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晨曦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201418）

1 余秋雨散文作品《文化苦旅》《千年一叹》简介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在近二三十年来引起了不俗的反响，但大家对于其文化散文的创作评价不一，甚至产生了“余秋雨现象”，一段时间内“鲜花与板砖齐飞”。但这并不能抹去其文化散文在文学层面促进了世界和中国内部彼此认知、理解这一事实。以下从文化传播视角出发，对其文学意义进行浅析，对当代作家余秋雨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文学力量作简要探索。

《文化苦旅》分为四个部分（“如梦起点”“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秋雨文化散文的书写将士子风格、学者哲思相融合，兼具首创性和哲学高度，在当代语境中为世界品悟中华文明提供文学平台，降低了传统人文科普的门槛，使得“诗国”的风土人文在诗意中浸染，苦痛与荣耀都化入咏叹。关注度最高的作品是《道士塔》《抱愧山西》《风雨天一阁》等。该文对《文化苦旅》的分析将集中于国内文化传播场域，与国外传播相照应，选取名篇《抱愧山西》进行分析。

余秋雨于世纪之交跋涉四万公里西出欧亚，以日记散文的形式写成《千年一叹》，从文明延续和发展角度观瞻伊斯兰文明、两河文明、阿拉伯文明等的起伏衰落，从中洞察中华文明生命力所在。该文以《中国有茶吗》一文为代表进行分析，重点在于中华文明形象的民间传播与艺术留白。

2 余秋雨文化散文中的“发现”主题

科学家们注重人类“往何处而去”的物质走向，相比之下文学家们多关注人类“从何处而来”的精神母题。在人类历史文明长轴上的“发现”也就作为一种“找回”，构成了秋雨文化散文中对昔日辉煌的发掘与淘洗，使得失落的过往在世界的目光下重新熠熠生辉。

《抱愧山西》便是如此一例。讲述了余秋雨游历山西时，通过个人的实地探究，发现“直到本世纪初（20世纪），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从客观上，推翻了先前对山西“封闭”“贫穷”的固有印象，追溯山西巨商的金融帝国及强大影响力，梳理了晋商畅行天下的因素；通过一段暗斗轶事，在感性上勾勒出多元真实的晋商人格，具化晋商的群像，塑造了非典型化的人物，最终分析了近代晋商破败的历史原因。其行文逻辑条理清晰，论证翔实，论述客观且不乏真挚情感抒发，着力刻画了探究晋商往事前后的心灵震撼与视角转变，带领读者完成了对晋商斑驳金迹的探寻与“发现”。贯穿全文的民歌《走西口》体现大众对山西的原始印象，也是叙述转折中多元解读的对象。寥寥几笔，道尽了对晋文化扩展，晋商发迹、成名、落魄的不忍与悲怆。“什么叫做富贵？ ”原来晋商大贾的天文家产与海内声誉，是那几代人一世的追逐与维系。

余秋雨在大量的查证与考察中为世界观众展示了相对完整的中国近代巨贾风采，《抱愧山西》，也成了山西人回味祖辈历史的文学盛宴，从字里行间看到往日的流光溢彩，鲜衣怒马，万丈高楼，平地再起，表里山河仍在。从好奇到震撼，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发现”，无疑发现了中华文明以农耕为主的朴实生命延续中极具进取力量的实业精神，为当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弘扬新时代商业精神翻找出良好的范本。

《千年一叹》中收录的《中国有茶吗》记叙了余秋雨在国外探访伊斯兰文明时一件“失语”的趣事：伊拉克当地的清真寺主管盛情款待一行人，高度赞扬中国文明——“世界上最有文化的国家，一是伊拉克，二是中国”，招呼用茶时问道：“你们中国，有茶吗？ ”

主管提问后，文章戛然而止——“我们假装没有听见，把脸转向窗外的云天”。彼时彼刻几分无奈，若许心酸。与《抱愧山西》不同，《中国有茶吗》没有着力描写“被失语”的落寞心理，而是通过尽量客观的描述，将答无可答的无奈化入无止境的留白，供读者体味。这份未“被发现”是否也昭示了中华文明传播、文化传播的“千年一叹”？

无疑，这与山西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失语”类似——中国文明在近代的起伏中颠沛流离、浴血重生，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语境下被迫成了“古旧厚重的昔日帝国”，一路追赶世界的脚步，错过了无数向外传播文化的契机。风韵犹存，但荣光不再。同是短暂的缺席，也都伴随着沉重的损失。这份“发现”与“找寻”是余秋雨主动探求、积极找寻中的洞察所在，无论是找回还是被忘记，余秋雨的苦旅的哲学意味也在于，人类文明在记忆的坐标上衡量生命力，后代生发出姹紫嫣红，却可能遗落了元典，通过“再发现”完成找回。

而在“失语”与“发现”“找回”之间，余秋雨的旅程“苦”在对人类文明的苦难的体察，对文化传承传播的“居安思危”，历史的悲剧意识，以及由其士子情怀而生发出的探求理想往昔的苦诚姿态[1]。

3 余秋雨散文的气脉底蕴

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言：“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清新舒展，纯朴自然；钱钟书先生的散文用字精绝，隽永深长。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多以中外人文风物、山川自然为基础，通过抒发自身游历的感悟体验，叙事与抒情融合，以文明、民族等宏大题材构建文化主题，用词考究，言约意丰。行文具有以下特点。

（1）词句精致，余韵悠长。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字字珠玑，用词考究，善以精辟凝练的短句并列，长句论述蕴藉哲思，论证充分且句式多样。

（2）洞察深刻，视角灵活。第一、三人称视角最为常见，辅助作者将叙事、议论与抒情巧妙结合，将胸中块垒化入清丽文字，遁入笔尖，士子之怀，澄澈知底。

（3）文化自信，理性审视。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中，随处可见对中华文明得失的反思与跨文明、跨文化之间的互鉴互进，将单个文明放在世界视阈内定位、联络，发现更多解读的可能性。冷成金（1995）提到，余秋雨曾表明他的文化态度有以下四点：一是以人类历史为价值坐标去对待各种文化现象；二是关注处于隐蔽状态的文化（如晋商文化等）；三是诚实的理性；四是关注群体人格（如中国传统士子文化品格等）。独到而丰厚，具有全球视角的宏大广博，其文化定位本身具有不俗的价值，在当代文学抒发中可谓独树一帜。

但余秋雨的笔调不局限于穿透沧桑，其内容也不局限于对于区域性整体文明的感佩，与其早年的国内书写有所不同的是2013年出版的《吾家小史》，是余秋雨对自己及家族从何处来的探索和归去，以陌生化的上帝视角描述家族的婚配（如《朱家小姐》）与亲友在时局之下的生命飘转（如《那天下雨》），力图超越情感偏向，对家族的发展进行客观的访谈，以期见微知著，看到一个江南家庭现实的困境与不绝的生机。这些往事像是他从世界归来再看自己的来处，多一种万物为之作注的深长的悠然。探索过主要人类文明的他在看自己的生长，温柔而庄重，这样多维度的书写使得余秋雨的文化视角更为健全，从上而下地发现了历史的“尘埃”与家族之上的“大山”，为其早年间周遍的观察增补了一些细腻而具体的鲜活注脚。由此在他笔下，华夏民族、中国宗教与传统家族所代表的君权、教权、父权多个层面获得了全方位的展露，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石和社会组织元素在文学抒发中轮廓渐明，传统社会的运行方式也清晰起来，内外结合，有所超脱，其文化散文较为全面地展示中华文化典型框架。

4 文化散文与文化传播

重见余秋雨，不仅仅因为他的创作对于中国当代文化散文具有重大意义，更是其在世纪之交展现出的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文化洞察力。深入探访他国文明（如《文化苦旅》和《千年一叹》），重新发现中华大地上近现代略显失语的故土（如《抱愧山西》），具有突破性的表白，他的创作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关注，以笔调的流利，以言语的深沉。在“世界之旅”的部分，展示了唯一延续至今的古文明，以及对历史周期和以民族为单位的人事剧变的深刻洞察。

诚然，余秋雨的某些作品在人文常识上有误漏，赵芳璇（2012）提到，评论家们对其的批判集中在“文化创作”和“文化人格”这两方面[2]。抛去可能的商业化抹黑和部分“踩高捧低”的非正常炒作，余秋雨仍旧获得了海内外对于文明“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的赞誉。也正如余秋雨本人强调的一样，他所撰写的从来不是“学术散文”[3]，而是个人于大时代大历史大文明的基于自身体验的洞察“苦旅”。王尧（2000）曾精炼地概括道：余秋雨散文的三个要素或内在结构就是:有悟性的文人,封存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并完成了知识分子话语的转换。[4]

第一，徜徉世界方知中国全貌。余秋雨对世界共性的解读巧妙地以文明、文化、文学、宗教等具有共性、共情门槛相对较低的载体为基础，从书写这些人类发展的必要养分出发，简单勾勒一个令民族频频回顾的历史光谱，在共性上彰显个性，惺惺相惜、心手相连。其文字的现实意义也在于，在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个人与个人之间和现实的“失和”中，提醒人们脚下这一片热土，正是祖先们相互扶持、共同耕耘的金色土地，这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谋而合。从文明的角度，将历史的比例尺变小，看“我们”与“他们”的异同，在跨文化传播中，他的笔调没有西方媒体话语的对立和偏见，而是理性剖析文明兴替的机理，他向欧亚地区文明的探求更像是新世纪中国人对外界迟来的出走与造访，用脚步丈量文明间的距离，在世界文明之中，看到自己来处的光华与苦难，这样的前行与内省，丰富了他对中华文明的解读涵义。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使得中华近代之前强大的话语能力、鲜明的存在感得到了更为感性和具象的论证。同时，以散文的形式为旅行作传，在他的笔下，引领世界读者从自古以来喜闻乐见的生活常用品中发现中国元素，不仅仅要重塑中国在世界民众前的现代化形象，还可以凭借（多语）文化散文等平易生动的文学传播，看到在世界范围内，中华文明作为积极的建设者，参与了那些人类群星闪耀时和元典文明的构筑。

在跨文化交流中，一些轶事也暴露出近现代中华文明传播失语的隐患。面对认为“中国和伊拉克是世界上最有文化的两个国家”的伊拉克人询问“中国有茶吗？”，余秋雨一行人将目光投向窗外。可以看到世界人民对“神秘”中国好奇而复杂的张望，中国已经抽象化为一个博大精深的符号，被遥遥仰望——不甚清晰，但足够伟大。可见国际民间对于中国的传统印象仍待改进、细化。

第二，“中国之旅”塑造文化自信，余秋雨对中华文明即时思考，反思式感发，以亲身经历和个人积累为基础，向历史深处投去目光。在世界的经纬上，寻找祖先的坐标，无论名为“契丹”还是“秦汉”，中华文明早已在千年之前名扬海外，余迹犹存，等待千年之后的认回；在中国的纵横中，探求那些颠簸中失落的话语，余秋雨“苦旅”有得，凭借文化散文强大的影响力，吸引了国内外的对视、国内各区域的互相发现与认知，著述和演讲相结合，吸引了世界范围内有志于从事文化交际、文化传播研究的学者。联合国中文组组长何勇评价说：“余秋雨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功不可没……他当之无愧是引领读者泛舟世界文明长河的引路人。”对内的上下求索和新世纪走出国门的探寻，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视角上的首创性对于国内外读者而言，足够震撼；在跨文化交际领域，笔下勾勒的中华文明亦足够迷人。

在世纪之交，在华语文学界获得了巨大反响的“秋雨散文”，实际上是余秋雨文化散文蕴含的文化反思，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敲醒了大家半休眠的文化意识”，对于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而言，奉献了巨大的现实意义，他的作品不仅从台湾的文化界逐级渗透到了大学、中学、小学，使年轻一代对于自己的民族有了更多的思考，而且还“跨越两岸三地与海外”，其代表作《文化苦旅》先后加印11 次，成为中国“印刷量最大的现代文化书籍”，引发了整个华人世界“庞大的回响”。从异域看我们的来处，这是秋雨文化散文的独特价值，对共同的文明血脉的认可，使得两岸人民深藏心底的文化自信得到了文史的双重认证，这无疑是一种久远而光荣的“找回”，以“发现”的笔触，也在世界的罗盘、历史的坐标上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重熔一体、傲然于世界之林找寻了强大的文化支撑。余秋雨对于文明层面展开经验探索，通过游历过程中的人文山水思考中华文明的生存状态，落诸笔端，成为中华文化复兴、“文化强国”建设与新时代国际形象建设的有益尝试。

目前，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文明交流、文化互鉴、文学传播等层面的探索正处在腾飞之前的酝酿期，当今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从成功的文化散文写作中汲取经验，面向新时代传播需求、面向国内外读者、面向文化强国建设，秉持和衷共济的文明视角，抒发属于本时代的文明体察。从文化散文入手，以“发现”失落的伟大为思路，软传播生动有趣、健康活泼、丰富真实的中国形象，构建“亲诚惠容”的大国文化传播文学，势在必行。同时，在全媒体时代，在线上生活深刻塑造现实的当代，彰显富有中华本色、华夏气派的文明与语言文学更应成为当代中国国际形象建设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资源开发方式。在秋雨散文中，通过实地考察和感性认知，从发掘文明价值的独特视角，找寻当代中华文明传播的源头活水,在世界语境中收获认同。但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写作也并非毫无瑕疵，如王兆胜（2008）认为，余秋雨散文中过多地使用西方视角评价中华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意蕴解读有缺陷。这一点值得当代创作者注意，如何在世界文化视野，以充足昂扬的文化自信、真实准确的知识基础，向世界宣介中国风格。

秋雨散文冷峻的理性和充沛的人文意识关注民族文化品格的重建[5]，其观察世界的理性视角，对外以尊重关切的目光关照每一个文明的周期和得失，以“旁观”的姿态获取事实；对内力求尽可能全面地体认中华民族文化人格,并且已经在批判、比照中呼唤“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6]，体现具有大国气派的文化意识与文明担当。从秋雨散文的洞察中举一反三，希冀当代作家更多通过亲身探访、文学抒发，“走出去”与“迎进来”并重，以“苦旅”为舟，载满对人类文明的敬畏，落于笔端，谦和有礼，让“世界睁眼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