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月

内容提要 《战国纵横家书》第一部分集结多篇苏秦书信作品，反映书信文体观念的发生与发展，窥探书信文体源流演变的脉络，展示书信文体的历史性质，复原真实的苏秦面貌。它的文体特征可概括为：公文性与私人化相统一；文体规范的模糊性；行文的自由性。《战国纵横家书》书信具有重要的文体价值：它是个人书信集结意识的萌芽，展现书信文体由贵族化、公事化向平民化、日用化演变的态势，揭示书信文体格式趋向规范化、等级化的演进脉络。它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进程中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它的文体价值理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书”，《说文解字·聿部》释之为“箸”，段玉裁注曰：“箸于竹帛谓之书。”(1)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7页。先秦时期凡著于简册之文字，皆可称之曰“书”。在文体学范畴，“书”包含的内容相当宽泛，可以用来表示诏书、占书、玺书、论书、书信等。而书信，区别于其他文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因地域之隔非面陈相告，而以书面文字相寄；二是非公开文件，而是有专门的接受对象；三是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四是记录主观意愿、情感，如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载：“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2)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56、455页。书信文体能够将自己要说的话尽情倾吐，显示自己的风范文采，直抒胸臆，无所顾忌。先秦时期，书信既包括公文性质的“公牍”，也包含私人交往的 “私函”。

一、《战国纵横家书》第一部分苏秦书信

吴承学提出“文体观念发生”的概念：“‘文体观念的发生’是中国文体学史的起点和基础。”“文体观念发生的标志，在于人们清晰地认识并重复使用了某一文体体制的特点，或者说，在于对文体自身形态的自觉意识的出现。”(5)吴承学、李冠兰：《论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6期。《战国纵横家书》书信体现了书信文体观念的发生，是研究书信文体发展演变不可或缺的开端。在春秋时期虽然已经出现书信文体，但它们都是单篇、孤篇，如《左传》中《郑子家与赵宣子书》《巫臣遗子反书》等。而《战国纵横家书》第一部分则集中收录了多篇苏秦书信作品，将原本孤立的书信有意识地汇集、编排在一起，以示与其他文体的区别。此时的编撰者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书信的文体特性并加以自觉使用。那么，《战国纵横家书》的书信是如何体现书信文体观念的发生？为便于分析说明，现列表1如下：

表1 《战国纵横家书》第一部分章节排列情况

由表1可知，《战国纵横家书》第一部分中的书信明显是经过有意识、有目的的整理编纂而成，体现出整理者所具有的文体意识以及对书信文体独特性的体认。

1.书信编排有规律

前7章都是献给燕王的书信或游说辞，后7章均是献给齐王的书信。编纂者在整理这些书信时，并不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编排，而是依据寄信对象的不同来分类。之所以有这样的分类原则，主要是依据这些书信原始文献的来源。前7篇中写给燕王的书信应该来自燕国史官保存的文字档案，后7篇中写给齐王的书信则源自齐国史官保存的文献资料。(6)参见拙作《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史料性质考论》，《湖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在先秦时期，制度设置是文体生成的重要来源，……制度的构建与官守职能的分工，必然对文体观念的发生产生重要影响。”(7)吴承学、李冠兰：《论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6期。先秦时期传遽设施的完善和史官制度的繁荣，促使书信文体萌芽并发展。先秦时期，传遽设施已经比较完备。(8)董芬芬：《春秋时代的信息传递与书牍文体》，《语文知识》2012年第1期。《周礼·秋官·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美恶而无礼者。”郑玄注：“传遽，若今时乘传骑驿而使也。”《说文解字》：“遽，传也。”传遽，指传车驿马，供专门的通信人员传递各类文书信息，是快速、便利的交通设施。这种传遽设施也为有地域之隔的书信往来的实现提供了可行性。

史官是专门从事文书写作、参谋咨询、文字管理类的官员，在史官体系内部有不同的分职。其中负责保存文字档案和文献是他们的重要职责之一。《战国策·赵策二》载：“弊邑秦王使臣敢献书于大王御史。”(9)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49、935页。《战国策·韩策一》曰：“是故秦王使使臣献书大王御史，须以决事。”(10)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49、935页。御史可以代表国君接受各类文书，当然也包括书信在内，并将它们保存归档。而史官保存文字档案时要严谨、周密，以便用于备案和查验，使之制度化。比如史官在存放书信时，会按照一定规律分门别类地有序存储。先按照寄信人的不同分为大类，再将相同寄信人按照寄信国、送信人的不同分为小类，分工精细，有条不紊。这样的接收和存放方式为书信传递主观意愿、确保信息机密性提供了制度保障。可见，国家制度的设置和通信设施的完善，使得书信文体兴起并不断发展，显示出无穷的生机。《战国纵横家书》第一部分中的书信分别源自燕、齐两国史官保存的档案资料，通过它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书信文体源流演进的过程。

2.书信篇首提示语形式较为统一

前7章篇首提示语中有“自齐(梁)献书于燕王曰”的形式，后7章亦有“自赵献书于齐王曰”的形式；前7章篇首提示语有“谓燕王曰”的结构，后7章也有“谓齐王曰”的结构。早期书信一般只有正文部分，没有写信人、收信人、时间等要素。不过好在先秦时期史官制度以及传遽设施比较完备，各个国家的书信分类、存放井然有序，不会造成错杂、混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后人在整理、编排这些书信时，为了更好地区分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书信，编纂者会在每篇篇首增添提示语，来说明寄信对象、寄信人、寄信国、送信人等信息。这些提示语是书信文体认定的前提，反映了编纂者的文体观念，具有文体学意义。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这14章中，第八、九、十、十四章篇首提示语使用“谓齐王曰”的形式。它们看似是当君面陈说的说辞，不同于书信文体。但是，实际上它们也是书信。如第九章记载苏秦之语：“请以百五十乘，王以诸侯迎臣。”(11)裘锡圭主编，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三)，中华书局，2014年，第217页。苏秦希望齐王以诸侯之礼迎接他，作为回报，他会带一百五十辆车骑去齐国。由此可知，苏秦此时并未在齐国，他又如何面陈齐王呢？所以它们应该为书信。早期的书面语具有明显的口语特征，“把文书处理成辞令，是古代史书的普遍现象”。(12)董芬芬：《论对春秋辞令进行文体研究的依据和价值》，《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如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凡例》载：“史家语例，颇未画一。如《魏志》张既、王基千里陈事，不云书启；《汉书》莽诏，半作‘莽曰’；《史记》文、景、武诏作‘上曰’。”(1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0页。可见，史书常常将诏、令、奏等文书记载成辞令对话。因此，《战国纵横家书》中提示语为“谓齐王曰”的辞令其实应该是书信文体。

那么，为什么写给齐王的书信被处理成说辞的现象要多于写给燕王的书信呢？主要原因在于《战国纵横家书》书信编纂者对燕国情况更为了解，对史官存放书信的规律也很熟悉。因此，他在整理写给燕王的书信时，提示语都非常明确，不仅有寄信对象、寄信国，有的甚至还有送信人，如“使韩山献书燕王曰”“使盛庆献书于燕王曰”。而对于齐国的书信，他应该是几经人手、辗转而得，齐国史官存放书信的规则早已无从知晓，一些书信从何处寄来、送信人为何人亦不得而知，所以编纂者暂定“谓齐王曰”来为书信分类命名。

任何一种文体的形成并不是瞬间发生、一蹴而就，它往往经历一个复杂、含糊、反复的过程。《战国纵横家书》中书信文体处于观念起源时期，编纂者已经意识到书信文体的特性并加以运用，但是还没有形成理论性、系统性的认识，对书信文体的认定还有一定模糊性。这是先秦时期书信文体处于草创期的特点。在此基础之上，后世书信文体不断发展演变直至成熟，对书信文体独特性、理论性的体认也呈现越来越明晰的趋势。

3.集中收录苏秦书信

先秦书信有较强的实用性，既可以用来商讨国家大事、解决外交事务，又可以用来传递信息、记载历史事件，同时还可以表达个人的主观意愿和情感，是最真实、最直接、最翔实的史料。从这个角度看，《战国纵横家书》书信文体还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于苏秦史实，传世文献记载极为混乱，《史记》《战国策》均有相互抵牾之处，《战国纵横家书》第一部分苏秦书信的出土则有利于解决这一难题。它们集中记载了苏秦的言辞和行事，其中11篇为佚文，为研究苏秦事迹提供了新材料，也为厘清战国时期各国合纵连横的史实提供了新依据。下面将《战国纵横家书》第一部分中12篇苏秦书信和1篇游说辞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列表排列如表2，以便较为清晰、明确地掌握苏秦行动轨迹，形成较为准确的苏秦史实链条。

表2 《战国纵横家书》第一部分苏秦书信和游说辞内容

由表2可知，《战国纵横家书》第一部分书信和游说辞记载的苏秦活动年代在公元前 307年至公元前 286年，活动于燕昭王、齐湣王之时。其主要功绩是为燕国反间于齐。他在齐国鼓动齐湣王伐宋，组织五国共同攻秦，离间齐、赵两国关系，都是为了削弱齐国的力量，达到使“弱燕敌强齐”的目的。通过苏秦书信，我们可以系统了解其至齐反间的史实。

同时，根据这些书信我们也可以考订传世文献有关苏秦事迹记载的错讹之处。(1)《史记·燕召公世家》《战国策·燕策一》均记载苏秦卒于燕王哙元年(公元前320年)。(14)《史记·燕召公世家》载：“燕哙既立，齐人杀苏秦。”(中华书局，1959年，第1555页)《战国策·燕策一》载：“燕王哙既立，苏秦死于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58页)但其实苏秦在公元前286年仍活跃于历史舞台，《史记》及《战国策·燕策一》记载苏秦卒年明显失实。(2)根据《史记》及《战国策》记载，苏秦在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合纵六国攻秦，佩六国相印。(15)《史记·苏秦列传》载：“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中华书局，1959年，第2277页)《战国策·燕策一》曰：“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战国策·齐策一》曰：“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39、337页)然而实际上苏秦活动年代主要在齐湣王、燕昭王之时，联合五国伐秦，不可能早至周显王时合纵六国，此乃后世策士夸谈，不可信以为真。(3)《史记·张仪列传》《战国策·刘向书录》均认为苏秦年辈在张仪之前。(16)《史记·张仪列传》载：“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中华书局，1959年，第2304页)《战国策·刘向书录》曰：“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97页)但苏秦主要活跃在公元前 307年至公元前 286年前后，而《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8年)张仪相秦。”(17)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06页。苏秦活动年代明显晚于张仪，因此苏秦年辈应在张仪之后。《战国纵横家书》书信编纂者有意识地将涉及苏秦事迹的书信整合在一起，说明他已经具有了书信文体意识，对书信文体的特性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体认。这12篇书信类似于苏秦的个人作品集，全面、集中地记载了他的言辞行事、性格特点，可以据此补史之缺、正史之误，还原历史上真实的苏秦面貌。《战国纵横家书》书信文体具有历史性质以及较高的史料价值。

二、《战国纵横家书》书信的文体特征

《战国纵横家书》第一部分苏秦书信处于书信文体的草创发展期，已经具备一定的文体法度，形成比较稳定的文体特征。

1.公文性与私人化相统一

《战国纵横家书》书信按照内容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说谏类书信，以游说、劝谏为主。苏秦作为战国时期重要的谋臣策士，自然少不了为君王出谋划策。二是简报类书信，以汇报情况、沟通联络为主。苏秦为燕反间于齐，经常把齐国动向以及各国情报密报给燕昭王。三是陈情类书信，“以提出请求或自鸣冤屈为主”。(18)龙建春：《〈战国纵横家书〉书牍文学性刍论》，《江淮论坛》2002年第6期。苏秦有时会从自身利益出发，立足本人实际需要，提出自己的诉求。

前两类书信大多涉及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事务，具有浓重的公文性质以及较强的实用性。第三类书信则已经开始注重个人真情实感的抒发，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以及强烈的抒情意识，已经初步具备了后世私信的雏形。如《战国纵横家书》第四章是苏秦写给燕昭王的鸣冤之作。虽然该篇也涉及了国家公务，但其中却掺杂了浓重的私人成分。苏秦之所以写此信给燕王，主要是因为燕昭王听信燕臣的谗言，要治罪于他，即此章所载“今王以众口与造言罪臣，臣甚懼”。苏秦为洗刷冤屈，还自己清白，于是写去此信向燕王表明自己的忠心。在信中，苏秦真情实感自然流露，直言“臣之德王，(深)于骨隨(髓)”，“臣甘死、蓐(辱)，可以报王，愿为之”，“臣以死任事”，(19)裘锡圭主编，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三)，中华书局，2014年，第206页。充分表达其誓死报答燕王恩情的决心。在该信中，苏秦以动情为旨，情理交融，毫无保留地向燕昭王坦露心迹，表明心声，读之令人动容。

可见，《战国纵横家书》书信除了有较强的公文性质外，也出现了个人色彩较为浓郁的私信。章学诚指出：“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20)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66～63页。他认为战国之前没有专门的、私人的著述，文字记录由王官执掌。因此，书信文体在创立伊始，体现的是政治意志，带有明显的公务外交性质，而不是个人的文学创作。比如春秋时期的书信都不脱离政治、军事、外交等内容。而随着春秋晚期的礼崩乐坏，战国时期王官与卿士风光不再，此时“士”阶层活跃于历史舞台，“一个彰显个人情志的时代逐渐到来”。(21)陈民镇：《文体备于何时——中国古代文体框架确立的途径》，《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随之而来的，表达个人意志的著述也不断涌现。在此影响之下，书信文体也开始强调私人化、抒情性。如上文提到的《战国纵横家书》第四章，《战国策·燕策二》“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章记载的乐毅献给燕惠王的回信，同样相当注重真情实感的流露和抒发。

到了汉代，一些书信已经完全摆脱公务性质，转变为个人之间相互往来的私信。如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不遗余力地向朋友剖白自己的内心，诉说自己蒙难的痛苦；杨恽《报孙会宗书》将正面嘲弄与反面讥讽相结合，倾吐郁积内心的愤懑之情。这些书信言辞激烈、情感强烈，抒情色彩浓厚。因此，褚斌杰指出：“我国的书牍文完全脱离公牍的性质，而成为个人交流思想感情、互相交往的工具，当始于汉代。”(22)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75页。《战国纵横家书》书信作为战国时期作品，且成书年代早于《战国策》，它的公文性与私人化相统一的特点，使得它在书信文体由公文性向私人化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2.文体规范的模糊性

正规的书信具有固定格式和套语，一般由起首语、正文、祝颂结尾语、落款四部分组成。而先秦书信文体则没有这样的格式，它们一般只有正文部分，形式自由。像《战国纵横家书》第一部分中的书信在献给君王之初只是单独的说辞，只有正文，它们开篇所载的“自赵献书燕王曰”“使韩山献书燕王曰”“谓齐王曰”等提示语，也是后人在整理苏秦书信时为方便记载、区分而后加上去的。《左传》《战国策》中的书信也是如此，没有固定格式和谦敬用语，如敦煌写卷《黄门侍郎卢藏用仪例一卷》(法Pel.chin.3849)记载：“春秋之时，子产、叔向已有往复。爰及李斯、乐毅、少卿、子长，殆不可胜记。并直陈其旨。至于称谓轻重，阙而不闻。”(23)《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66页。可见，先秦书信不论在格式还是在用语上都未体现明显的尊卑礼仪。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先秦时期文体杂糅，书信与其他文体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曰：“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24)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56页。先秦时期，“‘书’的概念最具包容性”。(25)谭邦和：《中国书信体文学史论略》，《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刘熙《释名》载：“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26)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第207页。只要用文字写下来都可以称为“书”。各类文体之间具有模糊性，且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此时书信文体还处于萌芽发展期，没有定型，所以也没有统一规范的格式。

第二，春秋战国时期，争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礼乐失范、礼崩乐坏。《孟子·滕文公下》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27)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表现在书信文体中，就是没有表示尊称、谦称的起首语和祝颂结尾语，长幼尊卑意识缺失。

第三，先秦书信具有对象明确、因事而发、针对性强的特点。此时的书信公文性质强，内容大多涉及策士献给君王的游说之辞、列国卿大夫的外交磋商、本国大夫之间的意见沟通等。它们均有特定的传递对象，指向性明确；还有专门的通信人员传递书信；同时，亦有专门的职官接收这些书信。因此，即使先秦书信文体中没有写明起首语、结尾语和署名，也不会引起误解。此时规范统一的书信格式没有产生的客观必然性。由此，《战国纵横家书》作为早期书信，文体规范的模糊性是书信文体在初创期所具有的特点。

3.行文的自由性

《战国纵横家书》苏秦书信有专门的接受对象，均是写给燕昭王或齐湣王的，内容上具有个人性和保密性，真实自然；书信写法自由灵活、无所约束，完全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而定，风格多样、不拘一格。在表达方式上，这些书信可说理、可抒情、可议论，亦可同汇一炉。如第十四章苏秦采用循循善诱、危言耸听等方式游说齐湣王联合五国攻秦，说理透辟、条理清晰。第四章是苏秦遭到燕昭王怀疑后，向其陈情鸣冤、表明心志，抒情自然真挚、感情浓烈。在篇幅上，这些书信可长可短，灵活多变。如第三章“苏秦使盛庆献书于燕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反复抒情说理；第六章“苏秦自梁献书于齐王”，则短小精悍，简单精练，直截了当。在内容上，《战国纵横家书》苏秦书信强调真情实感、真实可靠。明代王思任《陈学士尺牍引》载：“有期期乞乞，舌短心长，不能言而言之以尺牍者；有忞忞昧昧，睽违匆遽，不得言而言之以尺牍者；有几几格格，意锐面难，不可以言而言之以尺牍者。”(28)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页。很多难以讲清楚的言语，都可以采用书信的形式加以表达。因为书信有明确的接受对象，并为既定的目的而写，具有一定保密性，在这样的情境下，向对方倾诉心声、坦陈心迹也就有了可能。因此，书信可以涵盖作者试图涉及的所有领域，还能说平时不敢说的话。苏秦去齐国反间，是一件极为隐秘的事，知之者甚少。平时苏秦根本不可能声张，而只有在书信当中，他才能把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倾吐出来。正是因为有了苏秦书信，我们才能系统了解到他为燕国反间于齐的史实。可见，无论是在书信的写法上，抑或是在情感的表达上，《战国纵横家书》书信都具有自由性和多样性。

三、《战国纵横家书》书信的文体意义

对于先秦书信文体的研究，学者一般将目光聚焦在《左传》《战国策》《国语》等史籍中所保存的个别书信史料，因文献资料有限，对先秦书信文体意义和价值的挖掘不够充分。《战国纵横家书》苏秦书信的出土，复原了处于始创期的书信文体特点，填补了先秦书信文体研究领域的空白，有利于重新审视先秦书信在古代书信文体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战国纵横家书》书信的文体贡献不容小觑。

1.个人书信集结意识的萌芽

学界一般认为个人书信专集化现象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著录《杂逸书》六卷，后面小字注：“梁二十二卷。徐爰撰。《应璩书林》八卷，夏赤松撰；《抱朴君书》一卷，葛洪撰……《李氏家书》八卷，晋左将军《王镇恶与刘丹阳书》一卷，亡。”(29)魏征、令狐德棻：《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089页。这些文集是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品，根据《李氏家书》书名判断，它们应当是个人书信结集，不过很可惜已经亡佚。宋代以后，个人书信作品专集大量涌现。如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别集类著录《范文正尺牍》5卷，其下云：“其家所传。在正集之外。”(30)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93页。这是子孙所作的范仲淹个人书信汇编以备保存流传，用来教化后人，成为摹写的范本。再如明代钱溥《秘阁书目》文集类著录《山谷简尺》，明代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东坡尺牍》《东坡翰墨》等，则是由于苏轼、黄庭坚的书信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审美价值，人们出于对它们的喜爱而将其汇集成书以推广传播。

而宋代个人书信专集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单个人的书信作品合集，同时更强调书信的文学艺术属性和礼仪文化属性。宋代书信结集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满足世人传习赏鉴的需要。先秦时期，文史哲不分。“文学文体与非文学文体界限的模糊，在写作实践上则表现为古代文章艺术性和实用性的交融、交叉。”(31)胡元德：《古代公文文体流变述论》，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第189页。早在战国时期，书信文体中的文学因素就已经酝酿、发展。其后，书信的文学性愈加凸显。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曰：“汉来笔札，辞气纷纭。”(32)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56页。如西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将排比、对偶、用典等修辞手法巧妙融合，营造气势，显示深厚的文学素养。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杂艺》视尺牍书信为“杂艺”，《北堂书钞》将其归入“艺文部”，《艺文类聚》将其归入“杂文部”。这些都呈现了书信的文学艺术属性，而且部分书信更是成为文人驰骋文学才能，供千百万读者阅读赏鉴的美文佳作。

好的作品，自然激起人们的收藏欲望。《汉书》记载陈遵“略涉传记，赡于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33)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711页。说明在汉代士人会有意收集一些文辞优美、得体的书信作品用以欣赏借鉴。到宋代，类似这种书信收藏之风更盛，并且出现了苏轼、黄庭坚个人书信作品专集。周作人《关于尺牍》载：“‘古人尺牍不入本集，李汉编昌黎集，刘禹锡编河东集，俱无之。自欧苏黄吕，以及方秋崖卢柳南赵清旷，始有专本。’所以讲起尺牍第一总叫人想到苏东坡黄山谷，而以文章情思论，的确也是这两家算最好，别人都有点赶不上。”(34)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本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17页。苏轼、黄庭坚在书信这一文体中驰骋自己的才情巧思，他们作品的文学性、审美性获得时人的喜爱，人们想要收藏以备赏鉴。因此，苏轼、黄庭坚的个人书信作品专集应时而生。可见，宋代个人书信作品专集化的产生，与书信的文学艺术属性被大众认同、并成为公众文化审美有关。而这与《战国纵横家书》苏秦书信以记载历史事件为目的而集结大相径庭。不过，虽然二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是《战国纵横家书》苏秦书信在个人书信专集化形成过程中还是起到了推动作用。它是个人书信集结意识的萌芽，具有开创性，让人们认识到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将个人书信作品汇聚在一起的自觉性。同时，从《战国纵横家书》苏秦书信集结到宋代个人书信专集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还充分展现了书信文体在实用性的基础上向着文学性、审美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2.展现书信文体由贵族化、公事化向平民化、日用化演变的态势

《战国纵横家书》苏秦书信大多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事务，具有浓重的公文性质。先秦书信主要以档案的形式收录，用来记载历史事件和传递消息，服务于公事，而只有具备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才能接触这些书信，比如各国的君王、职官。因此，先秦书信文体具有贵族化、公事化特点。而汉代以后随着书信应用范围愈发广泛，书信文体的平民化、生活日用性愈加凸显出来。这种演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转变过程。其实早在战国末期已经出现私人性较强的家书。“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墓中发现属于战国时的两封写在木牍上的家信，提供了上古民间私信的最早实物。第一封是黑夫和惊从淮阳(今河南淮阳)写给安陆(今湖北安陆、云梦)家里的中，第二封是惊独写。黑夫、惊、中是三兄弟。信中叙述从军至淮阳的情况。”(35)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39页。这是战争时期下层士兵的家书，目的是获得家人的补给。不过，由于时代久远又遭秦火，书写工具简牍笨重、不易携带，缣帛又过于昂贵，再加上交通通信条件不便利，导致先秦时期类似这样的家书流传下来的极少。而到了汉代，书信内容愈来愈广泛，可谓包罗万象，可言事、可论道、可干谒、可问候、可叙情……如刘向《诫子歆书》、马援《诫兄子严、敦书》以告诫劝勉家族子弟为主要内容；司马相如《报卓文君书》、秦嘉《与妻书》是男女之间的情书；张奂《与宋季文书》、马融《与谢伯世书》谈及田园之美、隐逸之乐；葛龚《与张略书》细说与朋友共餐的琐事。书信记录着日常的普通生活，成为最能涵盖古代士庶多元生活的一类文体。而且此时的书信写作群体也极具广泛性，有达官显贵、文坛名流，也有普通市井百姓，甚至还有名不见之于后世的无名之人等。

而随着书信文体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实用层面日益普及，魏晋时期“书仪”应运而生。“所谓书仪，是写信的程式和范本，供人模仿和套用。”(36)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94页。书信的写作有固定格式和套语，为了使书信的书写体例格式不致因错误而失仪，写信的范本——书仪便出现。西晋索婧《月仪帖》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书仪类作品。周一良指出：“书仪纂订的目的，是制定士大夫行动的准则，维护统治阶级的尊严和地位。”(37)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0～37页。书仪在形成之初也具有贵族化的特点。不过至唐代，书仪开始趋向日用化、大众化，王重民著录杜友晋《书仪》言：“上卷吉仪，下卷凶仪，自天子至于庶人，各具一例，简而适用，故其书能传至敦煌。”(38)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25页。书仪应用到了普通老百姓生活当中。宋代以后，日用类书大量出现，有相当一部分专门收录民间的函札书信，并且大多配有各种书仪格式，目的是供普通老百姓参考、套用。如元代日用类书《新编事文类聚启札云锦》《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等。还有一些指导书信写作的类书型选本，也是为了迎合大众需求。如明代类书型选本《如面谈》，收录了部分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的信函。这些都体现了书信文体向日用化、平民化发展的趋势。可见，通过将《战国纵横家书》苏秦书信与后世书信作品比较，可以窥探书信文体由贵族化、公事化向平民化、日用化过渡的渐进式发展过程。

3.揭示书信文体格式趋向规范化、等级化的演进脉络

《战国纵横家书》书信文体规范具有模糊性，甚至有时会掩盖其文体特征。比如第八、第九、第十、第十四等章直接用“谓齐王曰”引出书信内容，未体现其书信文体特征。而且此时的书信没有固定格式和套语，也没有刻意使用表示尊卑等级的语言。这是先秦书信文体所具有的共性，是它们处于文体始创期时的特点。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以皇权为核心的君主集权制度的确立，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书信文体格式愈来愈显现规范化、等级化的趋向。此时政治机构分工更细致，职官职责更明确，“书”类文体之间的区别也渐渐清晰起来。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载：“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秦朝将“上书”改为“奏”；汉朝时，又有了“章”“表”“议”等称谓来指称“书”。书信有了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独特性以及独立地位。人们在进行书信文体写作时，有意识地反复、自觉地使用统一的格式。由此，古代书信文体逐步定型，并趋向规范化。汉代私人书信日益增多，书信文体的使用者愈发广泛，书信传递对象也愈加多样化。私人信函的传递与官方通信系统中有专人负责不同，它主要靠行客、商客的捎送，如果不写明收信人、寄信人等信息，容易与其他书信混淆；古代交通不便，送信时间较长，如果不标注日期，就不清楚书信写于何时。因此，此时规范的书信格式有出现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同时，随着封建帝制的确立，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得以恢复，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制度得以巩固，强调君臣有等、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语言是符号，语言是文化，在以森严的等级结构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社会里，许多词汇概念染着浓厚的等级制的封建色彩”，(39)谭邦和：《中国书信体文学史论略》，《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书信文体亦深受影响。《礼记·曲礼上》曰：“夫礼者，自卑而尊人。”(40)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页。即重视礼仪就要做到谦己而敬人。因此，在此后的书信中，表示谦敬语气的起首语和表示礼貌恭谨的祝颂结尾词成为古代书信文体的固定格式之一。如汉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在信首载明“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41)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54页。信尾署上“书不能悉意，略陈固陋，谨再拜”；汉代董仲舒《诣丞相公孙弘记室书》开篇注明“江都相董仲舒叩头死罪，再拜上言”，结尾处则有“再拜君侯足下”。(42)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79、731～732页。汉代扬雄《答刘歆书》开篇曰“雄叩头”，信尾载“雄叩头叩头”。(4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79、731～732页。它们奠定了古人书信的格式基础。魏晋以后流行的写信的程式和范本——书仪，蕴含丰富的礼法精神，强调尊卑等级，进一步推动书信格式向规范化发展。吴丽娱指出：“书仪的制作程式决定于它所要体现的等级秩序。……书信的种种写作格式，乃至于信首信末的月日称呼、信封的封题包装，无不显示着等级的重要性。”(44)吴丽娱：《唐礼摭遗》，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37页。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篇》亦载：“江南轻重，各有谓号，具诸书仪。”(45)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6年，第78页。宋代司马光《书仪》也是完全按照收信对象的由尊到卑来排列各种书札范式。这些都说明书信文体的礼仪文化属性愈发受到重视。根据所呈送对象的不同，书信在措辞和格式上要讲究立言的得体，分清尊卑亲疏关系。而书信这种固定格式和套语普及到全社会，有利于礼仪文化的传播，具有教化世人的作用。可见，古代书信文体的格式不断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愈来愈注重尊卑等级，凸显礼仪文化属性。《战国纵横家书》作为早期书信的代表之一，通过将其与后世书信文体比较，可以揭示书信文体格式由模糊且宽泛向规范化、等级化、礼仪化发展演变的规律和脉络。

四、结语

《战国纵横家书》第一部分集结多篇苏秦书信作品，它们是研究苏秦史实的原始资料，复原了历史上真实的苏秦面貌，据此可以校勘传世文献的错讹之处，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些书信的编排有规律，且篇首提示语形式较为统一，体现了书信文体观念的发生和发展。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书信文体的特性并加以运用，但是还没有形成理论性、系统性的认识，对书信文体的认定还有一定的模糊性。它们具有公文性与私人化相统一、文体规范的模糊性、行文的自由性等文体特征，这是处于始创期的书信文体特点。《战国纵横家书》书信具有不容忽视的文体价值，它是个人书信集结意识的萌芽，展现书信文体由贵族化、公事化向平民化、日用化演变的态势，揭示书信文体格式趋向规范化、等级化的演进脉络。这些书信推动了后世书信文体的最终定型，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相较于其他先秦书信作品，以往对《战国纵横家书》书信的研究远远不够，仅仅局限于对书信文学性、(46)龙建春：《〈战国纵横家书〉书牍文学性刍论》，《江淮论坛》2002年第6期。以及书信体特征的分析。(47)李波：《〈战国纵横家书〉文学性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6年，第17～21页。已有研究既未能深入研究书信文体源流演变的过程，也未能探究早期书信的文体价值。本文正是着力解决上述学界未能深入的问题，以使《战国纵横家书》在文体学方面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示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