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平 陈宁宁

英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写道：“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4页。他指出中国在15世纪时人口就达到了一亿多，而同时代的整个欧洲只有五千多万人口，他在书中惊叹于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广袤肥沃的土地和有利于农业的发达水利系统。他认为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由受到优良教育的儒家知识分子对国家进行管理，保持了国家的凝聚力和稳定繁荣，使得外国来客惊叹不已。但近代以来，中国因为曾经的闭关锁国而落后于世界，并且逐步沦为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百多年来，经过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经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赢得民族独立，取得国家建设的巨大成就。今天的中国正走在建设富裕繁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之路上，同时世界格局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又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变局”的背景转换，是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又在新时代走向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文化从危机走向自信的心路历程。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的反映，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文化自信到遭遇文化危机

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八十多年间经历了巨大历史变化，也就是从清末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今天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先后面临“两个大变局”的巨大历史转型。从文化的维度来看，也是中国人从历史上曾经高度的“文化自信”到遭遇文化危机，又从文化危机中逐渐走出来到重新建立“文化自信”的巨大历史转变。而在这一巨大历史转变中，无论是文化遭遇危机，还是重新建立“文化自信”，始终围绕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国内层面，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的重大问题；在国际层面，中西文化和文明如何和平共存的重大问题。

自秦汉以来，以儒家思想为文化正统的中国历代王朝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有疆域辽阔的汉唐盛世，有极致富庶的南北两宋，有完成郑和七下西洋壮举的大明王朝，也有鼎盛时GDP占全球三分之一的康乾之治，周边的其他民族或地方政权大都归附、内附或臣服于中原王朝。同时也有周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先后在中原建立政权；有五代十国纷乱之后辽、金、西夏等多民族政权并立，并与北宋和南宋的汉文化政权形成鼎立之势；有南宋灭亡之后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元朝的近百年统治；更有明亡之后满族建立的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无论谁家建立的王朝，一是换朝代不换体制，都不会改变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正统地位；二是分久必合，以合为主，追求大一统。这正是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不断丰富中华文化、汇聚成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被费孝通先生总结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在思想文化领域，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对宗教、哲学、艺术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使中国人意识到，中国以外的民族也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体系。佛教思想被中国传统儒家和道家思想吸收并加以改造，经过近二千年的“中国化”形成“中国佛学”，到宋代就形成了儒释道三种思想“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反映了儒家思想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和借鉴，尤其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思想文化——佛教的融汇和创新之成功。对外来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融合和改造，表明中华传统文化对外来思想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力、吸引力、吸收力。

当中国人在16世纪开始与欧洲人接触时，将其看作和以前的四夷蛮族一样的“夷人”。清朝乾隆末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到中国，提出了通商的要求，乾隆皇帝却对他们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美国汉学家孟德卫对马嘎尔尼访华的评价是：“一方面，中国人视马戛尔尼为地位不同一般的使臣；另一方面，他却又被当作藩属国的贡使，向中国皇帝进贡以求获得皇帝的赏赐。因此，中国人给马戛尔尼安排了一系列可以明确表明他英国贡使身份的礼节。”(2)孟德卫：《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85页。这个事例充分体现农业文明时代中国人所具有的高度自信。

然而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一直拥有高度文化自信并自诩为“天朝上国”的中国，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与欧洲人的屡次战争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都以失败告终。直到中日甲午战争败于日本，才发现日本是由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而打败中国的，这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人对自己古老文明的自信，由此才真正想对西方思想文化有所了解。冯友兰指出：“尽管在1840年以来和欧洲各国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也并没有对英国为代表的欧洲人十分在意。一直到发现欧洲文明可以和中国文明相颉颃，才开始重视起来。这时所重视的不是在中国人以外还有欧洲人，而是欧洲人的文化所产生的力量和重要性。”(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64页。这时，中国的精英阶层才开始真正对自身的传统文化产生撼动灵魂的自我反省与审视，晚清重臣李鸿章等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中国农业文明遭遇工业文明的时代挑战，三千年农业文明下的文化自信也相应转变为文化危机，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2页。。此后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都未能挽救风雨飘摇的帝制中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未能让中国走上国强民富的道路，国家四分五裂，战乱频仍。新文化运动使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观念盛行于中国，许多中国精英对西方文化极其推崇。陈独秀早期就认为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和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直到20世纪30年代，形成东西文化之争并演变为两派，一派主张全盘西化，一派则强调本位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主要是胡适等人，认为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中国的文化只有彻底的全盘西化，才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危亡。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主张“本位文化”，国学大师陈寅恪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要在坚持本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对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汇通中西文化。到了日本全面侵华，抗日战争开始，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危机达到顶点。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这一百多年以来的危机，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文化的危机。费孝通先生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一文中说，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一直关注的核心是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问题，进行了关于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那就是中国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中国人还能否保持原来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认同西方文化呢?“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所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内。”(5)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386页。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文化危机到重建文化自信

如果说鸦片战争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文化自信转为文化危机的变局转折点，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文化危机到重新建立文化自信的起点。中国实现了民族解放和独立，开始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探索之路。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建设的文化是“中国人民群众的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跟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文化”(6)杨林：《〈毛泽东选集〉少数民族文版的翻译、出版与传播》，《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5期。。然而这是一个复杂曲折的探索过程，特别是再一次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给整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和损失。

企图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与“现代”绝对地对立起来，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现代”的绝对对立面，显然是走不通的。费孝通先生说：“文化并不单包括祖宗给我们遗留下来的谋生之道，我们自己也不断因为处境改变而创造新的办法去充实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的创造也必然是根据于原有的基础，所以文化是具有历史性的。”(7)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五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这种文化的历史性，决定了文化的延续性和文化变迁的渐进性，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基础，决定了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文化。无视文化原有的基础和历史性，想仅仅依靠人为的力量，从根本上短时间内轻易改变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文化，是难以成功的，文化和社会的变迁需要经过几代人的时间和漫长的过程才有可能实现。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是今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能够重新建立文化自信的转折点。改革开放以后，与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巨变一样，这一时期刚刚经历过“文革”的十年浩劫，原有的一套价值体系、社会伦理秩序与人心精神发生大规模地震，引发了一定程度的个体心灵深处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价值失序与冲突。国门再一次打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成就与优越的生活水平，给依然在温饱线徘徊的中国人以震动，中国文化艺术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再次出现了热烈讨论文化的新局面，再一次掀起了像民国时期一样的东西文化讨论热潮，中国人开始了新一轮的“中西之辩”。人们对文化的反思与批判，落脚到对传统“共同体”本位价值观与现代“个体”本位价值观之对立冲突的强调，在人的“主体性”和“现代个体人格”得到彰显的同时，中国开始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奋斗激情和创造力。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优秀民族品质发扬光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现在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脱贫并进入全面小康社会阶段，同时正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且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治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接见回国的驻外全体使节时，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亨廷顿在谈到东亚经济奇迹时说：“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他们还将两者进行对比，并把亚洲成功的原因归于从根本上来讲是儒家文化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而把西方衰落的原因归于自我纵容、懒惰、个人主义、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权威以及思想僵化等。”(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亨廷顿对于东亚经济奇迹所进行的文化解释，同样也适用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原因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组织与领导，也在于中国人依然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优秀品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成就，让中国人逐渐找回对自己国家和文化的自信。中国文化中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也许能给今天的全球化问题带来解决方案，所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我们要重新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的精华部分，真正重新建立我们的“文化自信”。

三、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掌握文化转型的主动权

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传统农业国走向现代化工业强国，人民生活由饥寒交迫走向全面小康。然而中国在国际国内两方面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国内方面，中国已经全面脱贫进入全面小康，但是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人们在物质生活变得富足的同时，也陷入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危机”，西方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社会不同人群价值观的对立与撕裂；国际方面，苏联解体三十年后，高速发展和日益崛起的中国必然成了美国新的遏制对象，中美关系有陷入“新冷战”的危险。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中华文明(实际上指中国)和伊斯兰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有很大的差异性，他预言未来世界的冲突将会由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引起。他在该书第五部分的第十二章第三节“文明间战争与秩序”中，设想未来文明核心国家的战争，很可能就是发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继而引起全球文明战争导致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在今天俄乌战争下的中美冲突也日渐加剧，中美之间似乎很难超脱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必须应对这一涉及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未来乃至人类文明命运的重大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以及在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和文明如何共存的重大问题。费孝通先生早就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对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仍旧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费孝通并不是在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下看到中国文化的危机，才提出这个理论，而是在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和研究中意识到这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时，发现长期生活在森林中的鄂伦春族，近百年来森林不断被砍伐所导致的环境变迁使其生存受到了威胁。费先生说：“中国10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就有22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得那么快，他们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9)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390页。在费先生看来，如果这些民族要找到出路，要寻求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进行文化的转型。而转型的原则一方面是要保留和发挥该民族原来的优点和长处；另一方面又要积极接纳外来的新文化来对旧文化进行改造，才可能在急剧变迁的现代化社会中拥有一席之地。正是从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中，费孝通先生看到了中华民族在整个世界中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回顾中华文化近代以来的遭遇，当清朝末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之时，正如费先生所考察的面临生存与发展问题的中国少数民族一样，整个中华民族为了在世界上的生存与发展，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从几千年来对中华文化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先是转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保留旧学自尊，承认西学在器物层面的实用价值，再到后来甲午战争败于因明治维新而强大起来的日本，于是尝试维新变法，发展到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变法失败后不久，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了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中华民国，到新文化运动又发展为质疑中国传统文化，推崇西方文化。

正如英国政治哲学家柏克所说：“社会或者国家是成长出来的，而不是哪个人理性设计出来的。正因为是成长的，所以一定要受到环境的影响，并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历史精神和传统，而这种精神和传统又影响着它未来发展的方向。”(10)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6页。这与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理论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正因为社会和国家是从自己独特的历史精神和传统中成长出来，并不是人为理性地设计出来的，所以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要对其自身所处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和形成过程，也就是明白自身所处文化的历史精神和传统。而明白其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是因为文化的历史精神和传统会影响它未来发展的方向。那么明白了其历史精神和传统，就有利于明白其所具特色，并预测它发展的趋向。

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1)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190页。费孝通特别强调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也就是他接下来解释的“不是要‘复旧’”。因为主导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与中国传统社会配套运行的，金观涛从系统论的角度论述中国传统社会是由传统的儒家文化、儒家士大夫阶层以及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三者互相配合而得以运行，这个系统中的三个因素互相配合，从而支配了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我们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再是以封建的小农经济为基础，那么系统中的一个因素发生了改变，就必然要求其他两个因素也要相应改变，才能继续与之配合，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运转。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在中国传统社会，封建小农经济基础决定了以传统儒家文化为主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儒家士大夫阶层进行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政治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不能再以旧的传统文化为主，所以“文化自觉”不是简单的“文化回归”和“复旧”。中国传统文化有糟粕也有精华，数千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雅思贝尔斯认为，人类各大文明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出现了精神的觉醒，他称此时期为“轴心时代”，这样的精神觉醒使得人类社会超脱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哲学或者宗教。他说:“这个时代挤满了不寻常的事件。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产生了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孟子和其他数不清的哲学家。”(12)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夏菲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年，第9页。他认为轴心时代的特点是“人意识到存在整体、自身和自身的界限。他体会到世界的可怕和自身的无力。他提岀根本性的问题。在深渊之前，他力求解脱和救赎。通过意识到自身的界限，他为自己树立了最崇高的目标。”(13)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夏菲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年，第10页。中国传统文化来自“轴心时代”中国伟大哲学家的光辉思想，这是可以与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相媲美的伟大思想文化传统，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正如费孝通呼吁的那样，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战国时代”，需要产生新的“孔子”，中国传统文化担负着“守正创新”的时代使命。

文化自觉强调要重新认识传统，以传统为基础建设新的中国文化。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就认为如果要建立新的中国，我们首先要认识旧的中国，也就是中国自己的乡土文化，梁漱溟先生也指出“认识老中国”是为了“建设新中国”。但是认识旧的中国，并不是为了因循守旧，更重要的是为了将其进行改造以适应新的时代，如钱穆先生所说：“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14)钱穆：《国史新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页。通过“温故知新”，进行“融化开新”，实现“推陈出新”，费孝通认为无论是推陈出新，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建新的中国文化，我们都必须认真了解和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文化自觉“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当时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许多精英分子认为传统文化才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认为中华民族如果要求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彻底放弃自己的旧文化，要进行彻底的文化转型，要全面学习西方“全盘西化”，甚至语言文字都要学习西方，在当时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许多知识分子认为矫枉必须过正。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传统文化根基的社会，实行“全盘西化”必然会引起文化的混乱和不适。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明为“早熟的文明”，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帕克，也认为中国是一个“已完成的文明”,他指出一切制度、风俗和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在中国经过了数千年悠久历史，更是配合得微妙紧凑。所以要对中国社会任何一方面着手改变的时候，一定要兼顾相关的各部和可能引起的后果，否则徒增社会问题和人民痛苦。

如果不顾几千年的传统和文化而“全盘西化”，甚至可能会成为亨廷顿所说的“无所适从”的国家。亨廷顿谈到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图尔克(凯末尔)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的新土耳其时指出：“20世纪末，一些国家正在追求基马尔主义的选择，并试图用西方的认同来代替非西方的认同。”(1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65页。在土耳其这样一个没有西方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国家基础上，却要用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来代替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而且其建设新土耳其的改革也只是局限于精英阶层和沿海城市中心，并未抵达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和内陆边缘地区，导致土耳其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一直以来也并未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为避免成为“无所适从”的国家，我们一方面要在避免“复旧”的基础上充分认识传统文化，保留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此基础上，避免“全盘西化”的同时，又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融化开新”重新建立新时代的中国文化。

四、文化自觉的历程：四句箴言的理解和实践

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条件。”(16)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428页。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是他对“文化自觉”历程的经典概括。在全球化背景下，多种文化并存互相接触甚至产生冲突的今天，实现这一文化自觉的历程，对于世界多元文化在这个世界的共存，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和保持全世界的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

首先，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中，起着维系社会生活、凝聚民族精神、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本国人民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基础。“各美其美”就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们都认同、欣赏和热爱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有着一份骄傲和自尊。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精华部分，“各美其美”需要避免的是对自己国家文化的“妄自菲薄”，而轻易地向强势文化进行认同，从而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混乱和灾难。“美人之美”就是要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尊重和欣赏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全球化时代进行国际交往和文明交流的基本要求。文明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无高低贵贱之别，要坚持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尊重文化差异，理解文化个性，“美人之美”要避免的是妄自尊大的“单一文化主义”而导致的故步自封和不思进取，从而使整个国家和民族陷入消极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局面。

以中国和西方文化为例，两者固然有差异，但各有优劣。梁漱溟指出：“如何是西方化?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1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3页。“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1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3页。他还进一步指出，西方文化之长处在于人征服自然方面的优势，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强调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而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遇到问题不是改造局面，而是善于调和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与钱穆先生的观点相似，他说人类自有文明历史以来，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中国文化属于农耕文化，而西方文化属于商业文化，“游牧、商业文化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1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页。。他认为农耕文化属于“内向型”文化，凡事寻求向内的调和，而商业文化属于“外向型”文化，凡事寻求向外的进取。

梁漱溟与钱穆两位新儒家国学大师对于中西文化差异的判断，也可以在韦伯论述中国儒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观点中找到证据。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说：“在这点上就产生了这两种‘理性主义’间的基本差异：儒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适应世界；清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支配世界。”(20)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6页。韦伯所谓清教的理性主义“理性地支配世界”，就是梁漱溟所谓的“意欲向前”，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也就是钱穆所谓的“流动的，进取的”；而他所谓儒教的理性主义“理性地适应世界”，就是梁漱溟所谓的“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也与钱穆所谓的“静定的，保守的”相一致。正是因为西方在征服和改造自然方面的长处，所以西方近代以来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进步，而中国能在长达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保持长期的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也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自身擅长调和各种关系这一优点。费孝通说：“我们要学会‘美人之美’，像各群体自己的成员那样欣赏和领悟他们所爱好的价值体系。‘美人之美’并不要求‘从人之美’，而是容忍不同价值标准的并存不悖。但要求摆脱本位中心主义，而采取了多元并存的观点。”(21)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

其次，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基础上，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美与共”指的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世界确立自己的位置，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一起，彼此和谐相处，建立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建立一套各种文化能够和平共处并共同发展的规则，进而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美美与共”体现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和而不同”的思想，如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在互相欣赏对方文化的优点和长处的基础上，能够达到“和”的状态，实现和平共处，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稳定与繁荣。“美美与共”要避免的是“文明冲突”论，如果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多元文化无法“美美与共”，无法和谐相处，就可能产生“文明冲突”。在核武器时代，文明的冲突，就会是亨廷顿所谓的“文明核心国家”之间的冲突，只会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甚至毁灭。“天下大同”的本质也是一种以“和而不同”为特征的“大同世界”，这体现出中国传统哲学中建立“大同社会”的最高理想，近代康有为《大同书》也提出建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就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能够互相欣赏并一律平等的“大同世界”，这也与今天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高度契合。

费先生最后总结说：“‘各美其美’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心理状态。‘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们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这是不同人群接触中要求合和共存时必须具备的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22)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202页。

五、结语：以文化自觉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反映了中华民族走出三千年农业文明辉煌，直面工业文明的巨大挑战的历史转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并正在走向强起来，这背后是中国文化从破碎到重建的艰难历程，中国人的心态也从高度自信、东西之争到文化自觉转变，其焦点是如何看待几千年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从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破四旧”，再到今天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西方文化从四夷八荒、船坚炮利、同仇敌忾，再从“仰视”到“平视”，中国人民经历了艰难的心路历程。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有了新中国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才有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的巨大成功。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向“强起来”的时代，面临更加严峻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发，进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这既是对全球化历史大趋势的积极回应，也是中国文化天下大同的一贯追求，给这个纷争不断的世界以美好的前景。费孝通“文化自觉”理论告诉我们，如何辩证地看待和应对所谓的文明冲突和世界危机，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路，构建一个和谐共荣的大同世界。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更需要在“文化自觉”下正确处理好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一基本问题，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2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1页。。重温费孝通“文化自觉”理论，对我们坚定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