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怡凡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00）

作为中国本土自发宗教，道教的来源融合了多种文化因素。其中包括上古的鬼神信仰、女神信仰，传统的巫术符箓信仰、神仙方术以及黄老思想等。这些思想信仰与越南本土民间信仰极为相似，这为道教传入越南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之东汉末年中原动乱，导致包括牟子在内的一大批信奉道教的学者前往交趾（今越南河内）避难，从而促使道教传入越南。自此以后，随着中国在越南政权的建立与巩固，道教在越南传播更为便捷与深入。

道教传入越南之后迅速与当地固有的信仰相融合。道教在越南传播方式与在东亚其他国家相类似，即相较于儒释两教以更为隐性的方式传播。这使得道教与越南民间信仰融合更为密切，故而在民间影响更大，分布范围更广，几乎深入到越南的家家户户中。近代，道教更是为越南民族民间信仰意识觉醒以及新兴民间信仰特别是高台教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道教起源及其传入越南

道教来源众多，既包括原始信仰中的鬼神信仰、女神信仰，还包括从战国末兴起的神仙方术思想，以及老庄道家哲学、黄老思想等。学界普遍认为有组织的道教团体产生于东汉末年，以张角创建的太平道和张陵创建的五斗米道为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就不存在道教思想。如东汉时，楚王刘英将黄老的经典与浮屠的信仰形式相结合，共奉二者为神灵[1]。这表明当时已存在有一种崇拜黄老和佛陀为神的趋势。

在有组织的道教团体出现前就已广泛存在着道教思想的另一个证据就是道教传入越南的过程。道教之所以能够传入越南是因为秦汉时越南长期受中原王朝的管辖，加之越南农业生产方式与中原汉族地区十分相似，相似的生产方式极易产生相似的民间信仰与风俗习惯。以上原因使得道教在越南传播成为可能。

道教和越南原始信仰中存在相类似的文化。首先是鬼神信仰，道教鬼神信仰源于上古神话传说。《史记·封禅书》曰：“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秏。”[2]这不仅说明当时越南存在鬼神信仰，而且还将国家兴亡与鬼神信仰存亡联系在一起，足见鬼神信仰在越南的重视程度。其次，越南民间信仰的另一个特征是多神信仰。也就是说，在自然崇拜中对山川、动物、图腾等信仰。自然崇拜神灵化就发展成为了多神信仰。这与道教多神信仰的来源相吻合，也为越南原始信仰的神灵融入道教提供了可能。

越南民间信仰与道教思想的契合还体现在女神信仰和生殖崇拜上。这源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以及生殖需求，普遍存在于各个原始部族中。女神信仰以及生殖需求可在《老子》中找到例证，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即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3]老子将道喻为“母”，并作为天下的开始，充分说明了他对母系氏族的重视程度，这与原始女神信仰相一致。又曰“谷神”对应着生产崇拜，“玄牝”对应着生殖崇拜。女神信仰与生殖崇拜也存在于越南民间信仰中，柳杏女神就是其典型代表，是故继自原始信仰女神信仰和生殖崇拜也让越南民间信仰与道教思想易于融合。

道教传入越南大致在东汉末年。最早记载见于《牟子理惑论》，牟子是当时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最初跟随老师学习道教方术，后来对道教方术产生怀疑，转而学习佛学。他说：“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今越南北部、中部及中国广西的一部）分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书。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4]可见，因东汉末天下动乱，有大量的中原人士避难于交州，其中就包括道家术士。牟子并不相信神仙不死之术，并且以五经责难于术士。这说明在东汉末年，交州地区，包括现在的越南北部地区就有神仙方术传入，而且所传之术与当时中原地区所流行的太平道以及五斗米道所传之术有所不同。这既说明了道教信仰的多元来源，也说明了在有组织的道教团体出现之前，道教思想就已经广泛传播了。

东汉末年道教传入交州地区的另一记载见于《三国志》，南阳人张津出任交州刺史后，不再遵循中原地区的礼仪习俗，而“常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5]可见，当时朝廷派的一些官员在交州进行道教活动。这为交州地区开始传播道教思想营造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这一时期道教能在交州地区开始传播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地盛产丹砂。《晋书》记载葛洪在年老时听闻交州地区出产丹砂，故而求为勾漏令。但皇帝知其德高望重并不允许。葛洪说：“非欲为荣，以有丹耳。”[6]138越南地区盛产丹砂甚至可以吸引到葛洪这样著名的道教学者，古代交州地区以丹砂闻名可见一斑。

总之，来源众多的道教因为东汉末年越南地区的政治相对稳定，盛产丹砂，并与当地原始信仰意识十分契合等原因开始向古代交州地区传播。这一传播过程也说明了中原地区在有组织的道教团体出现前已经广泛存在有道教思想了。不过，道教传入越南后并非与中原道教保持一致，而是结合了越南民间信仰融合发展。

二、道教与越南民间信仰的结合

道教在越南极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主要体现在道教对越南信徒心理情感的作用上，而心理情感的作用是民间信仰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道教与越南民间信仰结合非常紧密，这一点主要反映在整个越南对道教神灵的广泛崇拜中，如对城隍、妈祖、三清、关公等信仰。此外，越南道教还融入了自己的神仙在内，如伞圆山神、陈圣人以及被叫做日月的财神等。

神灵符号与神灵观念是道教在越南的主要传播形式，并且越南道教信奉的神灵同样具有极强的实用性，有时会出于政治或实用目的将传说或者历史上的人物奉为神灵。越南道教信奉的神灵除了从中国道教继承以及传说、历史人物外，还吸收了许多其他信仰乃至民间信仰的神灵。前述的柳杏神女正是越南民间母神所信奉的神灵。神灵信仰既是中国道教传入越南的符号，也是越南民间信仰的基础。

道教在越南传播是持续的，即东汉末年传入越南之后并没有停止对越南的输入。唐朝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以老子后裔自居并高度重视道教。由于此时的越南仍处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也就无法避免地兴修道观、传播道教思想。这一时期也是道教在越南快速发展的时期，道观的兴建，道教思想、教义、方术的传播可足以证实。更重要的是，此时“道教已与安南本土信仰初步融合，成为当地信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越南化道教。”[7]这说明道教越南化进程逐渐开始。

陈朝（1225—1400年）时期，道教盛行，甚至影响到了政治统治秩序。如陈太宗的第六子就是由道士祈嗣而来。道教在越南官方与民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三教融合上。出于政治统治的考虑，官方更注重儒教，常常以儒教为主，这一点与中原地区类似。但在民间，往往是释、道二教融合更为紧密，二教的神灵往往被混杂在一起供奉。

道教与越南民间信仰的结合还渗透到了民俗、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如越南也有在端午节时为孩童用雄黄画护身符之习，还有送灶王之俗等。在文学艺术方面，以士大夫阶层为代表，他们做官时常用儒家文化，失意时则隐居山林。另外，许多文学作品也借用了道教典故。如《何乌雷传》载吕洞宾施法术，使乌雷不识字而敏捷便佞多有过人[6]140。所有这些都表明道教信仰和道教思想已渗透到越南民间，并与当地文化碰撞和融合。

近现代道教在越南最重要的存在形式是道符，尤其是门符。道符又称神符或天符，是画在特定纸、帛等材质上的特殊字画符号，其作用一般是降妖除魔、治病免灾。门符则是贴在门、窗、廊等位置的道符。门符在越南极为常见，几乎家家户户都使用频频。这是因为道符形式与越南民间信仰极为接近，即：“道符文化与越人的原始鬼神信仰及禳灾祈福心理非常契合，故极易得到越人信仰生活的认同。”[8]两种信仰的契合为道教在越南落地生根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民间，道教活力与创造力被激发，甚至因此产生了一些新道派。

道教越南化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本土新道派的产生。首先是母道教，这正是道教和越南民间继承自原始女神信仰相结合的产物。母道教的名称是因“将众多女神，如柳杏公主、真娘、丁圣母、二征夫人等整合成一个以柳杏公主为中心的女神体系，使母神信仰体系女性化与系统化。”[9]581母道教在传播过程中与道教一起渗透到越南民间信仰的方方面面中，如信奉的神灵、进行的仪式、建筑的风格，甚至风俗习惯等。

在众多新教派中，高台教最为特别。它既是道教，乃至儒释道三教越南化的产物，也是近代越南民间信仰意识觉醒的产物。它的出现代表了越南道教在近现代的发展结果。

三、高台教产生及其信仰自觉

高台教可被视为是新兴民间信仰。所谓新兴民间信仰“是一些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脱离传统宗教的常规并提出某些新的教义或礼仪的宗教运动和宗教团体。”[10]新兴民间信仰的主要特征是“新”。第一，“新”是时间上的，即新兴民间信仰产生的时间一般晚于传统信仰。第二，“新”更强调的是信仰要义与仪式的新，新兴民间信仰组织往往宣称自己获得了新的启示并建立了新的信仰和组织体系。当然，历史上有不少“新”的教派是从原始信仰中产生的。新兴民间信仰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离不开现代化这一主题。

现代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这一问题的特殊性表现在有些民族通过自身的发展实现现代化，而有些民族则是被迫进入现代化浪潮中的，包括中国和越南在内的东亚文化圈的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属于后一种。不同的是，东亚各国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所采取的方式不同。越南是典型的利用民间信仰形式来激发民族意识的国家。

越南采取这种方式与其在近代所处的环境有关。越南独立之后，仍吸收中国文化。到了近代，天主教传入，但传教活动往往是伴随着殖民活动展开的。高台教产生于越南南圻地区的西宁省，这一地区是法国殖民者的主要统治地区，也是越南谷米的主产区，因而是当地民众与法国殖民者矛盾最为激烈的地区。法国殖民者殖民压迫与传教活动引发了越南民族与文化危机。当时越南正处于东西方思想交互碰撞的时期，这就迫使越南急需一个能融合中西、缓和矛盾的新思想出现。

“一个新兴的宗教运动往往是融汇而成的——它混合了多种宗教。”[11]高台教就是一个典型的融合多种民间信仰而产生的新兴民间信仰。它既融合了中国儒释道三教，也吸收了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等，而其中道教的因素较多。

高台教全称“大道三期普渡高台大教”。其创教人吴文钊曾在法国殖民政府中供职。他通过一次“求仙降笔”活动获得了“高台仙翁”的启示。“求仙降笔”的方式正是道教接受天启的常用方式。高台即“灵霄一塔是高台，大会群仙此玉阶。万丈豪光从此出，古名宝景乐天台。”[12]高台是指宇宙中最高的存在，也是万物的统治者。其名称来源或说是老子《道德经》：“‘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高台教徒将‘如春登台’解释为‘上祷高台’。”[9]584或说是越南《圣经》译本中的“我耶和华是高台”之语。

高台教试图建立一个全世界普遍信仰的并以此来统一各种信仰。其基本信仰包括三期普渡、三教同源与五道合一。从教名中就可得知三期普渡在高台教信仰体系中的重要性。所谓三期普渡就是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三个宗教天启时期来普渡众生。“一期普渡”发生在“上元”时期，上帝派伏羲、太上老君、燃灯古佛、摩西到世界各地创教救世。“二期普渡”发生在“中元”时期，上帝又派孔子、老子、释迦摩尼、耶稣和默罕默德到世界各地创教救世。但这两次“普渡”都没有完成，反倒让世界变得分割争乱。因此“上帝”亲自降临开启“三期普渡”，以统一世界信仰，建立一个平等博爱的世界。所谓“三教同源”是指老子的仙教、孔子的圣教与释迦摩尼的佛教在思想源头上的一致性。“五道合一”的“五道”是在仙道、孔子的仁道以及佛道的基础上加入耶稣的圣道与姜太公的神道，而高台教的使命就是统一以上诸道。通过这些信仰不难发现高台教欲将古今中外各主流信仰融合，建立“万教大同”的企图。

高台教信奉诸神也反映了这一点。除了上述信奉神灵外，还将关帝、雨果、莎士比亚、孙中山、丘吉尔等中外历史人物奉为神灵。这种泛神思想正是典型的道教神灵观。而高台教中最高神被称作“高台仙翁大菩萨萨摩柯萨”。有人说这个至高无上的神就是玉皇大帝，由此可见，高台教信仰体系中道教神灵的地位。高台教的标志是将玉皇大帝的眼睛挂在高处的“天眼”，并绣在信徒之帽，象征着上帝可以感知世界上的一切。

高台教还仿照西方政治体制建立了自己的教会组织，主要有三台、四会、五级构成。其中：三台仿照西方三权分立的制度而设置八卦台、九重台与协天台。八卦台供奉诸神，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从八卦台这个名字不难看出高台教对道教的吸收与重视。九重台下设九院，是管理机关。协天台负责监督信徒，是司法、立法机关。四会是指上会、圣会、人生会、万灵会，但高台教文献资料中前三会也 统称为万灵会，并前三会每年固定日期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议。五级则是高台教内部划分阶层的方式，将神职人员划分为五个等级。

高台教在创立之初就因为对民间信仰、践行方式和传播方式等方面理解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分支。至今已形成了大小数十个教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西宁派、天仙派和明真道。由于高台教创立于西宁，故而西宁派自认为是本教的起源，该派主要从事群众救国运动。天仙派创始人阮友正脱离西宁派后独自立宗，该派的最大特点在于积极发扬儒家思想，并逐渐发展为足以与西宁派相抗衡的教派。明真道由陈道光在明海省创立，该派的主要特点是极为重视物质生产，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反殖民、反侵略的斗争。

在社会影响层面，高台教信徒遍布社会各阶层，包括殖民局官吏、知识分子和乡绅以及一般民众。值得注意的是，高台教主张男女平等，还鼓励女性担任高级教职，女性所属的主神是瑶池金母，这必是对道教王母娘娘信仰的继承。1972年，高台教在西宁省创办了自己的大学——西宁大学，以教授基本知识与扩大影响力。因而高台教的社会作用主要体现在觉醒民族意识、普及教育、解放妇女等方面。

至今为止，高台教信徒已超过300万人，其传播范围已遍布越南全境，甚至传播到邻国柬埔寨，乃至伴随侨胞传播到欧美等国家。

四、结语

总之，道教之所以能够传入越南既有社会历史因素，更因越南民间信仰与道教的契合，其中包含了鬼神信仰、多神信仰与原始女神信仰等。道教传入越南过程中，可以说明在有组织的道教团体出现之前，道教思想在中国早已存在。同时，传入越南的道教与在中原地区流行的道教并非一致，这也说明了道教思想的多元。道教在越南传播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且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过程。

道教传入越南后，对整个越南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逐渐与当地信仰融为一体，甚至发展出了新的道教流派。越南新道派的产生离不开现代化背景下民族意识的觉醒。高台教作为近代产生的新兴民间信仰，也可以说是一个新道派，其中包含了许多道教信仰、符箓与神灵符号等。越南文化的包容性与民间信仰的多样性使高台教的出现成为可能。高台教自产生以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民间信仰思想，更是民族文化传承与社会文化运动。高台教的出现也为现代道教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