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功武,赖晓群

(1.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2.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1]214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对共同富裕矢志不渝的追求,特别是新时代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创新,成功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实践必将继续证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根本标识,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所在。深入梳理和研究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历程,对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共同富裕思想

共同富裕思想植根于中国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集中体现在人文始祖 “天道均平”的质朴思想、先秦诸子 “天下大同”的理想主张和底层农民 “等贵贱”的民生诉求中。

(一)人文始祖 “天道均平,人道法天”的质朴思想

“天道均平,人道法天”的质朴思想是人文始祖关于天道与人道和谐统一的价值追求。华夏文明始祖伏羲,创立八卦,变革婚姻制度,倡导人与人之间共享财富,蕴含着丰富的均平思想,彰显了共富之道。华夏部落首领炎帝神农氏,发明耒耜,广种五谷,首辟市场,与民同甘共苦,“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轩辕黄帝大力弘扬均平文化,统一华夏,施惠四方,大力发展生产,实行田亩制,“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尧舜禹时代是中国开始由部落所有制转向国家所有制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先贤们开始关注 “国家政权”与 “人民幸福”的关系。作为夏朝第一任开国君主,夏禹提出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思想,意在强调君主的德行在于国家稳定、政治清明,政治的目的不在于争权夺利,而在于心系天下苍生,百姓安居乐业、生活美好。尧舜禹时期为后世留下的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政训诫,更是丰富和发展了肇始于伏羲的共富文化。

(二)先秦诸子 “均贫富”“天下大同”的理想主张

随着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上古文明的共富共享之路戛然而止,贵贱有等、贫富悬殊随之产生,统治阶级过着富裕的生活,而劳动人民却饱受压迫和剥削。春秋战国时期,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富记忆再次被唤醒。先秦诸子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思想,诸如管子 “以人为本”的富民思想、老子 “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平均思想、孔子“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晏子 “权有无、均贫富”的财富均衡分配思想、墨子 “兼爱天下”的仁爱伦理思想、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 “裕民以政”的富民思想、韩非子 “论其税赋以均贫富”的帝王之道等。这些先秦诸子的思想观点,集中体现了劳苦大众追求公平的理想。先秦诸子的思想对后世影响颇深,董仲舒的 “限田说”、张载的 “井田得均平”、王安石的 “抑富扶贫”、康有为的 “大同社会”、孙中山的 “天下为公”等思想主张,都和先秦诸子的 “均贫富”“天下大同”思想一脉相承。

(三)底层农民起义 “等贵贱”“均田免赋”的民生诉求

历朝历代因统治阶级肆意剥削、劳动人民饥寒急迫而被迫发动的底层农民起义常常把追求 “等贵贱”“均田免赋”作为自己的战斗口号,深刻体现了底层农民对共富的诉求和期盼。例如,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提出 “苟富贵,无相忘”的铮铮誓言;西汉末年王匡、王凤发动的 “绿林起义”被后世称为 “劫富济贫”的典范;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提出 “黄天太平”的理想;唐朝末年黄巢起义高举 “天补均平”的大旗;北宋王小波、李顺把 “均贫富”写在起义旗帜上;南宋钟相起义军“等贵贱、均贫富”的诉求;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提出的 “催富益贫”方针;明末李自成起义 “均田免赋”的斗争纲领;清末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确立了 “无处无均匀,无人不保暖”的原则等。中国历代王朝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统治,促进了历史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从而使广大劳动人民更加接近 “大同”“均平”社会的彼岸。

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资源,已经内在的转化和发展为高尚的价值观,流淌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正是因为中国厚重的 “大同” “均平”传统和特殊的文化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并开花结果提供了政治文化基础[2]。

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富裕理论设想

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贫富两极分化鸿沟。空想社会主义正是在充满着剥削、奴役、苦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孕育产生的,虽然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设想缺乏现实力量,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辛辣批判、否定和对未来社会蓝图的精心勾画、设计,蕴藏着共同富裕的萌芽,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宝贵资源。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称赞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设想体现了 “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3]。

(一)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理想

莫尔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始祖,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 “羊吃人”“圈地运动”的原始积累时期。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莫尔撰写了《乌托邦》一书,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展示了关于社会主义理想的总图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莫尔笔下,“乌托邦”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理想国度。莫尔在 《乌托邦》中深信,私有制是造成一切社会罪恶的源泉,是人类的 “贫困灾难担子”[4]。在莫尔的 “乌托邦”国度中,生产力十分发达,人人参加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公用的,人们没有私有财产;政治高度民主,人们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完全平等;社会井然有序,人们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社会成员间和谐共富;文化上注重精神富裕,全体公民在劳动时间外主要进行学习和科研等。显而易见,莫尔所描绘的 “乌托邦”理想力图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无聊的空想,其对社会现实切中时弊的讽刺、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理论构建,依旧 “高悬在奋进不息的人类面前”[5]。

(二)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

康帕内拉是意大利杰出的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封建统治者与西班牙反动当局共同鱼肉人民。在目睹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平等之后,他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造成剥削压迫、阶级分化的 “万恶之因”,渴望建立自由幸福的理想社会,且毕生都在思索和寻找人类的光明。他在《太阳城》中,以 “太阳城”为名精心设计和描绘了一个根本不同于封建旧社会,充满光明和温暖的共同富裕理想国。康帕内拉所设想的 “太阳城”,实行绝对的公有制,“太阳城”的公社制度使他们既富又穷,之所以富源于大家公有一切,之所以穷在于大家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社会成员共同使用和支配一切产品和财富[6]。在他看来,“太阳城”具备完善的政治民主制度,人们的社会地位完全平等,共同参加劳动,实行有监督的按需分配,是一个物资丰富、精神高尚、社会和谐的令人神往的理想国度。

(三)克劳德·昂列·圣西门的实业制度

圣西门是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杰出代表。尽管他出身于富裕的家庭,但这种富裕的生活并没有禁锢他为全人类而奋斗的理想,积极地投身于法国大革命。这位 “法国大革命的产儿”[7]在革命胜利后看见劳动群众仍旧处于贫苦状态,转而激烈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描绘出了自己的理想制度,即实业制度。在实业制度下,实业家和学者主要管理着国家,分别掌握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国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人都要参与劳动,社会统一实行按个人的才能和贡献进行分配等,所有这些都是圣西门实业制度理论的核心。

(四)夏尔·傅立叶的和谐社会

傅立叶是著名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年主要从事商业活动,在经商的过程中,深刻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剥削和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恶化,促使他放弃经商埋头于寻找新的理想社会的出路当中。傅立叶通过自学,先后发表 《全世界和谐》等著作,设想建立一个自由、富裕、和谐的理想社会。傅立叶认为,“情欲”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前提,在现存所谓的资本主义 “文明制度”中,之所以出现矛盾冲突、贫富分化等问题,就在于人类的 “情欲”受到限制,未能得到正常满足。傅立叶强调的 “情欲”,究其实质主要是指人的“需求”“需要”。在他所设想的 “和谐社会”当中,人们的多方面需要和发展得到尊重与满足,社会成员普遍感到幸福;实行协作社制度,全体社员集体劳动、成果共享、均衡分配、阶级融合;倡导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平衡,强调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家庭和谐等。

(五)罗伯特·欧文的共产主义新村实验

欧文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也是一位富有的工厂主和慈善家,在管理过程中,目睹和经受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带来的苦难。与圣西门、傅立叶不同的是,欧文不仅在 《新社会观》《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等著作中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设计了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理想社会,而且他将自己的理论运用于实践,获得了很大成效。在欧文的 “新和谐公社”共产主义新村实验中,公社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全体社会成员均要共同劳动,采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公社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采取集体消费、按需分配;公社实行民主管理,公社成员权利平等,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等,到处都体现着共同富裕的美好景象。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富裕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扬弃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深入社会实践,将共同富裕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促使共同富裕理论从空想走向科学。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斯大林在人类历史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实践中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进行了不懈探索,成就斐然,从而使共同富裕实现了由理论向实践的跨越。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贡献。在这样的科学理论指引下,他们摆脱了乌托邦的幻想,推动共同富裕理论由空想走向科学、由玄虚走向实在。

第一,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是经济充裕。马克思认为,人类要实现从贫穷到富裕,首先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因而将来的社会 “生产将以所有的人的富裕为目的”[8]。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写道,高度社会化的经济生产,能够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富足、充裕的物质生活和获得体力、智力的自由发展[9]。

第二,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是公有制。在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全民共有,不存在剥削、压迫的现象;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资本追求利润的逻辑决定了劳动者处于被剥削和压迫的地位。正因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认识到,唯有建立和夯实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走向共同富裕,并把共产党人的所有理论概括为 “消灭私有制”。

第三,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是人的解放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同富裕的实现与人的解放和发展二者间相互促进,即共同富裕实现的程度越高,人的解放和发展的程度也就越高。在 《共产党宣言》中,他们科学地预测,共产主义社会与以往旧社会的显著区别在于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

第四,共同富裕的实现是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出发,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得出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科学结论。他们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共同富裕的过渡阶段,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因而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允许一定程度贫富差距的存在,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发展,精神极大提高,这时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全民共同富裕。

(二)列宁、斯大林的共同富裕思想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社会主义因苏联的诞生而由理论走向实践。列宁、斯大林对于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进行了努力探索,不仅在理论上将马克思主义推向新阶段,而且在实践上为其他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起到引领作用。

第一,社会主义应该是共同富裕的社会。列宁参加革命,领导俄国人民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列宁在 《告贫困农民》中明确提出,要消灭贫穷、实现富裕,“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11]。列宁厘清了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关系,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剥削、压迫贫苦农民,是在尊重和保护他人劳动的情况下,通过公平合理的分配使全体劳动者 “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12]。

第二,先进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列宁认为,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才能从可能变成现实。在 《伟大的创举》这部光辉著作中,列宁明确提出,先进生产力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尺度,是保证和巩固新社会制度不断取得胜利的 “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13]16。斯大林指出,要把苏联建成 “最富裕的社会”,要在与资本主义的较量、斗争中取得胜利,只有在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人民都过着 “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的基础上”[14],才能真正实现。

第三,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中,无论是国内战争时期推行的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实施的 “新经济政策”,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 《论合作社》中,列宁阐明了实行合作化的伟大意义,认为合作化完全实现了,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真正“站稳了脚跟”[13]773。斯大林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实行集体化”[15]就不能建成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使劳动农民摆脱贫困、愚昧。

由于种种原因,虽然苏联陷入了解体崩溃的命运,但是不可否认,列宁、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其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不容忽视。

四、中国共产党百年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矢志不渝地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同时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为使民族摆脱落后、人民摆脱贫困,展开了前无古人的开创性探索,形成了独创性的共同富裕理论成果。

(一)理论萌芽 (1921—1949年):创造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社会条件

近代以来,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落后、夜郎自大和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殖民掠夺,中国人民遭受着无情的压迫和剥削,苦不堪言。摆脱贫困、实现富裕,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大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无数仁人志士纷纷提出各自的爱国主张,试图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但无论是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抑或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正是在反复比较过程中,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走向共同富裕,必须以革命的方式首先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响应人民呼声,推动国共合作,联合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农民 “打土豪分田地”,不仅使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而且赢得了革命最终胜利的主动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如果没有有效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无法发动人民群众取得抗战的胜利,基于此,在政治上领导创建了 “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在经济上领导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实施了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制定实施了 《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土地公平合理分配,农民 “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成为现实。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处在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迎来了崭新时代,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二)初步探索 (1949—1978年):奠定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描绘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同富裕图景。1953年12月,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 “共同富裕”的概念,明确在农村当中党的最根本任务就是通过农业的改造使广大农民 “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6]。1955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由于中国比较贫穷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国家,不是 “轻而易举的事”,而要建成先进的工业国,就需要全体人民 “几十年的艰苦努力”[17]390。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正是因为有了制度的保障,毛泽东同志自信地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是共同的富……是共同的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17]495-496。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动全国人民建设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公平增进效率、效率保障公平的共同富裕理念,并在实践中探索出了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社会财富按劳分配的共同富裕模式。

(三)改革发展 (1978—2012年):确立先富带后富的中国特色共富道路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立足中国国情,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以社会主义本质论为核心,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出先富带后富的共富道路。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维度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系统阐释,提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8]373。为此,邓小平同志特意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和新的资产阶级,那就 “失败了”,真正 “走了邪路了”[18]111,并进一步将共同富裕与公有制确定为社会主义所应坚持的两条根本原则。由于 “先富”和 “共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先富”是部分、阶段、手段, “共富”是整体、过程、目的,故而共同富裕不可能同时、同速实现。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平衡,个人主客观条件存在差异,这便决定了人们的富裕程度和时间先后有差别。对此,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先富带动后富 “是一个义务”,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实践中已经充分证明 “这个路子是对的”[18]155。

20世纪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挑战和挫折,只有不断提高经济实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才能赢得人民信任和巩固执政地位。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 “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9]538。他深刻地认识到,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先进的生产关系,提出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来保障共同富裕的实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为此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有效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发展,推动全民共同富裕向前迈进。在总结党和国家历史经验后,江泽民同志提出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造性地把共同富裕理论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融合,在理论上丰富了共同富裕理论的内涵,在实践上拓宽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胡锦涛同志对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创新集中体现在科学发展观之中。如何权衡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直接关涉共同富裕能否实现。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 “效率与公平并重”,扬弃了传统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念。他还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崭新目标,认为社会和谐是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共同富裕也体现在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东中西部区域平衡发展战略,要求着力推进 “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20],保证世世代代的永续发展;高度重视 “三农”问题,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缩小城乡、区域和行业发展差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胡锦涛同志关于社会公平与和谐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新阶段对共同富裕实践探索的理论总结,对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四)守正创新 (2012年至今):开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征程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是新时代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指南,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启社会主义建设从 “部分先富”到 “共同富裕”新征程的基本遵循。第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832022年,他在参加全国两会时强调: “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2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的最新论断,首次从肯定层面明确了什么才是社会主义,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第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伴随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必须把实现共同富裕 “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2]139。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既不是西方现代化 “邪路”的翻版,也不是苏联现代化 “老路”的再版,而是一条融合共同富裕要素在内的现代化之路。第三,共同富裕是物质与精神的双富裕。新时代共同富裕要求坚持 “富口袋”与 “富脑袋”的统一,通过不断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保证人民仓廪实、衣食足,而且通过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引导人民知礼节、明荣辱。第四,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而是逐步共富。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这决定了共同富裕不可能搞所有人一致的平均主义,而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这一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22]143

综上所述,通过对共同富裕思想历史脉络的梳理和研究,可以发现,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对共同富裕的不懈探索和追求,构成了人类文明演进的逻辑主线和发展主题。纵观当下,贫富差距问题是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根本标识,也是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准。在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严峻背景下,为世界各国寻找解决难题的方法,探索出共同富裕成功道路的中国样本,理应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时代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必将沿着共同富裕康庄大道开拓前进,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解决困扰人类千百年的难题,为构建可复制可推广的共同富裕范式贡献中国力量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