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茹茹

内容摘要：《创业史》是一部讲述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和时代创业理想的教科书，真实地记录了19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革，生动地再现了农民生产劳动、日常生活、思想变化等时代风貌。这部表现时代主旋律的史诗性作品，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创业”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艰难历程。作为农民理想的代言人，立志写出代表人民性的作品，柳青试图将社会主义信仰、劳动价值熔铸一炉来书写农民奋斗的“小主题”与集体创业的“大时代”，以此抒发对新中国未来的美好想象。

关键词：柳青 《创业史》 1950年代 农村建设 日常生活 创业

《创业史》卷首扉页上有一条乡谚：“创业难……”创业难，是1950年代农村生活的真实状况。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生产亟待恢复、政权迫切需要巩固的新局面，如何调动广大农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入到社会农村建设中来，是新政府、新社会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创业史》主要讲述了解放后蛤蟆滩上两代人艰难的社会主义创业过程，以梁生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创业成功、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中间人物的个人创业转向、以郭振山、郭世富、姚世杰为代表落后分子的个体发家“梦”被改造的历程，客观地呈现了社会主义初期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艰难历程。

一.翻身与创业

柳青曾在初刊本《创业史》（第1部） 的“题叙”之前和“题叙”最后一段说到：“我实际上在编写很长的生活故事。”“他们的‘生活故事不只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民的‘生活故事，也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生活故事在50年代的一次续写与翻新，[1]”而围绕千百年来农民生活故事展开的是创业与革命问题，受传统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和封建地主私有制压迫影响，农民在个体单干发家和响应党在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提倡创业道路发生分歧。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实现了国家民族独立的目标，完成新民主义革命道路的第一步，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举措焕发经济活力，改变农民贫困、被压迫的命运，实现农民的“翻身”与“翻心”。柳青创作《创业史》的初衷是要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2]”，截取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记录了社会主义革命在蛤蟆滩的开展与高涨，表现两代农民创业中的革命思维与倾向。

《创业史》客观描述1950年代的农村生活变迁与社会主义革命历程，表现农村“从乡绅主导的乡村自治变为国家政权支撑的‘干部统制”[3]，下堡村基层政权正在建制、党员干部刚刚从革命战争的思维中解放加入新的征程中，农村经济凋敝、贫富差距大、温饱问题都是新生的新中国政权面临的难题。新中国解放前，蛤蟆滩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流窜着从灾区逃难的农民，饑饿与贫穷共同构成渭河平原最深厚的底色：“住在那些草棚和瓦房的庄稼人，从北原上的旱地里，也没捞到什么收获[4]”、“衣衫褴褛的饥民们，冻得缩着脖子，守候在庄稼院的街门口，有的说着说着，大滴答滴的热泪，就从那枯黄的瘦脸上滚下来[4]”，农村中充斥着张张可怜的面孔，世代耕农为生的梁三老汉，曾经祖父也创下“三间瓦房”的家业，为他娶妻置业，战争打乱他原本的生活轨迹，丧妻失业。在流民潮中的人群中，梁三为自己物色了能干的妻子，善良厚道的北方汉子决意把妻子的儿子当成自己的儿子，取名“梁生宝”，为他娶了童养媳。梁三一直把“创立家业”挂在嘴边，生宝受养父的影响，一家人拼足劲耕种从吕财主家租来的十五亩地，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私有制剥削”给生宝沉重的打击，他的“个人单干梦”破灭。战争的号角吹响，各地强抓壮丁，养父为避免生宝被征，卖掉家里唯一的一头“大黄牛”，生宝入终南山务工贴补家用，梁三的“家业梦”逐渐黯淡了，老汉干瘦的脊背并未实现“翻身”。

新中国成立，生宝返乡蛤蟆滩，为这个落后闭塞的村庄带来这个好消息，大喊着：“解放啦”“世事成咱们的啦[4]”，摇身一变成了民兵队长，参与土地改革时期给贫雇农分土地，发放土地证，一辈子遭受剥削的梁三并不相信这个“好消息”，集体致富的“创业梦”嵌入生宝的骨髓，与养父、中农郭世富、梁大、富农姚世杰所信服的“单干发家”不同。“春荒”危机到来，代理村主任期待“活动借贷”帮助贫雇农过活，党对富农、中农划分成分阶段结束，对其政策有所放松，郭世富与姚世杰一改往日的低姿态、向贫雇农靠近，坚决“不借”。生宝响应党试办互助组的政策，利用“庄稼汉”的敏感与农业常识，打算重新换稻种（百日黄），肩负买种任务。买稻种回来，听说“活动借贷”的破产，他心中早有打算，以进山砍毛竹、掮扫帚帮助互助组度过春荒。而互助组的人心不齐，对集体创业的道路不坚定，“退组”风波上演；富农与中农中间捣乱，与互助组竞赛比亩产，姚世杰借白占奎、高增荣粮食，解散官渠岸互助组，勾引素芳败坏生宝的名声，给白占奎出主意跟郭锁合买牲口，企图解散互助组；“中间派”的摇摆不定，梁三的“三间瓦房梦”和梁大单干置业给子孙后代；郭振山也迷恋个人发家，重视自家的三个“五年计划”。虽然互助组面对重重困难，但是在以梁生宝为代表的新人，用其过硬的政治觉悟、极高的个人道德品质、团结的领导班子，带领蛤蟆滩贫雇农构建自觉创业蓝图，蛤蟆滩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卓有成效，使贫雇农真正实现“翻身”。

梁漱溟曾说过：“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乡村建设顶要紧的第一点便是农民自觉。[5]”集体创业正是农民自觉的第一步，生宝带领高增福、冯有万、任欢喜等年轻一代和任老四、郭庆喜、拴拴等贫雇农完成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号召：多打粮食、扩大生产，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质的飞跃，实现了“翻心”，为初级社的建立奠定基础，使合作社的集体创业与致富的观念更加深入民心。集体创业道路描绘蛤蟆滩的未来美好社会愿景，互助组的成功试办，圆满实现了集体创业的构想，为灯塔社的建立奠定基础，同时为生宝、欢喜、增福、有万等一批集体致富的新人们赢得蛤蟆滩的话语权。尽管灯塔社仍面对艰巨的任务：生产资料与生产力不平衡、饲养室的环境恶劣和条件简陋、农村基层领导权与话语权的争夺，入社的需求与既定目标、劳力分配与牲畜管理、教育国民党班长和不坚定的中间派坚定入社道路等现实问题对新人们有不小的冲击，新人们树立个体需求服从集体利益观念，家庭伦理服从革命伦理的“潜在叙述逻辑”，以一如既往的拼劲、干劲化解初级社面临的危机，给集体致富与创业化成蛤蟆滩的一重天然屏障，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仍旧是党新带领中国农民“创业”的行动指南。

《创业史》中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主要聚焦于“集体创业”与“农民翻身”，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6]”，虽然“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在蛤蟆滩并不是农民所能解释的范畴：“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庄稼人嘴里说起来，还很别扭、很生涩，好多人只会说‘社会，不会说‘社会主义。这大概就是生宝的努力被人讥笑的原因吧？[4]”生宝、杨书记等党员基层干部通过党性、党行、党心，把握其主流话语“创业容易守业难，建社容易巩固难”，延续革命伦理与传统伦理，唤醒农民参与集体创业，实现农民翻身的愿望，推进合作社集体化运动。“集体创业”和“个人发家”这两条创业道路的斗争作为《创业史》创业与革命的内核，对群像的农民进行状貌，秉持“天下农民是一家”的信念，处理好集体国家与个人自我之间的关系，对中间派的认同与落后分子的思想教育，将他们早日争取到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与的大潮，实现中央制定的“五年计划”与“创业强国”梦。

二.信仰、想象与人民性

柳青从1936年开始文学创作， 1950年发表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被部分学者批评不具备可读性，1951年发表《铜墙铁壁》反响平平，1951年底出访苏联，1952年元旦回国毅然离开北京，落户长安县，扎根皇甫乡，结识了王家斌、刘远峰、董柄汉等《创业史》中的人物原型，他将自己的宅院迁到长安县的房舍中，拉近与农民的距离，感受农民的人情人性、洞察农家生活百态，努力褪去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趣味，留下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的谦恭之情，忠心、尽心、费心的描写中国农民一路走来的勤劳与艰辛，以及在党的领导下帮助农民和自身的成长。为了真实了解基层，柳青响应知识分子“深入生活”号召，与长安县的农民们同吃、同住，掌握农民的生活习惯、情感倾向的第一手资料，发现互助组和农业社发展过程中的经营模式、领导管理、合作分工等问题，尝试解决这些建社过程的难题，王家斌所带领的互助组亩产量创全区记录，经区委书记孟维刚介绍，二人相识；王家斌的创组、办社等人生轨迹符合柳青作品创作原型，二人在工作中，柳青一丝不苟，经常批评王家斌工作中的失误，这不影响二人建立深厚友谊。1954年，柳青完成《创业史》第一稿；1956年，完成第二稿；1960年，《创业史》终于问世，他将其所有稿费捐给皇甫乡建设合作社用于储备资金。

《创业史》作为 1950年代与政治意识形态“呼应”的重要作品，包含着表征时代精神的重要意义。“小说选择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一次成功的革命，而不是以任何错误思想指导的一次失败的革命。[7]”深受社会主义信仰熏陶的柳青，以敏锐的观察力把文学之根扎在生活之中，把创作之根植在人民之中，把人民生活当作创作的活水源泉，把推动人民前进当成自己的人生追求。柳青曾反复强调要进“三个学校”，即“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8]”，注意“听党的话，不断地改造思想；同人民在一起，积极地参加实际斗争和实际工作；在艺术上，努力地发挥自己的独创性和独特风格[9]”，并且不断地作着这样的努力，将皇甫乡的合作化进程作为主要参照，围绕互助合作带头人王家斌这一人物原型的办组，办社经验，与其交往过程中的农民身上优秀品质——淳朴、踏实、憨厚、有能力，都可以看到“梁生宝”这位社会主义时代楷模身上王家斌的印记，也塑造一系列农民形象——淳朴厚道的梁三老汉、狡诈阴险的中农、富农、固执守旧的瞎子、憨厚老实的拴拴等和表现农村贫富差距、收入悬殊、互助合作必要性等问题作为自己作品的发力点，他们所有的行动动机都是创业的必然选择。

柳青作为这一时期表现农村和农民生活的代表作家，满怀对社会主义的高度信仰，坚持现实主义笔法，取法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延续解放区时期的“新人”想象，塑造出梁生宝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生宝身上担负着合作化时期社会主义理想，是党政的化身，是贯彻落实社会主义实践的“高大全”人格，其创作虽有原型王家斌，但也是柳青对“理想人物”的思考与诠释。柳青怀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肩负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使命，他亲自下基层，体验农民生活，以王家斌的互助合作、建设经历为原型，以客观的笔触讲述在合作化道路上面临困难及应对之法。《创业史》不仅为个人创业做方案、为集体创业树理想、为英雄年代寻典型，而且柳青娴熟采用史诗的形式记录了建国初年中国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

柳青的《创业史》被誉为描写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史诗，和“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镜子[10]”，这面镜子上反映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中集体创业选择、日常生活展示，农村经济恢复、新旧农民精神气质、劳动价值升华等多面孔。面对惊天动地的土地革命及合作化运动，柳青以主动深入生活的姿态去构架农村叙事中的“创业”书写，体现了作家巨大的使命感、责任心。在柳青笔下，个人发家致富不仅仅取决于道德品质、劳动能力和干劲，更在于能否协调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共创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强国大业。陈晓明认为：“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在新时代变革中，表征了历史渴望，农民自觉地跟党走，自觉带领全体农民走向新的生活。其乌托邦的理念色彩显现了激进现代性的历史渴望[11]”，这一时期的创业带有明显的现代性折射与反拨，以“创业”为主题的《创业史》这部经典的价值深刻而久远，是一部讲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时代创业理想的教科书，以蛤蟆滩的集体创业与劳动日常为背景，记录1950年代农村生活场景的变迁，聚焦新时代农民集体创业、翻身翻心、革命思维选择上的认同感和矛盾感。1950年代的农村作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广阔天地，在创业革命过程中必然存在各种理念和认知上的碰撞与交融，柳青坚定社会主义信仰与现实主义立场，着眼于1950年代农村、农业、农民的现实历史环境，融劳动价值与日常生活为一体，构想蛤蟆滩的乡村振兴计划，讲好农民创业与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故事，无愧于“知识分子”与“农民”双重身份的使命。

参考文献

[1]高旭国．“生活故事”： 《创业史》的另一种读法［J］.兰州学刊，2010，（10）：154－156．

[2]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3]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4]柳青.创业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5]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85页.

[6]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1页．

[7]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

[8]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 1963年8月号。

[9]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1949——1966）（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198．

[10]阎纲《史诗—创业史》，孟广来、牛运清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页。

[11]陈晓明.现代如何开创？如何成形？——百年中國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一[J].文艺争鸣，2021（05）：6-16.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