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军

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在顺利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共同富裕，统筹城乡发展关系，解决“三农问题”，学者们应在这一历史发展中有所担当、有所作为。由此，笔者想到了费孝通一生的乡村调查研究。青年时代的费孝通“弃医从文”，立下“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志向。他明确说过“我坚持把认识中国社会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动力，但从哪里入手呢？我是从农村调查入手的，并一直以认识中国农村社会为社区研究的主体”(1)费孝通：《〈中国乡村考察报告〉总序》，《社会》2005年第1期。。并给出了充分的理由，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在国家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历来受到各个学科的重视。“三农”问题关系中国的发展和安定，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推动乡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费孝通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首先就是认识中国社会，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途径是脚踏实地做研究，一辈子不停顿，世世代代不间断，积有限认识为无限认识。这就要求我们首先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探讨客观规律。”(2)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4页。费孝通以微型社区为中国乡村学的研究对象，以“志在富民”为核心思想，运用田野调查、类型比较法和“席明纳”等方法，重点关注了乡村土地问题、乡村发展类型和日常生活，从而实现了中国乡村从“地方”体现“整体社会”的目标。费孝通以江村为例：“中国各地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的中国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3)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二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6页。费孝通在国际上，为当时中国乡村的现状塑造了形象；在国内为中国乡村的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费孝通“乡村学”的生命历程

“大瑶山”的调查不仅是费孝通学术调查的开端，也是他中国乡村学产生的缘起。在江村的调查和成果奠定奠定了费孝通的学术地位，也是中国乡村学最为重要的“里程碑”。随后，“云南三村”调查的原因和设计基本上都是围绕中国乡村学的体系展开的。无论是调查研究的关注主题，还是探索研究方法都逐步得到完善。

(一)“大瑶山”调查：费孝通乡村学思想的起点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国力衰微、政局动荡，被西方列强欺压与蹂躏，费孝通一介书生，纵然无法投笔从戎，却也能够从其他方面贡献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力量。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指引下，开启了费孝通“乡村学”的调查研究。1935年8月，新婚不久的费孝通便偕妻子王同惠南下广西大瑶山，开启人生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乡村调查。重读青年夫妇俩人在半个世纪前写的这本书，可以不断发现费孝通后来所发表的许多学术观点的根子或苗子。(4)费孝通、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121-122页。正如徐平指出“大瑶山的社会调查，不仅确定了费孝通实证主义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发展方向，也确定了他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他以后许多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这个老根上发的芽”(5)徐平：《大瑶山调查与费孝通民族研究思想初探》，《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赵旭东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瑶山的调查开启了费孝通的学术之旅，而他的诸多观点与理论也正是基于瑶山的经验调查而来”(6)赵旭东、罗士泂：《大瑶山与费孝通人类学思想的展开》，《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3期。。费孝通在晚年简述自己一生的写作时，他谈论道：“在后来写的《江村经济》里，一开篇我就讲到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现在看，这个想法在《花篮瑶社会组织》里已经开始。”(7)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5页。足见瑶山调查对他以后学术研究的影响。由此看来，无论是中国乡村学的核心思想“志在富民”，还是中国乡村学的经典《江村经济》，其历史渊源与大瑶山的调查息息相关。

(二)“江村”：费孝通乡村学思想的里程碑

大瑶山调查是费孝通信心满满地进行中国乡村研究的起始，结果却是“一死一伤”的悲剧。“心伤难复愈”的他到开弦弓村调查走访。严格意义上说，江村调查是费孝通“一次没有准备的调查”。但正是这次调查，成就了他乡村学研究的名作《江村经济》。费孝通留学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基于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在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英文版“Peasant Life in China”公开出版。费孝通确定了一生的目标：了解中国社会，从广大的农村开始，到农村去全面观察农民的生活。他也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马林诺夫斯基给予高度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8)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页。《江村经济》是“用研究花篮瑶时所用的方法去研究一个本国乡村”的自觉实践。他素描了中国乡村社区的社会结构与运作，呈现了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基于当时中国乡村土地权外流、农民生活贫困化、手工业崩溃等状况，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都是对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9)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序第5页。费孝通对江村微型社区的描述，从地理环境、家庭结构、经济生产方式、财产分配与继承等主题进行调查研究，旨在通过一种深描展现我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深层结构和功能。对此，马林诺夫斯基“不无嫉妒”地说，该书“对农村生活、农民生活资料、村民的典型职业的描述以及完美的节气农历和土地占有的准确定义等，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入的确实的资料，这在任何有关的中国文献中都是十分罕见的”(10)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页。。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建构了乡村学的“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理论体系。

(三)“云南三村”：费孝通乡村学思想的成熟发展

云南三村的调查是江村研究的接续。费孝通作为一个“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一头钻入农村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他的想法是：“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11)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页。于是，他提出了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就是想看一看“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农村中，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在大部分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村里，它是否也会以土地权来吸收大量的市镇资金？农村土地权会不会集中到市镇而造成离地的大地主？”(12)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页。《禄村农田》的诸多调查研究的切入点就是回应《江村经济》中存在的不足。根据当时乡村发展的类型，有的放矢地选择研究对象，从江村到禄村，从禄村到易村，再从易村到玉村。从不同的类型出发，以江村的经济、禄村的农田、易村的手工业和玉村的商业为重点，进行类型比较和分析，探索中国乡村发展的类型。

云南内地农村调查是为了回答“微型村庄能不能概括整体中国”的提问而进行的类型比较研究，因而文本内容有许多《江村经济》的问题底色。王铭铭说，如果说江村表露的是费孝通对于较开放地区乡绅在现代化过程中积极动向的肯定，那么，禄村、易村、玉村这“云南三村”，则借用现代经济学框架，在封闭的乡土中寻找纯粹的可供比较的类型。(13)王铭铭：《从江村到禄村：青年费孝通的“心史”》，《书城》2007年第1期。费孝通说：“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14)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序第5页。1943年费孝通访问美国。在美国期间，他将三个村子的调查文本用英文编写成“Earthbound China”(《土地束缚下的中国》)一书在美国出版。从这个意义上说，《云南三村》不仅是云南乡村调查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研究中国乡村的经典著作。

二、费孝通“乡村学”思想体系

费孝通“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15)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页。。从微型社区入手，“志在富民”是费孝通调查研究中国乡村的主旨思想，奠定了他毕生的奋斗目标。土地问题与中国乡村息息相关，形成了其乡村学研究的一条暗线。发展问题始终是乡村面临的核心问题，紧扣发展问题形成了费孝通“乡村学”的一条脉络。费孝通深描乡村日常生活，成为调查研究中国乡村的触角，从日常生活中折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现状。

(一)志在富民：费孝通乡村学的“灵魂”

从大瑶山调查到江村调查，再到云南三村调查，在这一过程中，费孝通紧紧扣住“志在富民”的核心思想。费孝通明确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内忧外患使他们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陷入不足温饱的极端贫困境地。当时的历史现实，促使我发生了尽力使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感，也为我后来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扎下了根子。”(16)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他的调查研究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这一思想与青年费孝通的志气相关，也由其使命感所决定。正如他所说：“中国要强盛，首先要使农村不断有大的变化，农民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都根植于农村这个乡土社会。这是中国的国情。”(17)费孝通：《志在富民：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总序”，第1页。在“志在富民”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费孝通坚持把认识中国乡村作为他学术研究的方向、动力和研究主题。基于这样的认识，费孝通展开了对中国乡村的实地调查，“到农村去看中国的农民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有什么问题”(18)费孝通：《志在富民：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代序”，第1页。。

费孝通一生“志在富民”，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做了一辈子的乡村研究，与农民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五上瑶山，七入定西，二十八次访问家乡江村，这是一种强烈的乡村情感和富国兴邦的社会责任意识。费孝通“志在富民”乡村学的调查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他的江村研究中。他注意到中国农民在与现代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已无法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由此产生了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19)费孝通：《志在富民：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0页。因此，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20)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36页。。在费孝通看来，当时中国乡村要实现转型发展，最首要的就是要解决“人民的饥饿问题”，也就是穷的问题。费孝通就中国贫困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提出了：中国农村经济持续的繁荣发展主要在于副业和工业的发展。费孝通明确指出：“中国要富强，必须先使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富裕起来，农民富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21)朱云云、姚富坤：《江村变迁：江苏开弦弓村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页。费孝通以“志在富民”为毕生调查研究的核心“灵魂”，通过不断地实践与反思中国乡村学的发展，从关心农民收入、乡村经济转向关注社会结构，从关注社会结构转向关注人与心态。

(二)土地问题：费孝通乡村学的“根骨”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为本的理念，农本立国是中国乡村的根基。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提及：“贯穿此书的两个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22)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页。农业在传统经济中占绝对比重，封建统治者从中攫取收入，也是农民为生的主要来源。农业发展依靠可耕作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23)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页。。尽管以地为生的农业生产模式使中华民族悠久的农业文明得到绵延与滋养，但是对土地过于依赖也造成一种无法从土地中挣脱的结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24)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页。在《江村经济》中，土地就是开弦弓村人人格整体的一部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热爱、眷恋，溢于言表：“地就在那里摆着，你可以天天见到它。强盗不能把它抢走，窃贼不能把它偷走。人死了地还在。”(25)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4页。该书最后一章“中国的土地问题”，也充分阐述了当时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和土地问题对农民的重要性，土地与经济的发展和继承、家族等各方面都有紧密的联系。对于中国乡村社会来说，土地历来都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费孝通先后三次进入禄村调查，以土地制度为主，抓住经济发展的主线，全面考察当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在《禄村农田》中第一个讨论的就是“土地问题”。费孝通又安排张之毅到距离昆明不远的易村和玉村进行实地调查，后写成《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报告。后合编成一部较为全面反映中国内地农村经济生活的著作“Earthbound China”。正如费孝通回忆，马林诺斯基嘴里吐出一个字来，Earthbound，后来又摇了摇头说：“你下本书用这个名字也好。”“Earthbound直译起来是‘土地所限制的’，后来果真我第二本书就用了这个名字叫Earthbound China，……他这短短的一句话，不是在为我第二本书提名，而是在指引我今后的方向。”(26)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0页。中国乡村无论是农民的致富问题，还是乡村的发展问题，都离不开土地问题。即使是在工业比较发达的乡村，或者打工经济盛行的乡村，土地仍然是中国乡村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正如贺雪峰指出：正是农村的存在，正是土地在农民手上，农民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获得了在城乡之间进退往返的自由空间。(27)贺雪峰：《农村：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党政干部参考》2011年第6期。

(三)发展问题：费孝通乡村学的“筋络”

首先，以“志在富民”为核心理念基础，关注发展成为了费孝通乡村学的一条主线。费孝通注意到乡村工业，最早是在《云南三村》中试图通过考察易村的“手工业”研究其对乡村发展的作用。在这一时期，调查研究的结论是乡村工业包含不同的种类，各有特色，对乡村经济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从关注乡村工业开始，逐步发展到对乡镇企业的调查研究。费孝通关注中国乡村的发展，关注乡镇企业的成长，并以大量的著述引导和推动其变化和发展。从三访江村开始，费孝通热切追踪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不断地积累资料，深化认识。在称谓上，从“乡村工业”到“乡镇企业”；在状态上，从“星星之火”到“异军突起”；在地位上，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再到“三分天下有其二”；在功能上，用费孝通的话说，“乡镇企业帮了中国的大忙！”他倡导“工业下乡”，将集中在少数都市中的企业分散到广大的农村中，从而“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道路”(28)费孝通：《三访江村——英国皇家人类学会1981年赫青黎纪念演讲》，《江苏社联通讯》1981年第17期。。总体来说，在“行行重行行”的实践中，他一直在强调工业对乡村发展的重要作用，“有工则富，无商不活”(29)费孝通：《志在富民：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9页。。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的道路。(30)费孝通：《我看到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其次，费孝通从1982年起，以江村作为调查起点“更上一层楼”开始研究作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31)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农村兴起工业之后,必然出现人口的聚居,于是小城镇就出来了。费孝通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大，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从乡镇企业到小城镇发展，提高了一个层次。他的着眼点一开始并没有限于集镇本身，而是把它看作是城乡的结合部，称之为小城镇，并提出了对小城镇“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十字研究课目。(32)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中国乡镇企业》2001年第8期。他认为，“集镇是若干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中心所联系的农村是他的‘乡脚’”(33)费孝通：《小城镇的发展在中国的社会意义》，《瞭望周刊》1984年第32期。。从“小城镇大问题”到“小城镇大战略”,就是从纸上谈兵变成了具体要实现的事情,这里有尊重实际的科学研究者的贡献。(34)费孝通：《从实际生活出发 去理解实际生活——在上海大学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的讲话》，《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小城镇发展使其成为吸纳农村剩余人口的“蓄水池”。正是基于这样的真实情况，费孝通先生坚定从事小城镇发展研究，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再次，费孝通在小城镇的发展基础上探索发展方式，从而提出了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中走什么样的路子，不同的路子就是不同的发展模式。总结发展模式不仅是类型比较的运用，而且也可以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点。通过考察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费孝通发现，在苏南地区，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农副业这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其模式是“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中国工业化模式，概括为“有农则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有智则进”的“苏南模式”。(35)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九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70页。这种模式是集体兴办乡镇企业，带动乡村的全面进步。温州一带发展家庭工厂，通过广大的运销网络出售家庭作坊的产品，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走出了一条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之路。费孝通把这个发展方式被称作“温州模式”。费孝通及时总结各地发展经验，还提出了“珠江模式”“民权模式”等多种发展类型，为各地发展乡村经济“出主意，想办法”。

最后，费孝通进一步探索了发展模式到区域发展。费孝通从1984年起多次深入西北地区，重点考察了甘肃的定西、临夏、内蒙古的包头等，撰写了一系列调查报告，继续其“志在富民”的学术实践。他针对各地不同特点，从土地、人口、市场多方面设计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方案，提出了十六字方针：“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利互惠、共同繁荣”，为区域发展贡献智慧。费孝通从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提升到区域合作和区域发展，先后提出了黄河中上游多民族开发区、长三角开发区和珠三角开发区等构想。此外，费孝通试图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把握中国乡村的发展问题，推动跨区域、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他提出了“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和“南岭走廊”三大民族走廊的概念，催促“民族走廊学”的诞生。在类型比较的基础上迈前了一步，不仅仅是多点类型比较，而且是多点连线成片的区域比较。

(四)日常生活：费孝通乡村学的“血肉”

中国乡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乡土社会，在乡村社会中日常生活既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又能充分体现其内在特征。《江村经济》在英国出版时就叫《中国农民的生活》。丹尼森·罗斯爵士阐明了《江村经济》在科学文献中的地位：“我认为这篇论文是相当特殊的。据我所知，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36)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11页。费孝通也专门用一个章节来深描“生活”，在这一章节中，他事无巨细地描述了文化对于消费的控制、住房、运输、衣着、营养、娱乐、礼仪开支和正常生活的最低开支。(37)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4-109页。分析这一生活水平，我们可以了解普通生活的必要条件。满足生活的这些必要条件是激励人们进行生产和工业改革的根本动力。范围涉及广、内容翔实，反映了当时江村社会生活的全貌。《乡土中国》偏重于社会结构的分析，是一种在大量的社区实践和调查、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上的总结，但是在《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中有大量鲜活的对村民日常生活的描述。日常生活体现了农民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适应生存环境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生活方式。从这些农民日常生活的深描，也折射了费孝通一生研究中国乡村的脉络，费孝通自己也明确说道：“我所讲的题目是‘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这就是要讲我自己怎么样进入到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中的,也就是要讲我自己的学术自传。”(38)费孝通：《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因此，费孝通以功能主义的理论，在关注社区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基础上，对社区的日常生活的人口、婚姻、风俗、仪式和精神亦做了细致的描述。即使是在城市社区中，费孝通也极其关注市民的日常生活，“感觉到社区与市民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包含政治、行政、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系统，其中最直接的联系是社区居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39)费孝通：《中国现代化：对城市社区建设的再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费孝通在调查中，敏锐地观察到中国乡村农民的日常生活，不仅抓住了中国乡村的本质特征，而且也突出了中国乡村的多样性，成为费孝通乡村学调查研究的触角，真实感受到中国乡村不同时期的“温度”。

三、费孝通“乡村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费孝通运用田野调查、类型比较和“席明纳”等具体的方法“回到微型社区”展开调查研究，从村庄透视整体中国的乡村现状。不仅深描了中国乡村的发展历程，而且建构了乡村学的理论体系。费孝通的乡村学思想启迪了众多跟随者接续推动乡村发展的调查研究，将其思想“经世致用”，推动中国乡村的发展，对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极其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乡村研究方法：回到微型社区

费孝通说：“用人类学的方法搞农村调查，就是深入到实际中去寻找和观察问题，而不是先提问题。深入到一个社区，住在那里，体验生活，在生活中找问题，把人们之间的关系找出来。”(40)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十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00页。这奠定了费孝通“乡村学”的基本方法论。费孝通曾说：“我生平说得上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在广西金秀瑶山，第二次是在江苏江村，第三次是在云南禄村。”(41)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这三次田野调查之于费孝通来说，不仅完成了他一生中重要的三个阶段的学术著作，而且也是费孝通“乡村学”理论与方法形成的元点。他明确地说：“这种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宏观的研究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在分析这些问题时，它将说明地区因素的重要性并提供实事的例子。”(42)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此外，费孝通的“微型社区”研究还打破了一个“铁律”，即民族志的方法只能研究“野蛮”社区。“他决心要用事实证明,民族志的方法是同样可以用来研究‘文明’社区的。这就需要运用瑶山实地调查的方法,即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在一个‘文明’社区中搜集资料。”(43)刘豪兴：《跨越“文野之别”的理论与实践——再论费孝通的江村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尽管都是“微型社区”的实地调查，但是其突破了传统民族志理论和方法的局限，将这一知识体系纳入研究“文明”区域的新境界，为后来费孝通的调查区域拓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乡村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葛迪斯在论述追踪研究的意义时指出，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确实在一系列学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社区的社会经济情况调查的早期范本，而且还证明了以文明社区作为调查对象的这种研究工作的价值”(44)威廉·葛迪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费孝通：《江村经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7页。。费孝通在早期的调查研究中，主要以乡村的微型社区为主，这成为他的“看家本领”。后来，费孝通的分析单位逐步扩大，从乡镇到经济区、再到流域三角洲、民族聚居地区之类的更大地域空间。但是，他调查研究的切入点仍然是微型社区。从微观的乡村达到认识宏观的中国乡村的目的，这始终是研究和认识中国乡村的一个好方法。由此看来，从人类学借鉴过来的田野作业是费孝通“乡村学”方法论的核心。当然，从这些“从实求知”的田野调查来看，有关乡村社会调查的思想和实践的论述也是费孝通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文化遗产。对当前中国乡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说，依然具有重要的反思和借鉴意义。

(二)乡村研究进路：村庄作为整体中国

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庄。村庄也是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窗口。费孝通应用“社区研究方法”，基于中国乡村的多样性开展“整体性社会”研究，“在一个相对可以观察到的，范围不要太大并且有一定的边界”的研究对象，这种社区正是“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45)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页。。从个案调查如何实现对中国乡村的总体认识，费孝通对总体中各种不同类型的个案进行调查，然后对它们进行比较，从中归纳出某些共性的东西，以此来达到对总体的认识。费孝通明确指出：“我心里有一个想法，我想去发现中国各地不同类型的农村，用比较方法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逐步接近我想了解的‘中国社会’的全貌。”(46)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30页。因此，尽管江村、禄村、易村、玉村都无法全面地反映和代表中国农村的情况，但是费孝通调查这些村庄，“并不是就村论村”，“我的目的确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47)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9页。。《云南三村》正是其类型比较运用的具体体现，他和张之毅调查了以农业为主的禄村，手工业较发达的易村，受商业影响较深的玉村。费孝通试图运用这种方式来探索中国乡村的整体：“如果我们能对一个具体的社区，解剖清楚它社会结构里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再查清楚产生这个结构的条件，可以说有如了解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和生理循环运作，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的和条件不同的其他社区，和已有的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和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48)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页。费孝通的类型比较不仅是对乡村具体社区社会结构进行解剖，更为重要的是划分类型，最后对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比较分析，从中抽象出中国乡村的一些本质特征。费孝通曾说：“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49)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读书》1990年第10期。从最初的江村到“三村”，或者说由最初的“一点”到“多点”，正是费孝通为了认识中国乡村的整体全貌而做出的努力。同时期，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等经典著作，同样研究中国村庄的不同主题。费孝通侧重土地问题，许烺光侧重礼俗文化，田汝康关注日常生活。不约而同的是，他们都从描述“微型社区”村庄来透视中国整体的乡村社会。这些调查成果既具有浓厚的“本土特色”，在学理和方法上又能与先进的国际人类学理论构成对话。他们试图从村庄研究来呈现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50)王铭铭：《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通过村庄的研究，他们建构了以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为目的的乡村研究范式。

(三)乡村研究关怀：接续的乡村研究

费孝通一头扎入“乡土中国”、毕生“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路径，建构了中国乡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其“从实求知、志在富民”的核心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大家纷纷加入这个学科的调查研究中去。20世纪30年代，在功能主义理论和实地研究本土化的指导下，中国学者开启了对乡村社区的调查。费孝通推动乡村研究并不孤单，进行乡村社区研究的还有杨庆堃之于山东邹平，林耀华之于福建义序，廖泰初之于山东汶上，李有义之于山西，郑安仑之于金门，等等。中国乡村调查研究掀起了高潮。随后，不断有人循先贤足迹，追访著名田野点。2000年，云南民族大学与北京大学“省校合作”，北京大学的三位博士生对云南三个著名的田野点进行追踪调查，完成了一批具有影响的成果。分别是张宏明的《土地象征：禄村再研究》、梁永佳的《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褚建芳的《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如谢泳、于长江、赵旭东、杨清媚等接续有关“魁阁”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杰出研究成果。“回访使我们重新找到审视同一调查点的机会，加强了社区的过程研究，其间多种被抽绎出的重要学术问题的解答获得了综合的机会。”(51)庄孔韶：《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由此看来，回访具有经世致用的意义，它可以实现中国乡村发展历史的对接，折射文化变迁的过程，同时也可以提高乡村研究的理论高度。

李友梅在费孝通“志在富民”的情怀和“从实求知”的认识论基础上提出了“江村学”，并且认为“江村学”的真谛是在不断地“从实”中建设能够清楚认识中国之“实”的知识体系，又在“实践”中持续推进对“实”的理解和对“从实”的验证。(52)李友梅：《“从实求知”与作为研究范式的“江村学”》，《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随后，不同的学者紧扣乡村学的主题，不断地对田野点进行“重访研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不断地进行“类型比较”，了解中国乡村的现状和变迁，发现和反思发展中出现的困难与挑战。此外，费孝通对中国乡村从微观到宏观的整体描述，也为探索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提供了“起点”，通过跟踪调查研究，进行纵向的对比研究，深究变迁的动力。马雪峰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魁阁时期云南九村镇再研究”，通过对这些“微型社区”的再研究，认为对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理解应置于乡村之外更大社会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场景下，重视民族国家建设、全国以及全球性市场体系拓展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有助于考察乡村纳入现代体系，有助于理解人们进入现代世界面临的焦虑与困境。(53)马雪峰、刘兴旺：《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动因及启示——费孝通易村研究的重访与反思》，《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李立纲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了一套“云南三村”再调查文集，包括《新禄村农田》《手工业消失的易村》《玉村商业和农业》。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乡村社会处于转型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新情况新问题，费孝通为我们提供的乡村学知识体系，仍然对当下中国乡村的调查、研究、反思具有指导性意义。

四、结语

费孝通“乡村学”经历了一系列的递进和反思过程，在这一历程中体现了自身价值和学科方向，并以其独特的调查研究方法和多维的发展视角，为中国乡村发展提供了认识视角和发展理念。费孝通一生秉承“志在富民”的核心思想，毕生致力于中国乡村的发展事业。他在“行行重行行”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中国乡村的现状和问题，通过村落研究—类型比较—模式提出—区域合作—全国一盘棋的发展脉络，最终成就了乡村学的形成与发展。费孝通“乡村学”的精神遗产给我们当下赋予了重要启示：一是中国乡村社会是中国发展的根和魂，是中国“富起来、强起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每年出台关于“三农”的中央1号文件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均说明了这一点。二是在中国乡村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践行“富民强国”的思想内涵，才能有动力、有耐力进行该学科的调查研究。三是加强“从实求知”的田野调查。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推进，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与发展，中国乡村进一步多样化和多元化，只有坚定“从实求知”的调查研究，才能真正找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规律，真正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四是新时代赋予了费孝通“乡村学”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的乡村学不仅是理解和建构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知识体系，也是理解整个中国乡村乃至透视全球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