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建伟

（齐齐哈尔大学，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元末统治黑暗腐败，刘基弃官归隐，发愤著书，寓言散文集《郁离子》横空出世。刘基《郁离子》寓理于形象生动的描绘之中，继承了前人寓言艺术的优良传统，涵今茹古，将这些笔触指向社会现实，讽刺时风，抨击朝政，浅显易懂，意蕴深刻，值得深入品鉴。对于《郁离子》的研究，众多学者基于《郁离子》原典主要围绕《郁离子》成书时间、书名的释义、治国理政思想、经世致用理念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创造性阐释①相关代表性研究主要有程念祺《〈郁离子〉成书当在明初》、胡岩林《〈郁离子〉一书考释》、晁中辰《刘基〈郁离子〉书名探源》、容肇祖《刘基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政治观点》、吕景琳《论刘基的民本思想》、郝兆矩《略论刘基的政治思想》、吴申元《刘基经济思想浅论》、蒋伟煌《论刘基〈郁离子〉中的经济思想》，张宏敏《刘基〈郁离子〉：百年钩沉 百年评断》等。。本文在前辈学人《郁离子》百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深入阅读《郁离子》传世原典，从《郁离子》以寓言的方式反应民本、德刑并举互济、量才而用尽其职的为政思想，遵循经济规律、诚信为本、重视货币管理的经济思想；以农为本、固守职业、听民自为、宏观调控、天地之盗的农业思想，重视用兵之道、兵农合一、以德治军、好战必亡的军事思想等四个维度来对《郁离子》进行主要思想管窥和阐释。

一、为政思想

1.民本思想

刘基生活在元末明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有感于异常残酷的社会现状，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刘基对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形成他“养民”的民本思想。吕景琳较早研究刘基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刘基“对农民的举动产生了深切的谅解和同情”构成了刘基“民本主义思想的最坚实的基础”[1]。

刘基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仁政爱民思想，在《郁离子·道术》中指出“先王之养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恶”①本文有关《郁离子》的引文均出自魏建猷、萧善芗点校《郁离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下文不再注明。，强调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在《郁离子·抟沙》篇中指出，“民犹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抟而聚之耳”，将百姓比喻为沙子，认为凝聚民心就要像抟沙子一样，强调团结好人民群众的重要意义。在《郁离子·灵邱丈人》中，刘基又以养蜂者为例，循序渐进地说明了对于人民大众不能只知道索取和掠夺，压榨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而应该在合适的时间让人民能够休养生息。无休无止地剥削百姓，只会伤害人民大众生产生活的积极性，甚至会动摇统治根基，被人民推翻。

2.德刑并举，德刑互济

以德治国是仁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基一直提倡以德治国，但是如果想要将一个国家治理好，单纯依靠道德约束是不行的，故而刘基提倡治理国家要德刑并举，德刑互济。

刘基主张待民宽仁，但并不废刑。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严明法纪与惠爱百姓是可以统一的。刘基认为，应该立法为民，宽仁为政，但是与此同时，应该严峻刑罚。《郁离子·刑赦》说：“制刑，期于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则死者鲜矣。”这就是说统治者制定刑律，为的是使百姓害怕，刑律一旦制定出来，就必须严格遵守实行，百姓知道违犯刑律就必定会被处死，以此起到震慑作用，这样因触犯法律而死的人就会少了。在治吏方面，刘基主张重刑治吏，严峻刑罚，完善监督制度，增强对官员的威慑性。不仅要依靠朝廷的考核和官员的自身修养来约束，也要通过法律的权威来震慑他们。刘基德刑并举、德刑互济的法治思想，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社会生产逐渐恢复活力，各级官员清廉正直，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3.量才而用，人尽其职

《郁离子》以《千里马》作为开篇，是颇有深意的。“千里马”比喻人才难得，他用“马则良矣，然非冀产也”来表达对元朝统治者通过种族、地域来选拔人才的不当方式的强烈愤慨之情。刘基认为，能否任用贤能之人，是关系到江山社稷兴衰的大事。毕英春就从治国与人才的关系的角度解读《郁离子·千里马》，认为：“马尽其用，王师可胜；人政亦然，人政兴，人尽其用，国强民安。”[2]认识人才应该着重考察他的道德品质和个人能力，并且注重实践的重要性，只有在赴任的岗位上做得好，得到百姓的认可，才符合优秀人才选拔任用的标准。

在《郁离子·使贪》中，刘基通过魏武侯重新重用吴起的例子来说明人才所系，国之安危，对于那些才能卓越不凡的人，不应拘泥某些常规束缚，而应大胆重用，使人才享有优厚的待遇，以此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如此做法，利国利民，功莫大焉。统治者应该充分地信任人才，给予他们充分发挥才能的空间，用人不疑，将使用人才和培养人才结合到一起，善用人才，教其所不知，引其所不能，让人才感受到尊重和信任，才能得到人才的忠心。如果对人才过分挑剔，要求完美，不能设身处地考虑人才所需所想，必然造成离心离德，最终造成人才流失的严重后果。在《郁离子·鲁般》中，他以修建房屋为例，说“不束椽以为楹，不斫柱以为椽”，指出对于人才的任用要尊重每个个体的差异性，充分了解人才的优缺点，扬长避短，量才而用，物尽其用，人尽其职。

二、经济思想

1.遵循经济规律，诚信为本

商业行为有着一定的经济规律，从事商业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商业活动遵循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才能获取收益。《郁离子·蹶叔三悔》中，蹶叔“商于汶上，必相货之急于时者趋之，无所往而不与人争，比得而趋者毕至，辄不获市”。蹶叔过度自信，总是违背经济规律，并从不听别人的劝告。在汶上经商，不能抓住时机，导致他一直都没有特别好的行市。朋友劝告他“收人所不争，时来利必倍”，但蹶叔一直都不放在心上，不听劝告，所以一直都特别贫穷。蹶叔的做法违反了经济规律，犯了经商的大忌。刘基认为，商业行为有其内在的规律，如果想要得到较好的经济收益，一定要符合规律办事。

《郁离子·捕鼠》中，赵人家里老鼠成灾，到中山国求猫，但是猫到来以后，不光把老鼠吃光了，也把鸡都吃掉了。孩子不懂这种情况，想要将猫驱逐走，他的父亲苦口婆心地劝告他，老鼠偷走家里的粮食，损坏身上穿的衣服，在墙壁上打洞，把器具损坏，那样家里人就会挨饿受冻。但是没有了鸡，家里只是会少一点吃食，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距离挨饿受冻还很遥远。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凡事有利也有弊，经商也不例外，要遵循经济规律，权衡利弊。

此外，刘基还谈到经商要遵守商业道德，讲究诚信。《郁离子·虞孚》中，虞孚从计然先生处学会种漆的技术，但是利欲熏心，不讲诚信，以次充好，将漆叶煮成膏混在漆里，吴侩怀疑漆弄虚作假，推迟取货，掺杂了漆叶的假漆都坏掉，虞孚血本无归，成为乞丐，客死他乡。刘基认为，诚信是商人的立身之本，如果商人唯利是图，不遵守商业道德，见利忘义，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弄虚作假，最终就会招致恶果。在《郁离子·贾人》中刘基就讲述了一个不讲诚信的济阴商人落水而亡的寓言故事。这位济阴商人第一次渡河时船沉落入水中，他答应施救的船家赠与百金表达感谢，然而当渔者将他搭救上岸以后，却立马换了嘴脸，只给了船家十金，而且勃然作色，说渔者不知足。当他再次落水，碰巧又遇到渔者，但是因为上次的失信行为，渔者并没有伸出援助之手，最后商人在河里淹死，自食恶果。

2.货币管理

货币对于社会发展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再重要的东西，都应该有数量限制。元朝，凭借着强大的武力不断向外进行扩张，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庞大帝国。统治者发行了大量的纸币，通过容易携带的纸币将沉重的军用物资搬运到了战争前线，可以说纸币为了元朝打下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后期，元朝政府日益腐败，错误地估计了经济形势，印制了大量的纸币，远远超过了市场所能够承受的货币流通数量。滥发纸币导致严重贬值，犹如熊熊烈火，一发而不可收拾地烧毁了元朝的统治。

刘基认为，铸造的钱币只有通过君主的权力才能够在市面上进行流通。在他看来，货币只是法制的产物，只有通过国家政权才能够维系货币的流通。这是他的思想的局限性，这种观念否定了货币本身也是一般等价物，具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割裂了货币同商品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认识到货币是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于刘基货币认识的局限性，吴申元有较为充分的阐释，他认为刘基的货币思想是“一种名目主义的货币论”，“从理论上是错误的，无视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3]。

此外，刘基也谈论了人们对货币应有的态度问题，即去奢尚简。在《郁离子·贪利贪德辩》中刘基阐述了人们因贪婪而招致的恶果，“匹夫贪以亡其身，卿大夫贪以亡其家，邦君贪以亡其国与天下”。百姓因为贪婪丢掉性命，士大夫因为贪婪毁掉家族仕途，君王因为贪婪失去天下。刘基认为真正的君子，应该“贪德”而不是“贪财”。

三、农业思想

1.以农为本

刘基认为，农耕是国家根本，农业生产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在《郁离子·好禽谏》中，卫懿公好玩禽兽，不听宁子良言劝导，百姓迎合卫懿公偏好，致使卫国好抵角的牛比耕牛的价格要高出几十倍，放牛的百姓纷纷放弃农耕而训练牛抵角，农官都难以禁止，在这样的情形下，根本难以抵御外敌的入侵，最后身死国灭。刘基通过这个寓言来告诫统治者，一定要关注农耕，不能贪图享乐，以欲妨民，否则就会天下大乱，陷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刘基认为农耕与兵战同等重要。在《郁离子·祛蔽》中，刘基借瓠里子之口说出“不足，则农无以为卫；农不足，则兵无以为食，兵之与农犹足与手，不可以独无也”。他认为，执掌国政的人须依靠农耕和兵战，治国之道在于均衡，考虑问题须要周全，不可偏颇。切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倘若顾此失彼，厚此薄彼，必将捉襟见肘，弊端百出。

以农为本思想还体现在刘基提倡养民保民、轻徭薄赋。《郁离子·芈叔课最》通过讲述楚王听从孙叔敖建议，罢免芈叔，减轻百姓赋税，三年后称霸诸侯的故事，来劝勉统治者不应该急功近利，为了个人的权力和荣辱，置百姓疾苦于不顾，而应重民养民、轻徭薄赋，正视民间疾苦，赢得百姓的信赖。

2.固守职业

刘基提倡世农不要轻易地离开土地，受外界影响，舍弃自己的本行。《荀子·修身》“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可谓对刘基这一思想的完美诠释。在《郁离子·世农易业》中，刘基以狐邱农民世代务农，但却总是羡慕贵族车夫衣着华丽，于是离开土地，最终无家可归，饿死在路途中的悲惨故事，来告诫读者不要轻易更换职业，人应该以踏实勤劳为本，不能不切实际地追求过高过远的目标，意志不坚定，喜好不专一，以致废弃本业，一事无成。在《郁离子·鄙人学盖》中，刘基又用郑人多次更换职业，最终却一事无成，巧妙地说明应该掌握一门独到的手艺，精益求精，学会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以不变应万变。做任何事情，都要把目光放得长远一点，坚持到底，不能急功近利，看到一点情况变化就轻易放弃目标，那样就会像郑人那样，到老也一事无成。

3.听民自为与宏观调控

《郁离子·重禁》中，刘基指出：“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数者可也。”衣食之类的物品不应该出现在天下的限制之中，国家不应该垄断百姓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与流通，应该全面放开，允许民间进行自由经营。对于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国家应该及时出手，将宏观调控与听民自为相结合，以促进其正常发展，让它们更加充足，能够满足人民所需。刘基主张国家参与社会的治理，把自主经营与国家必要的管理结合在一起，将国家权益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结合，让国家参与管理与百姓自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4.天地之盗

“天地之盗”思想来源于《郁离子·天地之盗》：“人，天地之盗也。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惟圣人为能知盗，执其权，用其力，攘其功，而归诸己，非徒发其藏，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执其权，用其力；而遏其机，逆其气，暴夭其生息，使天地无所施其功。则其出也匮，而佃矣。”天地之盗可以分为圣人之盗和庶人之盗。圣人之盗符合天时地利人和，因而风调雨顺，自给自足，物品充盈；庶人之盗应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根本遵循，合情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发挥主观能动性，维持生态平衡。

天地之盗是刘基农业思想中最富有特色的地方，他认为农业是人类向自然界索取财富的重要途径。大自然不禁止人们索取，但是他认为只有德才兼备的人了解如何从中获得，权衡好利弊，合理利用。所以，刘基告诫人们，“惟天地之善生而后能容焉，非圣人之善盗，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则物尽而藏竭，天地亦无如之何矣。是故天地之盗息，而人之盗起，不极不止也”。人类所拥有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毫无节制地索取，必将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业生态环境，更有甚者会引发社会动乱。俞美玉对于刘基农业思想有较为全面的研究，他认为刘基农业思想中“提出轻敛薄赋、重民养民以及关乎百姓衣食的农业，应遵循国家必要的管理与听民自为结合起来，都是‘天地之盗’思想具体而微的体现”[4]。

四、军事思想

1.用兵之道

用兵之道，以计为首。在《郁离子·多疑不如独决》中，无支祈与河伯大战，无支祈“以天吴为元帅，相抑氏副之，江疑乘云，列缺御雷，泰逢起风，薄号行雨，蛟、鼍、鳄、鲮激波涛，而前驱者三百朋”，场面非常气派，俨然是威武之师。但是最终河伯却大胜无支祈，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神话。究其根本，河伯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他采用了灵姑胥的正确用兵之道——“赑屃之冥冥，不可以智诱威胁而谋激也，而其志有必至，破之必矣”。无支祈的元帅天吴八头八足，副帅相抑氏也有九头，头多则心力分散，难以集中精力，再加上云、雷、风、雨助攻队，各行其是，各逞其能。这正是用兵作战之大忌。而河伯的元帅赑屃虽然没有三头六臂，但他专默精诚，率领部下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步调一致，结果以小胜大。这与《郁离子·主一不乱》讲述屠龙子与都黎下棋故事阐发的“四海之民听于一君则定，百万之师听于一将则胜。”不谋而合。

刘基强调用兵之道在于统一号令，上下一心，步调一致，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是好理解的，常言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要做大事成大业就要有统一的行动，统一的行动来源于统一的思想，想要战场上所向披靡、百战不殆，将士就要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政令不一、政出多门、各自为政，就会导致思想混乱，执行者无从入手，不战自败。在处理帅与士的关系上，刘基主张士兵应该不断地增强作战能力，将军与士兵的关系应通过忠诚纽带去维系，要加强赏罚从而使士兵对将军有畏惧之情，这显然忽视了注重培养士兵的家国情怀，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对于刘基用兵之道的研究，俞美玉已形成《刘基军事思想研究》的温州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在《刘基用兵之道》一文中，俞美玉从“刘基战争观即诛暴止杀、保民卫国，用兵之道核心即仁德为本、省敌者昌，用兵之道关键即帅在明一，用兵之道法门即智之用百，用兵之道运行保障即养兵与卫农并举”[5]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释，对我们学习研究刘基军事思想、用兵之道具有指导借鉴意义。

2.寓兵于农，兵农合一

刘基异常推崇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制度，这是在他看到元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全国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地涌现多支起义军，互不相让，连年征战，劳民伤财后而得出的结论。寓兵于农就是：农忙时候，将士们卸甲耕田，生产粮食作物，为打仗准备口粮；农闲时节，由政府进行组织，进行练兵。刘基认为，应该实行兵农结合的制度，兵与农是辩证的存在关系，兵与农就像人的手足一样，不可分割。重兵轻农，有手无足。重农轻兵，有足无手。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制度不仅能保证农业生产，而且能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如果只是在发生战争时候临时招募士兵，就难以保证兵源质量，临时组建的人员纪律松散，难以去抵抗外敌入侵，反而会害了老百姓。

刘基《郁离子》军事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治军之道在于均衡，考虑问题应该有一种全局的眼光，不能一头重，一头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厚此薄彼，必将弊端百出，后患无穷。

3.治军以德取胜

刘基认为，治军同治国一样，都要以德取胜。《郁离子·公孙无人》强调：“太上以德，其次以政，其下以财。德久则怀，政驰则散，财尽则离。故德者主也，政者佐也，财者使也。致君子莫如德，致小人莫如财，可以君子可以小人，则道之以政。引其善而遏其恶，圣人兼此三者而弗颠其本末，则天下之民无不聚矣。”刘基认为，为政同军事之间的关系，不应该割裂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军事战争是统治的延续，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军事战争是完成统治任务的一种手段，是流血的政治。想要赢取军事战争的最终胜利，不能单纯地依靠武力，而是应该用德治。但对违反军纪的行为，刘基主张严惩不贷。这一点从他辅佐朱元璋同陈友谅进行的鄱阳湖水战的一个插曲看出端倪。陈友谅发兵攻打安庆，朱元璋处于不利的地位，守将赵仲中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弃城逃跑。刘基就此事分析战情，认为应对违反军令的人严惩不贷，哪怕是亲信也不应该得到赦免，他规劝朱元璋应该果断处斩赵仲中以严明军纪，这样才能稳定军心，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4.好战必亡

连年征战，生灵涂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于这种社会现状，刘基反复强调好战必亡。商纣王倒行逆施，牧野之战，臣民纷纷倒戈；隋炀帝时期，皇帝整日寻欢作乐，不顾民间疾苦，多次发动战争，祸起萧墙，这很好地说明好战必亡的道理。他告诫统治者，兵器是害人性命的凶器，战争是违背德治的暴力行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能去运用这种方式。发动战争就像是玩火一样，恃强好战，用兵不止，总有一天会自我灭亡。

刘基对于那些被迫卷入战争的百姓持有同情的态度。他认为，百姓属于弱势群体，统治者应该爱民如子，为官者要体恤百姓。《郁离子·灵丘丈人》中，刘基以灵丘丈人养蜂“园有庐，庐有守”，“视其生息，调其暄寒，巩其架构，时其墐发”而“其富比封君焉”，与丈人儿子养蜂“庐不葺，污秽不治，燥湿不调，启闭无节，居处臲卼，出入障碍”而“凉凉也哉”对比，提出如果统治者不能体恤民间疾苦，人民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沃土，虽然表面上人民没有说什么，但是怨气长期积累于心中，官逼民反，百姓走投无路，只能铤而走险。

刘基发愤所著的寓言散文集《郁离子》集中反映了刘基为政思想、经济思想、农业思想、军事思想。《郁离子》寓意深刻，语言生动，故事形象，短小精悍，针砭时弊，不仅为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后世人的行为规范提供了很多可以深思的典故，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