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小继

（红河学院人文学院，云南蒙自 661199）

1910年滇越铁路滇段正式通车，作为法国殖民的历史见证之一，它掠夺资源、图谋占领云南的意图极为显豁。客观上看，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理念和生产生活方式。滇越铁路建成后，极大地改善了云南的交通面貌，使云南由全国交通网的末梢逐渐变成前沿，云南近现代史上众多大事的发生都与之紧密相关。尤其是在1930—1940年代，从西南联大等诸多学校在昆明等地落脚、众多政府机关内迁云南的史实及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过程来看，滇越铁路是功不可没的。

与滇越铁路相关的叙事作品并不少见。比如作家萧乾，他曾借助滇越铁路几次进出云南[1]62-65，并创作出了雄文《血肉筑成的滇缅路》，在香港《大公报·文艺》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事实上，在萧乾前后，还有不少外国作家进入云南时也是取道滇越铁路的，譬如埃德加·斯诺和尼克尔·史密斯。前者在时任交通部长孙科的安排下，于1930年11月至1931年3月间沿着铁路旅行，所写文章于1931年6月至10月分18次（篇）刊登在纽约《太阳报》上。后由罗伯特·M·法恩斯渥斯（Robret M·Farmsworth）将之编辑成书写序加注，1991年由密苏里大学出版社以Journey South of The Clouds（《在云之南旅行》）出版。中文版易名为《马帮旅行》（李希文等翻译）后于2002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作为“旧版书系”之一种推出。后者是在滇缅公路建成后的访问热潮中，于1939年夏天从香港出发，经北海、海口、海防、河内，乘坐滇越铁路火车抵达昆明，开始沿滇缅公路旅行的。其著作Burma Road（《滇缅公路》，由The Bobbs-Merrill Company1940年出版）一书，就是他这段行程的记录。随后，上海的《天下事》加以选载，1941年5月，上海亢德书店出版了中译本。本文将以这两部书为中心，结合其他相关作品，在分析中外作家滇越铁路及沿线景观描述作品的基础上，讨论其中他者视角的特殊性及其带来的文化启示。

一、“壮丽”“玩具”“小马”：旅行中发现的滇越铁路景观

斯诺旅行之初，即“在戴维斯少校的地图上，我找到了从法属印度支那进入云南并直达省会云南府（昆明）的铁道。再往前走，只有用马帮了。崎岖的山路向四面八方延伸，有的爬上西藏，有的伸向掸邦和缅甸，有的......”[2]22借助铁路来旅行，是来自美国的斯诺此次出行的优先选项。崇山峻岭的云南之所以成为众多游客和旅行者的畏途，自古以来的交通不便是一个重要原因。一旦踏上了云南的土地，一切就变得太不一样了，“我的前面是一段两天的火车旅程，经过未开化的部族人居住的山区，到达海拔五千英尺的云南府高原。”[2]23他在《景色壮丽的滇越铁路》一节中描述，“这是一条很不寻常的铁路，设想是很大胆的，仿佛是存心让你在旅途结束之后连气都喘不过来，只能赞叹不已。从东京北部的海港城市海防出发，来到山峦连绵的云南南部，于是它用钢爪牢牢抓住，把自己一步一步往上提，接近高耸入云的顶峰，钻进长长的隧道，出来后又沿着岩壁向前猛进，越来越靠近朵朵白云，最后终于到达云南高原之上……中国境内长一百九十五英里。传说修筑中国境内一段，历尽千辛万苦，每铺一英里轨道就有一名中国苦力丧生，这是完全可信的。”[2]25-26接下来，作家描绘了其在南溪河周边目力所及的风景，“爬山的机车在喘息着”“火车擦着岩壁而过”“隧道很多，有的长达数千码，在坚硬的岩石上凿成。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当火车从一个山洞和黑暗中挣脱出来，立即飞跨过一条很宽的峡谷，马上又把它的鼻子伸到对岸的护堤上面。”[2]25-26

火车的前进、后退、攀登、下降，在作家笔下具有了飞扬灵动的特点，仿佛作家已然化身为火车，顺着铁轨穿梭延伸并瞻仰体察云南大地。因而，云南呈现出来的风景就是“火车爬过顶峰的时候不多，但偶尔可以看到附近山峰以外的景物，而映入眼帘的却只有一片又一片同样弯曲无尽的山谷，为同样延绵不绝的山峦所围绕，在天穹之下一片郁郁葱葱，最后消失在茫茫的远方。”[2]27农民的勤劳是有目共睹的，“或者只要坡度平缓一些，农民的勤劳就展现在眼前，绿色的豆子，黄褐色的麦子，在谷底平得整整齐齐的地里起伏，一块一块的，像补在裤子臀部的补丁似的。”[2]27斯诺据此点评道，“修建这条铁路不啻是一桩宏伟的、勇敢的事业，其想象力之大，对其宗旨的信仰之深，无不显示出一种勇武豪迈的魄力。但是对于最初为了政治冒险而策划这条铁路的法国人来说，却明摆着失败了，他们的梦想是完全不能实现的。他们希望把云南并入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地（据说这曾是修筑这条铁路的动机），实际上并没有做到。从当前的情况看，也找不出任何理由能说明他们今后可以做到。法国滇越铁路公司……其政治意义却已丧失殆尽”[2]27显然，为筑路而死的云南民工、勤劳质朴的云南人民、秀丽别致的沿线风光，都是斯诺感悟或者看到的景象，他在文中对云南人民寄予了深厚的同情，有着基于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立场的文化思考。

尼克尔·史密斯在《滇缅公路》一书的第八章中这样说道，“我注视着要带我北上的那列火车，心中充满了惊奇和敬畏……火车前部有一个玩具大小的火车头，正吐着黑烟，扒着铁轨前行，跟在后面的一串串车厢也让人印象平平”[3]137“轨道开始攀升，不久，就真进入山区了，我开始对稳步向上拉着我们的设德兰小马机车有了新的敬意。东京北部的低地和云南南部的高地都和这个引擎小恶魔很像，它在永不停息的气流中喷射出大量的烟雾，但又设法以惊人的速度覆盖地面，也许最好把它比作唐老鸭，对困扰自己的困难会哇啦哇啦地挑战，咬牙切齿，并以胜利的方式继续前进。”[3]143这一新奇的比喻显然是对滇越铁路及火车一定程度上的敬意和推崇。对铁路沿线的高差、经过的众多桥隧也有真实的体验，“的确，印度支那及云南铁路公司拥有一条世界上著名的铁路线（滇越铁路）……离开老街，几乎不高于海平面，它便开始攀升斜坡，继续在山区穿行，沿着陡峭的峡谷穿过南溪河（Nam-ti）、百都河（Pai-Ta-Ho）和汤池河（Tachan-Ho）的激流，行驶四百英里的路程，驶入中国领土到达云南省的省会昆明（云南府）。有时候，它会绕过这些从高地涌入热带丛林的热气流，有时候它会爬升到海拔1000英尺的高度，高于这些气流，在令人惊奇的轻便而又坚固的桥梁上从一岸跨越到另一岸，并紧紧抓住几乎垂直的悬崖边缘，直到通过101座高架铁路和桥梁——没有一处的跨度少于65英尺，还要穿过172条隧道，每条隧道平均有500英尺长，总长度超过15英里！”[3]144

史密斯在碧色寨换乘火车到蒙自城区去会见友人。他准备乘坐的支线列车，是“如果我刚才离开的那列火车车头看起来像一匹小马，那这个一定叫圣伯纳德（St.Bernard）犬……微型车头后是一串小木车厢，就像一只矮脚母鸭收养的小鸡。”甚至于“小火车头发出一声尖叫，就像花生烘焙器响起的汽笛声。我们以极快的速度下了山，车厢下面没有弹簧……”[3]145蒙自开往个旧的火车也是如同玩具一般。

实际上，当年的西南联大诸多学者、教授赴滇，大部分也是沿滇越铁路由海防到昆明的，不过记述火车旅程者不多，详述者更少，吴宓可谓例外。他在1938年3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晨，微雨。过桥，上火车。每晚，行李均带入旅店。约7∶00开行，已入中国境。今日所经，万山重叠，林木丛茂，如在太古未开辟之境界。而铁路盘旋上下，危桥山洞极多，工程艰巨可知。又车之门窗洞开，车行迅速，故同车有患眩晕者。与（赵）萝蕤谈英国文学及刘廷芳夫妇之行事，有为宓所未知者。”第二天，“晴。晨约7∶00火车开行，一切如昨。渐升渐高，而至高地之平原。下午，将近昆明，见云日晴丽，花树缤纷，稻田广布，溪水交流。其沃饶殷阜情形，甚似江南。而上下四望红黄碧绿，色彩之富艳，尤似意大利焉。总之，初到昆明，甚赞美其风景之壮阔，规制之伟整。而游览所及，如圆通公园、翠湖等处，觉其甚似北平。宜称北京。盖自去年十一月南来所经历，惟有昆明可谓故都北京。之具体而微者也。……”[4]135-136不一而足。

抗战期间，还有不少知名人士经由滇越铁路奔赴他乡。比如《大公报》记者萧乾，他在接到任务返回香港时，就是乘坐滇越铁路上的小火车，从昆明抵达海防的。他在《滇越道上冥想录》一文中对沿线和人事景观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无论是“你一点也不能料到在下一站将逢到什么旅伴！也许是几十只欢喜拌嘴的鸡鸭，还许是倒捆了双蹄的小猪……在这条铁路上旅行，使人念念不忘十九世纪火车运输的萌芽期”[5]75的体验，还是“云南和贵州的大不相同……而云南则爬过一重，便可降落到一片为青山环抱着的平原，四下都是江南风味的稻田，笨大的水牛低垂了脖颈在田塍上徘徊着……‘云南的土真是无所不宜的’。刚要梦起平原的老家，突然，火车又钻洞了。宜良那节是出一个大的进一个小的，一连四五十个……途中所过车站的名字都古古怪怪，什么羊街子、狗街子、拉黑黑，总之使你觉得确已走到最辽远荒凉的地方了”[5]76-77的景致描写和心理落差，都无一例外地让知识者体验了云南边疆在先进交通方式与淳朴民风、秀丽风景和原始的习俗、封闭的文化之间的撕扯与缓慢变化。此外，他对铁路线上描述也极有意思，“洞里阴森滴水倒不可怕，骇人的是那些有名堂的桥，丝带桥，人字桥，只适于想象的奇迹；（然而被一个法国女人完成了。）这一天，车如天马般在滇南的山顶上奔腾。”[5]77

二、开远·蒙自·个旧：旧时市镇景观

1930年代，从海防/河内往返昆明的客运列车，通常要分三段行程。即第一天从河内到老街（住老街），第二天老街到开远（住开远），第三天才由开远抵达昆明，回程也一样。开远作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在作家们的笔下多有描述：如萧乾“几天后，我就找到一位同伴——施蛰存。我们一道经安南去香港……火车是昼行夜停，旅客要下车住客栈。头两天在昆明（云南）境内走。晚上歇在开远……”[6]4又如吴宓，“午晴。下午4∶30过碧色寨。夕6∶30抵开远（旧名俗称阿迷州），吴有训等往觅旅店。宓与子水及范君等，独在火车中守视行李。戴良谈一家，仍如前，抢去住宿。及晚，始定……三人共住一室，宓与Reicher君同床。晚，用法国式晚餐。明晨，复进法国式早餐，而居处更为安舒。每人共费越币三圆馀。”[4]315但均对开远的具体描述不多，一者在于作者行色匆忙，仅是夜晚住宿，无从观看周边景致、体验百姓生活；二者在于此时期的开远在旅行者的那里缺少足够的知名度，三者城市规模极小，无甚可观之处①。

史密斯乘坐支线铁路火车到蒙自城中，在他看来，免费的支线火车确实方便了不少来往的客人。蒙自的集市很有民族特点，牛车、马车杂聚，穿着彝族服装的男女往来不绝，售卖的土特产多种多样。在蒙自到个旧的火车上，同车的士兵们每人手捧一束小白花来抵挡途经隧道时“令人窒息的”“从火车头那里飘回来的烟”[3]153。五万人口的个旧有闻名海内外的云南锡业公司，早在作者抵达的两年前就因为矿难而在上海滩的报纸上出了名。矿山上随处可见运送矿石而被染成红色的运送者、毛驴和矿石麻袋，这与因为砷中毒而皮肤发绿的十三四岁孩子形成了强烈的视角反差。管理方因为矿洞塌方而见死不救的做法更是激起了作家深深的愤怒。同样，在个旧城中流浪的、因为矿难而失明的5名儿童甚至更多儿童的遭遇，也成了作家心头的梦魇。

当然，对正在历经战乱而颠沛流离的吴宓看来，“昔人以滇南为瘴疠蛮荒，今则绝非是。此地但无烽警，便是桃源。长年气候温和，如春秋。花木终岁盛开，红紫交加。树木皆长大，不凋不黄。稻田割后九月底。再长绿苗，一年两熟。虽有盗匪，而一般人情均朴厚爽直。苟能国难平息，生活安定，在此亦可乐不思蜀也矣!”[4]331作为有担当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吴宓也为此乱世中难得的和平风景赋诗几首。《南湖一首》中“南湖独对忆西湖，国破身闲旧梦芜。绕郭青山云掩映，连堤绿草水平铺。”《南湖游步和寅恪 六月十九日》中亦有“夕阳白马嘶芳草，晨露红蕖点水埃”[7]196-197等诗句，对南湖及蒙自景致有着深情描绘。同他交好的陈寅恪，在《残春》中，有“解识蛮山留我意，赤榴如火绿榕新”、“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在著名的《南湖即景》一诗中又云，“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7]194-197等。在1938年秋离开蒙自前后作的《别蒙自》一诗，堪为代表：“我昔来时春水荒，我今去时秋草长。来去匆匆数月耳，湖山一角已沧桑。”[8]26诗中的“我”，眼前所见、心中所想，在春水秋草的变迁中，留下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时时可见的南湖与崧山罢了。在其他如蒲江清、朱延辉、刘重德、周定一、穆旦等西南联大师生书写蒙自的诗歌中，也无不寄托了诗人的家国之思和故里之念，把博大的家国情怀寓于蒙自南湖等似曾相识的风景之中。

三、现代作家笔下滇越铁路书写的启示

无论是域内作家还是域外作家关于滇越铁路的书写，对我们深入认识滇越铁路及沿线市镇景观的生态聚落、社会形态、经济发展、政治和文化价值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简要来说，现代作家笔下滇越铁路书写的启示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特定地理空间中展开的想象与比较可以作为暂时超越的心理依凭。滇越铁路作为1910年代起中国通往大海的铁路交通大动脉，它的基本功能就是货运和客运，是当时沟通国内外人员往来的重要路线。除了记述这一功用的种种直观表现外，对底层无名工人之牺牲及其精神的彰显与旌扬，亦是滇越铁路书写史上值得关注的一笔。外来者的视角对此尤有特别的发现，即从铁路两旁的景观到周边的市镇，激起书写者在无限的想象与比较中发现云南在民族性和地域性上的诸多特点。显然，在地理空间中展开的想象与比较也具有明确的事件回忆性质，即书写者把亲身经历的时代事件、重大命题、生活痕迹或多或少地代入到了此时此地的语境之中，获得了一个可以用审美或观念超越的尺度，作为寻求到内心的某种平衡、宁静和抑制的理由与心理基点。

第二、滇越铁路沿线风物景观书写是对云南民族文化和地理空间的另一种呈现方式。作家们借助滇越铁路通道获得了对云南地方的亲切感知——除了探险家（主要是西方人士）外，包括西南联大作家、学者在内的很多人员是因为有该铁路才会选择到云南，到昆明、个旧、开远、蒙自等“边远”地方的。对滇越铁路沿线景观的文化书写既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滇越铁路作为一个中介和新鲜事物进入到了作家的视野之中，作家们在享受到其带来的交通便利性之同时，也对沿途主要站点及标志性的自然景观和重要设施产生了兴趣并诉诸于笔端，传播到海内外。这些作品呈现了别具特色的景致和民族风情，从人类学、社会学、博物学、地理学甚至文化学上看，都自有其价值。

第三、滇越铁路沿线风物景观书写是旅行书写的一个部分，具有揭示和解释历史的作用。与滇越铁路相关的场景和沿途市镇景观的书写，不但还原了那个时期特定的场景和风情。还可以借助这些风格各异、体裁各别、内涵有差的作品，凝固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场合的历史，对于正史构成有效的补充，记录了部分地方史、部分民族史记载中被遗漏的文化，延伸和补充了边疆地方人民的生产生活样式。

注释：

①据开远市文物所原所长、文史专家曹定安考证，抗战时期，开远的城区面积约为1.6平方公里，从城区的小北门到火车站约有5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