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保林,曾冠豪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将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长久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处于0.4 至0.5之间，居民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尽管国家采取一系列调整措施，但并没有实质性缩小或得到根本缓解［1］。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不仅影响到低收入者的实际生活水平，而且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吴文新、程恩富教授在《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实现的前提与四维逻辑》一文中指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可以通过“五种分配方式”来充分释放正效应，它们在总体分配中分别起不同的作用［2］。其中第三种就是运用好起调节作用的“物价变动”分配方式。价格是调节社会资源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虽然价格变动本身不能创造商品价值和真实的社会财富，但是市场主体和政府制定或调整与生活有关的消费资料（含住房）和劳务价格，都会影响财富和收入的重新分配。“五种分配方式”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探讨第三种分配方式。

一、价格变动的分配效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提出：“重视预期管理和引导，合理把握经济增长、就业、价格、国际收支等调控目标。”价格既是政府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目标，也是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中，价格起着指挥、支配、指导和调节等作用［3］。

（一）普通商品价格变动的分配效应

一是价值规律的优胜劣汰效应。商品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同一部门中，生产条件较好的生产者，由于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存在差异，可以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商品生产者围绕超额剩余价值产生的竞争具有分化分解作用［4］。二是通货膨胀的再分配效应。“价格作为商品价值量的指数，是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5］。严格意义上讲，价格是直接表明单位商品交换价值的实际货币量。商品价格水平与货币价值呈反比例变化。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如果纸币发行量超过市场流通所需的金属货币量，就会造成纸币贬值和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具有财富再分配效应，一定程度上会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三是垄断价格的掠夺效应。“垄断价格既不是由商品的生产价格决定，也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而是由购买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决定”“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上”［6］。凭借对生产或流通的主导优势，垄断者可以对非垄断者和最终消费者所获的剩余价值和商品价值进行转移性掠夺［7］。四是价格剪刀差效应。拿价格低于自身价值的商品与价格高于自身价值的商品相交换，一部分国民收入就由价格偏低的商品生产者向价格偏高的商品生产者转移［8］。价格还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影响世界财富的分配或流动。如果把国内资源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口，或者把国外资源以高于其价值的价格进口，都会把国内的一部分国民收入转移到相应的国家［3］。

（二）资产价格变动的分配效应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 卷中指出：“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自身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对象化在里面——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5］绝大多数普通商品和劳务的价格都是以价值或生产价格为形成基础的。然而，像土地、股票、债券等，不是劳动产品，本身没有价值，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作为商品买卖，其价格表现为收入的资本化，交易行为主要由投资或投机动机所驱动，价格涨落依赖于购买者或投资（机）者对未来价格的预期和利息率变动等因素，交易过程存在巨大的投资价值和投机空间，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事实上，除了土地、股票、债券之外，采取资本化定价方式的还包括无形资产、某些高技术产品和信息产品以及其他可能长期或短期进入这种特殊运行方式的有形产品和劳务［9］，类似如小宗农产品或具有贮藏功能和收藏价值的中药材、茶叶和玉石产品等也可以进入投机炒作行列［10］。实际上，炒作虚拟资产是一种“零和博弈”，客观上会导致财富的再分配［11］。

二、价格失序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逆向调节

（一）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市场化过度加剧社会不平等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生产要以活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假设个人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人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5］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事关基本民生和社会公平。近年来，房价只升不降令房产溢价利益固化，已成为贫富差距恶化的主因。房产急剧升值和租金快速上涨带来的财产性收入，远远超出普通居民的工资收入积累。实证研究表明，由于这种财富重配效应，财富基尼系数跃升至0.7 以上［12］。从社会整体利益看，公共教育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公共事业，但是在教育产业化浪潮裹挟下，它难免也会受到种种负面因素的冲击。新世纪以来，基础教育、学科类校外培训等领域一度成为资本逐利的竞技场，高昂收费让普通家庭苦不堪言。资本逐利不仅加剧了教育内卷化，而且造成贫困代际传递。2021年5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作业帮、猿辅导等15 家教育培训机构进行检查，发现13 家存在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价等价格欺诈行为［13］。医疗服务是一种缺乏需求价格弹性的商品，并且医患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患者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逐利性资本进入医疗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加剧“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增加普通老百姓的负担。

（二）农副产品价格暴涨暴跌损害低收入群体利益

农副产品基本上都是生活必需品。近年来，我国多种农副产品价格出现频繁大幅波动，明显背离了普通商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从“蒜你狠”到“蒜你惨”，从“火箭蛋”到“伤心蛋”，从养一头猪赚千元到卖一头猪亏千元，农副产品价格涨跌幅度之大，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价格暴涨暴跌对行业发展和居民生活造成巨大冲击。农副产品价格短期剧烈波动，固然受自然灾害、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但是背后也有投机资本推波助澜。有学者指出，在这些消费品价格震荡背后都可以观察到资本炒作因素，而且资本来源日益多元化，被炒作商品的价格一般也会出现过山车式运动，呈现明显的金融化特征［14］。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中低收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较高，对农副产品价格涨跌格外敏感。而且，我国还有6 亿人月均收入低于1 000 元，这部分群体食品消费占比较大，价格暴涨所导致的生活必需品消费支出增加，一定程度上也会减少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

（三）平台经济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扩大财富鸿沟

平台经济是伴随新兴数字技术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新业态。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体量规模已居世界前列，但是与此同时，平台企业垄断化趋势日益严重，恶性竞争、无序扩张等乱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个别超级平台依靠先发优势吸引和稳固了庞大的客户群体，形成“一家独大”或寡头垄断格局。《2019年度中国网络零售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示，2019年排名前三的平台企业天猫、京东和拼多多三者市场份额之和接近90%［15］。一些数字网络平台为迅速做大市场份额，实施掠夺性定价策略，疯狂透支用户未来消费需求，排挤竞争对手与潜在进入者。个别头部平台企业凭借数据、资本和科技实力搞赢者通吃和价格歧视，像广受诟病的网购平台强制商家“二选一”、网络音乐平台独家版权、社区团购平台低价倾销、大数据杀熟、掐尖式并购等行为，严重扰乱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损害了普通经营者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平台经济具有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较强的用户黏性等特性，一些中小企业和用户面对上述乱象，由于别无选择，只能忍气吞声。平台经济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已成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推手。

三、利用价格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原则导向

（一）遵循价格运动规律

价值是价格形成的基础。价格运动本质是价格对价值的偏离，它除了受商品价值运动以及影响价值变动的因素制约外，还受市场因素、货币价值量、经济政策、社会环境、法律等经济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16］。价格运动具有连续性、差异性、相对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等特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运动具有向上性或刚性和周期性［3］。运用价格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必须遵循价格运动规律。虽然说价格运动规律具有客观性，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但是社会并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利用和驾驭物价变动规律，因势利导做出决策。斯大林曾指出：“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把某些规律的破坏作用引导到另一方向，限制它们发生作用的范围，给予其他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以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17］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是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以企业自主定价为主。为发挥价格机制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社会应当在认识和把握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供求规律、价格运动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对市场价格进行合理调节，确保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二）坚持系统观念

系统观念是认识复杂事物本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过程的科学方法论，也是我们党在伟大实践中长期坚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中，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之间相互决定，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16］。故而在运用物价变动调节收入分配时，一定要树立系统观念。首先，既要坚持整体系统的方法对生产、流通和消费各环节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进行定量分析，也要从关联与协同上评估某些价格变动对整个价格体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其次，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税收、利率、工资以及法律手段和心理因素都会对价格运动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税收是价格构成的因素，价格水平决定税收水平，税收又反过来制约价格的运动。利率通过调节货币流通进而影响价格运动。工资是价格的组成部分，工资变化影响价格的形成和运动。同时，工资作为社会购买力的基本因素，又影响价格总水平运动［16］。在利用价格机制调节收入分配时应突出系统治理，统筹兼顾，综合运用各类政策工具，协同发力。

（三）坚持民生导向

价格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是通过价格与价值的一致或不一致，以及通过价格的变动来实现的。任何价格变动都会引起不同地区、部门、单位、个人之间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16］。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垄断、投机、通货膨胀等因素引发的价格乱象往往会恶化收入分配格局，导致社会资源错配，而恰当、有针对性的价格调节有利于维护大众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运用物价变动调节收入分配，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向普通老百姓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共同富裕不只是分配问题，而且包括教育、医疗、住房、扶幼等民生方面［2］。医疗、教育、住房等是关系基本民生和社会公平的特殊商品，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公益性方向，避免过度资本化。关于房地产业发展定位，中央多次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关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为运用物价变动调节收入分配指明了方向。针对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必需品，必须加强价格监测和管理，确保价格总水平在合理区间运行。对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调节作用的资本品与公共服务的价格，以及垄断性较强的产品的价格，必须提升价格治理能力，以维护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

四、运用“物价变动”调节分配的政策建议

理论和实践表明，单纯依靠市场调节，难以实现社会公平。运用价格手段调节收入分配，要秉持市场与国家功能性双重调节论。既要公正合理地发挥价格在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又要加强全过程监管，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18］。

（一）深化民生领域价格改革，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格政策体系

在民生领域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不断加强需求侧动态管理，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能力，这是让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前提［19］。在价格政策体系方面，要深化民生领域价格改革。一要切实保障粮油肉菜蛋果奶等基本生活消费品供给，防止价格大起大落，稳定居民支出水平；二要坚持教育公益属性，规范学前教育、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严厉打击不合理定价和恶性竞争；三要加快建立科学确定、动态调整的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持续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结构；四要加快开征房产税，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

（二）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提升价格治理能力

一是事前预控。建立农副产品生产异常变化自动触发调控机制，防止产能大幅波动。适时释放正面信号，合理引导消费预期。二是事中管控。加强流通环节市场交易和价格行为的监管。完善价格监测与预警，保障市场交易主体及时准确获得相关信息。三是事后调节。完善配套民生保障措施，强化价格与补贴、储备、保险、金融等政策的协同联动，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兜住民生底线。

（三）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2021年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强调，要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出发，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20］。资本既有促进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也存在加剧垄断和贫富分化等消极作用。当前，针对平台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等现象，要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平台企业特别是超级网络平台的有效监管，督促平台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考虑到平台企业具有自然垄断特征，从长远看，要按照公共产品和公共权力的定位，调整资本平台监管政策，体现和强化网络平台及数据的公共性质［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