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劲，李根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1 引言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创新作为一种固有的驱动力，驱使人类去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努力实现[1]。迈克尔·波特1990年于《国家竞争优势》一文中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概念，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是继要素驱动发展、投资驱动发展后的经济发展阶段。大量实践表明，创新对经济发展作用日益显著，创新驱动发展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的目标[2]。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一步强调创新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从创新视角出发，创新的前瞻性和全面性要求不断提升。就我国而言，一方面，中国通过模仿赶超式的创新与粗放型增长已经完成阶段性使命，部分行业甚至走到创新前列的“无人区”，未来中国发展亟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聚焦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另一方面，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导致的“卡脖子”问题，使得中国正在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面临挑战[3]。黄阳华等学者基于技术创新研究，指出“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创新如何驱动经济发展’，而当下缺乏对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和机制等关键问题的揭示”[4]。这意味着创新驱动发展是一项综合性议题，需要对创新的各层面、多维度进行分析与研究。

从发展视角出发，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大量存在，大国博弈愈发激烈，各国均面临更为复杂的发展问题。如何实现国家、区域和企业的创新驱动发展，如何实现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向创新型国家前列等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关键性问题，都不是任何一个创新细分领域所能解决的问题。发展的复杂性程度不断提升意味着解决发展问题需要更深程度、更具系统观的创新视野。

基于创新和发展的双视角分析结果表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呼吁创新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化与升华。自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夫·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理论至今，经百余年发展，创新理论已经与经济、管理、社会、地理、历史等多个学科领域实现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呈现出跨学科、跨领域、多元化的特征。大量学者对创新理论研究进行综述与分析，创新研究领域已形成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并表现出一定的学科特点[5]。但同时，陈劲和吕文晶[6]曾指出，创新研究面临的建立学科边界、明确学科研究范式及扩展学科影响等一系列挑战，至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创新科学的建立要在学科特点的基础上，从更宏观的视角出发，思考创新研究的科学特征。本文既关注创新驱动发展的发展背景，也力图遵循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7]对科学共同体、范式和科学的论述进行创新科学的研究，为创新科学的建立提供理论贡献。

2 现有研究评述和理论基础

2.1 创新理论演进脉络研究

Fagerberg和Verspagen研究指出，“创新研究作为一个科学领域的发展，是知识多样性和专业性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模糊了传统的边界，挑战了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现有内部组织模式”[8]。为构建创新领域学科体系，明确学科研究范式，探究创新领域的未来研究走向，大量学者致力于对创新理论的演进脉络进行梳理与分析。纵观现有相关研究，学者对创新理论研究脉络的梳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维度，评述如下。

2.1.1 时间维度。基于时间维度分析的学者将创新理论研究按照时期划分阶段。Fagerberg等学者将创新研究分为“1970年以前”“1970—1989年”和“1990年以后”3个时间阶段[9]；张治河等学者将创新学的历史演化分为“萌芽期（20世纪20至50年代）”“成长期（20世纪60至90年代）”“繁荣期（21世纪初至今）”[10]；陈劲和吕文晶将创新研究分为“1912—1969年”“1970—1989年”“1990年至今”3个阶段[6]；刘志迎和朱清钰将创新理论发展概括为“形成扩展阶段（20世纪初至70年代中期）”“深化解构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系统整合阶段（20世纪90年代）”及“创新生态阶段（21世纪初至今）”[11]。可知，尽管各学者对创新理论研究发展的具体划分和对应的解释存在差异，但仍然有较大的重叠期，意味着创新理论的发展是存在时间维度的变革的。然而，任何理论的提出与发展均是经由大量学者共同构建和不断完善的，历经的时间也可能较长，甚至横跨多年，仅通过一维的时间线梳理创新理论的发展，并不能很好地体现某一创新理论的发展沿革。

2.1.2 理论维度。基于理论维度分析的学者划分创新理论研究的不同理论领域。李政指出，创新理论体系包括创新经济理论、创新管理理论、技术创新理论、知识创新理论、组织创新理论、制度创新理论、企业创新理论、产业创新理论与区域创新理论等[2]；刘志迎和朱清钰从学科维度将创新理论发展分为创新经济学、创新管理学、创新方法论3个类别[11]；张治河等学者提出创新学是由创新经济学、创新管理学、创新哲学等主干学科，经济学、管理学和哲学等基础学科以及若干支撑学科构成的学科群[10]。该维度分析方法基于创新研究的理论成果，对其所属主题进行分类，更直接地体现出创新理论的丰富内容；而学者基于创新理论内容进一步提炼的学科分类，则为创新科学的构建提供了学科的体系。然而，现有研究的不足在于：一方面，技术创新理论、知识创新理论、组织创新理论、企业创新理论等，并非相互独立的理论体系，由此并不利于创新研究知识体系的构建；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认为，创新研究包括的学科并无法全面反映当下的创新研究。Lundvall指出“创新是一个交互的过程”[12]，随着创新复杂性的不断提升，创新的跨学科特征将会越来越明显，各学科对创新研究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甚至占据主体地位。

2.1.3 学派维度。基于学派维度分析的学者根据已有学者的创新研究成果区分研究学派。Fagerberg等学者将研究创新的学者分为熊彼特学派、地理和政策学派、工业经济学派、管理学派和边缘学派[9]。胡海波聚焦创新管理，将创新管理研究分为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学派、企业非技术创新管理学派和社会创新管理学派三大类[13]。学派维度与理论维度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创新领域研究者所聚焦的研究议题会形成创新理论，并通过学者们的努力，一步步完善创新研究的知识体系。然而，现有研究在梳理学派和创新理论脉络时却未能将其结合起来，且学派名称和对应的学者并未达成统一，亦存在错乱现象。

2.1.4 主题维度。学者根据现有研究的主要议题对创新理论进行梳理，如代明等学者研究梳理了长波理论、创新经济学、演化理论、多层次创新系统、复杂经济学、创新研究的领域与派别、创新概念的发展、创新主体的多元化等8个主题[14]。尽管通过对创新研究的主要议题进行梳理和归类能够为探究创新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提供支撑，但主题分类方式应潜含“主题独立”的分类标准，而上述8个创新研究主题显然是相互关联、存在交叉的，并不利于厘清主题间的关系。

2.1.5 范式维度。基于范式维度分析的学者聚焦识别与区分创新研究过程中的不同范式。董铠军和吴金希将创新理论发展分为线性驱动、系统驱动、多系统驱动和生态系统驱动等4个阶段[15]；李涛等学者聚焦创新经济学，指出创新经济学经历了从线性机械范式到非线性系统范式的演变[16]。整体而言，学者们认为，创新研究的范式历经从简单范式向复杂范式转变、从线性范式向非线性范式转变等形态方面的转变，并未深入分析范式间区别，且从范式视角出发分析创新研究脉络的学者相对较少。

2.2 理论基础

2.2.1 创新科学。构建创新科学，首先需要明确创新科学的界定。“创新科学”包含“创新”和“科学”两个主体。本文在对“创新”和“科学”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科学的定义。

学界普遍认为“创新”概念起源于熊彼特，将创新视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由于创新涵盖广泛的研究场景和应用领域，关于创新的定义也各不相同。但从兼容学科的目的[6]出发，本文采用Baregheh等学者提出的定义，即“创新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即组织将思想转变为新的/改进的产品、服务或流程，以在市场中成功地发展、竞争和脱颖而出”[17]。

关于“科学”的定义则更为广泛，难以统一。康德提出“任何一种学说，如果它可以成为一个系统，即成为一个按照原则而整理好的知识整体，就是科学”①。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②。库恩认为，范式的出现为某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探索提供共同的力量框架或规则，标志一门科学的形成。根据库恩的理论，常规科学的基本特征包括：①形成一个可以看作未来研究基础的知识体系；②有一套学科的语言体系来定义研究相关现象的观点；③有区分新颖性和开创性研究的能力。学者研究指出，创新领域已具备常规科学的特征[18]。

综上，创新科学是研究创新的所有学科的统称，是一个以社会、思维领域中所有创新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方法性的知识体系。

2.2.2 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与范式是库恩科学哲学理论中相互关联的概念，范式概念是基于科学共同体提出的。库恩指出，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共同体遵循统一的范式进行活动。科学共同体是由科学家组成的专业团体，具有共同的追求目标，为加强交流、促进科学进步而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团体，包括出版杂志、建立协会等。可知，在构建创新科学时，梳理创新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及其关系，亦是研究的重要内容。

2.2.3 范式。范式是科学共同体一起承认的一组内容。库恩认为，科学每转换一个框架前都有一段相对稳定的研究时期，即“常规科学时期”，其对应着一种范式。随着研究的开展，会出现一些与现有范式相违背或不吻合的情况（即“反常”），当反常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起相关科学家信念的变化，为解决新的问题，会形成新的范式。所谓科学革命，即是用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或从事该科学活动的科学共同体，以新的常规科学阶段代替旧的常规科学阶段。当科学革命从一个范式转到另一个范式后，新范式和旧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

在创新研究领域，范式所对应的内容是“创新的实现过程”，包括创新的主体、创新的过程、创新的治理模式、创新体系等部分内容。而正是这些内容的差别和演进，构成了创新范式的演进。

2.2.4 创新科学的科学共同体和范式。创新研究的起点是约瑟夫·熊彼特于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这已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同，其提出的“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定义也被认为是创新研究的经典定义。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自成体系，独立于主流经济学，但在当时凯恩斯主义盛行时被忽略，直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分析方法对现实的解释能力越来越弱，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才逐渐受到重视，并在大量学者的持续研究中不断得到完善。当下，创新已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基于创新主体的演变，创新范式可分为熊彼特创新范式、新熊彼特创新范式和后熊彼特创新范式[19]。

如前所述，范式是由科学共同体建立的，本文通过对创新研究科学共同体的归类与整理，阐述熊彼特范式、新熊彼特范式和后熊彼特范式所对应的范式内容和特征。需要指明的是，从事创新研究的学者众多，受限于篇幅，本文对创新领域科学共同体的整理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均是创新领域中具有突破性、引领创新研究发展的重要成果。同时，研究范式的形成是科学共同体之间共同交流的结果，学者研究间的脉络是极为复杂的聚类图，但为了更清晰地凸显学者间研究的关系，本文只展现最具代表性的学者研究脉络线。图1所示为创新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的研究脉络。图中实线代表直接的延承发展，虚线代表研究间有重要联系。

图1 创新研究学者脉络图

3 熊彼特创新范式

熊彼特创新范式是创新研究领域的初始创新范式，以熊彼特创新理论为核心，主要的时间阶段为1912年至20世纪50年代。熊彼特创新范式包含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熊彼特对创新主体的论述，包括熊彼特I型和熊彼特II型两种创新模式；另一方面是由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而开展的技术创新的经济学研究，包括经济周期理论等。

3.1 熊彼特创新范式的科学共同体

在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伊始，创新理论并未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此，熊彼特创新范式所涵盖阶段的大部分内容均是熊彼特本人提出并完善的。直至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才关注到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发展。

在创新主体方面，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对现有资源的重新整合。熊彼特首先基于企业家精神概念，提出熊彼特I型创新模式，认为创新活动是由特定的人群——企业家执行的，其是推动创新的主要力量；随着兼并狂潮下的大企业时代的到来，熊彼特进一步提出熊彼特II型创新模式，认为只有大企业能够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从而着重提出大企业对创新的重要性。

在主流经济学中，技术长期被视为给定的外在参数，而熊彼特将创新视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阐明“重要的创新并非随机发生，而是倾向于在确切的时间段和经济部门集中爆发，并以‘长波’的形式表现出来”[20]。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技术创新的学者，沿寻“熊彼特将技术创新视为整体并研究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21]这一思路，将创新视为“黑箱”，分析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Solow研究提出索洛模型，指出资本与劳动力长期稳定，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22]。新古典技术创新研究采用正统经济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中技术和制度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21]，是熊彼特创新范式的技术创新和新熊彼特创新范式的技术创新的重要区别。

3.2 熊彼特创新范式的特征

由于熊彼特创新范式下的技术创新等经济学分析，将技术创新视为整体进行分析，并未考虑技术、制度等发挥作用的方式，因而在熊彼特创新范式下，创新主体的视角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无论是熊彼特I型创新模式所聚焦的企业家创新，还是熊彼特II型创新模式所聚焦的大企业创新，创新的发生均集中在企业内部，并不涉及企业外部的其他主体，因此，熊彼特创新范式下的创新是集中在企业内部的封闭式创新模式。也正是由于封闭式创新的活动主体均在企业内部，对创新的管理主要通过企业的创新制度进行，即熊彼特创新范式下的创新治理模式为创新制度。

4 新熊彼特创新范式

新熊彼特创新范式是在熊彼特创新范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新熊彼特创新范式所对应的时代背景十分复杂，如世界经济的滞涨现象、新技术群的兴起以及知识时代的到来等，敦促和激励学者们从各个视角进行创新研究。新熊彼特创新范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经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大量学者不断产出丰富的研究成果，于20世纪90年代得以完善。

总结而言，与熊彼特创新范式聚焦企业家和企业的创新范式不同，新熊彼特创新范式关注大学、研究机构、政府、国家等企业外部成员对创新的引导、协同作用。对应地，新熊彼特创新范式对创新主体的关注焦点从过去的企业家和企业转移到科学家与科技政策方面。

4.1 新熊彼特创新范式的科学共同体

新熊彼特创新范式所对应的创新理论研究十分广泛，致力于创新研究的学者也在这一时期实现人数的激增。纵观整个新熊彼特创新范式的科学共同体脉络（见图1）可知，尽管新熊彼特创新范式的完善离不开大量学者的共同努力，但回溯这一时期的研究脉络，弗里曼（Freeman）是新熊彼特创新范式的代表学者是毋庸置疑的。为了更清晰地呈现新熊彼特创新范式的科学共同体的研究脉络，下文将基于新熊彼特范式的研究焦点阐述对应的学术进展。研究焦点大体按照时间排列，但各研究焦点的关系并非线性的，后出现的研究焦点通常以已有研究焦点为理论基础，同时亦有各研究焦点之间互相协同演化发展的情形。

4.1.1 技术创新模型。在部分学者沿寻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思想，将技术创新视为整体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同时，有一部分学者意识到探寻技术创新这一“黑箱子”内部运作机制的重要性，从而推动创新研究领域的范式转变。曼斯菲尔德聚焦新技术的推广及影响因素建立了新技术推广模型，填补了对技术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关系及二者变动速度的研究空白[21]；卡曼、舒瓦茨等学者则综合考虑市场竞争强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强度3个因素，提出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模型。尽管这部分学者推动了技术创新研究范式的改变，但由于研究仍未脱离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式，从而对实践的解释和指导作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4.1.2 制度创新。意识到制度对创新的重要性也是引发创新范式变革的重要内容。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方法，对技术创新环境进行制度分析，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设定一种能有效刺激的制度。制度创新理论的研究初步将创新的影响从企业内部向外部进行延展，为创新主体的扩展提供理论支撑。

4.1.3 长波理论的再发展。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出现滞涨现象，部分学者延续熊彼特长波理论对经济周期进行进一步的分析。Mensch于1979年提出“技术对垒”概念[23]，认为技术对垒是一次经济发展高潮后的自然停歇，也是通往新的技术革命的必由之路，创新匮乏将导致技术对垒，并强调制定创新战略、创新政策和创新体制的重要性。Freeman于1974年在《产业创新经济学》中[24]提出了“弗里曼长波理论”，认为经济长波不单是一种纯经济现象，而是技术经济范式与社会制度框架之间的一种匹配或失配现象；在研究创新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时，Freeman尤其强调科学技术活动对人类的贡献。创新主体向大学、科研院所的延展初步萌芽。

4.1.4 技术发展问题。在上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研究基础上，学者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步入新的层面，新技术群的兴起使学者聚焦技术变革、技术变迁等问题的研究。Rosenberg于1983年出版的《黑匣子内部：技术和经济》探索技术转移速度、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等对技术发展的影响，并指出产业发展越来越依赖科学和技术[25]。Nelson和Winter从技术进步视角出发，提出技术演进存在一条自然轨道，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过程的演化理论》[26]一书中，系统性分析创新的知识基础和制度环境，认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是一套复杂组织系统运行与作用的结果，强调技术与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以及发展创新的演化经济学理论。Dosi在1982年提出了技术范式概念[27]，认为技术的替代是新旧技术范式的转换过程，并进一步提出技术轨道理论[28]，认为技术的发展过程是在技术范式规定下沿技术轨道方向发展的一种强选择性的进化活动。由技术变革、技术演进、技术范式、技术轨道等构成的技术发展相关研究，为后发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追赶和创新战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和应用推广。

4.1.5 创新管理。Burns和 Stalker[29]是提出创新管理思想的重要学者，这一思想在Pavitt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Freeman于1966年建设的世界上第一个创新研究中心SPRU（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孵化出大量的创新理论思想，Pavitt即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学者。Pavitt[30-31]注重企业与产业发展差异的研究，首创大量测量创新和技术变革的指标；创立创新企业的分类法，将创新按照部门类型划分为以供应商为主、生产密集型（规模密集型和专业化供应商）和以科学为基础等模式；更重要的是，将技术创新经济学与战略管理相结合提出创新管理思想，认为技术创新所基于的知识基础日益复杂，实现技术机会和市场需求以及组织实践之间的持续匹配必须对创新过程进行管理和协调，促进创新管理学的诞生，实现创新领域从经济学向管理学的发展。早在1975年，Utterback和Abernathy提出“A-U模型”[32]，揭示创新过程与企业产品开发技术、企业竞争与增长战略的关系，对创新过程进行阶段划分，被视为创新管理学的重要研究成果。Teece于1986年提出“创新获利理论”[33]，强调创新的独占性机制和互补性资产，后者包括销售渠道、品牌、服务体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等。1990年，Cohen和 Levinthal提出“吸收能力”概念[34]，在企业的知识创造和组织学习中做出巨大理论贡献，“成为产业发展、创新效率、跨组织合作和竞争优势获取等方面的重要指标”[22]。

1995年，野中郁次郎提出“知识创新”理论[35]，通过对日本企业创新案例进行研究，归纳出组织的知识创造能力是“能有组织地充分调动蕴藏在员工内心深处的个人知识”，认为知识创新的过程是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创造性地提出SECI模型和4种“场”（Ba），即知识交流的环境。此外，野中郁次郎的知识创造理论强调“知识是企业的战略性资产，人是最重要的资产”。在《拥有智慧的企业》一书中，野中郁次郎进一步提出“实践智慧推动知识创造”的观点，将培养具有高度伦理价值的信仰作为重点，强调有使命感的组织[36]。从知识角度将创新的主体向员工转移，将伦理、意义要素引入创新管理，使得知识创新理论成为连接新熊彼特创新范式向后熊彼特创新范式演变的重要桥梁。

Verganti从产品创新中的设计创新管理视角出发，将符号学融入创新研究，提出设计驱动型创新，指出“设计实际上是产品语言（意义）创新”，认为设计的创新是寻找意义的过程[37]。学者指出，颠覆式创新即是一种典型的设计驱动型创新[38]。设计驱动型创新是知识创新在设计领域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开放式创新的提出和发展，设计驱动型创新理论在创新主体方面得到延展，并逐渐向后熊彼特创新范式转移。

4.1.6 创新系统。1987年，Freeman通过对日本后来居上成为工业化大国的实践分析，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39]，认为创新的成败取决于国家调整其社会经济范式以适应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和可能性的能力，将创新过程视为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等机构为寻求一系列共同社会和经济目标而展开的建设性的相互作用。Porter跟随Freeman对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其开展宏观层面创新与国家竞争力的研究，在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创新竞争理论”[40]。此外，沿循 Freeman 国家创新体系思想，Lundvall于1992年出版的《国家创新系统：建构创新和互动学习理论》[41]以及Nelson于1993年出版的《国家创新系统：比较分析》[42]进一步发展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特别地，伦德瓦尔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中提出知识是重要资源，以及学习是互动和社会参与的过程，强调在学习型经济背景下国家创新系统中教育、培训和劳动力市场的中心地位。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学者进而提出区域创新系统、产业创新系统等理论。区域创新系统研究的代表学者有 Saxenian[43]（1994）、Cooke[44]（1996）等，产业创新系统研究的代表学者有 Malerba[45]（2005）。1995 年，三螺旋理论[46]的提出进一步发展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强调大学、产业、政府的互动机制，三方各自独立又相互渗透关联。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以企业为创新中枢，而三螺旋理论将大学、政府、企业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15]。三螺旋理论揭示了基础研究重要性的原因，提出创办“创新创业型大学”，建设“创新型政府”[47]，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4.1.7 创新战略。这部分学者基于企业、国家创新战略，提出一系列创新理论。在企业层面，Henderson和Clark于1990年提出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架构创新和模块创新两种分类方法[48]，指导企业创新；Christensen[49]于1997年提出针对小/新生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颠覆式创新理论。在国家层面，学者基于本国国情，提出对应的创新理论。如Linsu Kim[50]扎根韩国国情，基于技术能力概念提出模仿式创新理论。立足我国技术创新的重大需求和战略目标，我国学者陈劲提出自主创新初步框架[51]，吴晓波提出二次创新理论[52]，许庆瑞等提出全面创新理论[53]等原创性理论。

4.2 新熊彼特创新范式的特征

新熊彼特创新范式是随着熊彼特创新理论在主流经济学失灵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是聚焦社会各机构助力企业技术创新实现价值共创的创新模式。该范式在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基础上，扩充大学、研究机构、政府、国家等创新角色，对与之相关的技术、制度和模式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新熊彼特创新范式是以创新系统思想为中心。一方面，创新政策是保障创新活动的重要基础，基础研究和技术轨道等能够帮助企业家应对不确定性，为创新探索提供有益的指导；另一方面，创新政策能够超越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为创新系统的构建、运作和管理提供资源供给、制度或法律支持等。因此，新熊彼特创新范式的治理模式是依靠创新政策实现的。

5 后熊彼特创新范式

随着知识时代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非生产者创新逐渐兴起，生产者创新与非生产者创新的互动越发频繁，逐渐形成以非生产者为创新主体的后熊彼特创新范式。后熊彼特创新范式始于20世纪末，但大部分研究都产生于21世纪，并随着近年来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而越发受到重视。后熊彼特创新范式下，在已有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国家、政府等大型机构作为创新角色的基础上，强调个体（用户、普通百姓或公民等）创新的重要性。

5.1 后熊彼特创新范式的科学共同体

从新熊彼特创新范式向后熊彼特创新范式的过渡产生于学者开始关注个体对创新的重要作用的研究。Rogers将传播学与创新研究相结合，于1962年提出创新扩散理论，并将创新扩散定义为“创新在特定时间通过特定渠道在特定社群中传播的过程”[54]，认为创新的扩散是创新成果体现的重要过程。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创新扩散从技术属性向社会属性转变[55]，成为多主体协同创新的重要理论基础。

Von Hippel是后熊彼特创新范式的重要代表学者。他进一步发展了Rogers的创新扩散思想和Pavitt的创新管理思想，结合对麻省理工学院创客行为的观察与思考，于1988年出版的《创新的源泉》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用户创新及“领先用户”的概念[56]，开辟性地提出了一种用户参与的创新形态，并预见了免费用户创新将成为21世纪创新的主导范式。Von Hippel的研究极大地改变了熊彼特关注制造商、关注企业家的传统认识，对传统的熊彼特经济学、新熊彼特经济学带来了新的冲击。与此类似，Phelps在《大繁荣》[57]一书中指出，“大多数创新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的”，提出大众创新的观点，亦强调广泛个体在创新中的重要地位。Radjou等基于印度的“Jugaad”文化，提出聚焦用户需求和市场特征的来自广大社会基层的朴素式创新[58]。Von Hippel，Phelps和Radjou无疑是后熊彼特经济学的创始人，推动了后熊彼特创新范式的诞生。

Chesbrough吸收Von Hippel的用户创新理论和Teece的创新获利理论等众多理论，提出开放式创新理论[59]，强调同时利用企业内外部创新资源和市场资源的创新模式。开放式创新理论一经提出就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同，直至今日仍是指导创新实践的重要理论。随着开放式创新概念范围的不断扩大，开放式创新也从聚焦于企业向关注非企业组织、用户、网络、生态系统等发展[19]。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将个体与他者相联系，提供面向客户的解决方案、输出价值的协同机制，创新需要依赖外部环境变化和生态系统成员的参与[60-61]。学者指出，“开放式创新囊括、关联和整合了技术和创新管理、组织学习和联盟网络等领域研究，克服了原有研究中创新活动‘非此即彼’的偏见”[62]。开放式创新理论的提出促进了后熊彼特创新范式的发展。

基于 Ostrom 的公地自治理论[63]，Potts[64-65]提出创新公地理论，倡导通过社会性的自治组织对创客进行知识和能力的支持。由于知识、信息等创新资源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政府和市场都无法提供有效的支持，个体创新者发现和掌握创新资源的成本相对较高。创新公地为聚集这些分散的创新资源提供了平台，这使得创新公地成为比政府、企业及市场更有效的协调机制[63-64]。Ostrom和Potts分别关注的公地治理和创新公地治理，无疑将极大推动后熊彼特创新范式的深化。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类福祉的思考和文化哲学观，学者提出一系列后熊彼特范式的创新理论。随着创新的“负外部性”日益凸显，社会、环境问题激增，面对大量创新的责任议题，责任式创新强调创新必须更有效地满足社会需要和道德伦理要求[66]。Swann聚焦创新对社会福利、人类福祉等社会价值的影响，提出公共创新理论[67]，强调公共创新的目的在于提升真实财富，其服务对象为创新者自身及所在社区[68]。基于对“经济增长的巨大益处要惠及所有民众，实现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的诉求[69]，学者提出包容性创新理论[70]。陈劲于2017年基于东方哲学的整体思维，提出整合式创新[71]，强调战略驱动视野下的自主创新、开放创新与协同创新。

后熊彼特创新范式将广泛个体作为创新主体和创新目的，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战略相匹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为进一步建立与完善中国特色的创新范式提供科学指引。陈劲于2018年提出“有意义的创新”[72]，强调社会文化、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在创新过程中的“回归”，呼吁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范式[73]，以此推动中国学者对后熊彼特创新范式的积极探索，并倡导加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创新范式研究[74]。

5.2 后熊彼特创新范式的特征

后熊彼特创新范式的重要特征是将广泛个体引入创新理论。从创新来源角度，强调普通百姓、创客等非生产者对创新的重要性；从创新结果角度，强调创新要关注广泛个体，包括个人的发展、社会福祉及生态保护等。创新主体的复杂性使得创新模式从边界清晰的创新系统向边界模糊且开放的创新生态演变。由于非生产者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公益性创新，因此传统的治理方法并不适用，并且涉及更为复杂的安全、产权等问题，创新公地成为后熊彼特创新范式下的创新治理模式[19]。

根据上述对熊彼特创新范式、新熊彼特创新范式和后熊彼特创新范式的分析，总结创新范式演变及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创新范式的演变及特征

6 创新科学的未来发展

创新科学是一门研究创新规律的新兴学科，创新科学的建立与发展为驱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本文从创新理论研究的科学共同体出发，分析创新研究领域的研究范式演变，以此梳理创新科学所对应的研究脉络和知识体系。图2所示为创新科学的整体概念图。

图2 创新科学概念图

从范式视角出发，熊彼特创新范式、新熊彼特创新范式和后熊彼特创新范式反映了创新研究百年历程的范式演变，创新主体的范围从企业拓展到社会机构，进而拓展到广泛个体。而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发展演变，创新主体的扩大是必然的，从而创新科学的范式也会不断演进。

从学科视角出发，经过本文的梳理，能够看出创新研究的复杂性随着创新范式的演变而不断增强。在熊彼特创新范式时期，创新研究主要聚焦在经济学领域；在新熊彼特创新范式时期，创新研究从经济学领域扩展到公共政策、法律、管理学领域，涉及制度、政策、法律、科技管理等多方面内容，与社会学等存在交叉研究；在后熊彼特创新范式时期，创新研究进一步在传播学、市场学、社会学、信息科学等学科中得到发展，并进一步拓展到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离不开创新科学的建立与完善。在创新日益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最强劲的发展动力的过程中，创新科学已经基本成熟，期望在不久的将来独立形成一级学科，成为世界科学体系的新成员。当然，随着创新复杂性的不断提高，创新研究所需融合的学科将越来越多，会呈现出较强的边缘交叉与系统集成性；支持创新科学的学科类别越来越丰富，创新科学也会呈现出一个“无止境”的发展过程。

本文的贡献在于基于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从科学共同体、范式的路径梳理创新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脉络，呈现创新研究范式不断演化的规律，并绘制创新科学的知识概念图，为建立与完善创新科学一级学科，并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特色的创新科学做前瞻性思考。

注释：

①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邓晓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页。

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