通过“锁厅试”转为文官也并非易事，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努力奋斗也未能如愿，不仅荒废了本职，而且抑郁终了，于国于家毫无益处。可见，选拔制度本身不仅重要，更要注重制度的配套，如何构建起留住人、用好人的相关配套制度同样重要。

其三，宋代武举对程文考试的重视，有助于提高武官的文化水平。武官要不要掌握文化知识？宋代武举考试已经给出了答案。宋代这一作法有其合理和值得称道的地方。因为军事素质虽然来自平时的训练，也来自于对前人积累的军事谋略的掌握。武将掌握军事知识，更有助于他们在战场上对兵法谋略的灵活运用。与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相比，现代战争更是脑力和智慧的比拼，在高科技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的今天，如果没有一定的专业素养作为背景，根本无法适应现代战争对军队和军人的需要。因此，提高我军战斗力，就必须瞄准世界军事领域的前沿阵地，苦练本领，成为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军事人才。

其四，军事将领的选拔、培养离不开基层的磨砺。宋代期望通过武举选出军事将领，这一作法如果仅作为选拔人才的第一步并无大碍，但是如果认为通过考试就能够满足对将领的所有期望，这显然不符合事实。而宋代很少把武举中第者真正放到军中去培养，也并不关照他们未来的发展，因此，也就难以看到他们在军事上有什么出色的表现。无论古今，优秀军事人才的产生都离不开面向战场、面向基层的锻炼。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只有立足基层、瞄准战场、狠抓实训，才能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其五，军队战斗力的生成离不开对军人尊崇的社会氛围。宋代武举制度设计的目的是选拔出优秀的武将，但当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耻于为伍的风气时，就无法吸引到优秀人才，这也就是为什么宋廷费尽心思开设武举与武学，但始终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对一个国家来说，某种社会氛围的形成离不开国家长期的大力倡导以及健全的制度保障。当今社会，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已受到法律保障，军人依法优先已经成为社会风尚，军队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大量优秀青年积极应征入伍，他们不仅把从军作为一种职业，更是作为一生的事业。在全社会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中，我军战斗力的提升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