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楠

1.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2.普洱学院，云南 普洱 665000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的巨变、时代的回响，促使大量文学爱好者纷纷拿起笔来记录下这伟大的时刻，其中扶贫报告文学掀起一股创作热潮。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9年底，出版的扶贫报告文学单行本有120余部，发表在各文学期刊上的作品则更多，其中还不乏获得重要奖项的精品力作”[1]。

少数民族扶贫报告文学是在扶贫报告文学基础上延伸而来，着重记录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史，真实反映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在各方力量的帮扶下，成功实现脱贫的奋斗故事。2021年9月，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典礼落下帷幕。本次骏马奖共评选出30部优秀获奖作品，其中，在报告文学序列中，有6部作品获此殊荣，分别是阿克鸠射（彝族）《悬崖村》、段平（回族）《宋文骢——从游击队员到歼10之父》、刘国强（满族）《罗布泊新歌》、田平、田苹（土家族）《父亲原本是英雄》、王华（仡佬族）《海雀，海雀》。其中，《悬崖村》和《海雀，海雀》则是围绕少数民族地区脱贫事迹进行的文学书写与创作，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扶贫报告文学。

少数民族扶贫报告文学真实再现了各民族地区的发展全貌和变化历程，反映了民族地区人民在追求幸福美好生活发生的思想转变、产生的深刻认识，流露出各少数民族最质朴、最浓烈的真情实感。费孝通曾说过，“中华民族就是融合不同族群及其思想、感情、心理和意志的民族共同体”[2]。在这个共同体中，通过挖掘各民族文学叙事中的审美表达，来实现各民族的文化共享、情感共通以及意识共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继续发挥报告文学文艺“轻骑兵”的作用和使命。本文聚焦“骏马奖”获奖作品《海雀，海雀》和《悬崖村》，立足文学审美叙事特征的视角，挖掘少数民族扶贫报告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文化意蕴，进而思索报告文学在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

一、报告文学与“审美”

报告文学最早出现在西欧，经由日本发展传入中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就以机关文件的形式将报告文学纳入，发布名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只是以口号的形式提出创作报告文学，但是报告文学具体是什么却没有明确的概念。直到1932年，时任左联执行委员之一的夏衍译介了日本左翼文学理论家川口浩的作品《报告文学论》[3]，书中回答了报告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它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广大人民服务。作为新的文学形式的报告文学也在这个时候积极发挥自身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迎来了创作高潮，各种反映社会问题思潮与时代变革的文学作品纷纷发表。这一时期，主要针对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文学性”展开思辨。进入21世纪，非虚构写作手法再次激起了对报告文学的讨论，“非虚构创作强调的是艺术真实、感受真实和主观真实，而非历史的、社会学意义上真实”[4]，而后者恰恰是报告文学所具有的独特品格。除此之外，报告文学作品也呈现出题材丰富、主题多样的发展趋势。

报告文学既是报告，也是文学，具有文学的审美性。苏联文学理论家阿·布洛夫曾说过：“艺术引起人的一种称之为审美的状态，而根据艺术家本人证实，艺术创作本身的特征首先是具有这种状态，没有它，艺术作品无论如何不可能被创造出来”[5]。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批苏联文学理论家，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的观念。之后，审美意识就成为衡量文学作品的重要条件。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艺理论界在钱中文、王元骧等一批学者的通力合作下，纷纷从“审美”的视角对文学定义展开新的讨论。之后，童庆炳在《文学审美特征论》等著作中，对“文学的审美意识”和“文学的审美特征”进行了学理性的分析和阐释，为进一步廓清文学的审美意识和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

“文学是一种语言所呈现的审美意识形态”[6]。它不仅具有社会意识形态属性，反映社会发展变化与思想倾向，也具有特殊属性，即“审美”。“审美是心理处于活跃状态的主体，在特定的心境、时空条件下，在有历史文化渗透的条件下，对于客体的美的关照、感悟、判断。审美实现的过程是诸种关系的创化过程”[7]。因此，文学中审美不只关注文学形式的外在认识，更追求一种内在化的“情感评价”。

二、少数民族扶贫报告文学的审美叙事特征

少数民族扶贫报告文学的审美叙事特征包含着作者的创作思考与审美表达，凝练概括少数民族扶贫报告文学审美叙事特征，可以较为清晰的厘清新时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的创作新亮点。

（一）人物形象的丰满刻画

矛盾曾说：“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等等”[8]。相比于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描摹与刻画，报告文学中的人物本身就具有真实性。这种来源于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真实表达，离不开作者对人物形象与性格特征的细致观察与全方位捕捉。

王华，贵州仡佬族女作家，著有多部长篇小说，获过多种文学奖项，具有扎实的写作能力与深厚的文学功底。她运用女性作家的细腻与柔美、感性与朴实，真实再现了一名基层老党员克服一切困难，下定决心带领村民通过种树来摆脱贫困的真实故事。为了寻找改善贫穷落后生活的“良方”，文朝荣四处奔走，他要弄清楚海雀贫困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摆脱贫困。他向胡索文、李淑彬两位种树模范取经求教；他不断往返乡林业站，磨破嘴皮子，只为能够获得一些种树的树苗；他从自己先“开刀”，把自家种粮食的土地拿出来种树。文朝荣的形象永远和种树联系在了一起。在他的内心里，海雀村是世世代代海雀村人依靠的“母亲”。“如果我们还希望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下去，我们就应该回报，应该把青山绿色还给她，把健康还给她，把生机还给她。”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他依然放心不下他的树。他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万亩之林，用一名共产党员的信念改善了海雀贫穷落后的面貌。

作品《悬崖村》主要讲述了位于四川凉山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有一段落差在800米的悬梯，在这个悬梯背后，蕴藏着一幕幕生动感人的扶贫故事。《悬崖村》围绕“路”展开叙事，刻画了丰富多彩的小人物形象。比如阿吾木牛，这位新上任的最年轻的昭觉县乡党委书记，为了及时了解悬崖村的情况，在大雨的考验下，他先后辗转5次摩托车、搭乘4次面包车、行走10多公里的山路，才达到目的地的第一站。第二天，阿吾木牛要爬藤梯上悬崖村，看到飘摇玉坠的藤梯，他直冒冷汗。在经受了4个多小时身体耐力与精神心力的煎熬和考验后，终于到达悬崖村。为了解决“悬崖村”的修路问题，阿吾木牛跑遍了大大小小建筑公司，只为一个目标：修路。终于所有辛苦和汗水没有白白付出，藤梯之路变成了坚固牢靠的钢梯路。“悬崖村”的改变，离不开每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人，善良淳朴、甘于奉献的幼教老师吉伍尔洛；惠农便农、提供金融服务的昭觉支行工作人员；改变家乡贫困落后生活，注入信息精准扶贫的中国移动昭觉县分公司经理毛俊林；抓教育、学文化，让彝族孩子有学上的吉克伍达校长。这些平凡鲜活的普通人，是悬崖村脱贫换新貌的建设者、参与者和见证者。

（二）叙事结构的精心架设

文学作品中的叙事结构，讲求叙事连贯、主次分明、跌宕起伏。报告文学一方面来自于新闻报道，具有真实性，另一方面，又要展现文学性。文学性的表达离不开对叙事结构的精心架设和铺排，也离不开作者主观能动性的思考。《海雀，海雀》和《悬崖村》这两部作品，就是作者借鉴小说等体裁的写作手法，对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真实事件进行的结构化安排和整理，最终呈现出文学“作品中各个成分或单元之间关系的整体形态”[5]。

《海雀，海雀》一书，除去“引子”，全文共包含九章，在结构上，作者采取了一种双轴互动的形式展开叙述，历史时间的横轴把读者带入到了对海雀村的历史追忆。从1985年到2015年，作者横跨30年，用九个章节讲述了海雀村贫困现状、致贫原因、摆脱贫困、脱贫致富的奋斗故事。时间的横轴贯穿起了作品的全部脉络。时间横轴完成了故事结构的线性叙事，坐落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的重要事件成为作品的纵轴。这些事件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还原了读者一个真实的海雀村。纵横交错的时空轴搭建起整部作品的脉络与框架。除此之外，宏观介绍与微观讲述也是作者对结构设计的另一个安排。在每一章节的开端，作者都会提供辅助性资料，来帮助读者更好理解海雀村所处的外部环境，从而以一种宏观视野来反观当时的海雀村。

同样，《悬崖村》在结构安排上也可见作者的思考。全文按照上篇、中篇和下篇三部分进行展开，围绕“路”这条主线，讲述了藤梯之路到钢梯之路再到天梯之路的变化。藤梯之路的危险和艰难，折射出悬崖村的贫穷与落后；钢梯之路的坚固和牢靠，带来了教育、经济、产业以及内生动力的巨大改变；天梯之路的追寻和向往，激发了对美好未来充满坚定的信心和希望。以路为主线，作者将悬崖村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一步一步呈现出来，将党和国家的扶贫之路一点一滴映射出来。

（三）细节描写的情感充沛

细节描写是对作家写作功底的考验，尤其是报告文学。它需要在事件真实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还原和丰富事件的形态和样貌，是考验作家对生活的观察与实感，是对人物内心世界产生的共情与共鸣。

据作家王华讲述，为了写好《海雀，海雀》这部报告文学，她住进了海雀村，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去观察海雀村的变化，去挖掘文朝荣的身影。也正是凭借这颗坚毅的决心，王华笔下的文朝荣，总是那么执着、坚定、有力量。海雀村常年靠领救济粮为生，但是在文朝荣这里有个规定，就是自家再苦再穷也不能领取救济粮。文朝荣的坚决导致妻子李明芝想到用死来结束自己作为一个不称职母亲的生命。“他进了房间，在李明芝的身边坐下……他在黑暗中默默地坐着，他很想说声‘对不住’，但又一直都没张口。这个时候，那三个字太软弱无力了。”类似的细节刻画还有很多，比如送鸡蛋的场景、劝妻子做结扎手术、让自己大儿子办全村第一个独生子女证，等等。在当时看来，这位头脑充满先进思想和生态理念的村支书，似乎总是与海雀村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念产生矛盾与冲突。

在作品《悬崖村》中，丰满充盈的细节描写也是处处体现。背新娘是大凉山彝族人民的婚嫁习俗。据当地人讲，背新娘有很多讲究，比如新娘双脚不落地、不能趴在背哥身上等等。这些传统习俗看似很是平常，但是在悬崖村，则是充满风险与挑战的。“背哥要手脚并用，一步一步向上爬。藤梯在两个人身体的重压下‘嚓嚓’作响，山风在耳边尖啸，迎亲的人们在悬崖上观望，却帮不了任何忙。背哥一旦踩虚，后果将不堪设想。”语言文字的细节描写，传递出攀爬藤梯的惊险，也让我们更加明白和体会到藤梯之路的艰险，扶贫之路的艰难。

（四）民族情感的真实流露

少数民族文学是民族情感表达的重要场所，是少数民族作家抒发内心实感的有力工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在为《悬崖村》作序时写道的，“读完彝族青年作家、诗人阿克鸠射的纪实文学作品《悬崖村》，我的心里涌出一种既熟悉又疼痛的感觉。熟悉的是那片山与水，是那些人与物，是浓郁沉远的乡情；疼痛的是笼罩山水的光彩，是环绕人物的精神，是乡情中新鲜甜美的气息。这是一个从令人绝望的悬崖上打造出幸福生活的故事。”在书的最后，阿克鸠射谈到自己的创作初衷，“从2010年得知‘悬崖村’到2013年我首次走进‘悬崖村’，再到无数次地为‘悬崖村’熬夜写稿，历时8年多的牵肠挂肚，化作笔下的文字，献给我最亲爱的乡亲们。”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从亲历家乡的贫困，到如今见证脱贫奔小康的幸福生活，凭借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向我们展示了透彻人心的泥土的气息、生命的气息、时代的气息。

同样作为家乡的一份子，王华见证了一名农村党员质朴无华的生态观念和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看到了一个基层党支部在脱贫攻坚道路上焕发的生命与活力、坚韧与毅力，也更加明白了一次次“党员带头”“党员先上”的初心和使命。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为《悬崖村》和《海雀，海雀》授予的获奖辞是这样说的，“阿克鸠射的《悬崖村》饱含汗水和情感，记录彝族山村的脱贫攻坚历程，生动刻画了新时代奋斗者的群像，讴歌人民的自信和力量。王华的《海雀，海雀》探索报告文学的叙事艺术，以丰富的细节克制而传神地刻画人物，微小而丰盈的水滴映照出时代的浩荡江河”。

三、少数民族报告文学的审美意蕴价值

人物形象的丰富刻画、叙事结构的精心架设、细节描写的情感充盈、民族情感的真实流露，这些常见于小说的创作手法和叙事表达，在纪实性的基础上，恰好反映了新时代少数民族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发展，蕴含着独有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蕴。

激发了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品的文学审美力。审美困境一直以来是报告文学面临的一个难题，这是源于其自身的文体性所导致。因为，“报告文学不仅不能虚构、夸张，连气氛的渲染，心理活动的刻画，生活细节的描绘都要真实，而不能虚加练饰、轻事雕彩、任意虚拟”[10]。少数民族报告文学是立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真人真事进行的文学叙事，是聚焦民族地区先进事迹和典型人物进行的深度刻画与细致描绘，展现了民族地区人们的精神风貌和情感道德，传递了民族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样貌和审美品格，激发了民族地区作家的创作热情和表达欲望，彰显了少数民族报告文学的内在审美力。

增强了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品的阅读吸引力。提升文学作品阅读吸引力，引发读者共鸣，一直以来是文学作品不断追求的目标。少数民族扶贫报告文学是依托真实事件的发生而进行的细致描写和补充，对受众来说，是“二次接收”的信息。因为，报告文学的审美性可以弥补新闻报道信息量的不足，可以交代事件背后的多重文化背景，可以突显人物的性格特征，可以展现文学作品丰富的人格魅力等等。第十二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评选出的6部报告文学获奖作品，在文学审美性的塑造与表达方面，显示了少数民族作家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进行的思考与探索，进一步增强了报告文学作品的阅读体验和审美辨识。

提升了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品的作家创作力。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集结着作家的脑力、体力、笔力和心力。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大胆构思与巧妙设计，考验的是作家文学创作能力的成熟与经验的积累。在创作期间，这两位作家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人物采访和文献搜集等方法，全面、真实、立体还原了事件的发展脉络和细节呈现，体现了作家对报告文学作品创作的高标准和严要求。报告文学的审美要求促使作家在创作技巧和语言表达方面力争突破与创新，同时在文学情感方面对作家的创作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少数民族报告文学作家创作力的提升不仅表现在创作技巧的熟练、文笔语言的娴熟，其更是以文学作品为媒介，以情感唤醒为追求，有效接连起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审美共情。

四、结语

少数民族扶贫报告文学的审美特征是文学作品文学性的体现，是现实生活艺术化的表达，是审美观念的投射。总结和凝练少数民族扶贫报告文学的审美特征，一方面，可以挖掘报告文学审美表达内涵，凝练报告文学审美叙事策略；另一方面，可以促使报告文学的发展向多层次、多视角、多维度的方向迈进，继续发挥“文艺轻骑兵”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如今，少数民族扶贫报告文学是应时代而生的产物，是记录这个伟大时代的光辉壮举，它不仅是扶贫报告文学的拓展与补充，也是少数民族报告文学的时代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