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润东

(深圳大学 体育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运动员作为建设体育强国进程中不可替代的直接参与者，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特殊人力资源[1]。加强对运动员的教育与就业保障工作，保障运动员退役后转型再就业，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对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各地区部门在开展运动员保障工作中取得了明显成效[2]，但仍然存在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水平不高[3]，就业能力不强，在退役后面临择业困难，就业脱节等问题。早前，各省地以竞赛成绩为依据予以运动员政策性的人事安排，虽短期内解决了运动员退役后的职业安置问题，但未能破解其因能力不足而长期存在的职业适应困难、职业转型受限等现实困境。后续，从国家到地方逐步以政策指引，拓宽运动员安置渠道并实施就业培训和职业转换期制度[4]，以期弱化政策性安置弊病并培养运动员自主就业的能力，但实施效果差强人意。

如何保障运动员接受文化教育与退役后再就业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为帮助运动员应对在竞技生涯发展中面临的训练、学习与就业存在的冲突与挑战[5]。澳大利亚、德国与英国等世界竞技体育强国通过构建与运作“双重职业”保障体系，培养运动员发展第二职业的能力，帮助其顺利进行生涯过渡与职业转型。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澳德英三国运动员“双重职业”保障经验进行梳理，以期为加强我国运动员文化教育与就业保障工作提供启示。

1 双重职业概述

精英运动员在运动生涯中保持竞争力的同时，提高个人再就业能力，对于退役后职业转型至为关键。在澳大利亚，运动员因长期专注于竞技生涯而错过接受教育与发展生活技能的机会，致其在退休后就业困难，进而从事清洁工、洗车员等工作而难以改善生活质量的现象引起社会关注。1989年，澳大利亚政府出台Lifeskills for Elite Athletes Program(LEAP)，帮助运动员学习专业知识和培养就业技能，以便于成功进行职业转型提供政策保障。LEAP计划彼时被视为全球最全面的运动员职业援助计划，被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家予以借鉴[6]。在欧洲，为解决运动员在体育与教育上面临的双重挑战，欧盟委员会于2007年出台《欧盟体育白皮书》，首次引入“双重职业”(Dual Career)理念，强调为运动员提供文化教育与职业培训的必要性。2012年，欧盟委员会出台《欧盟运动员双重职业指南》，为欧洲各国开展运动员教育与就业保障工作提供了翔实的政策指引，以此帮助运动员在竞技生涯结束后重新融入劳动力市场[7]。

从内涵来看，双重职业(Dual career)是对欧洲早期体教结合(Combining sports and education)思想的深化，该理念的核心在于政府部门与社会主体共同合力，帮助运动员解决学习、训练与就业的失衡问题，促进运动员全面发展，与我国深化“体教融合”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理念相契合[8]。有所区别的是，“双重职业”更加强调为运动员提供职业教育、就业培训、生涯规划等方面的支持，对于运动员就业保障工作的开展要求更高且更为全面。在具体实践中，各国也围绕运动员就业出台一系列政策并开展相应保障工作。因此，从整体层面分析，双重职业聚焦于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创造有利于运动员全面发展的环境。具体到运动员的个体层面，“双重职业”意指运动员在竞技生涯中获得必要的教育与就业支持，提高个人文化水平与就业能力，以便在退役后成功转型，开启新的职业生涯。发达国家在开展双重职业保障工作的过程中，并非仅为运动员提供经济援助或人事安排，而在于通过健全运动员教育与就业保障机制，培养运动员的学习能力、就业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为运动员退役后转型就业奠定基础。以运动员为本，发达国家立足体育、教育、财政和卫生等政府部门协同的基础上，通过政策指引，深化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通力合作，对运动员的文化教育、职业规划、就业指导等多个方面予以支持，日趋形成系统完善、主体协同、措施有力的运动员双重职业保障体系。

2 发达国家运动员双重职业保障概况

2.1 澳大利亚

1990年，澳大利亚以LEAP计划为基础，出台了新运动员职业援助计划—Athlete of Career Elite(简称ACE)。ACE计划主要由澳大利亚体育学院(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简称AIS)负责制定并实施，在1995年推行后获得了积极反响，被英国、新西兰等国视为运动员双重职业保障计划的典范。以ACE计划为指引，AIS在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的财政支持下，与利益相关者携手合作，为运动员搭建了以文化教育、职业教育、实习就业为核心的保障网络：①以文化教育为主的精英运动员教育网络(EAEN)：政府通过与全国53所大学合作，为运动员提供在校学习的课程，并协助运动员处理校内外事务，平衡学业与训练竞赛的冲突。 ②以职业教育为主的从业者推荐网络(CPRN)：通过集结全国各行业具有丰富经验的从业者，为运动员传授职场经验并提供就业指导。③以实习就业为主的EVOLVE工作计划：该计划为运动员搭建与雇主相互沟通联系的动态网络，便于双方相互了解，从而使雇主能够结合运动员的兴趣与特点，训练时间与竞赛安排等情况，帮助运动员就职于合适的工作岗位[9]。④精英运动员TAFE网络：通过全国13所认证的教育机构，为运动员提供商业、建筑、健身、媒体与IT等行业的就业指导与支持。在系统的保障网络下，澳大利亚主要围绕五个方面为运动员提供教育与就业保障：(1)文化教育服务：协助运动员安排教学课程，以便于运动员在训练竞赛之余保证学习总量； (2)职业规划服务：依据运动员专项技能、个人兴趣和实际能力，综合时间、财务和生涯规划等因素，为运动员提供就业咨询与职业规划服务。(3)生活平衡服务：帮助运动员制定生活目标与计划，加强时间管理，并协助其与家人、朋友与教练等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4)职业过渡服务：指导运动员进行职业生涯转型与过渡，并为其提供再就业机会，同时为退休运动员提供额外的支持服务。(5)其他定制服务：依据运动员的年龄与家境、教育背景等个人情况提供九个类别的定制服务，并设立AIS教育奖学金，教育网络奖学金对运动员予以资助。

2.2 德国

德国作为联邦、州和地方为三级政府管理结构的联邦制国家，在体育事业的管理上具有政府决策、社会主导的特点[10]。政府将目标规划至发展体系中，通过政策与财政支持推动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体育社会组织则承接了政府体育管理的任务[11]。以保障运动员教育与就业为旨归，德国通过与社会力量携手合作，建立了多元主体的保障体系：①德国奥林匹克运动联合会(DOSB)授予43所学校“体育精英学校”称号，通过体育精英学校为超过11 500名学生运动员提供学习与训练的综合环境。②高校体育协会推出“竞技体育高校伙伴” 计划(Top sport)，与100余所大学建立合作关系，为运动员提供学术咨询与高等教育。③德国奥林匹克训练中心(OSP)选派43名职业顾问，为各地区运动员提供职业指导服务。④以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为主导，统筹体育精英学校、州体育联合会、奥林匹克基地、联邦基地、体育援助基金会等组织，予以运动员多元主体协同的社会支持。

近年来，德国学生运动员数量增长显著，逐步成为德国参加世界顶级赛事的主力军。在2012 年德国奥运代表队的392 名成员中，获得体育精英学校支持的学生运动员有104 名，其中30 人获得奥运奖牌。学生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上屡获佳绩，得益于德国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模式：在竞技生涯早期，学生运动员进入体育精英学校中，每周需进行30小时的文化学习，20小时运动训练与10小时的个人自习。

在校期间，学生面临三次考试，第一、二次以体育成绩为依据，第三次为文化考试，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将被分流到职业学校学习专业技能，留下的运动员进行集中管理，训练与学习[12]。竞技生涯发展后期，运动员在高校进修，提升个人学术素养与综合能力，如德国世界划船冠军JOHANNES WEISSENFELD于波鸿鲁尔大学进行人类医学研究，为个人从事竞技体育医学工作奠定基础。意在就业的运动员可以进修职业教育课程，培养再就业能力，并在职业咨询师的帮助下定制个性化的就业方案。德国通过分流选拔人才的模式，不仅能够筛选一批具有发展潜力，学习与运动能力兼备的竞技体育人才，同时也得以让更多运动员提前明确生涯发展规划，提早接受文化或职业教育。

2.3 英国

英国以澳大利亚ACE计划为蓝本，于1999年启动“英国运动员职业教育”(Athlete Career Education UK)项目，旨在帮助精英运动员在体育与教育获得发展。英国精英体育双重职业的运作，主要由英国国家体育委员会“UK Sport”与四个组成国(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体育理事会的共同负责。在UK Sport统筹下，英国逐步搭建了从国家到社会自上而下的多层级保障体系，为运动员提供不同类型的主体支持：①以职业体育协会与职业体育俱乐部为代表的职业体育组织，通过与学校合作，为运动员提供定制的教学方案与课程；②以“体育友好型大学，运动友好型大学”为代表的教育机构，为运动员提供高等教育支持；③以“体育精英学校/学院”为代表的综合型教育机构，保障运动员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进行专业训练。

以政府为统筹，英国为运动员提供了多项保障政策(见表1)。

表1 英国运动员双重职业保障政策

政策保障工作开展的主体以国家政府部门与体育社会组织为主。政策的保障内容立足于运动员个人实际需求，为运动员提供教育指导、职业规划、生涯过渡、就业匹配等服务，帮助运动员在退役后顺利完成职业转型。政策的细则体现了对运动员的人本关怀，通过委派专员协助运动员处理日常事务，帮助其解决生活、学业与就业上困难，提高保障工作成效。例如在2004年启动的Performance Lifestyle Plan(高成就生活方式计划)中，Performance Lifestyle Advisor(表现生活顾问)为运动员提供教育指导与就业建议，Performance Lifestyle Coordinator(表现生活协调员)为运动员提供媒体应对服务，基本的财务和法律咨询服务，协助运动员处理日常事务，缓解学训矛盾与解决就业问题。

3 发达国家运动员双重职业的保障经验

3.1 以符合国情的政策保障为着力点，提升保障工作统筹性

政策保障是发达国家保障运动员双重职业的着力点，立足国情制定政策则是有效落实政策保障的前提与关键。发达国家注重以国情国制为现实基础，因地制宜出台相关政策与专项计划，统筹保障工作有序开展：澳大利亚基于国家发展竞技体育的政策背景[13]，在2012年推出《制胜之道—2012-2022竞技体育十年发展战略规划》中，颁布了新的运动员双重职业发展子计划——个人卓越计划(PR)，通过AIS与各州体育学院、单项协会合作，共建运动员文化与职业教育的渠道与平台。英国作为福利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台了多项运动员教育与就业保障政策。由于前期政府采用统揽全责的“纯福利”模式导致国家财政负担过重，服务效率低下而屡遭诟病，英国逐步转向由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相结合的多元供给模式，一定程度克服了既往政府供给有限，市场供给盲目趋利的弊端。政府与社会力量携手合作，为运动员提供了有力的社会支持。例如，英国A2B计为超过80名精英运动员提供了与桑坦德、德勤等世界知名企业合作交流的机会，帮助运动员拓展人脉，并为运动员提供就业岗位。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运动员同样需要树立“自我负责”的意识[14]，主动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社会支持。因此，在各项政策中，英国政府将资金注入人力资本的培养体系中，而非直接提供经济资助，运动员需要通过严格的考核才能获得由政府和社会力量提供的资金补助。

此外，为应变不同时期的竞技体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及运动员对教育的新诉求，发达国家应时进行制度调整弥补缺口，保证政策供给的连续性。例如，澳大利亚个人卓越计划(PR)作为“制胜之道”的子计划，正是澳大利亚政府在调整国家竞技体育发展策略、转变资金供给方式的背景下，对原有LEAP计划进行的战略更新，以保障运动员在世界高水平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英国拉夫堡大学在2012年为校内参加奥运会的学生运动员设置特别奖学金，激励其在伦敦奥运会取得佳绩。发达国家在制度建设上将双重职业耦合于竞技体育发展的战略规划中，统筹与引导运动员训练备赛，并为运动员接受文化教育与职业培训提供政策支持，保持双重职业的运作与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保持一致。

3.2 以多元协同的主体保障为支撑点，提高保障工作全面性

在运动员双重职业的保障主体上，发达国家通过制度引导，发挥政府资金扶持、高校教学、企业培训等不同主体的相应职能，形成顶层架构与社会力量的联动，为运动员搭建多元主体协同的保障机制，每一环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提高运动员保障工作的全面性。例如，澳大利亚TAFE培训体系由政府统一规划和管理，行业协会根据市场需求确定培训内容，学院根据全国统一纲领性文件和学员需求设置课程内容[15]，整个培训体系以政府管理、行业牵头和学院执行共同合作而成。在课程中，企业集运动员课程内容的开发者、课程实施的监督者、课程开展的考核者与实习岗位的供给者等多元角色于一体，将课程理论与教学实业相结合，培养运动员实操及理论应用的能力。德国通过校企结合形成“双元制”教育，学校与企业携手围绕运动员设计理论与实践课程，使运动员通过实操实习提高职业素养，培养就业能力。

与此同时，各国职业体育组织也积极承担运动员教育的职责。澳大利亚职业足球运动员协会为甲级联赛足球选手推出了职业发展项目，包括在每个俱乐部派驻球员发展经理，以协助临近退役运动员进行职业转型。英国职业足球协会(PFA)与 Google Digital Garage 合作，为运动员提供数据和技术、数字营销和职业发展等超过100门免费在线培训课程，并为运动员提供文化教学与教练员、裁判员、经理人员等职业培训服务。英国各地区的橄榄球协会安排专人负责运动员的教育工作，板球协会发起体验式学习项目，针对球员兴趣特长开展职业培训，并为其创造机会参加企业面试与实习[16]。

以主体保障的多元性为基础，发达国家注重通过评估，加强保障工作的有效性与稳定性。具体而言：第一，注重学校办学的标准性评估。英国对精英体育院校的开办条件与教学资历等进行评估，确保运动员获得高质量的文化教学与训练指导。德国依据学校是否配备高质量课程和高水平教师、是否拥有齐全的训练设施与良好的住宿环境、招生是否面向其他地区学生、学校协调员能否为学生运动员提供有益帮助等标准，严格审核体育精英学校的开办资格，以此保障学生能够在校进行高质量的学习与训练。第二，注重对实施计划的过程性评估并进行优化完善，提高保障计划的有效性。澳大利亚AIS通过建立动态反馈机制，对运动员的职业发展轨迹、函授教育质量、转型就业状况等方面进行评估，以提高ACE计划开展质量与培养成效[17]。

3.3 以规范翔实的教育保障为落脚点，促进运动员全面发展

以服务于运动员职业转型与未来发展为基点，坚持教育育人，是发达国家运作双重职业保障体系的重要落脚点。“我们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运动项目上，文化教育对运动员今后的职业生涯十分重要，我们要对运动员未来的人生负责，要对他们的家长负责”[18]。如法国体院副院长所言，深化以运动员为核心的人本观念，明确文化教育的重要价值，对于运动员十分重要。为此，各国为运动员提供全面规范的教育保障举措，帮助运动员解决常年因训练与竞赛而缺乏文化教育的问题[19]：(1)教育内容上，运动员可以进修工商管理、法律、医学、社会学等专业，并在专业化与规范化的课程下严格完成相应的学时，为退役后就业奠定基础；职业教育则通过引入各行业精英顾问，为运动员在职业转型上提供多样化咨询与指导；(2)教育形式上，通过开设远程教育、私人课程、课后辅导等多种授课形式帮助员缓解学训矛盾，并配备辅导员与生活顾问为运动员提供协助。例如，德国的体育精英学校安排专职教师为运动员提供课后辅导[20]。英国各体育学院配备生活顾问，帮助运动员规划学习与训练行程，并在紧急情况下代表运动员处理相关事宜。对于辅导员的选拔与培养，发达国家有相应的标准与流程。例如在澳大利亚，运动员职业顾问从业前均需完成时长一年，总学时超过230小时的“精英运动员职业咨询”课程，以此保证能够为运动员提供专业化的服务。(3)教育资助上，发达国家为运动员提供了合理完善的奖助体系，帮助部分运动员缓解经济负担，激发运动员学习与训练的积极性。在德国，学生运动员有机会获得体育基金会奖学金、体育运动援助经费，德国储蓄银行集团(DSGV)开设的社会奖学金、Emadeus Stipendium奖学金等奖助学金。在英国，除政府在2004年启动TASS(天才运动员奖学金计划)提供的奖助学金以外，国内24所大学也为运动员提供各类体育奖学金，如英国哈特普里大学马术学院运动员设置了三项赛、盛装舞步、马术、残疾人盛装舞步共四项奖学金。

4 发达国家运动员双重职业运作启示

4.1 依据各地实情，制定运动员保障政策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关于做好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政策，提出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组织管理工作，提高运动员综合素质，促进运动员全面发展。但整体来看，多数政策以意见或通知的形式为主，权威性不强，整体层次不高，部分政策也未能明确具体目标与长期规划[21]。同时，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仍出现了注重解决运动员的短期生计问题，而未考虑其因文化匮乏而面临难以适应职业转型的长期困境。

发达国家在运动员文化教育、职业培训、就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供给完善，落实到位，能够依据国情国制与国家竞技体育发展方略进行动态调整。借此，我国应以运动员“教育与就业”为导向，构建理念鲜明、制度完善、资源到位，措施有力的保障政策。具体执行上，首先需坚持以人为本，将运动员保障纳入体育强国的建设规划中，明确文化教育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中的战略地位，完善并落实入校学习、实习就业、奖金资助等保障条目，贯通运动员从教育到就业的输送渠道，并结合实际应时更新政策，保证运动员教育与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相匹配；其次，各省应加强并落实运动员保障工作，出台并实施适配运动员文化与职业教育的专项计划与保障政策，提高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例如上海市依照《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即将转型做教练的退役运动员进行一年的全日制脱产专业能力系统培训，并选派优秀学员赴美国进行交流学习，将运动员的专项技能转化为职业技能，使其退役后成为称职的教练员[22]。最后，相关单位应建立周期性监测与评价体系，对运动员学业进度、课程情况、心理健康、运动表现等方面跟进与反馈，以此检验实际效果，优化保障举措，从而提高对运动员的培养成效。

4.2 秉持育人理念，完善运动员保障举措

在欧洲，“学生运动员”指正在接受(或已完成)大学水平教育并且积极参与(或最近从事)精英水平运动的人[23]，学生主体定位在前，运动员在后。对比之下，我国运动员受三级训练体制影响，多以训练竞赛为主，学习为次。自国家2002年出台运动员免试入学政策以来，出现了精英运动员将学籍挂读高校，实则脱离学校教育进行训练的现象，学生运动员实质上仍为“运动员学生”。发达国家秉承体育和教育紧密结合的理念[24]，发挥教育育人的重要作用，构建横贯运动员竞技生涯的教育保障机制。对此，我国需明确以运动员为核心的人本思想，采取全面有效的举措为运动员提供教育与就业保障。

(1)加强教育保障工作。前期，在运动员进行专业训练前后，通过家长、教练、领队等应向其灌输学习的重要性，增强运动员的受教育意识，减少运动员进行文化学习的思想障碍与行为惰性，帮助其树立终身教育理念；中期，运动员入队后，配备生活顾问与指导顾问，帮助其协调学业与训练、生活与竞赛上的困难，并对运动员生涯发展进行评估，为个人转型提早规划与准备；后期，在运动员濒临生涯退役与职业转型时，通过提供学习与就业的平台，帮助其在实习实践中提升综合素养与就业技能。

(2)丰富教育保障形式。对于运动员的教育方式，首先应注重多元性与灵活性，通过在线课程、课余辅导等形式弥补运动员学习总量不足等问题。其次，对于运动员的教学方向与教学内容应注重个性化与定制化，充分激发其学习兴趣；在运动员就业上应建立、完善与推广职业咨询制度，加强职业辅导员和职业咨询师的规范化培训，为运动员提供专业化的生活指导、就业咨询与职业规划服务。

(3)完善资助保障体系。研究显示，澳大利亚运动员在ACE计划的教育资助下，提升个人的学业成绩，有效解决了职业转型的困难[6]。对此，我国应相应完善运动员资助保障体系。在就业资助上，依据运动员实际情况提供就业补助金，为运动员在职业转型期提供资金支持。在学业资助上，将运动员竞赛成绩、运动表现与学业表现相结合，形成系统客观的资助评价体系，对运动员进行资助评定。例如英国TASS计划规定运动员必须为在校大学生，每年须完成300小时的课程以及修习符合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课程[25]，并结合个人竞赛经历获得相应资助。

4.3 联动多元主体，共筑运动员保障体系

从现阶段看，我国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仍以政府部门为主导，运动员职业指导工作由人事部门牵头，工作模式基本处于单打独斗的初级阶段，与其他部门没有形成系统有机、互通联动的运行机制[26]。同时，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的协同性仍有不足，使运动员在教育与训练上的结合更具挑战性。发达国家运动员双重职业的保障工作并非以政府全权统揽，而在于通过政策指引，形成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的协同保障体系。有鉴于此，我国应立足于政府部门协同的基础上，吸纳社会力量参与运动员文化教育与就业保障工作。

(1)构建体育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协同的合作网络，发挥政府部门保障运动员双重职业的主体作用。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牵头构建体教融合后备人才培养机制，保障“学生运动员”的角色本位，并为濒临退役与职业生涯转型的运动员提供专业化与职业化的教育服务；财政部门需要落实并加强对运动员保障的资金预算制定与划拨；卫生部门通过健全医疗保障机制，及时治疗运动员产生的运动损伤，调解运动员的竞赛压力与就业压力，有效保障运动员的身心健康。

(2)推进优质资源进入体育系统，深化体教融合培养体育人才。具体做法上，一是引教援体，将教育系统的师资力量引入体校中，保障体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文化教育质量并提高成效；二是送教上门，通过配备辅导员与教师对运动员进行定期授课，提高运动员文化学习的便捷性与连贯性；三是引体返教，吸纳退役运动员进入学校就业任教，同时解决学校体育老师不足等问题。

(3)增强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有机联系，为运动员提供教育与就业机会。德英澳三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与世界知名的人力资源公司ADECCO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为运动员提供就业指导与职业培训服务。我国奥运冠军杨扬在国际奥委会和国家体育总局的指导和协助下设立的“冠军基金”，通过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ADECCO、迪卡侬等社会力量合作，为运动员提供转型培训、实习就业、信息交流、咨询辅导、大病救助、线上教育等服务，已帮助120名运动员获得实习岗位，累计5 000名运动员在该项目中受益。我国政府应深化与社会力量的联系，通过购买公共服务、实行税收减免，加强资金支持等举措，激发社会力量参与运动员保障工作的积极性，提升主体保障的协同性与全面性。

(4)推动职业体育组织参与保障工作，发挥职业体育的社会属性。在发达国家，对运动员予以支持是职业体育联盟以及俱乐部共有的责任[27-28]。与此相应，我国各级职业体育组织应通过与学校、社区、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合作，保障青年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权利，妥善处置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工作，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