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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伤寒学派快速发展之成因探析❋

2022-12-27杨金萍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2年1期
关键词:医书活人医家

孟 玺, 季 强, 杨金萍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 济南 250355)

伤寒学派在中医流派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被学界称为“宋金以前伤寒八家”的王叔和、孙思邈、韩祗和、朱肱、庞安时、许叔微、郭雍、成无己8人,有6人生活在两宋时期(成无己虽习惯被称为金人,但其生活地区入金时成氏已过耳顺之年)。有关《伤寒论》的著作种类在两宋时期也与日俱增,宋代319年间有关《伤寒论》的研究著作共有86种,而宋以前的741年间有关著作只有15种[1]。可见《伤寒论》在两宋时期较前代更受重视,伤寒学派得到更快速发展。现通过对两宋政治社会生活等内容进行分析,以期探求两宋时期伤寒学派快速发展之成因。

1 校正医书局的校勘

校正医书局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8月,由官方专设的以编校、刊行中医书籍为目的的临时性医籍校正机构。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12年间先后有13位官员参与编校医籍11部[2],其中便包括《伤寒论》,此版本被称作宋本《伤寒论》。作为官方校正修订本,宋本《伤寒论》影响深远。陈振孙云:“大凡医书之行于世,皆仁庙朝所校定也。[3]”现今出版的《伤寒论》多以赵开美影宋本为底本,亦是源自宋本《伤寒论》系统。此外,宋臣校书质量极高,据《伤寒论·序》可知,参与校勘此书的有林亿、高保衡、孙奇等。对于《伤寒论》的校正,宋臣十分仔细并加以校勘说明,指出疑误之处。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桂枝加葛根汤条”云:“臣亿等谨按,仲景本论,太阳中风自汗用桂枝,伤寒无汗用麻黄,今证云汗出恶风,而方中有麻黄,恐非本意也。[4]”宋臣对于原书发现的问题也十分谨慎,并不妄改古书。正是此种严谨的态度,使得宋本《伤寒论》价值极高。而质量高的版本,对于学术的传承意义极大。《伤寒论》官方定本的出现,有利于伤寒学术的发展,对于后世伤寒学派的发展,校正医书局的贡献不可磨灭。

2 宋臣校书的取舍

前文所述,校正医书局校定医书,进而出现了官方公布的《伤寒论》版本,但此版本底本为何,钱超尘认为是“以高继冲本为底本”[5],而田思胜认为“林亿校勘《伤寒论》所用底本非高继冲进献本,而为宋时新发现的一种传本”[6]。但不论使用哪个版本作为底本,《伤寒论》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多个版本是不争的事实。如《脉经》对于《伤寒论》的条文按汗吐下之可与不可排列。《外台秘要方》中《伤寒论》的内容,张维亮等[7]通过与今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卷次对照,发现伤寒内容在《仲景伤寒论》的第二卷至第十一卷是按照“伤寒日期”编次的。此外,《金匮玉函经》亦被认为是《伤寒论》别本[8],《圣济总录·伤寒门》内容与《伤寒论》条文有异有同,或为《伤寒论》其他版本。对于以上版本,内容有较大差异。宋臣不论选择哪个版本,其他版本的内容不能全部收录,因此或造成部分内容与记载方式散佚。此外,宋本《伤寒论》校语较少,部分校定之处无法查得根据,众医家纷纷开始阐发自己的观点。明重刊《伤寒补亡论》序云:“(郭雍)叹其亡失,乃更阐其奥,而发起微,作《补亡论》一书以发其义。[9]”《伤寒补亡论》等书采用补亡的方法或与此有关。

3 雕版印刷术的普及

雕版印刷术始于唐,在唐代已进入寻常人家。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10]”至北宋,官方重视文化,对经史子集各类图书进行刊刻。北宋官方除设立校正医书局校医书外,亦对所校之书进行刊刻。有关《伤寒论》校定后前后经历三次刊刻,分别是治平二年(1065)大字本与元祐三年(1089)国子监本以及浙路本,浙路本稍早于国子监本[11]。韩祗和、朱肱、庞安时、郭雍等宋代名医,所读之《伤寒论》均为林亿、孙奇校定之本[12]。对于《伤寒论》等医书,不仅官方大量雕版印刷,民间的刊印亦十分繁荣。如朱肱《活人书》在大观二年(1108)成书后,到政和八年(1118)再次刊刻前,“及至濉阳,又见王先生《活人书》。京师、京都、湖南、福建、两浙,凡五处印行”[13]。王先生《活人书》即为王作肃取《南阳活人书》为底本所刻《增释南阳活人书》,从此处可以看出,短短10年时间,仅朱肱《活人书》的增释本就至少在5处刊印,可见此时民间印书之盛行与书籍流传之迅速。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大大降低了流通成本,为《伤寒论》及其相关著作的传播创造了便利条件,从而使更多医家能够阅读,也为更多伤寒著作与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4 政府的重视与推广

宋代政府对医学十分重视,《宋会要》载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今既别置医学,教养上医,难以更隶太常寺,欲比三学,隶于国子监”[14],此时医学已与传统经学有大致相当的地位。由于政府对于医学的重视,《伤寒论》重视程度也得到提高。如医学教育方面,国子监医学内方脉科“兼习王氏《脉经》、张仲景《伤寒论》”[14]164,此时《伤寒论》成为国子监医学生员内方脉科必读书籍。而对于民间医学,研习《伤寒论》也并不困难。校正医书局校勘《伤寒论》后,并非藏之金匮,而是在国子监刊刻,让世人购买,但由于字大行疏,价格昂贵,政府又刊刻小字本以降低民众购买成本。《宋以前医籍考》载宋哲宗元祐八年国子监牒文:“下项医书册数重大纸墨价高,民间难以买置。八月一日奉圣旨令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内有浙路小字本书者,令所属官司校对,别无差错,即摹印雕版,并候了日广行印造。[15]”以上文字也从侧面反映出政府对于《伤寒论》推广的重视,此时能够阅读《伤寒论》的人数较“秘仲景要方不传”的前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加。此外,对于其他伤寒著作政府亦十分重视,如“《活人书》既献于朝,蔡师垣当轴,大加称赏,即令颁行”[16]。朱肱在政和元年(1111)将《活人书》上呈朝廷,受到当朝宰相蔡京的赏识,随即公布刊行。正是政府的推广,更多的人能够研习《伤寒论》及其相关著作,也为日后伤寒学术争鸣奠定了基础。

5 医生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

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思想熏陶,部分知识分子在考取科举之前便以行医为业。如许叔微官至翰林学士,但据《武进县志》载年轻时“尝举乡荐,省闱不第”[15]188,并在《普济本事方·序》中自述“及长成人,刻意方书,誓欲以救物为心”[17],至54岁终进士及第。《夷坚志》对此事记载略有出入:“(许叔微)家素贫,梦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须积阴德。许度力不足,惟从事于医乃可,遂留意方书。[18]”虽然《夷坚志》乃宋人志怪集,可信度不高,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此时习医不再认为是不入流之事,而是积德之举,加之宋代政府重视医学,甚至将医学提升到与经学同等的高度,医生社会地位较前代有所提高,因此时人习医热情大涨,尤其是士人阶层。如朱肱便是出身于书香门第,以“一门三进士享誉天下,父临、兄服皆当世名儒”[19]。又如郭雍为程颐再传弟子,早年习儒,与朱熹就易学观进行了往复辩论,对宋代以后的易学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此外,部分习医之人也开始重视读书治学,医生整体文化素养得到提高。如庞安时出身世医家庭,与苏轼、黄庭坚、张耒等人私交甚密,苏轼称其“颖悟过人,以指画字,不尽数字,则了人深意”[21],苏、黄、张三人还分别为其《伤寒总病论》作序或跋。相比以前医生多以下层人士为主,宋代习医者的素质明显提高,不仅有利于对既有医书的阅读与理解,提高知识水平,而且也有利于医生著书立说,将经验总结记录在册。《类证活人书·序》云:“枢密使高若讷作《伤寒纂类》,翰林学士沈括作《别次伤寒》,直秘阁胡勉作《伤寒类例》,殿中丞孙兆作《伤寒脉诀》,蕲水道人庞安常作《伤寒卒病论》。”[13]6正是士人阶层的加入,以及部分习医之人重视文化的研习,使得医生整体素质得到提高,便于其理论的传播,从而促进了伤寒学派的传承与发展。

6 伤寒医家的阐发与互相推崇

《伤寒论》言简理奥,宋代医家开始结合自己的理论对其进行阐发。如朱肱认为伤寒六经即指经络,以《灵枢》六经经络循行解说伤寒六经症状。此时对于《伤寒论》的阐发研究,并不是拘泥于原书。韩祗和云:“古今治伤寒,无出于仲景方,仲景尚随证加减药味,量病而投之……今人医者,见古方中加减,竟即依方用之;若方中无加减,竟不能更张毫厘,所谓胶柱也。[22]”此种环境下,促进了伤寒理论的发展,创立了新方,扩大了治疗范围。如庞安时创寒凉方治温病,风温用知母石膏汤,湿温用石膏甘草散,温毒用三黄石膏汤,黄丕烈称其“实能发仲景未尽之意,而补其未备之方”[23]。宋代伤寒医家之间亦互相推崇,常取前人著作之理论继承发扬。许叔微《伤寒百证歌》,歌后引朱肱、庞安时、孙用和、孙兆、孙尚、王实等人之言以相发明;郭雍在《伤寒补亡论·自序》中指出引用朱肱、常器之、庞安时、王实之语以全其义。对于前人著作的引用,宋代医家亦是在改进中继承。如李知先《伤寒活人书括》云:“《活人书》云:三阴无头疼,唯厥阴有头疼。至吴茱萸证却云:干呕吐涎沫,头疼,属少阴,以此论之,少阴亦有头疼,但稀少耳。[24]”正是宋代伤寒医家尊古而不拘于古,并不断吸纳时人观点加以修正与阐发,促进了伤寒理论不断发展。

7 两宋伤寒疾病的流行

两宋时期伤寒疾病流行,王仲弓称“疾之伤寒。所在无岁不罹其患”[25],可见伤寒疾病流行之严重程度。伤寒疾病的流行使医家开始更加重视伤寒的治疗,促进了《伤寒论》等伤寒书籍及其理论方药的传播与推广。如校正医书局校医籍时,选中《伤寒论》一书,并在序中称“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4]1。此外,众多的伤寒患者也为医家提供了更多实践的机会,促进了伤寒理论及临床的发展。如李子建其父祖皆死于伤寒,故学习伤寒,八年后“江淮之民,冒寒避寇,得此疾者颇众”[13]186,在治疗过程中发现“伤寒本无恶证,皆是妄投药剂所致”,并作《伤寒十劝》一书。可见此时《伤寒论》的治法对于相关疾病治疗十分有效,伤寒治法也得到了医家的推崇,使医家对于伤寒理论与治法的理解更加深入,并在临床实践过程中不断改进,促进了伤寒理论与治法的传播与发展。

可以看出,伤寒学派在两宋时代得到快速发展,出现众多医家医著有其必然原因,而且是多种原因共同产生的结果。校正医书局对于《伤寒论》精心校勘,使《伤寒论》有了定本,促进了《伤寒论》的推广;由于宋臣校书有所取舍,无法呈现《伤寒论》原貌,因此部分医家开始对传世《伤寒论》部分条文产生疑问,进而对此进行补充评注,促进了《伤寒论》研究朝着多元化发展;宋代政府重视医学,医学地位得到提高,医学教育事业也得到发展,《伤寒论》成为官方医学教育指定图书,政府并将所校《伤寒论》公布于世,鼓励民间购买,而雕版印刷术的盛行,使《伤寒论》及相关书籍的获得成本大大降低。以上原因共同促进了《伤寒论》及其知识理论的传播。知识分子加入医生队伍,医生亦开始重视对于儒学的学习,使得医生文化素质得到提高;加之宋代医家不拘泥于《伤寒论》原文,对其内容进行阐发,且医家之间互相推崇、不断改进,也是此时伤寒学派发展的重要原因。此外,伤寒疾病的流行也促进了医家对于伤寒的认识,多方面的原因共同促进了伤寒学派在两宋时期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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