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章池

1987年，我高一，因一次写作比赛“入坑”文学，短短4行诗歌的发表燃起“当作家”的妄念。高三时我和同学江波组织文学社，办起《星星诗刊》，没错，也叫“星星”。别人在废寝忘食刷题，我们一天到晚忙着筹稿件，刻钢板，推油印，发样刊，忙得不亦乐乎，最后江波复读，我勉强考上了大专——荆州师专。在学校“入伙”校报编辑部，实际上没正经学过新闻采访与写作。1993年7月，我凭着在校刊发表的寥寥几篇文章，进入刚刚筹备复刊的《松滋报》，成为一名基层党报记者。报纸是1956年创刊，此番复刊，恰似专等我来。

作为初涉职场的小年轻，我是不敢作声的。尽管只是一家县级报社，但社内大多是声名显赫的人，杨东鲁，熊亚明，张启跃，蜚声全国杂文界的“松滋四杰”，我们就有三位，还有一位胡思勇，更是从《松滋报》通讯员一直做到了湖北日报总编辑，前不久刚从一线退下来。每天，全国重要报纸上都有他们的名字，稿费单源源不断，叫人心生羡慕。

我开始随张启跃先生做副刊。文学副刊，名为“甘泉”，文艺副刊，名为“乐乡”，前者源于本地风景名胜“甘泉苦竹”，后者则是松滋的古称。以此为阵地，我们团结了全县的写作者，后来作者阵营逐步扩大到全国——北京诗人大卫当时还在江苏某卫生院当医生，谷未黄每次来稿都是厚厚的一沓，陈蔚文，我还一度弄错了误会了他的性别……

我参与了“松滋文化人”栏目，以专访形式宣传推介全县文艺界、文化界人士。我采访的第一个对象是黄敏，全国十大自强模范、著名残疾人作家，标题叫《猛志固常在》，引自陶渊明诗句，没想到黄敏看了大加赞赏，称这是他所有专访中写得最好的。接下来，遍访全县文化人，国家一级编剧、京剧《岳飞夫人》编辑作者邓继泉，史志学者邓和平，松滋说鼓子大师沈兴亚，文博专家胡青云……因采访结缘，我与这些老师都成了好友，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积累知识、提高技艺的本领。后来，我独立出来做《松滋报·教育版》，实际为教育副刊周刊，一个人从组稿到编辑到校对，打全场，办的副刊叫“洗墨池”，一时收获大量的中小学生粉丝，每天都收到几十封来信来稿。

我在回忆时不无欣慰地想：会有不少人受此影响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或与之有关的道路。某年某日，高中生拉家渡临时造访我不遇，留下龙蛇飞舞的一封信和一组诗，应和着“全国诗人走亲戚”余音。我们的友谊之锁从此扣牢，伴随着他上大学、到广州青年报、南方周末，又成立龙脉文化公司，策划了“珠江诗歌节”和“声音共和国诗歌市集”等一系列有影响的诗歌活动。小老乡朱玲，在荆州外国语学校念书时在“洗墨池”发表一篇散文，得到了4元钱稿费，和同学一起品尝了人生中第一只冰激凌。她后来成长为卓越的媒体人，先后在《北京青年报》和搜狐文化工作，多次斩获中国新闻奖，后来办起自己的文化公司，文笔和成就均胜我远矣，但多年来仍执弟子礼，反复提及“处女作”的意义，却叫我惭愧！

县级报纸做起拳头产品也用尽全力。“副刊特色”成为这家县市报的四大特色之一，也成为90年代中后期各级党报办报“党报性质晚报风格”的尝试，增加了松滋杂文、小说连载，还有社会案例纪实连载等专题性副刊，版面越来越丰富，圈粉不少，也带来了报社除政府拨款、发行、广告三大资金以外的收入。

我们邀请乡土作家杨明礼创作《王家大湖剿匪记》，将乡人耳熟能详的故事重新加工整理，在副刊连载以飨读者。杨老写作，故事曲折情节跌宕，但字迹潦草文笔粗糙，每一回连载我们都花大力气修改。连载之后，一张小报顿时“洛阳纸贵”，不仅松滋争相传阅，连松滋到沙市的埠河渡口、车站也慕名前来“进货”做起了“报贩”——其时，荆州长江大桥尚未修建，渡口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舟船车辆、商贾行人，副刊八开小报单期售量就过万。后来，得知松滋县瓷器厂下岗工人赵先知在研究明代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傅环，我们要求他写出几篇，详细分析后，觉得他文思缜密、叙述流畅，富有想象力和感染力，适合写长篇。于是，与同事协调从图书馆、档案馆为他借来《明史》和老版的《松滋县志》等参考书，鼓励他写下去，稿酬从优。长篇历史小说《参政遗恨》在《松滋报》刊载一年多，收获无数“粉丝”。可惜赵先知先生因生计原因，南下打工，一部杰出的作品这样“中道崩殂”了。

县报悠闲，私底下，我也继续写稿投稿，渐渐地也有点儿和“四杰”们比拼的意思。我的小说、诗歌、散文作品相继在报纸与杂志发表。某天，《中国青年》和《湖南文学》的组诗，《光明日报》的文化杂谈，《中国消费者报》的随笔同时亮出，《中国妇女报》更是同时刊发了我的散文《我教母亲写文章》和母亲的随笔《永欠慈母一份情》，占了大半版。狠狠地得意了一回。

“副刊特色”正盛之时，在报社待了五年的我写作中日渐有了名气，县委办公室也相中了我。而在我提前离场后的2003年，发展了10年的《松滋报》在全国报刊整顿中和千百家县市报一起被“叫停”。同事们有的“下海”，有的进了机关，除杨东鲁一人坚持办他那份民间的《松滋杂文》外，其余同仁从此再也不与文字打交道。当年的报人朋友、原《监利报》总编辑余爱明调到省委政研室后，经常到县市调查，我们聊到湖北县市报学会老会长晏书成在县市报解散8年后出版的那本关于湖北县市报的书《风雨求索二十年》，聊到好汉当年“勇”和敬业执着，都唏嘘不已。

2013年8月，荆州市文联换届之际招贤，已经在松滋县委政研室、县委黨校转场几回的我“大龄进城”，当选为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到岗第一天，我就参与筹办海峡两岸现当代诗学研讨峰会，熬了一个通宵。峰会对如何以当代诗歌为载体，重视诗教传统与创新，从启动灵感、开悟灵感出发，开掘本土人文底蕴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后，我又与本地诗人铁舟、陵少联手，在《荆州晚报》开设《垄上诗荟》诗歌周刊，提倡“发现新诗、唤醒楚辞”，发现、团结了一大批本地作者，并逐渐辐射到全国，垄上诗群成为荆楚大地不容忽视的存在。

在文学文艺和新闻宣传、调研报告和领导讲话领域反复转场大概是我的宿命吧，2014年，离开媒体16年后，我又被调到荆州日报社负责编务工作。做回老本行，不放“一生爱”。此时，正逢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不仅面临着文艺人向新闻人的再一次转身，又面临着在纸媒时代向全媒体进军的路上，传播方式、言说方式的全新变化。除了加强新闻业务，我着重提升《垄上诗荟》诗歌周刊质量、覆盖面和影响力，创办了诗歌微信公号和系列“垄上读诗”音频节目，举办了首届岑参诗歌大赛等活动，也与同事一道，在《荆州日报》开设了“文化荆州”等专版、“荆州作家写作家”等品牌栏目，以利于文学更好地传播。个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被选入省宣传文化系统“七个一批”人才库和省文联优秀中青年人才库……

何以解忧，唯有奋斗；半生虽蹉跎，仍然在路上。对我这样一个天分不高、愚钝不灵的人来说，在文学和新闻两个场域来回奔跑，成果菲薄，但已倾尽全力。回首每次职业转换，都深感有所成长，而每次成长，既离不开一群志趣相投的人的激励，更离不开自己那颗向上的初心——不离不弃，甘之如饴，持续努力，才能行稳致远，也才能把每次“转场”变成游刃有余的“升级”和久别重逢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