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伟华 方浩宇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将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作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方针。这次会议之后，学术界陆续展开了对有关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研究。相关成果大都以理论分析或案例研究的形式，探讨了互嵌式社会结构同族际关系建构之间的内在逻辑。已有研究更多关注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抽象内涵，从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功能及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把握，通过“互嵌”的现实指向归纳出互嵌的模式，试图搭建一般性的研究框架。然而，已有研究秉持静态的结构观，忽视了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动态属性，难以较好地解答结构和互动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范式免不了将互嵌式社会结构看成一个抽象而模糊、静态且单向的功能集合体，缺乏对其中的结构化要素做出细致的分类和解读，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结构的“反身性”(reflective)和能动性。

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与一般社会结构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发生学直接依靠各民族间密切的社会互动，具有明显的模态特质。“模态”(modality)概念最早起源于工程学，是指结构系统中固有的振动特性。而“模态分析”(modal analysis)是研究结构动力特性的一种方法，可以预测结构的振动效应，以对结构进行合理的动态设计。将其应用于社会学领域，用来分析某种社会结构的动态要素，能够更好地阐释该结构对于社会互动的影响效应，从而可以将抽象的结构具体化、可视化、动态化。“模态”包含了静态和动态、结构和过程这两组基本概念，指涉一种结构变动的固定规律。不同于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严密且静态的社会系统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将各民族的交往互动实践带入了视野中心。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社会正是在客体的生产资料和主体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得以不断地发展。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借鉴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明确指出了结构具有二重性，即认为结构和个人之间的桥梁是助推社会实践的规则和资源。这是一种动态的结构观，人的行为与互动不断受到结构的作用，同时又不断地影响结构的变动。动态的结构始终以人为中心，并最终回到人的世界。结构变动的本质是社会互动的持续性调适，结构的运动规律就是互动的内在理路。

因此，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是各民族社会实践相交互、社会资源相嵌入的新型动态结构，交互与嵌入成为其“固有的振动特性”。交互与嵌入的模态包括这样几种振型(mode of vibration)(1)“振型”指弹性结构自身固有的振动形式，是衡量模态的重要参数。社会学视角下的“振型”即为某一社会结构具体的变动类型，它反映结构的动态要素，可以归纳为结构模态的运动规律，标识着结构对于互动的影响效应。：基于经济纽带的硬性依赖关系；基于生活秩序的共赢共享规范性知识；基于意义纽带的软性依赖关系；基于组织秩序的协商互助规范性知识。对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相关效用来说，它们分别具有搭建团结基石、推演共生目标、维系涵化关联和巩固动员保障的效应，因而有利于促进各民族的社会互动。要想推动和维持族际之间的良性互动，就需要不断地构筑与赓续交互和嵌入特性，支撑并巩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发挥效用的条件。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具有怎样的运动规律，它如何促进并维持各民族良性的社会互动？这些都是本文所要展开讨论的重点内容。

一、交互与嵌入的特质：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模态振型

作为各民族社会实践和社会要素相互交织的产物，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下的社会互动呈现出依赖性和规则性的特质。这意味着该结构的变动总是趋向于关系的依赖和规则的学习。通过归纳4种现实的振型可以发现，嵌入性和交互性实际上就是反映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变动规律的模态，分别对应了社会互动的两种特质。

(一)“嵌入性”：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依赖性特质

对于任一社会结构而言，互动关系都是标明结构性要素和制度性框架的基础。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结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并不是单一和静态的，成功的多民族国家大都能构建成为一个结构合理、利益紧密、情感贯通的共同体社会。(2)郝亚明：《民族互嵌型社区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理论分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失败的多民族国家则呈现出种族隔离、社会分裂、人心涣散的社会样态。由此可见，族际关系的连接性是多民族社会结构的核心要素。“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用于解释市场社会的怪象。波兰尼以一种唯实论的眼光，发现“人类经济通常都潜藏于人类的社会关系当中”(3)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46.，市场不过是社会结构中的一种建制(institution)。这种实体主义的嵌入观是为了反对当时盛行的形式主义经济学。后者强调理性、自利和效率的重要性，忽视了经济活动对于社会联结所起的作用。所以，“嵌入性”的本质是一种自然的对他人和群体的依赖关系。人之所以可以自然地与他人或群体发生关系，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要素嵌入到了相应的互动体系之中。

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社会要素是劳动必需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人只有在没有异化的劳动中才能自然地形成关于自我、群体和社会的正确认识。因此，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第一个“嵌入性”振型就是各族人民的经济纽带。这是一种坚实的依赖关系，各民族得以在经济活动中建立起符合他们期待的劳动分工、社会网络和经济道德，给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提供社会团结、社会信任、社会价值三个维度的基础。这样可以进一步发展出其他的社会交往样态，让各族人民从中认识到自己和本民族、其他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而丰富了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内容。

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第二个“嵌入性”振型即为意义纽带。不同于上述经济纽带所规定的硬性依赖关系，它反映的是各民族在精神世界中的相互依存，对现实世界的交往实践具有软性的指导作用。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根本要求就是在多民族社会中形成一个“常识世界”，将彼此间的交往互动类型化为充满意义的交互和嵌入，通过文化移入把有关互嵌式生活的价值评价内化到每一个民族心中，在“理解”(verstehen)的基础上转化为自觉的行动。(5)Alfred Schutz,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In Collected Paper I, edited by Maurice Natans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2, p.56.所以，知识并不是作为实体而存在的，知识的维系是需要再生产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较为关注再生产现象，其认为知识不是悬浮于个人之外而是嵌入于内在精神结构之中的，人们是通过“惯习”(habitus)来理解和应对所处的世界。所谓惯习则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于每个人身上”(6)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74-76页。，进而形成一种内在的规则性，这恰好是实践活动趋向于再生产的对象。如果不能形成有关互嵌的惯习，则容易产生如布迪厄所批判的充满区隔的社会。只有将这种良好的知识通过教育传承下去，让子孙后代都能自发地运用互嵌的思维来感知世界，给行动赋予协同共生的意义，才能将当下有关互嵌的记忆延续至未来。这样一来，“嵌入性”的依赖关系就不单单指向当下的经济纽带了，而是经由文化符号指向未来的生产生活实践。

(二)“交互性”：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规则性特质

既然说社会要素的嵌入给互动体系提供了现实的依托并构建了联结的纽带，那么在此基础上搭建起的一系列交互场域，则是为了推动各族群众更好地进行社会实践，令其感受可及的纽带并对它做出价值评估，进而形成关于相互间依赖关系的“规范性知识”(7)张静：《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0页。。如果说社会要素的嵌入是客观性的汇集，那么社会实践的交互实际上反映的是主观性的交互。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探讨“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时，认为人们可以在特定的情境中找到一个“观照点”(point of view)，据此感受对方的世界。当人们发现彼此的感受具有某种相似性时，互动中的主体就产生了同感，进而呼唤起彼此间的交往意向。(8)张宪：《胡塞尔现象学交互主观性简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马克思反对现象学的唯心主义认识，其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人与人的交互离不开真切的社会生活。吉登斯综合了马克思和胡塞尔的理论，提出社会行为不断形式化的过程就是“交互性”(reciprocity)发挥作用的过程，而形式化则是共性聚合的结果。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并不是各种结构性要素的填充品，它可以将各要素内化为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并分化出不同的行为取向，在各族群众交互实践的过程中，进行潜移默化的传递，塑造各民族当下关于共赢共享的互嵌式社区记忆。这种制度化的社区通过影响人们的思维意识和行为方式(10)参见Mary Douglas, How Institutions Think,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6.，进而标明各民族平等互惠的内在关系，增强其对互嵌式社区的归属。

因此，“交互性”的本质是在社会实践中自发形成的一系列规则和秩序。“自发”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强调了一种内生性特质。交互的核心是规则知识的形成、交换和发展。知识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只有回到最本真的社区生活互动之中，才能探寻各族群众之间日常化的意义网络。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第一个“交互性”振型就是共赢共享的规范性知识。各族群众在获取平等的生活机遇和共享的公共资源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相互尊重、互通有无、共乐共享的交往知识，进而生发出多民族命运共同体中有关各民族生活实践的交互性规则。

生活实践的交互性规则仅仅勾勒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范围，还需要较强的规范性知识来保障其得以发挥建设性作用且真实可感。鲍曼(Zygmunt Bauman)反对有形的共同体，他基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指出，共同体仅仅是一种内在于本体而存在的自然且不言而喻的共识。(11)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各民族群众内生的守望相助、和谐共生且代代延续的高度认同感。共同体虽然不应该是各种具体的形态，却可以拥有现实的表现，尽管这样做仅仅可以使它真实可感。也正因为如此，各民族才能真切地体会到这种意识的存在，从而更有利于他们将其转化为实践交互的内生动力。现代组织需要将身处流动性的各族群众组织起来，即在生活秩序的规范性知识之外，再生产出一种组织秩序的规范性知识，促使多民族命运共同体在有序的组织运行中发挥其巨大的能动作用，以保障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得以生成且具有现实稳定性。

二、交互与嵌入的构筑：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支撑系统

既然厘清了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固有的变动规律，就需要合理地设计该结构的运动轨迹，确保它的动态要素可以发挥实际效用，促进各民族的社会互动。良性互动的构筑实质上就是结构模态的构筑，即给抽象的交互性和嵌入性提供现实的依托。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这些依赖关系和规范知识注入有形的互动体系中，转化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效应产生的具体支撑条件。

(一)嵌入性经济互动体系：团结互信之基石

经济纽带的联结主要依靠劳动分工、社会网络和经济道德，它们分别在经济层面给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提供了社会团结、社会信任和社会价值三个维度的基础。一种健康的劳动分工必须是社会自发产生的且具有法律和道德的规范，同时还表现出集约化和组织化的特征，能够形成一定的集体意识。(12)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313-353页。多民族社会之所以能够有机延续，主要得益于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自发形成并与自然、社会相调适的生产生活方式。各民族的分工协作维护了多民族社会的超个体存在，使各民族的行动趋向于一种利他的非个人的目标(13)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渠敬东编：《涂尔干文集》第三卷，陈光金、沈杰、朱谐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5-47页。，进而维护了由各民族联合而成的多民族社区之统一。合理有序的劳动分工在各族群众中建立起一种可感的团结力，有利于凝聚各种结构性要素，使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得以发展出来，不仅是社会聚合的主要依靠，就连社会构成的特性也与分工密切相关。(14)参见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梁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6页。平等紧密的社会网络给予各族群众平等对话、获取资讯的经济条件，有利于调动各项结构性要素，促使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得以铺展开来。各族群众是多民族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他们的行为方式都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15)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1, no.3, 1985, pp.481-510.，而网络关系的强弱、重复性程度和位置差异都会对经济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于高度专业化的西方现代社会，当下中国乡土社会氛围仍然比较浓厚，以人情为代表的强关系同弱关系一样重要。在此背景下，多民族在合理有序的劳动分工基础上，会进一步形成位置平等、关系紧密、日常复现的关系网络样态，进而可以不断地获取各种就业信息、及时协商经济事务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强化相互间的义务与情感，以社区互信促进经济互赖关系的巩固。

在此过程中，一种利他诚信的经济道德被生产出来，成为规范经济活动的价值准绳，有利于平衡多种结构性要素，给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注入价值观念。社会流行的思想价值观念与经济的发展具有相互塑造的作用，经济活动在道德层面的贡献使其又会成为社会责任体现。(16)维维安娜·泽利泽：《道德与市场》，姚泽麟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52页。各族群众在经济互动中的联系，势必涉及在市场交易和经营活动中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与理解，而这个过程又反过来推动少数民族群众在市场经济中的参与活力。由于多民族相互嵌入的劳动分工和社会网络，一种出于共同利益考量的经济伦理便有了生长空间，各族群众将以此为凭开展相互间的经济互动。他们在经济互动中将市场信息、就业渠道、分工模式、经济道德等要素嵌入到经济体系之中，给多民族社区营造了有机团结的纽带，铺陈了社会信任的道路，孕育了共有价值的母体。

(二)交互性生活互动体系：共赢共享之目标

生活体系中的实践交互主要是围绕生活机遇的获取和公共资源的享用展开的，分别指向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共赢和共享两个目标。民族互嵌式社区建立在共同地理范围和紧密的日常生活基础之上(17)高永久、朱军：《试析民族社区的内涵》，《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各族群众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当地的生活机遇。韦伯(Max Weber)最早使用“生活机遇”(life chances)一词来分析阶级。他认为一个社会或社区存在着一种广泛的能够使成员生存下来的市场机会，包括获得物资供应、拥有生活地位和实现内在满足的机会；而造成阶级分殊的点恰恰在于机会和利益的不均等性，并由此制约了不同地位群体的生活方式。(18)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eds. Guenther Roth,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926-927.然而，互嵌式社会结构不同于带有不平等色彩的阶级科层结构，它需要提供平等的生活机遇，让各族群众都可以获得诸如收入、福利等改善自我境况和家庭生活质量的所需之物和所需之能(19)参见Ralf G. Dahrendorf, Life Chances: Approaches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从而拥有能够平等地分享经济和文化产品的机会(20)Anthony Giddens,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1973, pp.130-131.。由此可见，平等的生活机遇是和共享的公共资源紧密联系的，这也恰好印证了共赢和共享的辩证统一关系。各族群众在互嵌式社会结构中获得了平等发展的机会，并在合作实践中实现了共赢，创造了公共性质的社会产品，反哺了社会资源，给共享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在多民族共享这些资源的同时，通过相互的沟通和交流萌生了进一步合作发展的意向，又给生活机遇开辟了更多空间，孕育了共赢的可能。

交互的生活体系会自发地形成社区内部的规则知识，搭建起互嵌式社区的生活秩序，开创一个崭新的真实的各民族相交互的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看来，这种规则性知识能够促使社会合理化，因为生活互动不能通过强制来形成共识，直接或间接交往所达成的沟通非常必要，而这正好就将当地的知识系统分化渗透进日常交往的诸多方面，从而使得社会生活实践的合理化得以形成。(21)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25-427页。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主体所置身的场域，需要和相应社会中的现实条件进行联结。平等的交往规则和互惠的生活秩序正好连接了生活互动中的物质前提与价值定向，明确了多民族日常交往的目标并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勾勒了一个良性的交往社会，它具有完整的主体交互性和现实可行性，各族成员都可以借助共同生活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又不违背共同的生活秩序，从而可以消除族际间交往实践的壁垒，营造出平等互惠的社区环境。

三、交互与嵌入的赓续：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固本机制

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支撑体系划定了该结构运动的合理范围，使得社会互动可以不断趋向于依赖性和规则性的良性循环。如果能够依据交互性和嵌入性原理设计出一定的运动机制，不断赓续结构固有的变动规律，各民族间良好的社会互动就可以维持下去。

(一)组织交互性机制：协商动员的保障

生活体系将各民族的社会实践交互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组织化的力量。组织交互性机制可以依托一定的组织实体对经济和生活体系中的依赖关系和关联知识进行保障，进而强化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内在特性。这样的组织实体主要包括基层党组织和相关社会组织，前者围绕公共性服务展开各民族相互交融的社会实践，后者的实践交互则以社区性事务为核心议题。基层党组织是领导本地社区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它直接向各族群众提供公共服务并领导社区自我调节。故需要兼顾合法性机制和合意性取向，在“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下，推动一个核心动能兼具多项服务功能的社区治理新实践。(22)曹海军：《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由于多民族社区治理的复杂性，当地的制度环境会严格要求基层党组织做出制度化的回应，将超过组织的各种管理、宣传、协调、动员的各项任务下沉到基层党组织内部(23)参见Philip Selznick, 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形成合法性约束并促进各级组织间的资源交往。

不同于迈耶(John W. Mayer)指称的结构松绑(loose coupling)(24)John W. Meyer, Brian Rowan,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3, no.2, 1977, pp.340-363.，多民族社区的基层党组织往往是职能同构的。由于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广泛性，基层党组织必须及时回应各族群众的所需所求。而缓解基层压力的最好方式就是将组织结构和组织运作整合在一起，设置一些多层级联动和直接联系群众的运作模式，从而节省资源调配和组织沟通的制度成本。例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超过万人的苏州市工业园区，成立了“红石榴服务站”，由园区党委和街道办牵头，融合了公安、司法、信访、监管、人社、教育等多个职能部门以及基层网格的力量，搭建服务共建平台，提供综合性政策咨询和系统性便民工程，鼓励各族群众友好协商、化解纠纷，加深了彼此的互通互融。(25)江苏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苏州工业园区红石榴服务站”正式启用》，2021年12月17日，http://mzw.jiangsu.gov.cn/art/2021/12/17/art_39735_10218030.html，2022年1月25日。这样一来，组织的边界可以延伸至各族群众，同时党组织进行多民族社区治理的目标也能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目标相结合。原本作为组织内部妥善处理民族事务、协调族际关系的合法性机制就拓展到了社区内部的非制度环境，让各族群众在参与党组织提供服务和协调实践中理解认同并自觉遵守这套协商式的组织规范，进而使其具有了合乎民族事务治理社会化逻辑的知识取向。

各族群众逐渐成为协商式规范的受益人，共同“产生了对规范的需求”(26)Jame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276.，主动将自身的诉求告知基层党组织并传达至上级党委或政府部门。这些有效规范的形成，除了需要政府部门的指导外，还需要依靠各种社会手段来保障涉他关系的规范性。除了社区内部的舆论宣传外，一些民族社团更是基层组织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深圳市民族团结发展促进会自成立以来，在街道、校园、企业等基层单位组建了流动式政策宣讲团、文艺展演团等各式各样的民族社团，极大地动员了深圳市少数民族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之中，鼓励各族群众积极构建公共性身份，从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从客人转变为主人，激发了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利他主义互助精神。(27)张丽、汤夺先：《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公益行动中的形象建构——基于对H市M族流动人口的调查》，《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可见，民族社团是群众自我动员、自主调节的重要媒介，其围绕社区公共议题自发进行组织动员，在各族群众中搭建起以情感为主要约束效力的社会网络，具有斯诺(David A.Snow)所倡导的微观结构韧性。由于组织的网络属性是社会运动招募的重要决定因素，社会动员自然会受到结构接近性、可用性和参与成员间情感互动的强烈影响。(28)David A. Snow, Louis A. Zurcher, Jr., Sheldon Ekland-Olson,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Movements: A Microstructural Approach to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5, no.5, 1980, pp.787-801.交互的生活秩序消弭了多民族社区结构的交往屏障，培养了各族群众之间真切的情感依赖，而经济要素和知识要素的嵌入使得互嵌式社会结构具有了能动性。例如，宁波市北仓区为了解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融入问题，在基层治理组织网络体系之外探索出了一条民族社团组织开展文化交流、社会反哺的基层动员道路。“好媳妇之家”“少数民族员工俱乐部”等社团组织，主动参与城管、卫生等公共事务的处置协调，积极组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参与文明创建活动和疫情防控志愿服务，让其能够获得更好的生存资源，从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29)徐平：《在深化交往交流交融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北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为例》，《民族研究》2021年第2期。因此，无论是兼顾合法性和合意性的党组织，还是注重培育社会韧性的民族社团，都可以很好地将各族群众纳入良性的社会互动之中，最大程度地动员各民族参与多民族社区的建设，给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运动上了一道牢固的保险。

(二)文化嵌入性机制：关联涵化的维系

构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需要将关联的知识延续下去，形成一种互嵌的文化符号或社会知识。除了生活交互中形成的相互尊重、共赢共享的知识规范外，有关互嵌的社会知识通常包括各民族文化传统的相对主义认识和社区生态的关联性感知。社区中嵌入对各民族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的宣传和教育有利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知识在多民族社区的再生产，进而巩固规则性知识指导下的交互行为。多元文化互动的模式可以产生新的交互性质的文化类型(30)Elwyn Thomas, Culture and Schooling: Building Bridges Between Research, Praxis and Professionalism,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Ltd., 2000, p.30.，使得多民族社区文化再生产摆脱个体性、阶层性的区隔。多民族社区可以通过一些多元文化课堂，形成多民族共享的文化氛围(31)Edgar L. Hewett, “Ethnic Factors in Educ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7, no.1, 1905, pp.1-16.，让各族群众之间相互理解与包容，在互助中促进多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例如，天津市河西区多次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邀请少数民族学生体验中华传统艺术和现代高新技术。在文化衫制作和“VR”体验课堂上，各族同学相互帮助，交流想法，共同合作，增进了彼此的感情，拉近了彼此的距离。(32)天津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河西区红石榴民族团结教育中心开展“知党史、颂党恩、跟党走”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争做红色基因传承人”活动》，2021年6月3日，http://mzzj.tj.gov.cn/XWZX5524/MZDT5911/202106/t20210603_5469720.html，2022年1月25日。

社区生态的关联性感知有利于增强社区力量(33)参见John U. Ogbu, Herbert D. Simons,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Minorities: A Cultural-Ecological Theory of School Performance with Some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vol.29, no.2, 1998, pp.155-188.，进而培养互嵌式社会结构化意识，使少数民族青少年突破结构性障碍，自主地进行符合互嵌式社会结构需要的人生选择。相关研究表明，年轻人会与所处环境的社会结构、制度安排以及文化知识进行互动，认识自身所处的位置，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34)参见Wolfgang Lehmann, Choosing to Labour? School-Work Transitions and Social Class, Montreal and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7.当下多民族社区需要加强对社区社会系统的整体性教育，让各族群众尽可能形成生态互依的文化惯习，依据少数民族群众与其所处环境的调适方式，从现实价值、象征符号、社会关系等多个角度合理规划发展路径。尽管交互性的生活体系能够保证生活机遇的平等获取，但还需要嵌入这种关联性的知识用以维系。社区生态的关联性感知并不是某种抽象的知识，而是嵌入于成员社会性之中的结构意识，即吉登斯之结构化的行动图式和布迪厄之生成结构的惯习。不同于具有阶级差异性的惯习，这种意识反映的是相互依赖的结构关系，关联性知识的能动结果也是趋向于各民族和谐共生的。

多民族社区的教育应该是多民族共同社会化的过程。这意味着关联的涵化需要将以上有关互嵌的社会知识嵌入到社区成员获取生存知识的过程之中，把它们当作一种结构模态和良性互动的再生产要素。与传统的文化再生产不同，这样的社会知识并不生产强制性的、区隔性的结构意识。互嵌式结构意识是抛开现行等级评价体系，通过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知识关照，具有自愿性和联结性的特征。由此可知，置身于互嵌式社会结构中的各民族类似于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提出的“开放的人”(35)参见Norbert Elias, Reflections on a Lif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即不是抽象为结构中的人，而是真真切切处于相互依赖关系结构中的主体。当我们把“嵌入性”当作勾连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就可以解释无论是文化相对主义知识还是社区生态关联性知识的社会生成过程，都和各民族依托嵌入性关系的心理生成过程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文化嵌入性机制就能够通过再生产有关互嵌的社会知识，实现多民族互嵌式社会化和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同构与维系。

四、结语

通过归纳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在现实中的四种变动类型发现，该结构具有一定的运动规律，且会对各民族社会互动产生多元的影响效应。首先，经济纽带与意义纽带分别将表现经济和精神连结关系的社会要素嵌入到各民族的交往互动之中，搭建了社会团结的基础，维系了共享价值的涵化。两种反映嵌入性模态的振型表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变动方向倾向于依赖性的特质。其次，生活秩序总能在各民族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共赢共享的规范性知识，组织秩序也要求作为实践主体的各族人民遵循协商互助的规则，推演了良性互动的目标，保障着良性互动的条件。两个体现交互性模态的振型表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变动方向符合规则性的期待。因此，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运动规律实质上是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活动中的依赖关系和反映生活组织秩序的规范性知识的不断转化与延续。随着交互性和嵌入性模态的构筑与赓续，各民族自然会遵循依赖性和规则性的固有逻辑展开社会互动。

因此，良性互动的维持关键在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模态的巩固与强化。构筑模态的最佳方法就是为其设计相应的实体，促进结构效应的变现，转化为实际互动的支撑条件。在经济互动体系中，涉及职业分布的劳动分工、涉及人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和涉及意义共享的经济道德等带有各种关联性社会资源的要素，被嵌入到各民族经济领域中的交往活动中，将抽象的“硬属性”依赖关系转化为各民族社会互动团结互信的基石。各民族在已经结成的经济纽带基础上，围绕相应的生活机遇获取公共资源并进行交往实践，在共享共赢中实现族际关系的改善，使共享与共赢之间实现和谐的互动关系，从而可以携手重塑社区的生活世界，在现实的联结纽带之外增添了一种可感的规范性知识，将“共赢”“共享”这些晦涩难懂的概念内化于心，转变为各族人民社会实践的实在取向。

总体而言，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不是静态的、单向的、分隔的结构系统，而是社会实践相交互和社会要素相嵌入的兼具结构性和反身性的结构化之结构。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可以有效地构筑和赓续多民族社会的良性互动，给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外在的关联和内化的理路。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建构并逐渐成为各族群众自觉行动和共同实践的目标。互嵌式社会结构对各民族互动关系的调整，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根基和赓续脉络，谱写了中华民族同心同德、积极进取、互帮互助、共铸辉煌的当代史诗。各族群众可以从中更加明晰命运与共的历史道路，增强自我实现的历史决心，发扬美美与共的历史精神，担当和衷共济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