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教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了蓬勃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参与了这个发展的全过程，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积淀了自身的传统，也在四十余年的坚守、研讨和探索中，不断谋求马克思主义文论教学的突破与发展。对于华中师范大学的师生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论既是诸多学者们苦心孤诣钻研的一门学问，也是一代又一代师生口传心授的思想薪火，这门课程在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的科研和教学两个领域都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邀请到孙文宪教授，请他来谈谈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教学的传统与突破。

问：孙老师，您好！很荣幸今天能有机会聆听您对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研方面的回顾和展望。国内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从新时期发展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您认为这门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在华中师范大学是否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孙文宪：华中师大恢复高考后在中文系开设马列文论这门课程，就我所知，大约是在1978年左右甚至更早一些，也就是“文革”结束，大学恢复正常教学的时候。我1979年读研时华师就已经有这门课了，而且在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学习中都是作为必修课来开设的。课程基本上是围绕着某个问题来讲授，具有很强的应对文艺现实的专题性。比如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和典型问题的论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美学问题的阐释等等。文论课的这些基本内容，都是当年学界研讨的热点。当时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论，主要还是学习原著，没有固定教材；后来用的教材基本上也都是自编的，不是正式出版物。也用一些“文革”期间编印的资料，比如华中师范学院1971年自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学资料》。当时开设这门课程有一个很特殊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因为大学刚刚恢复正常教学，《文学理论》作为中文专业的基础课却没有课本，当时考研推荐的教材都还是“文革”前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的讲授对学习文学理论知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当时不仅是华师，全国许多高校都很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的教学。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在1978年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马列文论研讨会时，与会人员几乎囊括了所有高校的文艺学教师。马列文论研究会成立之初，会员就有一千多人。这个规模即便放到现在，也少有学术性社团能望其项背。这说明由于当时文艺学本身在教材方面的欠缺，再加上对于极左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亟须拨乱反正，所以迫切地需要学习和研讨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的教学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中文学科关注的重点。

就新时期伊始的文论类课程的教学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的开设可以说是弥补了文学理论教学的不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许多在用的教材中普遍存在着“左”的思想，又没有正式的通用教材。为了破除文艺思想中的种种桎梏，返本归真，人们都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文论来取代“左”的文学理论，在当时这是全国性的趋势，当时的高校几乎都在开设这门课程。马列文论研究会的三个主持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和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也因此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教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材建设起步更早一些，“文革”前陆贵山老师就编有一整套教材，那时也被我们作为参考教材使用。

问：当时华中师范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的师资情况是怎样的？

孙文宪：重视师资队伍和课程建设是华中师范大学这门课程的重要特点。这些年来，不论中文专业的课程体系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始终都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门必修课来设置。这门课程开设之初就确定了由几个老师专门讲授，他们虽然身处文艺理论教研室，但却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教研小组，负责人是李中一老师，他是华师中文系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的专业教师，专门研究和讲授这门课，一直到退休。

后来整个高校中文专业的课程设置体系有一些变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不再作为必修课来讲授了，而是各高校根据自身情况作为选修课来开设，有不少学校因此就不再设置马克思主义文论这门课程了。这个变化曾在高校里引起较大的反应，有老师还通过马列文论研究会专门给教育部相关部门打报告，要求将马克思主义文论课重新定为必修课。不过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的设置发生这样的变化也有客观原因，一是随着文学理论课程教学逐渐走上正轨，正式编写、出版的文学理论教材日益增多。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在高校自编的各种教材里，文学理论是最多的，全国正式出版的就有两百多种。这个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的设置和教学。二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教学涉及的范围不能涵盖文学理论的全部知识，将其定位为选修课也有一定的学术考量成分。三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课在本科、硕士，甚至博士课程中都有设置，从学习知识的角度来讲难免有重复，致使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讲授难出新意，比如从本科到研究生，重复讲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问题的几封信件、几篇文章或他们著述的几段节选等。这使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所接触到的前沿知识就很有限。再加上这门课当时所讨论的文学问题也难以对现实作出一一的应答，学生难以把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讲授的知识与解决文学、文化以及社会问题密切结合起来，这也影响到学生学习这门课的热情。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中师范大学仍然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必修课来开设，并且坚持到现在。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在课程的设置与讲授上始终坚持了一个前提，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的教学要有探索的精神，必须坚持授课内容和教学方法的不断改革。

问：在意识到课程设置等方面的问题后，在内容、教材使用等方面是否有所变化呢？

孙文宪：变化是有的。首先是老一辈教师在教学上的改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末期，将近七八年的时间里，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否具有体系性产生了一场论争。虽然这场争议的结果是大多数学者承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存在，但是从当时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能在理论研究上做到自圆其说还有一段距离。其症结就在于从现象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曾对文艺和美学问题展开过专门、系统的阐述。李中一老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体系性的，并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最终完成并出版了一部专著《马克思恩格斯文艺学体系》。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作为华师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的专业教师，李老师将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与文论课的教学结合起来，使这门课程的讲授逐渐形成新的视域，即在体系的层面上去读解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的具体观点和个别文本，课程内容也不再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而是开始延伸到普列汉诺夫、卢卡奇等俄苏、“西马”的内容。李中一老师的教学既拓宽了这门课程的格局，也解决了不同层次的课程内容有重复的问题。李老师去世后，张玉能老师又主持编撰了一本《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基本上延续了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授课格局。

问：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面向本、硕、博，不同层面的教学是怎样做到各有侧重的？

孙文宪：我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的，起初是本科的、函授的、研究生班的各种层次的文论课都上，后来就专门负责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课。授课内容不再限于经常讨论的那几个专题和文本，而是从发展的角度，侧重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深层读解。面向硕士层面的文论课没有适当的教材，这使授课内容可以灵活选择，我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来选择：一是根据国内学界的研讨趋势来确定授课专题，另一个是根据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讨热点来确定讲授内容，基本想法是把专题性的教学放在更开阔的文化语境中去研讨；有时候也跟踪研讨某个问题，使专题性的学习能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实现延续性。比如长期关注学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各种研讨，深入分析法兰克福学派有广泛影响的一些理论和观点，等等。后来文学院对研究生的课程有了更明确的规定，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必修课来开设，定为36个课时，要求中文专业各学科的研究生都要学习，而不是仅限于文艺学学科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课程的讲授也逐渐有了系统性，同时还考虑怎样与本科生的系统讲授有区别、有深化。所以在教学中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提升研究生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的知识层次和理论内涵，二是因为学生同时还要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公共课，要做到二者不重复也是一个大问题。后来我们主动请缨，由文艺学学科接下文学院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公共课，改为从文学专业研究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面向全体中文研究生开课，由此开始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教学的又一次探索，即探索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教学与专业性的学术研究方法教育相结合的路径。在课时设置上，这门课被压缩为十八九个课时。研究生院对我们的设想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使我们有可能通过研究生方法论课程的改革，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的教学内容。

改革后的课程几乎一直都是我在上，课程内容和我们文艺学团队集体攻坚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团队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这个重大项目之前，我正在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问题域及其批评话语的构成”这个国家社科项目，后来这个研究又进一步拓展为重大项目的一个子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研究”。通过研究我力图弄清楚的问题是：马克思的文论研究在问题意识、理论架构和思维逻辑上与一般的文学理论究竟有什么不同？并认为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马克思文艺思想的理解，而它们又都涉及理解马克思文论思想的方法问题，刚好与研究生的文论课程偏重于研究方法有关系。可以说项目研究的展开与深化，直接推动了研究生文论课程的改革。课程内容包括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问题域与其文艺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关系、跨学科研究和马克思文论话语的互文结构、马克思文论研究的知识语境和互文阅读等问题。目的在于要改变用既有的文艺理论知识及其逻辑框架来理解马克思文艺思想的习惯做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实际上是一种自成系统的、不同于一般文学理论的研究范式。例如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由于既有的文学理论坚持审美论的文学观而强调文艺与政治的矛盾，而马克思的文论研究则关注文艺的审美追求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现实运作。从这个角度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必然是矛盾对立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们倒是相辅相成。当然，对我来讲这个教学探索还要继续。

这个学期万娜老师接过这门课后，我建议她不要受文论课程教学的旧格局的束缚，要讲自己在研究中得出的新东西，同学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对马克思的文艺思想及其研究方法做出新的、有深度的诠释。也只有这样，我们自己，也包括听课的学生，才能从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的教学中得到不断的提升。

博士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的设置，可以说是源于我们学科在基本研究方向上的一次重大调整。当时王先霈老师提出，我们的文学批评学研究要有发展，就必须探索新研究方向，由此提出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批评学的设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开设了博士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课程，主要由胡亚敏老师讲授。根据博士生的学习特点，这门课主要是讲授老师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也有几次专题性的讲座，主要内容是阿尔都塞的问题域理论及其对理解马克思文艺思想的重要性。博士生的课程紧跟老师的研究成果，比硕士研究生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教学在深度和难度上都有提升，从而形成了华师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教学上的本科、硕士、博士三个既相互关联又有明显层次差异和延续深化的特点。

总体来说，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教学中能形成目前这样一个格局，不是个人而是集体的努力促成的。对本硕博讲授内容的区分与深化，形成了一种学科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体系，在全国来说可能也不太多。按照现有的思路，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在做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典重铸与当代拓展研究”，可以借助这个平台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与教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不仅是对国内而言的，还希望能在世界范围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重大影响。

问：您之前说，从李中一老师开始，课程内容就不再以传统的方式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了，那在内容设计上，是怎样考虑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的？

孙文宪：这个问题我只能谈谈个人的看法。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我认为需要进行新的研究，并以文本研究为基础。其原因在于以往的研究往往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如文本、基础知识、理论视域等等，前面提到的来自苏联学界的各种影响。重读马克思，要充分认识马克思讨论文艺问题的思路方法、知识结构要比现有的文学理论范式复杂得多。比如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案例研究，就是想通过马克思对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的评论，思考马克思文学研究的特点。马克思在《资本论》和相关的手稿中，多次提到这部小说，并在《导言》中明确指出鲁滨逊的故事“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虽然马克思的论述更多的是在揭示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文学问题，可是我们对这部小说及其主人公的认识，却由于这些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分析而得到了启发，间接地深化了对文学问题的认识。那就是，笛福笔下的鲁滨逊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作为研究出发点的个人一样，只是一种“美学上的假象”。因为他们都持有“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种观念，从而陷入了抽象的人性观，无视或掩盖了这个形象得以生成的真实的社会关系。这个例子说明，跨学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马克思审视文艺问题提供了更开阔、更深邃的视域，使他能从全新的角度来讨论艺术形象的塑造问题。由此来看，我们还需要在更内在的层面上思考马克思文学研究的特点。

问：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的教学组织方式是以讲授为主，还是以讨论为主，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从教师现场教学的角度来看，学生更倾向于接受哪种授课方式？您觉得学生的接受程度如何？

孙文宪：我曾尝试过在硕士研究生课堂上让同学们讨论，因为这门课程的内容越讲越新，我自己也很想知道学生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但受到了几点限制。第一，学生们似乎都不太善于，或者说适应，在众多同学面前阐述自己的观点。第二，硕士研究生课堂体量过大，每次上课至少有一百多人，也导致了讨论的困难性。不过近几年有了微信，倒是有些同学在课后通过微信与我讨论问题，虽然不多，但同学们显然是有所思考的。有一届学生甚至在课上摆了很多录音设备，将我的讲授内容整理成了笔记给我看，并想上传到网上，但我觉得不合适，阻止了。不过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交流。后来与我讨论的同学越来越多。第三，受学生研究方向、继续学习目标的限制，这一点比较明显。虽然我们课程做了很多改革，但真正投入并将其作为专业知识来掌握，能投入更多思考的学生，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因为很多同学在这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方向和专业，很自然会考虑这个内容对他们今后的学习来说有多大用处。他们可能更急于进入自己领域的研究，思考论文写作的实际情况等，所以真正能够认真听下来完成作业已经很好了。我刚说的三分之一，是从学生们的作业情况得出的结论。因为在作业题目的设置上，我还是花了一些心思的，一般都比较活，给同学留下了比较大的思维空间。比如，让同学用课上讲的一个观点去分析自己在专业研究中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两个要求都很具体，突出了研究与方法的关系，也避免了在作业中有可能复制粘贴的问题。从学生交上来的作业情况看，确实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下了功夫，有一定的阅读量且动了脑筋的。

问：学生在修完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后，有继续相关方向的深造吗？或者说从教师的角度看，这门课程在学生后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孙文宪：有继续沿着相关方向深造的，但是不多，每个学期大概能碰到三五个吧。我觉得，现在来看，这门课程对学生们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学生本身可能会担忧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知识结构能否适应多方面的要求。当然这种担忧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让同学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论会给学术研究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视域和空间。大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意义、价值和它的社会影响，还是在现有情况下去思考的，觉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恐怕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中，只能对某些文学问题做出回答，而且这个回答还往往会被认为有点儿偏离文学本身，甚至和文学的关系都不大了。但就像我刚才给你讲的《鲁滨逊漂流记》的那个例子，马克思文论研究的格局实际上比我们所认识到的要大得多了。应该看到多学科研究所形成的知识交叉，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视野的拓展。这个格局和后学的研究格局是很相似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特别是后期研究在思路与视野上的开拓，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影响。后学所推崇的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所谓的“域外思维”并不是由他们开始的，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有了，只是还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还没有特别去强调这种马克思文论研究的特点。相反，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在某些情况下反倒是被狭窄化了。如果我们真正能够拓展思路，注重拓展学术视野，通过文本研究深化对马克思的认识，就能真正认识到马克思的文论思想对文学理论研究的价值。

问：您认为华中师范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的经验和特色是什么？

孙文宪：第一，我觉得，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现在的研究思路深入发展下去的话，会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与突破，关键在于能够坚持下去。第二，如果老师们能在文论课程的教学上真正突出马克思文论研究的特点的话，会极大提高人们对马克思文论研究的知识性与学术品格的认识。我曾和胡亚敏老师开玩笑说，我们对马克思文论思想的重新阐述，就是要提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门槛，别让大家觉得读两本教科书就能懂得马克思主义，能引用两句马克思语录就是马克思主义批评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必须以文本研读为基础，要通晓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结构，要有历史感和自觉的历史意识，然后才能真正进入这个领域中来。从教学上来说，要有一种自觉追求，给学生讲的理论首先自己要懂，要有自己的研究和思考。让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能够真正融入当下文学研究中，能够真正地与各种学术话语、专业话语发生对话。既可以和古典的、传统的文学理论对话，也可以和最新的、西方的文学理论对话，也可以和福柯、德里达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强迫他人承认，而是通过阐释让对方信服。只有这样的对话才能验证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达到了什么样的层次，具有什么样的深度。

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研究是最薄弱的。从世界范围来看，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方面的论述，都有很多深刻的理论阐述，但文艺学研究从整体上来看，包括国外，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分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但更多是受到了马克思之后的卢卡奇等人的影响。这在国外编辑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文论选上就可以见出。在他们编辑的选本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与著述常常就是那么几篇，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选同时还包括托洛茨基、布哈林、卢卡奇等人的著述，在篇幅上也远远超过了马克思。这至少可以说明，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研究并不深入。

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在新时代的站位设计呢？这门课程对中国语言文学乃至大文科的发展，具体可以起到什么作用？您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这门课程的教学工作有什么好的展望和建议吗？

孙文宪：首先，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一个自成系统的、有别于一般文学研究的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有其独特价值。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多学科的视域中来理解、阐释文学艺术。其次，虽然我个人对19世纪形成的现代文学理论强调必须在审美的视域中来认识文学的观点有很大的保留，但并不认为这种文学观就一无是处，因为它毕竟是对文艺的一种专业性的研究，使我们对文艺的特性与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问题在于看不到在现实和历史中运作的文学艺术，实际上并不限于审美，而是具有多样性。所以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现代文学理论对文学艺术的阐述都向我们提供关于文学的知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根据文学认知的需要，将两种知识融合起来，既看到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又能够在更大更开阔的视野下，对这种专业化的认识做出新的阐释。

目前我们的文学研究还有很多薄弱环节，比如讨论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看，对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思考了。我经常举本雅明的例子，他对复制技术影响艺术发展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实践了马克思在理论上的阐述，说明技术研究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文学艺术的性质与特点。文艺发展的现状和科技有了更深的融合与交流，也需要做出新的阐释。某些观念的变化，比如空间观念的变化及其在建筑、艺术和城市生活中的表现，都印证了马克思当年的思考。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对此却涉及不多不深。我曾和一些搞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交流，他们一提到这个问题就认为这是一些小年轻关心的事情，什么后现代、后后现代、后人类等。其实在马克思的历史观当中，科学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科技发展对于文学艺术乃至社会历史的影响，我们现在的研究远远不够。即便有人进入了这个话题，也很少涉及马克思的思想。但马克思对科技与艺术关系的思考，与纯粹的媒介研究是不一样的，马克思把这种关系看成人自身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在马克思再生产的意义上去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以及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对人的再生产的影响，这要比现在某些人常提及的媒介和艺术的关系深刻得多。

我对马克思主义文论这门课程的教学工作的展望与建议是，希望所有讲授这门课的教师都能认真考虑如何在课程的设置上、课程讲授的内容上，在教与学的交流方式以及研讨和作业等方面有一个更全面的规划，把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的教与学作为一个关系到如何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学派的问题去思考，作为一个重构文学理论的长远的话题来思考，这样才会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教学带来一个深层次的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