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莉

《山坡羊·潼关怀古》是元代文学家张养浩的怀古代表作，天历二年，正值关中遭遇大旱，作者本已赋闲在家，但仍然“受命于危难之间”，前去关中赈灾，该首元散曲即是作者在赈灾途中有感而作。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一共创作了九首怀古散曲，分别为《潼关怀古》《咸阳怀古》《沔池怀古（二首）》《北邙山怀古》《未央怀古》《骊山怀古（二首）》《洛阳怀古》，且曲牌名均为“山坡羊”。在描写对象上，作者围绕不同区域描写了其时空上的变化，映照了作者晚年时期的社会思考和人生感悟。作为作者晚年思想的集中呈现，《山坡羊·潼关怀古》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深刻而尖锐的思想价值在元散曲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从题目可知，该曲是张养浩路经潼关时而发，以潼关路上的“内外”景象为切入，进而联想到朝代更迭的唏嘘，最后阐述了朝代兴亡之于百姓痛苦的指向性和确定性，既有强大的感染力，也有厚重的历史感，从而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和百姓的深度思索。

一、“潼关路”的意象阐释

在中国传统古诗词中，关于“路”的意象大量存在。例如，在屈原笔下“路漫漫其修远兮”是艰难的人生之路；在诸葛亮笔下，是“以塞忠谏之路也”的劝诫之路；在陶渊明笔下，“路”是“遂迷，不复得路”的寻找之路；在辛弃疾笔下，“路”是“烽火扬州路”的地域之路。当然，“路”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路程、道路、途径等意思，因此，关于“路”的理解，我们要将其置于不同历史语境中去理解，方可得其意、会其味。

在《潼关怀古》中，作者开篇就点名了“山河表里潼关路”。[1]围绕此“路”，可能会存在诸多释义，例如，“山河表里潼关路”的原文是“山河表里潼关城”，基于押韵的目的，后人才将其改为“路”，所以“路”是行政区域的意思，而“潼关路”即指围绕潼关一带的区域。但是，倘若结合时代背景来讲，该曲是作者在赈灾之路上感怀而作，既有对潼关地区景色的记录，也有作者独特的所感所想。

因此，仅从“押韵”的思路去解释本文中的“路”显然是不够的，或者说是不合理的，更多的要从该“路”的指向性意义角度去解释。换句话说，地区只是其广义上的意义，而“道路”则是其指向性和具体性的内涵。从这个度讲，本文所述“潼关路”，一方面指“潼关”这个地区，更多层面是指历代以来都颇具历史意义的“潼关”道路。作者不仅在这条“潼关路”上目睹了险峻的地势和汹涌的黄河，也循着这条路看到了秦汉时期的兴亡史，在时空上有着巨大的表现张力。

二、“潼关路”之于作者

从地理位置上看，潼关地处关中平原，地势险峻，形状狭长，东望洛阳，西依长安，北临黄河，南靠华山，在军事战略上属易守难攻之处，因此也成为兵家争抢之地，在赈灾路上，作者便亲眼目睹了这壮丽奇俊的风景，生发出独特的感慨。

“潼关路”是自然景观的一个展现。作者以“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开篇，既有山峦，也有河水，如上文所述，从潼关所处位置看，南北分别挨着华山和黄河，因此，“表里”是指此两者在位置上的内外关系，从而为潼关提供了两个山河屏障。面对华山的险峻高耸和黄河波涛汹涌，作者在两者的“守护”下，该如何形容这山河的壮丽，以及如何表达内心的情感，面对如此壮美华丽的山河之景，再华丽、再多的形容已无法全面概括。作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描绘了这山河的独特，即“峰峦如聚，波涛如怒”，从而在更广阔的视角描绘了这幅磅礴气势的山河图景。

“峰峦”指的是华山，“波涛”指的是黄河，但是，作者并未将目光局限于此，不仅描绘了华山和黄河的险峻和气势，而且赋予其内在情感，从而让华山和黄河具有了人格化魅力。这种魅力主要聚焦于两个关键字，即山峦的“聚”和波涛的“怒”。其中，“聚”的是华山群峰的“向心力”，从而凸显其险峻和陡峭；“怒”是黄河击打的“愤怒感”，从而彰显其气势上的汹涌。作者以“聚”和“怒”，将华山层峦叠嶂的动感和黄河万马奔腾的气势，极为简约地构建了一幅雄伟壮丽的山河之景。

对读者而言，这两个关键词也能让读者同时体会华山和黄河的景和情。在如此地势险峻的屏障庇佑下，本能够为百姓提供安稳的生活。但是，作者却目睹了社会的混乱和民生的凋敝，从而形成了两种情绪的强烈对比。随之而来的是，汹涌的黄河之水似乎也感知到了这种情绪，因此也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愤怒地怒吼和狂涌。

“潼关路”是人文景观的一个展现。如前文所述，作者被拜陕西行台中丞，前往关中赈灾，闻命后，作者心怀家国和生民疾苦，散尽家财，遇饿者死者，则赈之葬之，尤其是途径华山时，曾泣拜岳祠不起，面对无法预料的天灾人祸以及百姓的流离失所，作者的悲恸之情不言而喻。因此，作者的奉命赈灾也成为体验痛苦之旅，既目睹了百姓之间互相争抢食物的惨烈程度，也目睹了“杀子奉母”的残忍抉择。

作者作为朝廷赈灾官员，在路上行走的过程，也是感受这历经沧桑土地的过程，正如百姓的无奈与艰难，作者的心绪也是“意踌躇”，因而泪如雨下，慨叹不止。当然，天灾是造成百姓之苦的直接原因，但并非唯一原因，更不是根源。纵观历史朝代的更迭，统治阶层的“善治”与否关乎着国家的兴亡和百姓的存亡，例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无不与统治者的国家治理密切联系。

作者张养浩的一生，共历经八位皇帝的更迭，权力的更迭带来的是无休止的争斗和内乱，作为当权者而言，是权力的交替，是“你方唱罢我登台”；作为百姓而言，则是痛苦的继续，频繁的权力交替意味着统治阶层腐败的循环往复和底层百姓生活的困难，两者在生活上的距离，使得位高权重者根本无法体会百姓的疾苦，更遑论政治清明、路不拾遗。

“潼关路”是作者的哲学思辨。作者本在“庙堂”，亲身体会了官场的腐败和勾心斗角，因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便选择辞官退隐，然而，正如范仲淹所言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即使是辞官后张养浩也心怀百姓，惦记黎民之苦，因为权力交替带来的无休止的战争和沉重的赋税徭役无不牵动着作者的心，这是统治者无论如何粉饰也掩盖不了的事实，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元朝腐败的朝纲和政治上的黑暗，百姓如蝼蚁般苟且生存。

在这样的时代，晚年的张养浩，不禁发出了沉重的慨叹，即天灾是引发百姓受苦的原因之一，但统治阶级腐朽的统治才是导致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可想而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面对华山的险峻和黄河的愤怒，作者无暇顾及这俊秀壮丽的山河之景，反而将华山和黄河的“情绪”充分激发出来，既是对百姓之苦的怜悯，也是对统治者的悲愤。作者立于“潼关道”的历史道路，非常清晰地认识到统治阶级与百姓的对立性，继而引发了对秦汉的思考。

三、作者所想到的“潼关路”

基于潼关路在地理位置上的关隘作用，因此便掺杂了更多的政治和军事因素。正因如此，潼关路才见证了一系列的历史变革。

在亲眼目睹了这种天灾和人祸之后，作者将思绪不断延展，并在“望西都”中看到了秦汉时的兴亡史，长安的屏障是潼关，同时长安也是多个王朝的旧都，在历史地位上极其显赫。例如，先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并建都长安，之后便大兴土木，尤其是修建阿房宫，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这在《阿房宫赋》中可见其“威风凛凛”。但是，这个富丽堂皇、壮观无比的宫殿仅仅维持了十五年，就在“楚人一炬”下变为焦土。随之而来的是西汉王朝，尽管汉朝历经“文景之治”得以繁盛，并在汉武帝的励精图治下不断开拓疆土，但是仍然消亡于战乱。进一步讲，即使是历经大唐盛世，也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逐渐走向衰落。至元朝，长安已历经大秦、西汉、隋朝、唐朝等诸多政权的更迭。无论这些朝代经历了如何的辉煌期，最终都不可避免的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因此，作者才生发了“意踌躇”。

纵观历史朝代更迭，“潼关路”是真正历史的见证者，不仅见证了其繁荣，更见证了其衰亡，而在衰亡的背后却是循环往复的天灾人祸。从这个意义上讲，“潼关路”既是现实中的真实之路，也是时空意义上的历史之路。[2]文中提及“伤心秦汉经行处”，经过秦汉以来朝代的更迭和战争的反复蹂躏，“潼关路”充满了坎坷和灾难。但是，作者为何只提及“秦汉”而无其它，这是因为秦汉两朝在此的特殊意味，即不仅都在长安建都，而且在朝代更迭上是延续的，顺着这个逻辑，在这个秦汉王朝经历的特殊之地，尽管有过繁华，但都一一消失，剩下的只是“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而作者剩下的却是无尽的悲恸、悲愤和悲情。

王朝更迭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但是，在作者眼中，这种朝代更迭的背后则是百姓血淋淋的“苦难”。因为，一个王朝的兴起背后，随之而来的是赋税加剧和大兴土木，而百姓则是这种朝代更替的“背锅者”和“受难者”，不断被剥削压迫，同理，一个王朝的覆灭背后，随之而来的是频繁的战争，百姓则是这战争的“受害者”，即一次次的流离失所和民不聊生。

“潼关路”正是这些兴起和覆灭的见证者，并与作者一同感受了统治者的腐败和百姓的折磨。当作者在赈灾之路上看到百姓因旱灾而争抢食物，甚至“杀子以奉母”后，继而联想到封建王朝的更迭给百姓带来的困难。纵观历史朝代的兴亡，百姓的鲜血是一代代王朝的“祭品”，尽管宫阙有繁华和消亡，但是百姓的痛苦和灾难却无法随着时间消逝而消散，反而在朝代更迭中更为沉重。因此，作者的“伤心”之处，既有对繁华既逝的感叹，更有对随着繁华消亡百姓遭受痛苦的伤心。在作者的想象下，文章由景入情，再从对长安的西望中过渡至曾经繁华于此的秦汉王朝，继而由朝代兴亡联想至百姓的“苦”，最终揭示了封建社会一个极具思辨性的真理，即“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四、作者感知到的“路”

纵观作者的一生，其一生都心系百姓，心怀家国，是真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从其入仕时的“雄心壮志”即可看出。但是，当权者腐败和暴虐一遍又一遍刺痛着他的内心，直至彻底失望。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毅然辞官退隐，尽管期间多次被征召，却仍然无法“打动”他离开官场的决心，也许，统治者正是利用了他的这一“弱点”，因而派他去赈灾救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张养浩的伟大之处在于不拘泥于个人的得失，而是对家国的忧思和百姓的悲悯，这与其他背负家国情怀的文人士大夫一样，于读者而言并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作者在家国情怀的促使下，生发出了极具深刻性和厚重性的历史观点，即统治阶级的兴亡与百姓痛苦的关系。如前文所述，作者在赈灾之路上共创作了九首怀古作品。其中，《骊山怀古》《北邙山怀古》《洛阳怀古》和《咸阳怀古》重点阐发了朝代兴衰的统一性，只是在情感表达上侧重点不一。例如《洛阳怀古》中的“功，也不长久！名，也不长久！”阐述了对功名的追逐欲望最终会吞噬人物；《北邙山怀古》中的“便是君，也唤不应；便是臣，也唤不应”。阐述了君臣之间的封建秩序终究会消亡。《未央怀古》和《沔池怀古》则重点描绘了英雄人物的落寞难逃。相比之下，《潼关怀古》却体现了情感的沉重性和厚重性，作者以天灾对百姓造成的灾难入手，自然联想至朝代更迭与百姓痛苦的必然关系，并在两者的对立关系中得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潼关路”便是这种规律的见证者和承载者，既见证了朝代的繁华，也历经了王朝的倾覆，在“一将功成万骨枯”中将百姓的血汗和白骨凝聚其中。因此，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无论宫殿如何繁华，都在历史时空中逐渐消失，唯一没有消失的是潼关路承载的百姓苦难。

作为作者晚年思想的集中呈现，《山坡羊·潼关怀古》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深刻而尖锐的思想价值在元散曲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行文逻辑上，作者层层递进，以“潼关路”为核心，从写景到怀古，从伤心到议论，景色、情感和议论融为一体，并充分阐述了朝代更迭与百姓痛苦的必然关系，既有强大的感染力，也有厚重的历史感。除此之外，作者的伟大之处还在于赈灾期间尽忠职守的奉献精神，从夜间的祈祷到白天的赈灾，最终病倒在自己的家国情怀中，这也是关中人民“哀之如失父母”的主要原因，也是“为生民立命”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