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市生态环境局景东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 梁丹丹

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的两大重要科学议题和挑战，而气候变化、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成为阻碍可持续发展的三大风险源。2021年2月18日，在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到来之际，联合国环境署（UNEP）发布了首份综合报告《与自然和谐共处：应对气候、生物多样性和污染危机的科学蓝图》。该报告集成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地球观测组织（GEO）等机构最新的全球环境评估成果，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提出应对策略，旨在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环境污染三大危机，推动实现2030年议程及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实现，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及可持续发展。

一、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相辅相成

保护生物多样性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为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进行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可维持并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功能，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碳储量正相关，海洋、陆地每年固碳总量约56亿吨，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柱。预计到2050年，通过植树造林、重新造林、避免森林砍伐以及农业、牧场和森林管理等方案，全球可减少约1000亿吨碳，相当于同期化石燃料排放量的10%至20%。二是减少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利影响的活动(改变栖息地、过度采伐、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等)也有助于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例如，通过保护和在自然保护地之间建立生态廊道来应对栖息地破碎化，可提高生态系统的韧性以应对气候变化，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三是提供生物质能，并为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提供土地等。应对气候变化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影响评估、控制和适应。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可以分为累积效应和突然效应。影响评估可用于识别属性和评估脆弱性，以识别气候变化的风险来源和目标，保护和更新生态系统，以减缓气候变化，并增加生态系统碳元素，提供更稳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重要手段，通过评估传统的生态保护和恢复技术措施，可以跟踪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生态保护措施。具体可表现为：保护和恢复本地生态系统，保护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预防和控制外来物种入侵，管理稀有、受威胁和濒危物种的栖息地，降低由于极端天气事件及自然灾害带来的生态系统退化和物种灭绝的风险等。

二、生物多样性的内涵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国家主席习近平在COP15领导人峰会发表主旨讲话时，引用《荀子·天论》中的观点，将生物多样性引向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理念。宋朝张载对此做过形象阐述，“民吾胞，物吾与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说人与万物的关系是同胞关系，仁爱的人是把自己与万物平等看待的。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仅包含着朴素的生物多样性思想，而且呈现出对人的终极关怀，是一个关联世界的哲学命题，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色。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发展。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智慧，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过去十年，中国森林资源增长面积超过7000万公顷，居全球首位。中国创造性地提出并建立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这一做法成功入选联合国15个精品案例。中国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部分珍稀濒危物种种群逐步恢复，大熊猫、藏羚羊等一批珍稀动物喜提“降级”“东方宝石”朱鹮从7只增至5000余只，巧家五针松从34株野生植株发展为5000余株，长长的“成绩单”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格局与担当。

三、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增效的政策建议

（一）开展变化环境下的生态修复规划，提高自然社会生态系统抗风险能力

早期开展的生物地理区划未充分考虑人地关系，忽略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压力和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的惠益，在未来的生态修复规划中，应注意结合生物地理区划和生态功能区划。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生态修复规划需要从生态与社会要素耦合的角度，纳入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采用生物地理区划、生态功能区划相嵌套的手段，从生物地理和生态功能多个层次识别重点修复区域，识别导致生态系统退化的驱动因素，结合未来情景分析，预测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进行变化环境下未来风险的预测。此外，以往的生态修复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忽略了人类健康，生态修复规划对调节气候变化和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至关重要，应综合考虑健康因素，以避免因人类与牲畜、野生动物接触增加而引起潜在的大流行风险，实现后疫情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对人体健康与生态环境健康的协同保护

落实“一个健康”策略，保护人体健康和环境健康。生态环境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是保障人类生存安全与身心健康的基础，控制气候变化可以降低极端天气事件、水媒疾病等风险发生的频率，从而减少对人类生存安全的威胁；扭转生态系统退化有助于保障粮食和水安全，获取药材和生物遗传资源，并降低人畜共患疾病暴发的风险；减少环境污染是预防呼吸系统疾病、保障人体健康的关键。城市是极端高温、洪水、大气污染、水污染、传染病等环境危机与人体健康之间矛盾最突出的区域，预计未来20年城市将大幅扩张。各国需要加强城市规划，增强城市弹性，遵循NbS理念，既要保障人类良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需求，也要增强应对气候变化、人畜共患病频发等危机的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向低碳经济转型、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扩大绿色基础设施等，沿海城市需要进行合理规划和改造，以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海水入侵淡水系统带来的风险。

（三）多措并举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工作

“《意见》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依据。”郝海广指出，下一步应从多个方面着力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一是加强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持续提高全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认识。二是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实到各领域决策和措施中。三是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为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四是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监测调查，加大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执法，建立健全生物技术环境安全评估与监管技术支撑体系。五是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保护前提下科学合理、规范、利用生物资源，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四）共同设立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治理制度

今年10月将在昆明举行的主题为“生态文明：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是联合国首次召开关于生态文明问题的全球会议，表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重要性。中国将继续大力支持多边生物多样性治理制度，与认真履行东道国义务的各方分享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做法和经验，鼓励私营部门、民间社会、非营利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发挥更大作用，并与各方合作，促进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圆满成功，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缔约方会议第十五届会议将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框架”)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重要战略规划文件，作为会议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并制定今后十年或更长时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计划。中国将与各方合作，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相关的执行和保障机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中方将与各方合作，在公开、透明和党派导向原则的基础上，推动国际社会全面讨论和磋商，努力扩大共识，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注入新的动力，推动2020年后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局面。

（五）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介绍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迈向二世纪目标的宏伟蓝图，并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共十九大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远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联合研究中进一步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化，负责推进物质文明和文明建设生物多样性，为生产和生活、健康和安全的生态环境、独特的自然景观等提供丰富多样的需求，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地球社区的血液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国际园艺博览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首脑会议和第十五届缔约方会议领导人峰会上反复强调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并采取了"共同建设地球上的生命共同体“建设美好和谐的家园”等举措，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宣言体现了中共中央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委员会的重要决策，完全符合建设和谐美好家园的要求，明确了在新的发展阶段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任务，我们必须充分、准确、全面地落实新的发展理念，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不断促进生物多样性的高质量发展，坚持优先重视养护、保护和自然恢复，不断增强生态系统的复原力。

（六）坚持夯实基础，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必须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体系，提高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要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监管制度，研究推进野生动物保护、渔业、湿地保护、自然保护地、森林、野生植物保护等领域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工作，各地可因地制宜出台相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地方性法规。健全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健全生物多样性损害鉴定评估方法和工作机制，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制度，加大执法和监督检查力度，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的行为和整治情况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持续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非法猎捕、采集、运输、交易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等违法犯罪行为。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十年规划，加快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网络，完善生物多样性评估体系，开展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发挥各级政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建立健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长效机制。

（七）提供中国特色“法治方案”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中国也在法治层面积极贡献着中国智慧。秦天宝表示，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方案”。首先，在法律理念方面，中国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事实上是用更为先进、更符合中国特色甚至对各国有启发意义的思想来引领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次，从中国法律和相关政策的关系来看，二者相互扶持、相互配合。秦天宝介绍，中国很早就出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等纲领性、战略性、规划性文件，以此来指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特别是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大特色，除综合性立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以外，生物安全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草原法、森林法等相关法律都强调对生物多样性的体系化保护，这说明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体系已较为完善。此外，中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司法保障在国际上也较为先进。

四、结束语

我国近些年来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诸如，倡导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维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念，组织全国各省份编制“三线一单”，开展自然资源资产清查与核算工作，尝试将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价值纳入国民核算体系，建设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家创新示范区，打造在社会、经济和环境维度上特色高效的可持续发展范本。基于国家可持续发展需求，我国科研工作者要注重科学研究对决策的支撑，加强与国际生态社会系统研究动态和议程的衔接，结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