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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疫病病因及治法研究

2022-12-31赵东凯

吉林中医药 2022年10期
关键词:表里医家瘟疫

王 爽,高 滢,赵东凯

(1.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长春 130021;2.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 130117;3.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长春 130117)

中国古代医家对“疫”病的认识是很早的,早在《黄帝内经》[1]中就有记载:“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明确地指出“疫”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广泛的流行性。疫病之可怕在于可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中国近三千年的疫病史中,发生次数不计其数。而明清时期更是疫病暴发的高峰期,中医在与疫病对抗的实践中,使得疫病学形成,理论日趋完善,治疗体系成熟。各医家治疫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思想的碰撞中明疫病之缘由,阐治疫之方法,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疫病学经验,可谓是集中医治疫思想于大成。本文欲梳理明清时期医家对“疫”的认识,阐述其发病因素及治疗思路,力求为如今抗疫提供思路。

1 “疫”的认识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疫,民皆疾也。”说明疫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普遍易感性。明清时期,对疫的认识得到突破性的进展,达到质的飞跃。吴又可《温疫论》[2]中指出:“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创造性地提出疫病的致病因素为“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首创“戾气”学说。后世医家在吴氏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的治疫经验对疫病理论加以补充完善,逐渐形成了以《温疫论》为代表的瘟疫学派。张介宾云:“疫气既盛,势必传染”“病无少长,率皆相似”,总结了疫病具有传染性、易感性和相似性等特点。对于其感染途径,明清医家普遍认为疫病为口、鼻而入。如袁班在《证治心传》[3]中记载:“此病邪由口、鼻吸入者多。”疫邪侵犯部位以吴又可的“邪伏膜原”广为流传,“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夹脊之内……所谓横联膜原是也”。明代张介宾提出不同见解,认为疫邪入脑,“气通于鼻,鼻通于脑,毒入脑中则流布诸经。”而清代喻昌则认为“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各医家各执己见,众说纷纭,其缘由大概为吴氏所认为的戾气可分为多种,它是致病因素的总称,感染不同的疫气,侵犯部位不同,可引起不同的疫病,传变规律有异。各医家所处历史时期不同,所闻、所见、所感并非同一种疫病,故见解自然不同。然而各医家都以整体观为出发点,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总结疫病的临床规律,并进一步探讨诊疗方法,使疫病理论、防治体系愈发成熟。

2 发病因素

2.1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可分为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地理环境:纵观历史,明代的疫灾分布以南多北少,其主要原因是受地理环境差异的影响[4]。《巢氏病源》云:“南地暖,故太阴之时,草木不落黄,伏蛰不闭藏,杂毒因暖而生”。社会环境: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瘟疫的频度呈上升态势[5-6]。人口密度可谓是疫灾的奠基石[7],人群密集,流动量大,疫病越容易传播。永乐二年至崇祯十六年,北京城暴发传染性疫病就达十余次。究其原因,北京外来人口多,流动性大,灾民聚集,且当时的北京中公共卫生设施差,大便“则停沟中,侯春而后发之,暴日中,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辄病”“又多蝇蚋,每至炎暑,几不聊生,稍霖雨,既有浸灌之患,故疟痢瘟疫,相仍不绝。”河道藏污纳垢,环境污染,酿生“疫毒”之气,成为酿疫之媒,为疫病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2.2 气候因素 自然气候的严重反常与疫病的发生、流行密切相关。如《礼记·月令》云:“孟春行秋令,则民病大疫。”明末清初,正处于“小冰河期”(1550~1850),气候异常寒冷,冷暖交替多变[8]。而此时,疫病大流行,是我国史上第二次疫病高峰期。巧合的是,第一次疫病高峰恰好与始于2 世纪后半期的寒冷期时间上相吻合。由此可以证明,气候的异常变化是疫病发生的重要因素,为疫病的暴发提供了有利条件。

2.3 自然灾害 古人云“大荒之后,必有大疫”,意即自然灾害发生后必然会导致疫病。乾隆时期有相关记载:“崇祯十三年,春夏不雨,蝗蝻大作,结累渡河上,城坦如平地,麦尽食秋禾,人饥相啖,瘟疫死者枕籍,就食他乡者亦毙于道。”自然灾害中以旱、水、蝗、和饥荒最为常见,随之影响了自然、社会环境,并削弱了人体正气,使疫疠病毒利于滋生繁殖,侵犯人体,诱发瘟疫广泛流行。

2.4 战争灾害 战争对疫病的影响亦十分巨大,所谓“大兵以后,必有凶年”。清朝晚期,太平天国的战役发生后,全国各地爆发了大小规模不等的疫病[9]。如《(宣统)临安县志》[10]载:“时大兵之后,继以大疫,死亡枕籍,邑民几无孑遗。”战争带来的饥荒和疾疫比战事本身的伤亡实际数量来得更大,危害更为严重[11]。

2.5 文化因素 由于当时的普通百姓对疫病认识有限,对防疫等卫生知识的不足,使疫病的流行范围扩大。“信巫不信医,每病必召巫师迎神”是当时民众的一种普遍认知。生病后,即使是凶险的疫病,人们也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鬼神怪力上,而不是积极就医,延误了病情的治疗,加速了疾病的发展,导致疫病进一步流行。由于对疫病防治知识的缺失,害怕感染,人们对死尸往往不加掩埋,随意处理,致使更多人感染,如周扬俊所述:“因胔骼掩埋不厚,遂使大陵间积尸之气随天地之升降漂泊远近,人在气交之中,无可逃避,感之而病而死。”明清医家认识到疫病的发生是天、地、人多因素的共同结果。如刘松峰《松峰说疫》[12]中云:“瘟疫之来无方,然召之亦有其故,或人事之错乱、天时之乖违、尸气之缠染、毒气之变蒸,皆能成病”。是中医“天人相应”整体观的体现。

3 明清医家论治“疫”

3.1 专方论治 吴又可提出“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这是关于针对病原寻找特效药较早地认识,然受到当时医疗条件的客观限制,“不知何物之能制”而未能实现。但不同于传统的辨证论治,明清温疫学家治疗疫病时,打破陈规,以专方治疫。由于疫病的病因特殊,传变规律有迹可循,症状每多相似,故各医家在对病因、病机的整体把握上制定专方而有针对性地治疗,做到万人一方,药专力宏。如余师愚以清瘟败毒饮治疗一切火热、表里俱盛的疫病,他强调“不论始终,以此方为主”。陈良佐述“以上三十六般症状,解热疫也,均宜以陪赈散服之”,共列热疫三十六种症状,皆以陪赈散一方治疗。后世杨璿更名陪赈散为升降散,以升清降浊,衍生治疫十五方,对后世温热病的治疗颇具贡献意义。李炳思根据“轻清开肺舒气,芳香以醒胃辟邪”的原则制清气饮为治疫主方。专方治疫突破了传统中医辨证的论治局限,是辨病论治的体现,对疫病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及可重复性,适用于疫病的客观现实。这种突破创新的精神成为温疫学派的学术灵魂,对疫病治疗作出的最大贡献,也给后世以很大启发,现如今治疗新冠也应用这一原则。

3.2 三因论治 由于疫病的发生与天、地、人等诸多因素有关,故明清医家治疗疫病根据“三因治宜”的原则进行辨证论治。1)因时论治。陈良佐云“每岁自交春分,天气渐热,疫毒渐炽。四月后,天气愈热,疫毒愈炽。一交秋分,天气渐凉,疫毒得凉即解”,指出发生在春分之后、秋分之前的为热疫,用陪赈散治疗。2)因地论治。疫病受特定的地理因素影响,治疗时也应重视方土。《时病论》[13]记载:“瘴疟之证,岭南地方为多也……先宜宣窍导痰法,探吐其痰,然后辨其轻重表里为要。其轻者在表,宜用芳香化浊法加草果、槟榔;其重者在里,宜用和解兼攻法为治”。3)因人论治。《医学源流论》[14]载:“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疫病的治疗过程中亦需根据患者的体质及年龄不同治疗有异。吴又可言:“凡年高之人,最忌剥削。设投承气,以一当十;设用参术,十不抵一……所以老年慎泻,少年慎补”。刘松峰亦主张治疗需根据老少虚实,病之深浅而斟酌用药。对于虚重邪轻,先补后攻;邪胜于虚则先攻后补。攻补之间,视人而定。

3.3 分期论治 对疫病分期而治的思想,在古代先贤中就以萌芽。刘松峰论述:“未病之先,已中毒气,第伏而不觉;既病之时,毒气勃发,故有变现诸恶候。汗下之后,余毒往往未尽,故有自复之患”,可见“伏而不觉”“毒气勃发”“自复之患”与现代传染病学的“潜伏期”“发作期”“恢复期”有异曲同工之妙。吴又可亦云:“凡邪所客,有行邪,有伏邪。”伏邪可视为伏而未发的“潜伏期”,行邪即视为症状已表的“发作期”。当时医家对疫病的治疗多着重于诸证渐显的“发作期”,以攻邪为第一要义和疫邪“解后”的“恢复期”,此时注重“养阴”之法的应用[15]。

4 明清医家治“疫”法则

4.1 逐邪要早,重在下法 由于疫病临床表现多变,起病急骤而传变迅速,病情凶险,所以明清时期的医家提出祛邪要趁早,其目的为“乘人体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愈后亦易平复 。”吴又可指出“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客邪贵乎早逐”是吴又可针对疫病治疗创立的一大法则。根据客邪所在部位及性质,提出因势利导是治疫之本。吴又可言“邪自窍来,未有不由窍而出者”,在因势利导的思想指导下,予用汗、吐、下等法使邪气有出路。而在诸法之中尤重视下法,吴又可云“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表明了温疫病用下法有别于伤寒燥结而下,此时下法意欲给邪气以出路,尽早逐邪,疏通表里三焦气机,正所谓“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而百关尽通”,赋予了下法新的内涵。李兆贞亦表示“早泻行其疫毒,可获再生之庆,若执迷不悟,俟各症出齐而后泻,不免有顾此失彼之忧”。故明清时期的温疫派医家提倡“下不厌早”的观点。然,下法也需辨“人之虚实、邪之深浅、势之缓急”,不可妄用。

4.2 调畅气机,贵在和法 明清医家治疗“疫”病重用和法。吴氏认为疫疠之气由口鼻侵犯人体,邪伏膜原,若邪气在膜原之间不表不里时,则汗之徒伤表气,下之徒伤胃气,药石不能达。故吴氏创达原饮疏利膜原,使邪气破溃、离膜原,或出表,或入里,伺机而动,调和气机,是谓和法的表现。和法还体现在寒温并调、补泻并用、表里双解。因时疫之邪常夹他邪,疫邪的性质多表现为“热”“毒”为主,兼夹之邪以“寒”“湿”为主,故治疗上常寒温并用,以调畅气机,汇通内外;疫病的发生常为内有正气不足,外感时疫之邪,故扶正与祛邪并治、标本兼顾;吴氏根据膜原学说创立了表里九传,即“先表后里、先里后表、表里偏胜、表里分传……”等,表里同病时常有之,故治疗上予表里双解[15]。疫病病机复杂,病性寒热错杂,常几种治法合用,“合”即“和”,有其临床实用价值。

4.3 清热祛邪,重在解毒 戴天章在《瘟疫明辨》中指出:“时疫贵解邪热。”这是由于医家普遍认为疫病性质为温、为热,而诱发其所感的疫疠之气为毒邪。邵登瀛言“天下秽恶之气,至疫为毒极矣”。杨栗山亦言:“杂气者……乃天地间另为一种疵厉旱潦烟瘴之毒气”。因此,清热解毒在治疗中尤为重要。喻嘉言主张“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治疗三焦瘟疫,“兼以解毒”贯穿始终,开清热解毒之先河。余霖认为“疫既日毒,其火明矣”,治疗亦推崇清热解毒,并创立了清瘟败毒饮,用药方面重用石膏,提出“非石膏不足以治热疫”[16]。温疫学派基于对疫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广泛应用清热解毒之法于临床,疗效切实,为后世治疗疫病提供诊疗思路。

4.4 生津润燥,注重养阴 明清医家治疗疫病重视养阴。究其原因有二:一乃疫邪多为阳邪,易化燥伤阴,疫病后期,津液耗伤为主要病理表现;二乃疫病的治疗多为攻、为下、为清,治疗失当则易伤津耗液。吴又可提出“温疫邪热解后宜养阴忌投参术”,养阴以退余热,治以清燥养荣汤。吴鞠通则治以甘寒养阴法与咸寒养阴法两大法则。刘松峰在六经治法中,亦不忘滋阴,选用玄参、麦冬、芍药等滋养阴液。“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

4.5 扶助正气,预防为先 明清医家在中医“治未病”的思想指导下,对疫病的预防亦有不少贡献。如明代医家李中梓《医宗必读》指出:“凡近视此病者,不宜饥饿,虚者需服补药,宜佩安息香及麝香,则虫鬼不敢侵也[17]。”提出了接触疫病病人后,予以扶助正气的补药,以及外佩戴香囊避其浊气。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天行瘟疫,取出患者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18]。”这是高温处理患者衣物,以消灭病原的方法。而众多防疫措施中,则不得不提人痘接种术,其在明代中后期即已流行,不仅在中国广为盛行,并流传海外,为牛痘接种术奠定基础,是现代医学特异性疫苗的先驱。

5 结语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历经无数次疫病的“洗礼”,却依然繁衍生息、繁荣昌盛,得益于中医特色治疫理论、治疗方法。纵观明清医家对疫病理论的认识、临床诊治的方法,无不蕴含着开拓创新的意识与灵活变通的思维。中医学者应继承圣贤治疫的学术思想,结合当代疫病特点,用于实践,敢于创新,使中医学为人类健康福祉发挥光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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