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鹏

唐宪宗即位，以贬逐“二王八司马”永贞革新集团为开端。但宪宗打击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只是出于个人恩怨，并非政见不同。相反，永贞革新的未竟之业正是依靠宪宗才得以最终完成。宪宗一手创造了元和中兴，实现了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的复兴。被宪宗严惩的刘禹锡也不吝笔墨颂扬，写出“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的赞歌。

在革新政治方面，宪宗的目光比父皇顺宗更深远，手笔比“二王八司马”更有魄力。他在继续清理祖父德宗贞元晚期弊政的同时，更加注重治理机制建设和政治制度调整，全力整顿安史之乱后不正常的政治生态，努力恢复太宗贞观年间和玄宗开元时期君臣齐心的政治风气。

元和四年（809）春，旱灾仍不见缓解。李绛、白居易建议免除江淮两浙地区百姓租税，开释宫中多余宫女。宪宗一一照准，不久天降春雨。白居易为此写下《贺雨》一诗，在诗中指出的“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即君明臣直，是宪宗即位以后着力倡导的皇帝兼听纳谏、大臣坚持正见的政治气氛，以及君臣集体决策、君相共商国是的政治制度。

宪宗君臣曾对君臣关系和皇帝宰相职权划分，有过深入探讨。元和元年（806）二月，宪宗问宰相，自古帝王理政，有无为而治，有事必躬亲，到底哪种治国方式更好？宰相杜黄裳回道：人君要在选人上用力，在用人上放手，这是三皇五帝“能无为而治者”的重要原因。财政、司法等具体朝政，都由朝廷各相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陛下您最好不要亲自插手。“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如果“上疑其下，下欺其上”，皇帝疑心大臣，大臣欺瞒皇帝，“将以求理，不亦难乎”，宪宗听后“深然其言”。

宪宗在进行重大决策和处理日常政务时，也注意听取中低级官员的意见。有次白居易和宪宗一起讨论朝政，直接批评宪宗“陛下错”。宪宗当场下不来台，拂袖回宫，秘密召见李绛，大骂白居易出言不逊，让李绛找借口将他赶出翰林院。李绛回道：正是因为陛下您鼓励大臣开口说话，群臣才能无所隐晦；白居易今日说话虽然有欠考虑，但亦是出于一片忠心，如果陛下您降罪于他，恐怕以后就没有人敢说真话，“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宪宗听后龙颜大悦，“待居易如初”。

君臣关系的和谐，政治生态的健康，使得宪宗时期的政治生活呈现出开元盛世之后难得的生机与活力，为削平藩镇、实现中兴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随着中兴局面的形成，宪宗也走上复兴事业的转折点。平定吴元济后，本就颇好神仙的宪宗开始广求大仙，炼制丹药，幻想长生不老。

元和十三年（818）年末，负责宗教管理的功德使上奏宪宗，凤翔（今陕西宝鸡一带）法门寺有佛祖释迦牟尼指骨舍利，请宪宗在明年开光之前亲自迎接。十二月，宪宗派宦官到法门寺恭迎佛骨。第二年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宪宗将之“留禁中三日”，随后依次送到各大寺庙供官民顶礼膜拜。

时任刑部副长官刑部侍郎的韩愈“上表切谏”，请求宪宗将所谓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韩愈慷慨表示，如果佛祖有灵，“能作祸福”，要施以惩罚，那就“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是为《论佛骨表》。沉迷于佛事的宪宗得表大怒，要将韩愈处以极刑。宰相裴度上言营救，劝宪宗“宜宽容以开言路”，宪宗遂将韩愈贬任潮州（今广东潮州一带）刺史。

宪宗晚年，在求神问佛之外，愈加宠信宦官，不再信用宰相。朝廷的政治生态急剧恶化，君臣离心离德，奸相上位，裴度被迫离职。偏信奸相宦官的宪宗，最终把卿卿性命交代在了宦官手上。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因服用仙丹过多，脾气躁怒不安，对身边伺候的宦官又打又骂。正月二十七日夜，宦官陈弘志弑逆杀害43岁的宪宗，对外宣称宪宗是吃仙丹毒发身亡。有研究认为，陈弘志的幕后指使者，是不受憲宗宠爱的郭皇后即郭子仪孙女郭氏和其子太子李恒。

宪宗驾崩后，元稹写下《宪宗章武孝皇帝挽歌词》3首。诗中“天宝遗余事，元和盛圣功”等语，将宪宗元和中兴与玄宗天宝盛世相提并论，无疑是对宪宗中兴功业的最大肯定；而宪宗王业不终，与玄宗引爆安史之乱，亦是“异曲同工”。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