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佛禅诗的成因与风格体现
2022-12-28刘国伟
武夷学院学报 2022年4期
刘国伟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佛教一经外域传入中国,就与文人士子的心理产生呼应,随即冥合。魏晋南北朝之间,禅院森布已颇为多见,到李唐一代,佛教益显炽盛,较前朝实有过之。佛教在中国由微到著,是与本土哲学相互吸收扬抑,两相交涉发展来的,“佛教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有某些相似之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1]佛教流布中土,它与中国传统思想,尤与道家哲学接触紧密,诞生禅宗,其所包揽,宏罗万象。它虽与本土儒、道两家分归不同支属,实已杂糅互包,渐成合流之势。古人在接受传统教育时,除受到儒、道思想之启蒙发覆外,不可避免地,还会接纳释教之长期涵濡。
白居易生活在佛教传布流行的唐朝,意识里既尊儒爱君,胸有济世拯民的“兼济”之志,又不免崇佛重道,怀藏清虚无为的“独善”之心。进而察之可发现,他既有市井百姓的俗调,又具文人士大夫的雅志。说其俗,是因他谨奉儒家“中庸”之道为准绳,素心庸常,绝少越规矩而行事。白居易有意避开当政者之锋芒,即使身为谏官时,也是采取“诗谏”这一敦厚的方式,隐曲表达政见,可知他立身处事但求平安无危,因此难免不落入庸俗。说其雅,是因他身居封建士大夫阶位,月领官俸,结交名贵,属典型的儒士雅人,且又擅吟诗赋对,作诗联句自有主张,因此不可谓不雅。正因俗与雅并集一身,白居易的处世情怀,往往随时而迁,居天子之侧则庄雅,处市井之陋则庸俗,后来他更在二者之间,觅得“中隐”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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